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疗法（一）

存在主义疗法（⼀）
绪　论
存在主义治疗法可称为治疗实务的⼀种智性[取向]（approach）或是治疗者所遵循的⼀种[哲学] （philosophy），因为存在主义治疗法并⾮独⽴的治疗学派，也不是⼀种可以明确界定模式的特殊治疗技术。

故本章的重点将放在对存在主义取向的实务⼯作者具有重要涵义的理念与主题上。

存在主义治疗法的发展，可说是⼀种对精神分析与⾏为主义两种主要治疗模式的抗衡。

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由并⾮受制于⾮理性的驱⼒与过去的事件，⽽是潜意识的⼒量。

⾏为学派则认为⾃由是受到社会⽂化条件的限制。

虽然存在治疗法同意[我们的选择是受限于外界环境]，但却否定[我们的⾏动是被外⼒决定的]这个观点。

存在治疗的理论完全基于[我们是⾃由的，并且要为⾃⼰的选择及⾏动负责任]的假设；换⾔之，我们是⽣活的创作者、建筑师，⽽不是环境的受害者。

史密斯（Van Deurzen-Smith,1988）指出，存在咨询并⾮治疗传统医疗模式下的病⼈，当事⼈并不被当成病⼈看待；相反地，当事⼈被视为有⽣活上的问题。

对史密斯⽽⾔，当事⼈所需的协助是评估⽬前的⽣活情况，并找到适合⾃⼰的最好⽣活⽅式。

治疗的主要⽬标是激发当事⼈确认他们可选择的范围，并在其中做出选择，⼀旦当事⼈开始了解⾃⼰是如何被动地受环境的控制，他们就能够开始⾃觉地改变⾃⼰的⽣活。

哲学的历史背景
存在治疗运动并⾮由某个⼈或个体所创⽴，⽽是源⾃于哲学上的⼀股思潮。

⼀九四0⾄五0年代，在欧洲不同的地区同时分别涌现出许多不同的⼼理学派及精神病学团体，企图协助⼈们处理⽣活上的困境，例如，孤独、疏离和⽆助感等。

存在主义治疗运动主要的焦点是放在了解这些深层次的⼈类经验上，⽽不是去发展出⼀套治疗原则（May&Yalom,1995）。

弗朗克是弗洛伊德的学⽣，因此导致他⾛向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学⽣涯。

⽽后，他⼜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品的影响，开始发展属于⾃⼰的⼀套存在的哲学与精神分析治疗法。

弗朗克认为尼采的[只要拥有⼀项⽣存的[理由]（why）,就能忍受任何“如何”（how）⽣存的痛苦]等话（1963,pp.121,164），均可作为所有⼼理治疗实务上的箴⾔。

另外尼采的[那些没有将我置于死地的事物，将使我更坚强。

] （1963,p.130）这句话，更成为弗朗克⾃⼰的经验和其作品的精髓。

弗朗克并不赞同弗洛伊德⼤部分决定论的观念。

他⾃⾏建⽴属于⾃⼰的⼼理治疗理论与实务，其基本概念有⾃由、责任、⽣命的意义和追求价值等。

他亦发展出经由追寻意义来治疗的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

综观弗朗克的著作，不难发现他的主题在于“追求意义的意志”（will to meaning）。

弗朗克指出，现代⼈拥有⽣活的⼯具，却没有⽣活的意义。

当⼈们不再忙于例⾏事务或⼯作时，便可时常经验到我们时代的病征是⽆意义，或称为“存在虚⽆”（existential vacuum）。

进⾏治疗的⽬的在于促使⼈们经由外在事务、苦痛、⼯作和爱来发掘⽣命的意义与⽬的（Frankl,1965）。

罗洛梅是存在主义从欧洲传⾄美国的代⾔⼈之⼀，他的著作对美国的存在主义治疗实务有重⼤的影响。

《存在：精神病理学和⼼理学的新领域》（Existence 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pogy）是他将存在主义推介⾄美国的重要著作。

