范仲淹执教应天书院事迹考论

∗∗∗第32卷第3期绥化学院学报2012年6月Vol.32No.3Journal of S uihua Univers ity Jun.2012范仲淹执教应天书院事迹考论
宋烨
(商丘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商丘476000)
摘要:范仲淹乃北宋名臣,因先后求学于应天书院,娶当地望族李氏为妻,执教应天书院,故与商丘渊源颇深,曾先后两次长居商丘达八年之久。

尤其在为母守孝之际,面对应天书院之邀,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最终应允,凸显了儒家学者时刻心系民生的入世情怀;主掌应天书院期间,范仲淹倾力于教学事务,从教育制度革新,教学内容、方法的择取以及师德修养方面都有明显建树,应天书院也因此成为北宋书院制度践行的典范;尽管远在朝野,范仲淹依然不忘为国家前途命运分忧,上万言书于朝廷,提出诸多解救时弊之良法,其济世之策不仅为其后来政治、经济、教育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也给其他士林之士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范仲淹;应天书院;上执政书;忠孝观;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Ｋ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12)03-0094-04
范仲淹一生曾在商丘居住达八年之久,尤其三年的主掌应天书院生涯对他以后的政治命运的转捩、思想体系的丰富等奠定了基础。

一、应允应天书院之邀:忠、孝观念的艰难抉择
天圣五年(1026年),范仲淹因母丧商丘而弃官守孝,学界多以“时晏丞相殊为留守,遂请公掌府学”[1](卷之一·代人奏乞王珠充南京讲书状)为据,认定范仲淹在此盛情难却下,欣然答应执教于应天书院。

其实,我们如果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范仲淹的忠孝观以及个人经历、性格等就不难发现,范仲淹最终能应允执教于应天书院,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通过审慎思虑才最终做下如此决定。

强烈的孝道观念为其欣然应允执教应天书院制造了极大障碍。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判断,孝道观念在范仲淹心中可谓根深蒂固。

从其初知自己真实身份便毅然决定离家远赴应天书院求学之举可以判断,他对因家父早亡导致自己颠沛离乡、母亲改嫁他人迫使自己改由朱姓的残酷现实是心存芥蒂的。

尽管学者在范仲淹母子与继父前妇之关系上存有分歧,但笔者认为,无论哪种观点符合客观事实,这均与范仲淹怀有浓厚的忠孝观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他后来上书朝廷,请命改回范姓之举可以判断,其怀有强烈的孝道观念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从范仲淹本人的言语中亦能论证此论,范仲淹曾说:“忠孝者,天下之大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的论点。

他在《上执政书》还说,“今亲亡矣,纵使异日,授一美衣,对一盛馔,
尚当泣感风树,忧思无穷”[3](卷九·上执政书)。

由此而言,在忠孝二者之间,范仲淹还是倾向于孝道为本位的。

正因为范仲淹有着如此浓厚的孝道观念,加之母亲命运多舛,多年含辛茹苦养育自己,又不幸客死他乡等事实,我们可以推断,他在守丧期间,断难轻易接受应天书院之邀。

可事实并非如此,范仲淹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邀请,考其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端:
首先,儒家入世观念的推动。

范仲淹是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籍读书之举以达明道与治世的入世情节在他身上表现得亦十分明显。

正如他曾说:“吾读书学道,要为宰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

”[3](附录十一·纪事)由此可见,读书明道以活命天下是他毕生的追求。

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正是他这种心境的真实写照。

当面临应天书
∗[收稿日期]2011-11-08
∗∗[作者简介]宋烨,商丘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及妇女史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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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邀,这应是上天赋予他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良好时机——
—用自己的入世观念培育更多如他一样心系国家前途的有用人才,以救时弊。

当然,在思考是否接受这一邀请时,孝道观念必然在不时纠缠着范仲淹的思维,严重制约他做出明确的决断。

其在上《执政书》对此亦有明确的交代。

庆幸的是,经过思想斗争,其“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的信念助使他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其次,拯救荒疏学风的雄伟壮志。

