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幽昧之地到日下春明——地名中北京城市地位变化

京城茶座
（栏目编辑：胡菡）
北京在历史时期有着众多的称谓，早期有幽州、蓟城、广阳；辽金元时期有幽都、析津、燕京、中都、大都等称呼，明清称北京、顺天府、京师，又有春明、日下、长安、帝都等别号。

这一系列城市名称演变，实际反映了北京在华夏文明体系中从边缘到中心地位的演变。

一、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
“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大禹治水的意义不只是战胜水灾，还包含着一系列整理疆土的伟业。

大禹治过水后，他所经行的地方，被称作“禹迹”，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

在“禹迹”的范围内又划分为九个州，于是“九州”又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

九州之名，先秦典籍中略有不同，《禹贡》九州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与《禹贡》相比，《尔雅》九州没有青州、梁州，而有幽州、营州；《周礼》中没有梁州、徐州，而有幽州、并州；《吕氏春秋》无梁州，而有幽州。

今北京地区从九州地域划分上，除《禹贡》九州系统外，一般被划入幽州。

《周礼·职方》讲“东北曰幽州”，《吕氏春秋》称“北方为幽州，燕也”，《尔雅·释地》讲“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

这一文明体系中，北京实际上处于边缘地位。

《史记》称赞黄帝之孙颛顼教化范围的广阔时描绘：“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可见幽州（幽陵）与交趾都已经到了
文明之邦非常边缘的位置，而且幽州文明程度与交趾是并列的。

“幽”本身有昏暗、阴暗之意，《尔雅》解释：“幽，微也”。

《小尔雅》解释：“幽，冥也。

”《释名·释州国》中解释幽州方位与得名由来时讲：“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

”《史记正义》云:“北方幽州，阴聚之地，命和叔居理之。

”可见，“幽州”在当时人们眼中是寒冷陌生的神秘之地。

因此《尚书·舜典》记载舜曾经将共工流放于幽州，以教化北狄。

需要指出的是，幽州在汉代以前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泛指，并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域。

先秦跟北京有关的封国，为燕、蓟两国。

周武王灭商后，在今北京地区设置了两处封国：黄帝之后封于蓟，召公爽封于燕。

蓟城的位置，在今北京二环西南白云观附近。

燕国国都即今琉璃河燕都遗址。

燕、蓟得名，均体现了早期地名尚实的特点。

燕国“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就是说燕国是因为地处燕山脚下的原野而得名。

“蓟”的命名与之类似，《水经注》记载蓟城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当时蓟城西北有一处长满“蓟”这种植物的土丘，因此得名蓟丘，蓟丘附近的这座封国，也随之被命名为蓟国。

后来燕强蓟弱，燕国吞并蓟国，于是“以蓟为国”，将燕国国都从琉璃河迁到了蓟城，“幽燕”成为北京地区代称。

秦汉大部分时期以郡作为一级政区，北京称广阳郡。

应该也是一种写实的命名方式，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广
1136年绘刻的《禹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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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郡正当燕山以南，永定河以北的冲积平原上，“广阳”正是对它所处方位和地貌的写照。

汉武帝对各地官员进行监察，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处监察区。

为了突出统治的正统性，在监察区命名上综合了《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尔雅·释地》中不同的九州说法，计有冀、兖、青、徐、扬、荆、豫、益、凉、并、幽十一州，另有交趾、朔方两处，合称十三州部刺史，北京地区仍属幽州管辖。

此时“幽州”之名，更多的是想强调其文化上的正统性，以别于北方的游牧民族。

东汉以后“州”逐渐取代“郡”成为一级政区通名，此后至隋唐，“幽州”成为北京地区最常使用的一级政区名称，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五代。

二、舆地之中，顺天承运
后唐清泰三年（936）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蓟、云、朔等十六个州（史称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换取辽太宗发兵协助。

两年后辽太宗将幽州定为陪都，与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并列，因其位于辽国疆域南部、地处上京之南，因此称南京幽都府，又因曾为燕国之地，故又称为“燕京”。

这是北京首次以“京”命名，代表着北京从文化的边缘区向核心区转变。

此后又改名为“南京析津府”，这一命名更是上映天文，《尔雅·释天》：“析木谓之津，萁斗之间汉津也”。

古人认为天上的星辰与地上的州郡方国相对应，析木配燕国幽州，成为幽都府改名析津府的根据。

自幽云十六州为辽国占据后，中原王朝失去了燕山天险，直接面临契丹铁骑的威胁。

因此，北宋自立国之初便立志收复燕云。

宣和四年（1122）与金联合破辽后，金将辽燕京归还给北宋，在政区命名上，北宋政府没有沿用以前的“幽州”之名——这里已不是幽昧之地而是北方的一大都会；“广阳”旧称也被弱化——北宋政府已经有了足够广阔的冲积平原，现在需要的是能够护卫这些平原的屏障。