罗洛梅认为，“存在”需要勇⽓，⽽且我们的抉择决定了我们成为怎样的⼈。

在我们内⼼深处，不时会有挣扎交战。

虽然我们想追求成熟与独⽴，但也知道这种扩张通常会是⼀个痛苦的过程。

因此，我们就徘徊在依赖时的安全感以及追求成长时的喜悦与痛苦感之间的挣扎交战。

除了罗洛梅之外，美国还有两位突出的存在主义取向的治疗者，即柏根塔尔（James Bugental）与叶伦（Irvin Yalom）。

在《⼼理治疗师的艺术》（The Art of the Psychotherapy）(1987)⼀书中，柏根塔尔叙述⽣活改变取向的治疗法。

他视治疗是治疗者与当事⼈⼀起探索当事⼈主观世界的⼀种探险。

他强调，这种探寻必须是治疗者也乐意去接触⾃⼰的现象学世界。

他说，治疗的重点在于协助当事⼈去检查⾃⼰如何回答⽣活中存在问题，挑战他们重新调整这些答案，使其开始过着坦诚的⽣活。

叶伦也承认其实务受到欧美存在主义⼼理学家与精神病理学家的影响。

依赖着临床经验以及实证研究、哲学与⽂献，叶伦发展其存在主义取向治疗法，并将重点放在⼈类最终关⼼的四项问题上：死亡、⾃由、存在的孤独，以及⽆意义。

叶伦⼀本内容⼴泛的教科书《存在主义⼼理治疗法》（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被视为⼀种前所未有的成就。

叶伦认为弗朗克是⼀位卓越的实⽤主义思想家，对于他的著作和实务均产⽣相当⼤的影响。

叶伦相信⼤多数有经验的治疗师，不论其理论取向为何，都采⽤了他书中所讨论的存在主题。

他认为，上述四项主题构成存在主义⼼理动⼒的核⼼，也跟实务⼯作密不可分。

理论依据
主要概念
⼈性观
在⼼理治疗领域中，存在主义运动最具意义的贡献是，反对将治疗认为是⼀套治疗技术。

相反的，存在主义将治疗实务建⽴在是什么使男⼈和⼥⼈成为⼈类的了解上。

存在主义运动代表着对⼈的尊重，探索⼈类⾏为的各个层⾯，并主张⽤各种不同的⽅法去了解⼈们。

在欧洲，存在主义的传统是强调⼈类存在的限制与悲剧⾯。

存在哲学为存在治疗取向打下基础，把重点置于这个时代中的家庭或社会机构⾥感觉⽆意义的疏离的个⼈。

协助当代⼈们探索孤独感、疏离感及⽆意义感等现代⽣活的主题，是它的主要
任务，特别是针对那些在⽣活中很难找到⽣命意义与⽬的以及那些⽆法认同⾃⼰的⼈（Holt,1986）。

存在理论⽬前的重点，为那些孤独且焦虑地存活于世的⼈，努⼒了解这些深层的⼈类经验，并找出治疗规则。

（May&Yalom,1995）。

存在主义的⼈性观，部分的看法是，⼈类存在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是经由我们的计划不断地再创造着⾃⼰。

⼈类是处于⼀种持续在转换、凝聚、演进，以及成形的状态中。

成为⼀个⼈的意义是指，我们不断在发现与明⽩我们存在的意义。

⾝为⼀个⼈，我们⼀直在向⾃⼰、别⼈和世界提出质疑；虽然我们所提出的特殊问题会随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改变，但基本的主题不会改变。

我们得出问题像“我是谁？我⼀直是谁？我能变成谁？我将去何处？”等等并没有预先存在的设计，也没有预先已选定好要给我们的意义（Fischer&Fischer,1983）。

根据存在主义学派的理论，⼈类存在状态的基本层⾯包括：
1、⾃我察觉的能⼒。

2、⾃由与责任。

3、⾃我认同与建⽴有意义的⼈际关系。

4、寻求意义、⽬的、价值和⽬标。

5、焦虑是⽣活的⼀种现象。

6、察觉死亡及不再存在。

上述命题系摘录⾃存在主义治疗者在著作中的主题。

命题⼀：⾃我察觉的能⼒
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决定及反应，系因我们拥有⾃我察觉的能⼒。

