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相遇而美:一名美学学人的感激之情

因相遇而美：一名美学学人的感激之情
彭修银
【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
【年(卷),期】2013(000)002
【总页数】3页(P5-7)
【作者】彭修银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收到《美与时代》“美学学人”栏目的约稿函，不由想起十五年前，该刊登了一篇介绍我的文章：《一位青年美学家的美学追寻——记青年美学家彭修银教授》。

它虽只简短介绍我的生平及治学经历，但对我后来的学术生命来说，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召唤。

“美学学人”栏目主要是刊发一些美学名家、美学大家的生平、治学经历和学术观点。

我不是美学名家，更不是美学大家，仅作为一名美学学人，谨向在学术道路上给予我扶掖和帮助的良师益友表示感激之情。

因与他们的相遇才找到了我美学研究的端绪；因与他们的相遇才让我不知不觉驶向美学的海洋、艺术的港湾、审美的岛屿；因与他们的相遇才使我乐此不疲地探索美学的精髓、艺术的神奇、审美的奥秘。

我最早是学习绘画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未正赶上我国第二次美学大讨论热潮（第一次热潮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美学大辩论）。

当时参加美学讨论
的人数之多，讨论的问题之广，是史无前例的：从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到美是什
么、美在那里；从“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到“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从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从马克思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是自然的人化”到“美是典型”、“美是自由的象征”等等。

也许被当时这种气氛所感染，我放弃了喜爱的绘画，加入到这一次美学大讨论的热潮之中。

开始只读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讨论美学问题的文章，其后又有目的地看一些中外美学大家的经典著作，也试着写了几篇美学方面的文章。

虽然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没有现在这么多，但大都愿意刊登美学方面的文章，因此不仅写出的几篇文章陆续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而且还经常收到一些刊物的约稿。

从此以后，我就把全部精力放到学习和研究美学上来了。

我的美学研究领域大致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即美学理论和美学史研究、东方美学研究、艺术美学研究、中国绘画美学和中国画论研究、戏剧美学研究、日本近现代美术研究。

我的研究之所以会涉及到这些领域，是与我学习美学的经历有关。

我正式把美学作为主攻方向是从198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文艺学、美学研修班开始的。

这个研修班第一年只招收了我一个人，而且由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黄药眠先生作我的指导教师。

黄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中文系领导考虑到黄先生的健康问题，告诉我每个月只能到黄先生家一次。

开始几个月我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后来黄先生常生病住院，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他家或医院去一次，一方面向他汇报我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照顾他老人家。

黄先生对我的指导，除给我讲授文艺学和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外，主要让我读三本书，一本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本是黑格尔的《美学》，另一本是丹纳的《艺术哲学》。

黄先生让我读这三本书的目的，主要是训练我的思维方式。

在黄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的理论思维能力大有长进，为后来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第二年又有华东师范大学的李惠芬、湖北大学的陈郭源、华南
师范大学的郑成伟、山东师范大学的周均平参加了这个研修班。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美学研修班二年的学习期间，正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室上课，这样我又有机会聆听我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蔡仪先生，以及钱中文、涂武生、王善忠、杜书瀛等老师的美学、文艺理论课，并结识了蔡仪先生的弟子毛崇杰、严昭柱、钱竞、王德和、杨宗兰、邢培民、许明诸位学兄。

1985年，我又参加了在北京大钟寺由蔡仪先生主持的美学讲习班，作为这个美学讲习班的班长，常利用汇报讲习班学习情况之便向蔡老请教，从中获益良多。

参加这个美学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40余名从事高校美学教学和研究的年轻学者，他们今天大都是各个高校美学专业教学的骨干教师，有的已成为我国美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如邱紫华、杜卫、李西建、朱志荣、张伟、朱存明等。

1988年我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美学专业的博士生，受教于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

在周先生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我作完了博士论文《美学范畴论》。

论文打印稿出来后，又得到蒋孔阳、吴中杰、谢冕、吕慧娟、朱恩彬、郁沅、邹贤敏等诸位先生的指教和鼓励。

后来经王兆鹏博士介绍，论文由台湾文津出版社作为“大陆博士论文文库”的一种在台出版。

在攻博期间，我还得到曾繁仁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以及马龙潜老师和陈炎、杜卫、傅谨、陈伟、王杰、徐宏力、杜道明、李庆本等师兄弟的帮助。

彭修银与范先生合影
1991年博士生毕业后，我到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教。

东艺系在当时虽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新系，但却有范曾这样的大师级的艺术家和宁宗一、薛宝琨著名学者。

由于他们奖励后学，使我的学业很快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

特别是范曾先生，他虽是一位画家，但对中国古典美学、诗论、书论、画论都很精通。

我在与他十余年的共事中，始终行弟子礼，司学生职，在艺术和学术上的收获可谓巨大。

我的《中西戏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和《中国绘画艺术论》两部专著就是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

