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庆袍哥

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庆袍哥
作者：贺承祥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6年第12期
贺承祥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沙坪坝401331）
摘要：重庆袍哥在辛亥革命前期的反清斗争中为辛亥革命在重庆地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为重庆的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在辛亥革命进行中，袍哥固有的落后性和阶级的局限
性也暴露出来，使重庆乃至西南革命遭受重创。

随着重庆的光复，当局对袍哥态度的转变，重
庆袍哥逐渐走向没落。

关键词：重庆袍哥；辛亥革命；重庆光复
doi:10.16083/ki.1671—1580.2016.12.048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12—0157—03
重庆袍哥即哥老会，由清乾隆初年川渝地区的地方帮派啯噜会演变而来，《左宗棠全集》
中记载“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左宗棠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1990 年版，第
80 页），“啯噜变成哥老会匪”（《左宗棠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1990 年版，第466 页）。

明末清初，张献忠入川后对四川百姓进行的屠杀以及瘟疫的传播使得四川人口剧减，康乾时期
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移民政策，将两湖两广等省民众迁移到四川来弥补四川人口不足的漏洞。

这些入川的移民并非全是良民，其中不少游手好闲之徒在入川后没有安身立命的行当，只能被
社会边缘化进而遁入绿林，成为打家劫舍的土匪，各山头土匪依靠拜把结盟来共同抵御政府的
围剿，这就是咕噜会的前身。

太平天国爆发前后，社会动荡导致社会形态急剧变化，民间帮派
相互影响发展，咕噜会在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特点后形成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
袍哥会，在西南地区展开反清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反清反满的共同需求使袍哥和同盟会走到
了一起，并担当着革命先锋的角色。

但袍哥固有陋习和低下的思想觉悟，使得其在革命后成为
一群欺压百姓的土匪兵瘪，受到人民的唾弃。

本文以此为背景，拟对重庆袍哥在辛亥革命前后
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辛亥革命前重庆袍哥的反抗运动
重庆袍哥在辛亥革命前夕，主要的活动有反清起事和反洋教斗争。

其中反清起事是袍哥的
最主要的活动，自咕噜会改组成袍哥会后，沿袭了天地会的宗旨，拜郑成功为创始人，视满清
政府为“鞑虏”，袍哥成员以反清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色彩。

而反洋教斗争则是袍
哥会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文化、侵犯中国主权、欺压中国人民时通过武力反抗，表现出重
庆人民对侵略者的抗拒以及袍哥流氓无产阶级的斗争性。

（一）反清廷起义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下不得不采取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压榨的政策，导致
社会矛盾激化；封建官吏通过巧取豪夺手段，致使土地兼并，农村经济破产，逼迫广大农民走
上了起义的道路。

咸丰九年，云南省大关县下关十六乡农民因交不起粮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
在袍哥首领李永和、蓝朝鼎的带领下联合川渝袍哥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起义，史称“李
蓝起义”。

咸丰十年，李蓝起义军分兵东进，由张弟才率军攻占内江椑木镇，进而由大足挺近永川，
兵临巴县。

咸丰十一年，张弟才部队联合当地袍哥会，攻占涪州鹤游坪（今重庆垫江县坪山镇），发布檄文，彰显了李蓝起义军讨伐清政府的决心和安抚民众的政策。

李蓝起义军的种种
政策赢得了当地农民的好感，群众纷纷加入袍哥会，响应李蓝起义军，重庆袍哥的反清运动达
到了高峰。

（二）反洋教斗争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展开了文化侵略，打着宗教文化交流幌子的外国传教士蜂拥而至，在中国各城区乡镇建立教堂，发展教徒。

介于传教士背后列强的武力威胁，
中国地方官员对传教士的不法行为采取放任纵容的态度，导致中国人民与洋教产生了矛盾与冲突，而冲突的最后结果就是反洋教斗争。

光绪十六年8 月4 日本是重庆大足县传统活动灵官会的盛典，法国传教士彭若瑟却以防止暴民闹事为由要求大足县令禁止举行灵官会，并召集教民手持兵刃埋伏于教堂内，随后与参加
灵官会的群众发生械斗。

面对传教士及教徒的不法行为，龙水镇袍哥大爷余栋臣组织煤窑、纸
场工人成立起义队伍，群众们“投袂而起，以灭教相号召，乃共歃血为盟，推栋臣为首，展臂
一呼，聚者数千，又立将教堂焚毁，并杀毙教民数人”（《重修大足县志》卷四，“仇教记”）。

余栋臣的起义声势浩大，引起清朝当局的震惊，急派清军对余栋臣的部队进行围剿。

由于部队缺乏持续作战能力、叛徒的出卖，致使起义遭到了清军的镇压，余栋臣也被迫逃离龙
水镇，转战大足、铜梁地区，第一次大足斗争至此失败。

光绪二十四年，余栋臣再次发动第二
次大足斗争。

5 月15 日，余栋臣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大足县和荣昌县，劫持法国主教华方济。

9 月25 日，余栋臣带领袍哥起义军四面出击，东征重庆，西下内江，南讨永川，北伐铜梁，
沿途砸毁教堂，没收教会财产。

同年12 月，清政府派四川总督奎俊镇压起义军，面对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清军，起义军不得不且战且退，最后被包围在大足龙水镇起义发源地。

最后该
起义以余栋臣释放了法国主教华方济，率众投降而告结束，至此袍哥领导的两次斗争最终失败，但其深远的影响力，有力推动了各地反洋教运动的进行。

二、辛亥革命时重庆袍哥与重庆光复
重庆袍哥会在当地有着绝对的控制力，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有同盟会成员拉拢重庆袍哥，试
图依靠重庆袍哥的势力实现重庆光复，“联络袍哥会党中的知识分子，借其潜力，作为发动举
事时的别动队”（《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30 页），其中加入同盟会的袍哥大爷有况
春发、田得胜、卢汉臣等人。