察觉能⼒愈强，⾃由的可能性也就愈⼤（见命题⼆），因为拓展我们的察觉能⼒，即能增进我们充分体验⽣活的能⼒。

我们察觉的命题包括：
★⼈的⽣命是有限的，我们⽆法拥有⽆限的时间去完成⽣活中想要做的⼀切事情。

★我们有采取⾏动或不⾏动的潜能；即使不⾏动，也是⼀种决定。

★由于我们选择⾃⼰的⾏动，因此能创造出⾃⼰的部分命运。

★⼈⽣意义是我们寻求及创造成独特⽬的之产物，并不会⾃动出现。

★基本上，存在的焦虑来⾃于我们的⾃由意识，它是我们⽣活⾥的重要部分；当我们对可⾏的抉择增加察觉能⼒时，同时也就增加了对抉择结果所应负的责任感。

★我们很难克服寂寞、⽆意义、空虚、内疚和孤独。

★基本上，每⼀个⼈都是孤独的，但是我们也有和他⼈建⽴关系的机会。

察觉的概念可说明如下：想象你正⾛在⼀条长廊上，两边有许多扇门。

想象你能开启某些门--全打开，打开⼀点点，或是让它们开着。

也许当你打开其中⼀扇门时，你会看到⾃⼰所不喜欢的事物--可能是恐怖或丑陋的。

但是，你也许会发现其中有房间充满着美妙的事物。

你可以和⾃⼰赌⼀赌，到底是关门还是开门。

我们能够选择去拓展⾃⼰的意识或限制意识。

由于⾃我察觉是⼤部分⼈类潜能的根源，因此使⼈类成长的根本就是决定去拓展它。

下⾯谨列举在咨询过程中当事⼈拓展⾃我察觉的个⼈经验：
★他们了解⾃⼰是如何以依赖带来的安全感去交换⾃⼰做决定时所伴随⽽来的焦虑。

★他们开始了解到，他们的⾃我认同是回应其他⼈对于他们的定义。

★换⾔之，过去他们⼀直着重于寻求别⼈的肯定与赞赏，⽽⾮求助于⾃我的肯定。

★他们领悟到⾃⼰在许多⾯仍受到过去经验和决定的束缚，并了解⾃⼰可以做新的决定。

★他们了解虽⽆法改变⽣活中的某些事，但可以改变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并作反应。

★因为从过去的经验中，他们学习到如何重新塑造未来，因此他们知道⾃⼰并⾮注定要有⼀个和过去⼀样的未来。

★他们认识到⾃⼰若过于担忧死亡，就难以欢渡⽣命。

★他们能⾯对⾃⼰的限制，却仍能感觉⾃⼰的价值，因为他们了解，并⾮完美⽆瑕才能感受价值。

★他们体会到⽬前⽣活的失败在于⾃⼰太在意过去，计划未来，或企图在同⼀时间内做许多事。

增强⾃我察觉是所有咨询的⽬标，其中包括：对其他选择、动机、影响个⼈的因素以及个⼈⽬标察觉等。

治疗者有义务使当事⼈了解，增强⾃我察觉必须付出代价。

当某⼈的察觉能⼒愈来愈精进时，就会发现更难回到原状。

对于个⼈状况⽆知可能会带来满⾜感，但部分的死亡感也会伴随⽽来，然⽽，当⼀个⼈开启内在世界的多扇门窗时，他们可以预期更多的挣扎与更能⾃我实现的潜能。

命题⼆：⾃由与责任
在存在主义⽂献中有⼀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们能在可选择的范围内⾃由地做选择，也因此⼈类在塑造⾃⼰的命运上有重⼤的影响⼒，即使我们⽆法选择是否投⼊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选择⽣活的⽅式及成为何种⼈，因为这种基本⾃由存在的事实，我们便必须担负起指导⾃⼰⽣活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可以编造借⼝来逃避这种事实，沙特（1971）所说的“不良信念”就是指这种不接受个⼈责任的不真诚现象。

例如，“由于我被塑造成这样，因此我对我所做的⽆能为⼒”或“我本来就是这样，因为我在⼀个酗酒的家庭中长⼤”。

根据沙特的观点，我们不断地⾯临我们要成为怎样的⼈的抉择，⼀旦⽣命持续着，这种选择便永不停息。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命、⾏动，以及不采取⾏动，负全部责任。

