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字与埃及圣书字 在音、形、义相互关系中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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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17期
总第818期No.17,2020
Total of 818普遍认为，文字创制于语言之后。

凡是文字，都
有音、形、义三个基本要素，然而根据三者之间相关
性的强弱，文字又可分为图画文字、意音文字、表音
文字。

从时间来看，三种文字自早至晚出现的次序亦
如是。

《说文解字·叙》有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
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
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

”诚如许慎之
言，汉字的创制，源流明晰[1]。

然而，欲探究其信息
传递效果，比较分析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

在早期文明的另一端，古埃及也逐渐发展出一套完善的意音文字体系即圣书字。

为探究两种文字的信息传递效果，本文将从形—义；形—音；音—义等关系入手，对比先秦汉字与埃及圣书字的异同。

1形—义关系对比
从现存的书写材料来看，先秦汉字主要篆刻于龟
甲、兽骨及青铜器上。

由金文“
”等字形推测，其书写材料还有质软的布帛、简牍等，但后者更易腐烂，因此存世甚少。

同理，从存世的埃及纳尔迈石板、金字塔、神庙、壁画、石碑、陶器、莎草纸等珍宝中也可以推测圣书字的书写材料，而符号“
、”则是确定莎草纸的地上材料[2]。

但是，无论甲骨、钟鼎，抑或石料、纸张，在当时都是十分珍贵的。

因此，汉字与圣书字的字符都排列得相对紧凑。

除追求美观外，减少资源浪费也是先民们需要考虑的。

从字符的排列方式来看，两种文字各具特色。

排列方式受书写形式影响。

为方便比较，这里先称由一个或多个字符构成，且拥有独立、完整含义的单字或单词为“字符组合体”，并以之为比较单位。

在汉字和圣书字中，为了使字符排列得相对紧凑，两种文字都遵循着相似的原则，即利用字形结构来节省空间、使其美观。

通过对单个字符的形状、字符与字符间的位置关系、字符组合体的整体形状进行归纳，笔者总结出了四种结构。

扁平字符的组合多上下相叠[3]。

如圣书字“”和
汉字“”；竖长字符的组合多左右并列。

如圣书字中
“
”和汉字“”；中空字符可以包围小字符。

如圣书字“、、”
，汉字“”；小字符则更为灵活。

左右并列则可与扁平字符相叠，如圣书字“”。

上
下相叠则可与竖长字符并列，如汉字“”。

与凹形字符组合则“见缝插针”，如圣书字“”
，汉字“”。

尽管构字原则大体相同，但本质差异依然存在。

从最浅显的字符组合体整体形状来看，单个汉字的整体形状以正多边形为主，字与字之间大小相近且相互独立，较少受书写形式影响，因此汉字以“方块字”闻名于世。

此外单个汉字的字符组合方式相对稳定，即单字内字符的有无、形式、方位会因时而异，很少因“势”而异。

相比之下，圣书字单词的整体形状，字符组合方式就显得灵活得多。

圣书字单词的字形结构受书写形式影响较大[4]。

与汉字单字不同的是，圣书字单词的整体形状并不固定，而是因书写方向而异。

以“王名圈”为例，在横
向的王名圈“”中，单词的整体多呈扁平状，而在
纵向的王名圈“”中，单词的整体多呈竖长状。

书写方向的改变会带来字符位置的变化，较之“方块字”，其单词与单词之间的独立性要羸弱许多。

此外书写方向的改变还会导致字符方向的变化。

如圣书字符“
、”，二者音、形、义相同，只不过“人面”与书写方
先秦汉字与埃及圣书字在音、形、义相互关系中的比较
刘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咸阳 712100）
摘要：为了探究意音文字在表意—表音方面的形式及效果，本文选取了先秦汉字与埃及圣书字两种代表性意音文字，并对其从音、形、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进行了对比。

通过对比，本文梳理出了两种文字各自在表意—表音方面的积极性与局限性，并对其限制性因素与可借鉴之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先秦汉字；圣书字；意音文字；同源词 中图分类号：H12；H6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7-0045-03
作者简介：刘颢，男，吉林长春人，本科，研究方向：英语翻译。

指导老师：杨晓峰（1978—），男，陕西陇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科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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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文摘2020年9月上****************
向相迎。