范仲淹最终执教应天书院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极力拯救当时荒疏学风的一种意愿。

早在唐朝末年,儒、道、释三家并流的社会现实对当时的社会思潮产生重大影响。

三家学派尽管有着明显的分歧,但过度追求义理而鲜顾社会现实却是他们共同的弊端。

这种状况当然也影响了宋代的学风。

北宋之初,学风多承五代之余绪,大盛文尚虚华、繁琐之风。

针对这一社会现实,范仲淹认为,治学除了明道外,还应提倡实用之学,以备社会之需。

命运给他提供了实践自我的机会,他理应不会放过。

我们从他在应天书院力推并从事于“易经”与“艺文”两科教学可以看出,他希翼倡导一种“经学”与“实学”相结合的学风。

按照范仲淹的理解,易经可以活天下之命,而医则可活个人之命,所以,经学与艺文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理应成为学界所倚重的内容。

最后,与应天书院之间的特殊情节。

当得知自己身世的潦倒之际,应天书院成为他改变命运的最大首选,由此可见,应天书院在当时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广大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学子们心目中地位之高。

五年的求学生涯,尽管只能用辛苦来形容,但这五年辛苦所获得回报也可用丰厚来描述。

凭借在应天书院所学,范仲淹奠定了扎实的学问基础,领悟了儒学的真谛,树立了济世救民的抱负,终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种经历,对一个身世卑微,阅历曲折,而又极力想改变命运的学子而言,应当称得上刻骨铭心,他对应天书院的感激之情也可想而知,我们从他的《南京书院题名记》与《睢阳学舍抒怀》等名篇中便可明晓此点。

因此,当自己有幸接到应天书院之邀请,从内心愿意应允以报应天书院培育之恩的心情也应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经过层层思想斗争,范仲淹最终还是答应了执教应天书院,这种忠于国家与济世救民的情怀最终突破了“孝道”观念的禁锢。

二、倾力教育革新:转变教育与士林风气的宏愿
在执教应天书院之间,范仲淹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良好的教风与学风在应天书院蔚然成风,最终促使应天书院成为享誉当时大江南北的学府,范仲淹也因此被后人称誉为“我国书院教育的开拓者”[4],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他人很难代替的地位。

范仲淹诸端为革新教育事业所做的努力,也给我们当下的教育者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启发。

(一)教学当重济世之道。

针对当时的荒疏学风,范仲淹认为,“国家劝学育才,必求为我所用”[1](卷十·上时相议制举书),教学内容必须要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而进行。

范仲淹的这种认识是与其对中国学术的深刻了解是密不可分的。

他指出,经学乃活命天下之学,如说:“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

故俊哲之人,
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私人之徒,复何求哉!至于扣诸子,猎群史,所以观异同,质成败,非求道于斯也。

”[1](卷十·上时相议制举书)因此,在教学活动中,要把六经作为教学重要内容。

从现代学科而言,经学乃探寻规律之学,应属于哲学的范畴。

学者明晓了经学,便可“尽变化之道,通幽明之故,尽事务之情”,困扰国家之诸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故此,他把经学视为活命天下之学应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他的极力倡导抑或直接引导下,诸如孙复、石介、张载等学者均对经学有了新的认识,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宋明理学渐趋发轫,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道路于此大变。

因此,范仲淹对中国学术发展贡献甚巨。

范仲淹对艺文之学也有着独特的认识。

例如,他对医学的社会功用推益尤甚,他指出:“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3](附录十一·纪事)把医生与丞相之地位相媲美。

此外,范仲淹还极力阐发武学、兵学等经世之学的重要性。

范仲淹还异常欣赏掌握经世之学的人才,譬如,他对宋代功利思想的先驱李覯就非常赏识,把他推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

范仲淹倡导经世致用学风的做法,对当时的政治思潮与学风均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李覯、王安石为代表的功利学派,后来发展成为宋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流派,这均与范仲淹的倡导、教育与极力提携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教学应严遵章法。

针对教育规律与教学方法,范仲淹也提出了如下精粹的观点与认识:
首先,教育须严于管理。

范仲淹在掌应天书院时,为了提升教学与学习效果,他制定了严格了管理制度。

譬如,要求“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

往往潜至齐舍诇之,见先寝者,诘之,其人绐云:‘适疲倦,暂时就枕耳。

’仲淹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亦妄对。

仲淹即取书问之。

其人不能对,乃罚之。

”
[5](卷十·晏殊范仲淹·页一八二)为了保证诸生均能遵守学院制度,范仲淹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常入诸生宅舍以达监督之用。