沙特认为，我们天⽣⾃由，因此我们需要承诺
（commitment）去为⾃⼰做选择，罪恶感的存在就是察觉到逃避承诺，或者是察觉到⾃⼰决定不做选择。

这是当我们没有真诚地⽣活时所体验到的罪恶感，也是因为允许别⼈来界定我们或为我们做选择所导致的结果。

沙特说：“我们是⾃⼰的选择。

”当缺乏对个⼈⽣活责任的知觉，且消极地假设有因素控制我们的存在时，便会形成⼀种不真诚的存在模式。

相反地，真诚的⽣活也意味着我们对⾃⼰的存在价值会进⾏真正的评估。

对存在主义者⽽⾔，“⾃由”和“做⼈”具有⼀致性，⾃由与责任是⼀体的两⾯。

⽽就我们能创造⾃⼰的命运、⽣活环境和问题的意义⽽⾔，我们都是⾃⼰⽣活的创作者（Russell,1978）。

如果承担责任是改变的基本条件，则如果当事⼈拒绝承担责任并顽固地把⾃⼰的问题归咎给别⼈，那么在治疗中将得不到任何帮助。

弗朗克（1978）也把⾃由与责任串联在⼀起。

他建议：美国东海岸的⾃由⼥神像应加上⼀座西海岸的责任塑像来加以互补。

⽽⾃由与责任的基本前提是：⾃由具有某种限制的束缚，因为我们并不是完全⾃由⽽不受任何限制的，但我们的⾃由也涵盖着对这些限制的反抗。

因此最终的⽬标是，这些情况都有会受到我们选择的⽀配，⽽我们也须为此负责。

存在主义将责任与个⼈所作的选择联结在⼀起，这在咨询上的涵义是什么呢？存在主义治疗者重视当事⼈应为⾃⼰的⽣活负责。

治疗者不赞同当事⼈将问题完全归咎于他⼈，外在的⼒量或遗传。

若当事⼈不承认也不接受创造⾃⼰⽣活环境的责任，那么他们将毫⽆动⼒去促使⾃⼰从事个⼈的改变（May&Yalom,1995;Yalom,1980）。

治疗者会帮助当事⼈发现他们是如何逃避⾃⼰的责任并⿎励他们学习运⽤⾃由，否则只会让⾃⼰更⽆能更神经质地依赖治疗者。

治疗者必须教会当事⼈明⽩地接受⾃⼰能做选择的事实，即使他们已浪费太多⽣命去逃避事实。

⼈们之所以寻求⼼理咨询或⼼理治疗，⼤都源于⾃觉对⽣活失去控制。

他们期待咨询员能引导他们，提供忠告或给予“ 魔术般的治疗”。

治疗者有两项主要任务，其⼀是请当事⼈体会他们曾经⽤什么⽅法允许别⼈为他们作决定；其⼆是⿎励当事⼈逐步迈向⾃由与独⽴。

当治疗者⿎励当事⼈探索⽐现在被限制住的存在⽅式更充实更美好的存在⽅式时，他可以提出“虽然你已经使⽤某种⽣活⽅式很久，但现在也已了解此种⽣活⽅式的代价，你愿意去创造新的⽅式吗？”等问题。

由于别⼈可能要求当事⼈依然沿⽤旧的⽣活⽅式，所以最初的改变能⼒必须来⾃当事⼈本⾝的意愿。

命题三：追求⾃我认同与⼈际关系
⼈们都有维护⾃⼰的独特性和以⾃我为中⼼的需求，同时⼜有兴趣⾛出⾃我的世界，与别⼈及⼤⾃然产⽣关系。

每个⼈都希望发现⾃我--即追求（或创造）对⾃我的认同，但这并不是⼀种⾃动化的过程，⽽是需要勇⽓。

我们必须努⼒发展⾃⼰与别⼈的关系，以及奉献⾃⼰并关怀他⼈，才能成为理性的⼈。

许多存在主义作家讨论到孤独、⽆归属感及疏离，这些现象可视为个⼈与他⼈及⼤⾃然发展联结关系时失败的结果。

问题是，⼤部分⼈通常会向外在世界中的重要他⼈寻问⾃⼰⽣命的⽅向、答案、信仰与价值，⽽却不去信任⾃⼰。

对于我们⽣活中的冲突，不从⾃⼰内⼼深处去探索症结所在，反⽽为了别⼈的期望⽽出卖⾃⼰，导致我们变成别⼈思想的产物，与真正的⾃我背道⽽驰。

存在的勇⽓（the courage to be）
我们必须⿎起勇⽓来发掘⾃我核⼼，并学习如何利⽤内在⼒量来⽣活（Tillich,1952）。

当事⼈最⼤的恐惧之⼀是，发现⾃⼰没有重⼼、没有⾃我、也没有实体，有的只是他⼈期望的反应⽽已。

例如，⼀位当事⼈就说过：“我的恐惧在于发现⾃⼰不存在，没有⾃我。

我发现⾃⼰只是个空壳⼦，内在空洞，如果把⾯具卸下，就⼀⽆所有了。

”
存在治疗者会要求当事⼈强化“⾃⼰只是别⼈期望的总和”及“⽗母的影射或⽗母的替代者”之感觉。

只要当事⼈有勇⽓去认识：现在他们感受如何？打算终⾝如此吗？有没有其他出路？若发现⾃⼰什么⼈也不是，能另外创造⼀个⾃我吗？何处着⼿呢？等恐惧感并将之诉诸于语⾔⽂字后，则情况将会好转。