相比之下，先秦汉字的书写方向则较为单一，字的大小相对统一。

在表意方面，汉字与圣书字都有“书画同源”的特点，但是二者的差异在于汉字中的象形字更为抽象，
而圣书字中的象形字则更为写实。

以金文“”为例，三字分别意指龟、象和狗。

从字符轮廓上看，它们都近乎矩形，这便于“方块字”的构造。

从表意效果来看，三者规整而不失“神似”。

相比之下，圣书字中意象相近的字符“、、”则更为真实。

由于其表意效果一目了然，这里便不做赘述。

在两种文字中，象形字除单独表意外还可以在意
音文字中充当意符。

笔者在文章开篇即言：“文字创制
于语言之后”。

文字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存储语言信息。

在这里，笔者将语言信息分为两种。

其一为直观的语
音信息，其二则是语音所表示的含义。

纯粹的表音文
字可以记录语言的语音信息。

然而，想要通过文字破译其含义则需要对语境进行还原。

意符的使用相当于
给表音文字增添了视觉维度，可以更好地辅助文字还
原语音所表示的含义。

此外，意符对语言信息有着分
门别类、缩小范围、指明方向等作用。

从信息论的角
度讲，意符的使用降低了文字对语言信息还原的信息熵，尤其是在同音异义词中，意符的存在降低了语言信息破译的不确定性[5]。

2形—音关系对比
与意符相比，音符更能反映出两种文字的本质差异。

圣书字是音位文字，一个音符表示一个音位，而
汉字是音节文字，一个音符表示一个音节。

音节由音素组成，任意一个音素的变化都意味着整个音节要随之而变。

然而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受各种条件影响，语音发生改变是在所难免的，因而以音节为基本的记音单位很难及时反映语音的变迁。

在汉字中，大量转注字、假借字的存在与此不无干系。

相比之下，圣书字以音素为基本的记音单位，这在表音方面则显得更为灵活、细致。

但是，由于记音单位的细化，一个中古埃及语单词的音往往需要由多个音符表示，这显然不如一个“方块字”节省空间。

在中国，音韵学家们开始用音素来拼合音节是在反切法的发明之后。

此外，由于音节的数量远大于音素的数量，因此汉字的音符系统更为庞杂。

较之汉字，由于音符的数量有限，圣书字的表音形式则更为简便也更有规律可循。

3音—义关系对比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字的源流可以从字形入手进行考据，然而，对于转注和假借二字的源流则需从字音入手进行考据。

根据“文字创制于语言之后”的结论，我们可以推知在文字创制之前，语言已然源流明晰。

在屈折语中，一个词源可以通过增减词素或改变音素来派生词汇。

在我国，20世纪以来，通过对以往训诂学的继承以及对音近字和谐声字的研究，汉字字音的源与流日趋清晰。

与屈折语不同的是，汉语为单音节语言，其词汇的派生以改变音素为主，几乎没有词素的增减。

以《同源字典》中同源字“依、倚、椅”为例。

其中依与倚二字同义[6]。

《说文》在释“依”字时曰：“依，倚也”，而释“倚”则曰：“倚，依也”。

二字互释，足可见二字同义。

就“倚”与“椅”二字来讲，二字古音相同且意义相关。

“倚”指倚靠，而“椅”则指供倚靠的坐具。

从词性上说，“倚”为动词，“椅”为名词，从意符上说，“亻”提示动作的实施者，“木”
提示物品的材质。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三字中“依”字出现最早，但随着语音的演变，其声符为“奇”所代。

而在含义的滋生方面，我们亦可推知在“倚”之后，其音的含义有所拓展，即
由原来的动作含义拓展到了动作的执行工具或承受者。

而在字形方面，这种变化体现在意符的改变，即由“亻”向“木”的转变。

这也可以印证前文所述，意符
可以降低文字破译的熵值。

以上三个字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然而对于部分假借字来说，如果没有古音作为桥梁，我们很难看出其源—流关系。

详例见表1。

表1 古音相同的同源字四例古音字形字义
peak 伯《说文》：“伯，长也”peak 霸《白虎通义》：“霸者，伯也”
peak 百《说文》：“百，十十也”
peak 佰《急就篇》颜注：“百人为佰”以上四个字可以归纳出三种含义：“伯，霸”二字所表示的“首领”之意；“伯，佰”二字所表示的“百人”之意；“百”所表示的数词“一百”。