于是“燕山府”应运而生，成为一级政区名称，更多突出了其山河形胜，表达出农耕民族渴望在燕山庇护下免于北方铁骑蹂躏的心理。

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

燕山与“燕山府”最终还是没能庇护住颟顸的北宋政权，联金灭辽把宋朝的腐朽虚弱暴露无遗。

三年以后金重新攻占了燕山府，仍称南京。

完颜亮弑熙宗即位后，因上京辟处金朝疆域东北隅且旧贵族势力强大，有了迁都的想法。

臣下附和说：“上京临潢府僻在一隅，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愬，不如都燕，以应天地之中。

”这里可以看到，在金人眼中，北京已经占据了“天地之中”的位置。

迁都诏书中也提到：“眷惟旧京，逖在东土。

四方之政，不能周知……顾此析津之分，实惟舆地之中。

”迁都的原因，正在于北京“天地之中”“舆地之中”的位置，同时“燕本列国之名，今为京师，不当
以为称号”，因此将这一新的都城命名为“中都”。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们对北京认识的一种显著转变，它不再是幽昧寒冷的“幽州”，也不是僻处一隅的“南京”，而是“天地之中”的中都。

在府的命名上，改析津府为大兴府，则体现了更多的政治期望。

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因为中都残破，于是委派刘秉忠在其东北另建新城，至元九年定国都名为大都，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后，定国号“元”，至元二十年（1283）大都竣工，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所在。

大都之宏大，世所罕有。

《马可·波罗行纪》称赞它“世界莫能与比”，成为西方人，尤其西方商人向往的地方。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称大都为“汗八里”，是西方人依蒙古人的称呼，“八里”是突厥语“城市”的译音，“汗八里”即大汗之城，可汗居住之处，这也是北京多民族交流融合的一种体现。

1368年8月初，明军攻克大都，随后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府，取“丧乱既平，既安且宁”寓意，从此燕山天险回到农耕民族手中，“北平”之名不仅寓意了“既安且宁”，也体现了它作为北方军事重镇的特点，皇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镇守于此。

靖难之役后，朱棣即皇帝位，改元永乐，将这一龙兴之地升为北京，成为今天“北京”得名之始。

同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取“顺天承运”之意，与“上应天意”的南京应天府南北呼应，政治属性更为显著。

永乐虽然迁都北京，但他一直以遵从祖训作为招揽人心的口号，原来都城南京依然保留。

此外，凤阳作为朱元璋老家，被升格为中都，于是明代形成北京、南京与中都三处都城，北京、南京的称呼，与辽代、金代类似，也是以“京”的相对位置命名的。

清朝得天下后，在正式称呼中以“京师”来代替“北京”，称京师顺天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办的新型国立大学命名为京师大学堂，是今天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称“京师大学堂”而非“北京大学堂”也证明清朝国都正式名称是京师而不是北京。

此外，清朝定鼎伊始就立即废了应天府南京之名，改名为“江宁府”。

以发祥地盛京为留都——若继续沿用北京之名，等于承认明之南京仍然存在。

由于这种在政治影响上的考虑，于是宁可采用《诗经·大雅》中的“京师”二字来代替北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

”《公羊传》解释京师含义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

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

天子之居，必以重大之辞言之。

”尽管明朝也用京师，那是以京师为北京的别名。

清朝用京师，却是以京师为正式的名称。

老百姓仍呼北京、南京，无法改变，官府也只好不闻不问了。

三、衣冠所聚，日下春明
元明清时期北京坐稳了国家都城地位，人们对它的
认识也从早期被视作幽昧之地的幽州演变成为天子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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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京师、光明所在，衣冠文物汇聚的礼仪之邦。

于是众多都城别称也被用来指称北京。

与早期“幽州”形成鲜明对比的，首推“日下”。

“日下”字面的意思就是“太阳之下”。

帝制时代往往将帝王比作太阳——“日为阳精，人君之象”。

皇帝所在的都城，由此被称之为“日下”。

以“日下”来代指都城，源于西晋大才子陆云（字士龙）与荀隐（字鸣鹤）之间的一段轶事。

《世说新语》记载：“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

张令共语。

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

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

’荀答曰：‘日下荀鸣鹤’。

”士龙、鸣鹤分别是二人的表字。

“云从龙，风从虎”，所以陆士龙自称“云间陆士龙”。

陆云是吴郡华亭人，由于这一段对话，吴郡得到一个雅称“云间”——这成为今上海松江的别称。

荀隐是洛阳人，洛阳是西晋都城，故荀隐自称“日下荀鸣鹤”。

“日下”从此成为都城的别称。

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的名句。

不过这时的“日下”，指代的已经不是洛阳，而是当时的都城长安。

元代，张可久所作元散曲有“逐名利长安日下，望乡关倦客天涯，孤雁南来倍思家”之句，这时的“长安日下”指代的则是当时的都城大都。

清代有两部记载北京都城典故的名著，也是以“日下”为京城代称。

一部是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著的《日下旧闻》，记载北京掌故史迹，上自远古，下至明末，包含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之布局、宫殿、街道、坊市、城门、寺庙、名胜古迹等沿革兴衰。