我认为最好的处理⽅式就是⼀开始便要求当事⼈接受⾃⼰是“活在别⼈阴影中”的事实，并探索⾃⼰内⼼真正的需求。

孤独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aloneness）
存在主义主张⼈类部分的⽣活是体验到孤独感，但是他们也认为⼈们可从探视⾃⼰的内⼼及意识到分离的体验中获得⼒量。

当我们感到不能依赖任何他⼈来肯定⾃我时，孤独于是产⽣；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是单独地赋予⾃⼰⽣命的意义，必须⾃⾏决定所要过的⽣活。

如果⾃⼰⽆法忍受孤独的时刻，那么⼜如何能期望他⼈因我们的相伴⽽产⽣充实的感受呢？在我们与别⼈建⽴稳固的关系以前，必须先⾏和⾃⼰建⽴此⼀关系。

⼈的存在既是孤独的个体，但同时⼜与他⼈相关的命题本⾝就有其⽭盾性，但此⼀⽭盾也说明了⼈的处境。

企图改变这种情境本⾝就是⼀项错误的选择。

总之，最终我们仍是孤独的。

关系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relatedness）
⼈类依赖着与他⼈的关系。

我们需要在他⼈的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希望别⼈在我们的世界占有⼀席之地。

当我们忍受孤独，并发掘⾃我内在的⼒量，那么我们与他⼈的关系便可建⽴在⾃我实现上，⽽⾮⾃我剥夺上。

因为如果我们感觉⾃⼰受到剥夺，那么我们与他⼈的关系将只是⼀种寄⽣共存的关系，⽆法有更多的期望。

协助当事⼈分辨“神经质地依附他⼈”和“在治疗关系中双⽅都能成长”两者间的差异，也许就是治疗的功能之⼀。

治疗者可以激发当事⼈去检视他们从治疗关系中获得什么；他们如何去避免亲密的接触；他们如何防⽌彼此间有对等的⽴场；以及他们
如何才能创造出具有治疗性、健康、⽽且成熟的⼈际关系。

认同的挣扎（struggling with our identity）
我们对于终极孤独（ultimate aloneness）的察觉，如同对死亡和⾃由的察觉，可能使我们恐慌。

就如同许多⼈畏缩害怕不敢冒险去⾯对⾃由与负责⼀般，某些⼈则尝试逃避接受他们的孤寂与疏离。

发哈（Farha.1994）指出，因为我们害怕处理孤独，因此有些⼈乃依循仪式般的⾏为型态，那些是我们在幼年时期粘贴在我们⾝上的意象或认同感。

他说，有些⼈变得陷⼊奉⾏不渝的“⾏为”模式，⽽逃避⾃⼰“存在”的经验。

在部分的治疗过程中，治疗者须激发当事⼈去检视他们如何失去⾃我认同，特别是如何让别⼈为他设计⽣活，治疗过程本⾝就常令当事⼈感到⾃我恐惧，尤其是当他们了解他们已放弃⾃由并交给别⼈时；⽽在治疗关系中，他们则必须收回他们的⾃由，治疗者将拒绝提供当事⼈简单的解决⽅法或答案，反⽽会要求当事⼈在现实中⾃⾏去发掘⾃⼰的答案。

命题四：追求意义
追寻⽣命意义的价值感与⽬的是⼈类⼀个显著的特性。

在我的经验中，寻求咨询与治疗的⼈，⼤多是在存在的问题上遭遇内⼼冲突，例如，“我为什么在这⾥？在此⼈⽣中我想要什么？我⽣命的⽬的是什么？我⽣命的意义来⾃何处？”
存在主义治疗提供⼀套概念性架构，来协助当事⼈探索其⼈⽣的意义。