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一墙之隔，任教于天大的王学仲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艺
术家和学者。

王先生为人谦和，虽然年长我20余岁，却愿与我兄弟相称。

王先生是中国现代文人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他研究的领域却是中国传统的文人画艺术。

我在台湾出版的《墨戏与逍遥：中国文人画的美学传统》，就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写成的。

在这个期间，我还有幸得到天津市美学界的老前辈著名美学家吴火先生及时任天津市美学学会会长的徐恒醇先生的厚爱。

他们先是将我增补为天津市美学学会副会长，后在他们的推举下我作了天津市美学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会长），使我有缘与天津美学界同仁结交、请益问难。

我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主要从事东方美学和东方艺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其中涉及到日本的传统美学和艺术，这样使我有机会多次东渡日本，并受到日本美学界、艺术学界友人的帮助和关照，其中有日本中央大学学长（校长）高木友之助教授、东京大学美术史研究室主任河野元昭教授、东京大学美学、艺术学研究室主任佐佐木健一教授。

高木友之助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曾在我国解放前的燕京大学读过书，后又多次来过中国。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我到中央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他对我特别关照。

为了让我了解日本的传统审美文化，他在百忙之中或亲自陪同，或让他的部下陪同我观看日本传统艺术狂言、文乐、能剧、歌舞伎，以及茶道、花道、香道、剑道、相扑的表演，使我对日本传统艺术有了较为全面的感性认识，对我后来的日本美学研究有很大帮助。

河野元昭教授是我多年交往最多的日本朋友，每次到日本访学，他不仅给我查阅资料、拜访学者提供方便，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不少帮助和照顾，使我每次都顺利完成了研究任务。

我回国后，他还多次寄来有关资料。

我承担的有关东方美学、日本美学及美术史方面的研究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些日本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完成的。

给予我学术影响和精神鼓励的，还有我在南开大学工作时的球友李剑鸣、刘景泉、王晓德、孟昭连、张毅、李毅、李翔海、王志耕诸兄。

他们当时都是南开大学的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南开大学文、史、哲学科的精英。

他们之中有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学科带头人。

我们在一起打球，虽说是出于对乒乓球的共同爱好，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种形式寻得一个谈论学术问题、交流学术信息的场所和机会。

我们一边打球，一边谈论学术、交流信息，轻松愉快，自由自在。

在这里，既切磋了球艺，锻炼了身体，又了解到各个学科研究的最新动态，他们表现出的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新锐的学术观点，更给了我许多启发。

我的很多文章，是在他们的启发下写成的，有些观点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彭修银在美国访学时留影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指导美学、艺术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后又指导文艺学、美学专业的博士生、博士后研究人员。

我虽然是他们的导师，但年轻人新进的思维方式、开阔的学术视野、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的很多论文和书稿，有的是他们帮忙整理的，有的是与他们合写的。

2006农历丙戌年伊始，我有幸被中南民族大学聘为该校的第一位首席教授。

我到中南民族大学以后，根据民族院校的特点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南民族大学中南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中心”。

中心成立不久就被湖北省教育厅批准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心的主要任务：一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二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整体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系统梳理和文化阐释；三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与当代审美文化建设的关系，探究适合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审美文化事业的发展模式和对策。

为了引起美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的关注，我创办了中心的刊物《民族美学》（以书代刊），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丛书》（10种）。

中南民族大学不仅给了我优厚的物质待遇，而且为我
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使我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主持完成了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出版了《东方美学》、《近代中日文艺学话语的转
型及其关系之研究》（合著）、《日本近现代绘画史》、《现代艺术学引论》（合著）和《中国画美学探骊》（合著）五部学术著作。

2010年北京大学恢复设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我有幸被聘为该院的兼职教授。

该院的院长是我在南开大学工作时扶掖我的老领导、我最敬仰的著名书画家、国学家范曾先生。

能继续得到先生的指教和帮助是我今生之幸。

我从天津调到武汉后，还得到了湖北省美学界、文艺学界前辈刘纲纪先生、王先霈先生与时贤彭富春教授、李建中教授的关照。

由他们的推荐将我增补为湖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和湖北省文艺学学会副会长。

他们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使我深为感动。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的是，先后编发我文稿的出版社和刊物的编辑，他们为我的文稿的问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他们无疑是我学术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让我不能忘怀。

我之所以把我在学术道路上行走的每一个印记都呈现于此，一方面是它真实地记录着我学术生命中经历过的精神坐标，另一方面是通过它使我更深地忆念和珍惜在我学术生命中每位扶掖和帮助过我的师长和朋友，以及我人生中随处可见的真诚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