1911 年5 月至9 月，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四川的袍哥和革命党人看到了推翻清政
府的希望，纷纷揭竿而起。

1911 年10 月27 日，重庆袍哥大爷曾省斋率领垫江袍哥会攻打垫
江城，“直攻县署，毁库劫狱”（民国《垫江县乡土志》，“历史·宣统革命之乱”）。

11 月11 日，曾省斋与袍哥李绍伊合兵一处，攻下大足、渠县、邻水、岳池。

11 月21 日，义军光
复广安，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推动了川渝地区的光复与独立。

随着“大汉蜀北军政府”的成立，重庆各地袍哥会也紧随其后地在各自领域内发动起义来
响应革命。

11 月18 日，长寿同盟会成员廖树勋组织同盟会和袍哥会发动起义，“宣布共和”，“迫令知县沈兆翔缴印，组织军政府”（民国《长寿县志》卷六，“党务”），长寿光复。

11 月21 日，涪陵革命党人高亚衡在长寿起义军的帮助下攻入涪陵城，收缴知州戴赓唐官印。

22 日，涪陵独立，高亚衡任司令，李鸿钧为副司令兼军政部长，潘江为秘书长（《高亚衡、李鸿
钧与涪陵光复》，见《四川保路风云录》）。

涪陵起义军在涪陵独立后随即发兵丰都、忠县，
至此武隆、彭水、酉阳、秀山宣告光复。

重庆周边各州县的起义，为重庆市区的独立创造了条件，重庆的独立也指日可待。

在重庆
光复过程中，同盟会与袍哥会相互合作，石青阳、夏之时等同盟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袍哥会，取得了袍哥的支持，为即将到来的起义拉拢人手。

11 月22 日，石青阳的同盟会、夏之时的新军和卢汉臣的袍哥三方联手打响了辛亥革命重
庆第一枪，起义军不日攻下重庆，设立蜀军政府，通电全国“蜀军于本日午后三时由重庆举义，道府县及印委各官一体投诚，市面平靖，外人安堵。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台北：
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 年长编，第1页），至此重庆光复。

蜀军政府是同盟会重庆支部在全国革命形势推动下建立的省级革命政权，它的建立将川渝
大地的革命浪潮推向了最高峰。

周边各县“次第派代表迁来缴存伪印，接受组织命令”（《重
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1 年编印，第39页），表示服从蜀军政府的领导，蜀军政府对各州县设置了地方司令官，成立“中华民国全蜀地方议会联合会”，统管川渝
地区行政事务。

三、辛亥革命后重庆袍哥的走向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重庆袍哥会也完成了其反清的使命，但由于缺乏后续的发
展目标和革命纲领，其破坏性逐渐暴露出来。

辛亥革命后袍哥成为地方军阀扩张势力的工具，
对地方群众和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蜀军政府成立后，重庆袍哥以“革命功臣”自居，其非法活动也从秘密进行发展到公开化。

人数的膨胀使得袍哥会内部鱼龙混杂，革命的成功更使得袍哥们自以为到了当家作主的时刻，
许多袍哥大爷重操旧业，通过垄断烟毒、赌博、娼妓业疯狂敛财，还有袍哥大爷在军政府中任
职的同时，组织手下非法经营，拦路打劫，败坏风气。

然而袍哥会对社会最大的负面影响还是
其投靠军阀，参与川渝内战。

追根溯源，辛亥革命后川渝的军阀混战与袍哥会是分不开的。

民国初年，川军编为五个师，袍哥除了编入正规部队外大多数都被遣散回乡，由于没有正规职业，遣返的袍哥们四处作乱，
各路军阀为解决兵源问题对袍哥会进行招安委任，最多时袍哥占川军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袍哥
为川渝军阀的混战推波助澜。

袍哥部队被招安后仍由袍哥大爷带兵，这样的部队缺乏应有的军
事素养，战争期间骚扰百姓，战斗过程中一旦形势占下风马上倒戈投降。

袍哥大爷范绍增早年
追随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北洋军入川剿匪，范绍增率部占山为王，其手下清一色全是袍哥，
平日里无恶不作。

川渝内战期间，范绍增先后投降于熊克武、刘湘、杨森等军阀，其部对川渝
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

此外还有袍哥大爷冥顽不化，拒绝与同盟会合作，勾结清政府残余势力，企图颠覆革命。

重庆独立时，军政府希望重庆袍哥大爷唐廉江配合，唐廉江开口就要同盟会出一万元安家费。

同盟会员候橘园本人虽也是“袍哥大爷”，但有的袍哥首领认为他是留学生和同盟会员，“不
是真正的袍哥”。

当他在讲述革命道理时，便被另一位袍哥大爷秦老皮当场枪杀。

（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 辑，第79 页）袍哥首领的所作所为，给川渝辛亥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四、总结
重庆袍哥会的反清作风使得其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重要合作人，袍哥在当地的影响
力和号召力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袍哥会是“天生的反社会势力”，其动机
和目的都过于狭隘，在推翻清王朝后，反抗和破坏的对象已失去了基础，革命性严重退化，对
未来社会的走向一片茫然。

重庆袍哥成员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没有文化素养与思想觉悟，不
能完全理解革命的真谛，所以它在破坏旧的统治王朝后所能想到的只是建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
新的封建王朝，让自己从昔日的底层一跃而上成为统治阶级的上层，正是多数袍哥成员抱有这
种目的，使得光复后的重庆袍哥逐渐沦为各种势力集团的帮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也开始破裂，最后走向了一条背离群众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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