治疗者可问当事⼈如下的问题：“你喜欢⾃⼰的⼈⽣⽅向吗？你满意现在的你及将要变成的你吗？你会主动做任何事以接近理想的⾃我吗？你知道⾃⼰需要什么吗？如果你怀疑⾃⼰到底是谁、需要什么，你会做些什么事来澄清这些问题呢？”
扬弃旧价值观的问题（the problem of discarding old values）
治疗的问题之⼀是，当事⼈可能是扬弃传统价值观（及被强制的价值观）后，却⼜找不到合适的价值体系加以替代。

当当事⼈不再墨守那些没有挑战与未曾内化的旧价值观，⽽⾯临真空状态时，治疗应做些什么呢？或许治疗历程的任务，即是协助当事⼈创造⼀种基于他个⼈⽣活⽅式的价值体系，使他的⽣活⽅式与存在⽅式⼀致。

治疗者的任务就在于提供给当事⼈信⼼，相信对⽅必有能⼒去找到⼀套能内化的价值观，并据以过着有意义的⽣活。

他们⽆疑的会有⼀段挣扎期，并因缺乏明确的价值观⽽感到焦虑。

此时，治疗者的信任与⿎励会是⼀股重要的泉源。

⽆意义（meaninglessness）
当当事⼈觉得他所⽣活的世界似乎了⽆意义时，他可能怀疑是否值得继续努⼒或活下去⾯对⼈⽣必死的宿命，我们可能会问：“既然我们终究要死，我们现在所做的⼀切⼜有何意义呢？⼀旦死亡，我所作的⼀切也会随之⽽被遗忘？死亡是必然的，我为什么还要为事情忙碌呢？”在我团体治疗的个案中，有位当事⼈对个⼈的意义掌握得很真切，他说：“我觉得⾃⼰好像是⼀部书⾥的⼀页，别⼈迅速翻过，也懒得去读。

”依据弗朗克（1978）的看法，诸如此类⽆意义的感觉，是现代⽣活中主要的存在式神经质症。

⽣活中的⽆意义性导致空虚和空洞，或是弗朗克所认为的“存在的虚⽆”。

有时，当⼈们感受到⽣命虚⽆的桎梏时，他们会退缩，⽽不会努⼒去创造有⽬的之⽣活。

因为⽣活没有预先设定的设计，⼈们就⾯临着为⾃⼰创造⽣命意义的任务。

体验到⽆意义感的问题，及为了有意义的⽣活⽽建⽴价值系统的问题，是咨询过程中不容忽略的主题。

另⼀个相关的概念是，存在主义治疗者所谓的“存在的罪恶感”，这是⼀种“不完整”，或是体认到⾃⼰没有达到原来的理想所造成的状况。

当⼀个⼈疏忽某些潜能时，便会产⽣这种存在的罪恶感。

这种罪恶感并不是“病态”，也不是需要治疗的病症。

相反地，存在主义治疗者在探索这些状况时，会去检视当事⼈从⾃⼰⽬前的⽣活⽅式中可以学到什么；同时，也可以⽤来激发当事⼈挑战⽣命的意义和⽅向。

创造新的意义（creating new meaning）
意义治疗法系协助个⼈去发现⽣命的意义。

治疗者的功能并⾮告诉当事⼈他们⽣命特殊的意义应该为何，⽽在于指出即使遭受苦难，他们亦能从中发现意义（Frankle,1978），这个观点并不同于⼈们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所见到的悲观⾊彩，它坚持去体验⼈类的苦难（悲剧的、负⾯的⽣活层⾯），并转变成⼈类的成就。