从“百”演变到“佰”，不难理解，这是泛指向特指的转变。

然而“佰”与“伯”；“伯”与“霸”之间的关系则需仔细推敲。

其中“伯”是“佰”与“霸”二字在含义上的过渡。

集解引汉书音义：“首出什长百长之中。

”由此可见“首领”的含义是由“百夫长抑或众人头目”的含义中衍生出来的。

因此，我们又可以窥探出一条独特的词义衍生链。

从字形的角度来说，“伯”与“佰”意符相同，音符相近，而“伯”与“霸”除含义相近外，字形之间则毫无联系可言。

以上四字的比较是建立在古音相同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随着语音的演变，这四个字的读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现代汉语中“佰、百”二字音同，而剩余“伯、霸”二字则与“佰”字音近。

由此可见，如果在音与义都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意符的缺失会给语言源—流的考据带来巨大的困难。

此外，在汉字中，声符的改变可谓是“大动干戈”，如“依”到“倚”的演变。

这远没有圣书字在考据语言源—流关系方面高效。

相比之下，中古埃及语作为曲折语，其词汇的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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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除了音素的变化外还有可考的词素的添加。

由于其语言源—流的考据更有规律可循，笔者在此不做赘述。

与汉字不同的是，由于圣书字以音素为记音单位，其同源字之间的源—流关系从字形上来看，更为明显[7]。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而对汉字大加贬损，毕竟两种文字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为音位文字，而后者则为音节文字。

以上，笔者对比了先秦汉字与埃及圣书字在音、形、义三者间相互关系的异同。

从象形而言，圣书字更加直观、细致，而汉字更加规整、凝练。

从排列方式而言，两种文字都兼顾秩序与变通。

从表意而言，汉字与圣书字都使用意符作为阅读提示以降低文字破译的不确定性。

从表音而言，二者都有独特的记音方式，然而受语言特点的影响，在单个字符组合体中，汉字的音符较圣书字少，但其选择范围则更为广泛。

总而言之，无论是汉字与圣书字的表音-表意功能，抑或是其音、形、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文字记录信息的形式与传递信息的效果是受其语言特点和应用环境限制的，然而其稳重、灵活等品质是值得语言学习者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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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mes P.Allen.Middle Egyptian:An Introduc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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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科利尔,比尔·曼利.古埃及圣书字导读[M].北
京:商务印书馆,2017.
[5]吴军.数学之美(第三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0.
[6]王力.同源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陈永生.汉字语圣书字表词方式比较研究[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3.
（责编：王锦）
的伤口使得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羸弱，而最终加速使萨姆沙走向死亡的是客厅小提琴事件，在房客入住萨姆沙家的某一天傍晚，妹妹在起居室拉起了小提琴，优美的琴声将房间内的萨姆沙不知不觉地吸引了过去，房客在见到萨姆沙后生气地要求退房，而妹妹最后的心理防线也由此崩塌，她大喊着：“我们一定得把它弄走。

我们照顾过它，对它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想谁也不能责怪我们有半点不是了。

”妹妹的想法也获得了家人的赞同，在萨姆沙灰心回到房间后，妹妹更是“轻快地往前跳了几步”，将萨姆沙的房间锁上了，这一行为也使他更加笃定了自我了结的心愿，他希望给家人也给自己一个解脱。

由于萨姆沙被异化为非人的事实不可逆转，他内在的一切作为人的生命意志根本无法在现存世界里显现出生命意义的光辉[9]，萨姆沙只是发生了身体的变形，但他的内在还是一个人类，他同样需要家人给予的关怀，而他的家人却不能给予他温暖。

变成甲虫之前，萨姆沙一度感到精神空虚，感受不到个人价值，于是他拼命工作，努力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变成甲虫后，他承受着肉体的痛苦，但灵魂却很充实，然而变形却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成为了家庭的负担，他的社会存在价值由也不复存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终究不可调和，使萨姆沙找不到认同和归属。

4 结语
《变形记》在语言层面、图景片段层面和故事情节层面设置了空白，读者通过阅读小说，联结场景片段空缺，追随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解答心中的疑惑、弥补心中的空白并获得新的视界。

召唤结构引领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小说，读者可以驰骋想象，对小说进行能动地再创造，从而实现审美建构。

通过对小说的解读，笔者发掘出了小说的主题：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困惑。

卡夫卡将隐含之意寓于萨姆沙变形的故事中，借以表达现代生产社会束缚下个人主义的没落，孤独的萨姆沙尽管一次又一次地追寻着真、善、美，他的希望却一次又一次的破碎，最后他只能走向死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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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19(1):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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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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