作为应天书院主掌,范仲淹自己也不例外,亦常常与其他同仁一道,经常光顾学生宅舍。

此处既说明了范仲淹具有严于执教的思想,同时也说明他对学生诚信品德的重视。

其次,教学重在言传身教。

范仲淹在执教应天书院时,“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

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

往往潜至斋舍诇之。

见先寝者,诘之,其人亦妄对,则取书问之。

其人不能对,乃罚之。

”从这则资料可以看出,作为一名教育管理者,范仲淹不仅给学校制定了规章制度,要求学生遵守纪律,自己也应做到以身作则。

为了能够制定出难易适中、与当下社会问题密切结合的题目,范仲淹还要求“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

”[5](卷十·晏殊范仲淹·页一八二)这种认真的教学态度,即便放在今天,依然值得称道。

其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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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瞻性由此可见一斑。

(三)师者宜重师德修养。

作为教育工作者,范仲淹尤重师德修养,除精心于教学事务外,范仲淹还特别重视对有资质学生的倾力资助与提携,其对宋明理学三先生之一的孙复的资助与交友,就被传为学界的一段佳话。

据《宋元学案》记载:“范文正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

文正赠钱一千。

明年,孙生复过睢阳谒,文正又赠一千。

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

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为养。

若日得百钱,甘旨足矣。

’文正日:‘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

吾今补子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生大喜。

于是,授《春秋》。

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

明年,文正去睢阳,孙亦辞归。

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6](卷二·泰山学案)
贫困书生孙复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物之一,当然与其自身的禀赋、个人刻苦钻研分不开,但范仲淹对他的无私帮助与及时提携,也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也能深刻体味到,教育工作者除完成自己的教书育人这一本职工作外,对一些有潜质而家境贫贱的学生给以必要的帮助,并在关键时刻置之一定的荐举与提携,这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善于发现人才,对其进行无私的帮助与严格的教育,并在合适的时机为其寻找机会,这应为师者最起码的道德修养。

三、上执政书:处庙堂之远则忧其君的济世情怀
范仲淹曾因一篇《岳阳楼记》而备受当时朝野及后人称道,然客观而言,最能反映其忧国忧民情怀的则当数其在应天书院执教期间所撰著的《上执政书》。

此书最能反映范氏思想之精髓,其中饱含范仲淹革新旧制、针砭时弊、教书育人、选拔人才、军事、治边等思想,为其后来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基调。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范仲淹已经去官执教,远离政治是非之地,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应天书院,即便社会积弊再深,也可视而不见,落得清闲。

而范仲淹不仅没有如此,反而潜心执笔,把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加以分析与阐发,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精神。

苏轼对他这种处庙堂之远不忘忧君的行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

至用为将,摧为执政,考其生平所为,无出此书。

”[1](序)并把此书推益为与历史上著名的韩信“汉中决策”、诸葛亮的“隆重决策”相媲美的高度。

《上执政书》不仅对宋代帝王治理国家有着积极的鉴戒作用,还对当下社会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不以天下久太平,而不思变通之道”的变局观。

在《上执政书》开篇部分,范仲淹简单交代自己上书之初衷后,便直陈忧患意识与变法之道的重要性。

如说:今朝廷无忧久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亦,中外方奢侈矣,百姓久困穷矣。

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财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

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财不充,则明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3](卷九·上执政书)
此处表明,尽管宋代当时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但这种长期的稳定却隐藏着极大隐患在里面,如若不加以注意,任由发展,将给国家带来巨大威胁,突出表明了其忧患意识。

按照范仲淹的思维,既然长久稳定的社会现实带有如此巨大的隐患,为政者势必进行一定的改革来应对或预防灾难的发生。

因此,他提出了应对之方,即“思变其道”,惟其如此,才可能达到“国家磐固基本”、“王道复行”与“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的目的。

否则,“一旦乱阶复作”,便会酿作“天下为血为肉”的悲惨结局。

为了引起当政者注意,范仲淹在此处深入阐发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范仲淹意在表明,为政者不但要有忧患意识,还应具有变通观以及发展的眼光。

如果我们联系后来的历史事实,便能更为直观验证范仲淹的这种担忧确具卓识。

宋代后来内忧外患时局的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因封建帝王、官僚阶层及民众的“无忧”而起。