弗朗克认为，⼈们可以⾯对痛苦，并可藉由个⼈坚忍地⾯对痛苦⽽转变成⼈类的成就。

他同时亦主张⼈们可以⾯对痛苦、罪恶、失望与死亡，⽽达到胜利。

然⽽，我们⽆法直接寻找或取得意义。

甚⾄⽭盾的是，我们愈理性地追求⽣命的意义，就愈可能错过它。

叶伦（1980）和弗朗克基本上都同意这个观点，如同快乐⼀样，⽣命的意义必须以间接的⽅式去追寻。

⽣命意义的探寻是“投⼊”（engagement）后的副产物，投⼊乃是我们愿意过着充满创造、爱、⼯作和建设性的⽣活之⼀种承诺。

命题五：焦虑是⽣存的⼀种状态
焦虑是⽣存的⼀种状态，也是⼈⽣必须⾯对的⼀种情境，它源于个⼈追求⽣存并维持、肯定⾃我的存在。

存在主义治疗者认为若将正常的焦虑和神经质焦虑区别开来，焦虑将成为成长泉源。

正常的焦虑是⾯对事物时迫切的反应，此种焦虑并不需要刻意抑制，并可视为改变的动机。

相对地，神经质焦虑就不同了，它是⽆察觉性地⽽且容易让⼈变得⽆能。

然⽽，若我们缺少某些焦虑，⽣命将⽆法继续。

因此治疗的任务并不在排除⼀般性焦虑，⽽是尽量去减少神经质焦虑，并使当事⼈愿意接受和挑战⽣活中正常焦虑。

如果没有焦虑，我们就不能算是活着，也⽆法⾯对死亡（May&Yalom.1995）。

存在的焦虑仅指具有建设性的⼀般性焦虑，它可以刺激成长，当我们逐渐意识到⾃⼰的⾃由，并明⽩接受或拒绝⾃由的结果时，便会体验到焦虑。

其实，当我们重建⽣活时，伴随⽽来的焦虑，可以说是我们已准备进⾏⾃我改变的⼀种讯号。

这种讯号极具建设性，因为它可以提醒我们，⾃⼰的情况不佳，需改变。

如果我们能学习去倾听这种微妙的焦虑讯息，我们将勇于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改变⾃⼰的⽣活⽅向。

许多当事⼈为了要减低焦虑⽽寻求咨询治疗，虽然我们尝试创造⼀种⽣命安全感的幻觉，协助⾃⼰适应未知的未来以逃避焦虑。

但是，我们或多或少明⽩，当我们以为已经找到固定的安全感时，实在是⾃欺欺⼈。

我们可以限制⾃⼰的⽣活以减低焦虑，但也因此⽽减少⾃⼰的选择。

然⽽，向新⽣活开放，意味着对焦虑的开放，当我们逃避焦虑时，必须为此付出⾼昂的代价。

有勇⽓⾯对⾃⼰焦虑的⼈，在信念上仍然存在着恐惧感。

我相信愿意坦然⾯对焦虑的⼈，⼀定能够从⼼理治疗中获益。

那些急着逃避⽽让⾃⼰处于安逸舒适⽣活的⼈，可能拥有短暂的松懈，但长久来看，他必会由于因循过去的⽣活⽅式，⽽再度经历挫折。

据罗洛梅（1981）指出，⾃由和焦虑是⼀体的两⾯，伴随着焦虑的出现，会产⽣新思想的兴奋感。

当我们运⽤⾃由，离开已知⽽进⼊未知的领域时，必定会体验到焦虑。

因为害怕，许多⼈会尝试逃避陷⼊未知的领域。

如罗洛梅所说：放弃我们的⾃由是唯⼀能不冒险⽽逃脱焦虑的⽅法。

我相信很多⼈都不知道⾃⼰可以有这么多创造性的想法，这是由于他们在灵感抵达意识层⾯之前，就已经被焦虑所阻挡（1981,p.191）。

存在主义治疗法的咨询员会协助当事⼈，在⽣与死、成与败、⾃由与责任，以及确定与怀疑等⽣存的⽭盾之间，达成某种妥协。

当⼈们认清他们必须⾯对痛苦与折磨、必须为⽣存⽽奋⽃，以及容易犯下那些基本的过失等真相之后，焦虑就会浮出表⾯。

因此，因⽣存⽽感受到的焦虑，正反映着当事⼈所允许的察觉程度。

存在主义治疗法的基本⽬标不在于使当事⼈的⽣活变得更轻松或更安全。

⽽是⿎励他们认清与处理不安全感与焦虑的来源。

⾯对⽣存的焦虑，意味着应视⽣活是⼀种探险，⽽不是躲在安全伞下。

正如学者所说的，“我们必须质疑轻松的答案，接着把⾃⼰置于某种焦虑中，然后以真实及深沉的⽅式重返⽣活。

”（Van Deurzen-Smith,1991,p46）
焦虑是治疗过程创造性的材料，若当事⼈没有体验到焦虑，就会⼤幅降低⾃⾏改变的动机，焦虑可被转变成持续新⾏为的冒险实验所需的能源。