另一部为《日下旧闻考》，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下在《日下旧闻》的基础上增补、考证而成，是清代以前有关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苑囿、名胜古迹等较为完善的资料书。

乾隆编纂此书的目的在于“使天下万世，知皇都闳丽，信而有征，用以广见闻而公研炼”。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它：“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

”
明清时期“春明”也是北京别称之一。

“春明”作为都城的表述方式，起源于唐代。

古人认为东方主春，故当时都城长安的正东门，命名为春明门，门内春明门街直通东市、皇城，是来往进出京城的要道，被视为唐长安城“东中门”或“东正门”。

进京的官员和入唐使节到尚书省及鸿胪寺，就要过春明门。

唐末黄巢率领农民军攻克长安，即从春明门进入皇宫：“（黄巢）陷京师，入自春明门，升太极殿（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

”由于春明门占据进城要道，是诸多行人进京的第一印象，后人遂以“春明”作为都城别称，唐代诗人王建《寄广文张博士》有“春明门外作卑官，病友经年不得看”诗句，即用春明门代指都城长安。

明清北京成为国都后，也被称为“春明”。

明末清初孙承泽著有《春明梦馀录》，分类记述了明代北京的建置、形胜、城池、宫阙、坛庙、官署、名迹、寺庙、陵园等，是研究明代制度及城市掌故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外，清代文人梁章巨的《北东园日记诗》中有“三年皮骨走峥嵘，梦到春明身已轻”诗
句。

吴祖修《书梅村诗后》诗句“梦回龙尾醒犹残，重入春
明兴转阑”中的“春明”，均是用来指代都城北京。

此外，“长安”由于建都时间早，使用时间长，因此在很
多诗文中成为都城的别称，在元代以后也成为北京的代称。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存在以长安指代都城的诗文，南朝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有“灞涘望长安，河阳
视京县”诗句，实际所望的，是当时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

北宋政府以汴梁（今开封）为都城。

不少诗文中以“长安”代指汴京。

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
两人到汴京参加科举，被录为同科进士及第，传为佳话。

熙宁年间苏轼任杭州通判，兄弟苏辙在济南为官，相隔千里。

熙宁七年（1074）苏轼回忆18年前兄弟两人同中进
士的往事，写下名作《沁园春·孤馆灯青》：“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即指嘉祐年间兄弟二人同到汴京赴
举之事。

明清以北京为都城，不少诗词用“长安”来代指北京。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破北京，明
朝勋贵或逃或降，祖宗基业弃之不顾。

东林文人侯方域写
诗讽刺“甲申长安勋贵人，不忆列宗与二祖”。

“甲申”年即
崇祯十七年，“长安”代指明都北京，“二祖”“列宗”，指明太
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及仁宗以下诸帝王。

诗人吴梅村《圆圆曲》中有“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之句。

“蚁贼”这里指李自成军。

长安即代指明都城北京。

又明
末清初诗人屈大均《天寿山·其一》描写：“燕山连紫塞，千
里抱长安”，此处“长安”，指的也是都城北京。

除“日下”外，都城的其他众多别称，如“帝都”“天阙”“神京”“玉京”“辇下”等，也在文人们的诗词歌赋中被用来指代北京。

民国北伐以后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于是1928年
6月20日国民政府又将北京改名，恢复明初称呼，称为“北平市”。

这一名称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提
议改用的。

北伐战争后，陈立夫曾在南京办了一份《京报》。

这份民间报纸很敢说话，销路很好，其销出的份数
比《中央日报》还多。

有一天，陈立夫忽然想到首都既决
定在南京，北京这一名称应更改，以免残余军阀再图在那
里起野心设政府。

于是他让《京报》罗时实执笔，写下了《正名之重要》一文，受到各界的积极响应，国民政府于是
采纳了陈立夫的建议。

其实，陈立夫只是出于政治考虑，恢复使用了明初的北平名号。

卢沟桥事变后，日伪政府
于1937年10月12日又将北平改为北京，作为华北伪政
权的中心。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政府再次将北京改
为北平。

一字之差，凸显了地名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决定以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并将北平
改名为北京，由此开启了北京都城时代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北京社科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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