(二)“针砭吏制腐败,呼吁选拔有用之才”的人才观。

范仲淹认为,国之大要在于固邦本,而固邦本又重在举县令、择郡守。

因此,官吏的选认定是否得当,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与发展。

在官吏的任用方面,范仲淹认为当时存在着很大的弊病。

譬如,在县令选拔上层面,“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循已;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

故一邑之间,薄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

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

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3](卷第九·上执政书)在选拔郡长层面,“某又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

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狱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以移风易俗为虚语,以简贤附势为知己,清素之人,非缘嘱而不荐,贪黜之辈,非寒素而不纠。

”[3](卷第九·上执政书)这种选拔官吏之方尽管不排除有合适人才被纳入官僚阶层,但因上述选拔官吏之积弊甚深,加之历朝多因循严格,不敢作任何僭越之举,整体而言,国家所需之才很难进入他们的视线,更不要说当选了。

这种选拔体制最终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即有用之才不能得以重用,而时局不需要的庸才却连连被推向政治的舞台。

这种官僚选拔体制对社会造成的恶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正如范仲淹所说,事情一旦达到“覆霜坚冰至”的程度,就很难再有解救之方了。

因此,他呼吁在人才选拔这一重要政治问题上,希望当权者尽早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并对之进行必要的革新。

否则,固国本之宏愿根本是无稽之谈。

关于如何才能选拔合适而有用的人才,范仲淹也提出了两个极具卓识的观点:其一,重寒俊,广开途;其二,重实学,斥浮伪。

简而言之,打破固有成见,以真才实学作为判断人才优劣的标准。

上述人才选拔标准,无疑有利于打破门户之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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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才实学之人脱颖而出。

(三)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教育思想。

范仲淹在执掌应天书院之前,曾先后任地方官吏多年,民生疾苦与社会积弊甚深的社会现实给他带来很大的感触,其忧国忧民的个人性格又激发了他拯救黎民与国家的雄心壮志。

因此,在教育问题上,范仲淹已经对当时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现实想脱离的社会现状提出了严重的不满,阐发了教育应以服务当下社会为先的理论。

范仲淹深切感到,当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问题重重。

如说:“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维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

及于入官,鲜于致化,有出类者,岂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经之士,全暗指归,讲议未尝闻,威仪未尝学,官于民上,贻笑不暇,责其能政,百有一焉。

”[3](卷第九·上执政书)此处表明,范仲淹最终还是把教育的最终目的聚焦在了“能政”上,在他看来,当时士林间所推崇的专任“稽古”为尚的学风是不足道的,学者应对民生疾苦与社稷安危给予应有的关注。

关于如何培养与选拔有用之才,范仲淹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

首先,在人才选拔上,“先策论以观其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

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

有讲贯者,别加考试。

人必强学,副其精举。

”[3](卷第九·上执政书)范仲淹此论确具卓识,因为他深谙教育之本乃在于为国家培养人才,一旦国家择取人才的标准发生了改变,教育模式必然随之改观。

其次,制定合适的教育制度。

“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

辟文学掾,以专其事。

敦之以诗书礼乐,辩之以文行忠信”。

[3](卷第九·上执政书)此论也同样卓识频现。

人才的培养贵在教育,而国家把教育问题制度化则毫无疑问有益于教育发展与普及。

另外,范仲淹此处还阐发更具意义的人才评价标准问题,在他看来,人才必具两大素质,其一是有专其事的本领,其二是忠信的道德素养。

这种德才兼备的人才观,无论是对宋代教育模式的发展,还是对中华文明的推进都极具积极意义。

此外,《上执政书》所蕴涵的丰富思想还有很多,篇幅所限,不容赘述。

上述几点足以证明范氏拥有处庙堂之远亦忧其君的伟大情操及深邃的政治与社会思想。

范仲淹上述诸端事迹及所饱含的深邃思想给我们启示颇多,范氏之所以被时人及后代所称誉,这是与他时刻心系社稷安危、黎民福祉,而不顾个人得失的高尚情节所决定的。

当然,在范仲淹的成长过程中,应天书院的扎实学风,商丘地处中国传统文化发祥地的重要地理位置,淳朴民风等也对其范氏的思想体系发轫、丰富等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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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姜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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