因此，以存在为导向的治疗者会协助当事⼈了解如何学习忍耐混乱与不确定，以及如何不倚赖任何事物⽽⽣活。

这对于追求独⽴⽣活，以成为⼀个⾃⽴⾃律的⼈⽽⾔，是⼀个必经阶段。

治疗者与当事⼈可以共同探讨；放弃⽆⽤的⽅式⽽重新建⽴新⽣活型态时，可能会产⽣⼀阵焦虑；尽管如此，⼀旦当事⼈以新的⽣活⽅式体验更多的满⾜后，焦虑便会⾃动消失，⽽⾃⼰也会变得更有⾃信，⽽那些来⾃灾难性预期的焦虑就会愈来愈少。

命题六：察觉死亡与不存在
察觉死亡与不存在，存在主义坚持，对于死亡的察觉乃是⼈类赋予⽣命意义的⼀种基本情境，但却不会消极地看待死亡。

⼈类存在的⼀项明显特质在于掌握未来的事实及死亡的必然性。

如果我们要思考⽣命的重要性，⼀定要思考死亡，⼀直去抗拒⼈终究会死亡的事实，⽣命将会变得⽆趣且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去体认死亡的必然性，并知道没有永恒的时间来完成既定的计划，将能使我们更加重视现在。

我们⾯对死亡的察觉是增添⽣命⼒和创造⼒的泉源。

死亡和⽣命是相互依存的，虽然死亡将导致我们的毁灭，但这⼀对死亡的概念却能拯救我们（Yalom,1980）。

对死亡的察觉在⼼理治疗上扮演着举⾜轻重的⾓⾊，因为它是帮助我们改变旧习，⽽以更真诚的⽅式去⽣活的因素（Yalom,1980）。

存在主义治疗专注于探讨当事⼈能将⾃⼰重视的事做到何种程度。

当随时会死亡这种病态性恐惧不得存在时，当事⼈便能发展出⼀种对死亡的健康知觉，藉此评价他们⽬前的⽣活型态，并思考在他们⽣命中将要做些什么改变。

那些害怕死亡的⼈，也同样害怕⾯对⽣活，虽然他们也许会说“我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为我还没有真正活过”。

然⽽，如果我们肯定⽣命，并且想尽可能完整地活在现在的话，我们将不会因⽣命的中⽌⽽感到恐惧。

操作⽅法及过程
治疗⽬标
促使当事⼈接受令⼈恐惧的⾏动⾃由与责任，是很多治疗⽅法的基本⽬标。

存在治疗法也特别强调：⼈不能逃避⾃由；事实上，我们始终带有责任。

虽然我们可以放弃⾃由，但这终将是不真诚（inauthenticity）。

因此，存在治疗法在于协助当事⼈逃脱僵化的巢⾅，并⾯对阻挡其⾃由的狭隘强迫性倾向。

虽然这种历程给予当事⼈解放感并增添其⾃主性，但新⾃由也将带来焦虑。

⾃由是⼀条新的冒险道路，没有⼈知道这条路将往何处去，但如果要有所成长，我们就必须⾯对“昏眩 ”（dizziness）及对于⾃由的恐惧（May,1981）。

许多⼈害怕去承担“现在⾃⼰是谁”及“将会变成如何”的责任，但是⼈们还是必须在“依附过去熟悉的⽣活⽅式”和“冒险开放⾃⼰去⾯对⼀个较不确定且富挑战性的⽣活”之间做抉择。

⽣命中缺乏⼀定的保证，就容易产⽣焦虑，因此存在治疗法的另⼀个⽬标则是协助当事⼈⾯对在⾃我抉择时所衍⽣的焦虑，并帮他们接受“我不是外⼒决定下的牺牲者”的事实，使当事⼈能采取⾏动以创造⼀个具有价值的存在。

根据罗洛梅的观点，⼈们前来治疗是因为他们怀有⼀个“内⼼被奴役着，希望其他⼈（治疗者）能够解救他们”的幻想。

因此“⼼理治疗的⽬的并⾮如传统观点所⾔要去'医治'当事⼈，⽽是要协助当事⼈了解他们正在做什么，使他们摆脱受害者的⾓⾊。

”（1981.p210）存在治疗的任务是教会当事⼈去倾听他们已知道的⾃⼰，纵然在这些已知的内容中，也可能存在着他们不会注意到的事情。

因此，治疗可说是⼀种唤起当事⼈潜在⽣命⼒的历程（Bugental,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