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之子罗箭：比起老师和父亲，我的贡献微不足道

罗瑞卿之子罗箭：比起老师和父亲，我的贡献微不足道
作者：王曾
来源：《新传奇》2020年第15期
从11岁跟着部队辗转求学的孩子，到耄耋老人，罗箭经历了军人家庭的生活，与“两弹元勋”成为师生、同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我也算是对国家的国防事业作出过一些贡献。

不过，比起我的老师和我的父亲，是微不足道的。

”他说道。

罗箭，原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副政委、少将，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核物理专家。

他师从“两弹元勋”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程开甲等人。

他的父亲是开国大将罗瑞卿，曾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偷偷”测量核爆数据
罗箭于1938年出生在延安，1958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

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担任技术员。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实验基地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起爆前，罗箭和许多科研人员退到了距离试验场60公里外的一座小山后面的观测点。

前往观测点前，罗箭和几个同事做了一个简易量角器，他们想偷偷测算爆炸后的数据。

引爆前，罗箭等人被要求背对着爆心，坐在地上双手捂着眼睛，各自心中默数60下，然后起身。

罗箭数完60下发现竟然没人站起来。

他连续数了好几个60下，这时突然有人喊：“起来了。

”
罗箭赶紧转身用自制的量角器测量。

通过爆炸云一分钟、两分钟……的高度，结合产生的角度以及与爆炸点的固定距离。

罗箭得出了测算结论，这次爆炸当量约相当于1.5万吨当量炸药。

就在罗箭测量的同时，第一次核爆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向周恩来汇报核爆成功的消息。

不过，细心的周总理还是要张爱萍再确认不是普通炸弹爆炸而是核爆炸。

放下周总理的电话，张爱萍立即召集现场的专家汇总数据。

但谁也没有想到，罗箭已经通过测量估算出了核爆数据。

专家们紧张得忙着测算，罗箭和同事们却高兴得“忘了形”。

罗箭的领导发现后，询问他们为何如此高兴。

当罗箭将测量数据上报时，所有人都惊呆了，甚至他的老師邓稼先、于敏也不敢相信。

因为罗箭是不知道第一颗原子弹设计之初的核爆当量的。

等到现场的化学专家、光学专家等人通过数据分析出核爆的当量时，专家测量的数据、罗箭测量的数据和设计之初的数据基本吻合。

这让张爱萍心里更加有底了，于是郑重向周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爆成功。

“父亲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
罗箭觉得自己取得的成绩和父亲定下的家规是离不开的。

罗瑞卿在治家和教育子女上非常严厉。

因为工作忙，罗瑞卿常常见不到孩子，便在墙上写下他的要求：“学习必须是最好的，中学不许谈恋爱，大学不许结婚”;“不许抽烟不许喝酒”;“平时生活中也要按照这个做，这个就是标准……”罗箭是兄妹中的老大，要求自己必须严格遵守家规给弟妹们做榜样。

罗瑞卿要求子女，谁考试成绩最好就能得到一面小红旗，并贴在墙上。

罗箭得到的小红旗总是最多的。

那时，罗箭一门心思搞学习，他觉得只有学习成绩好了，才能达到父亲的要求。

“父亲叮咛我们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罗箭说，从小上学起，填表的时候都是只填母亲的名字，不填父亲的。

罗瑞卿不希望儿女靠父辈的荫护生活，他觉得孩子们应该自食其力，凭真本事成长。

罗瑞卿定下的家规同样继续教育着罗家的第三代。

罗箭说，他的侄子、侄女们从小听长辈们讲家规，也是按照家规去做的。

“功德林里两条建议与父亲有关”
2019年7月，电视剧《特赦1959》热播，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在功德林里对关押的部分国民党战犯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

被改造的人包括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等当年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电视剧热播期间，罗箭每天都会看，因为剧里有父亲的影子。

罗箭说，这部剧反映的事实比较客观，功德林里的两条建议与父亲有关。

一条建议是允许被改造人员的亲属前来探望，这对被改造人员的思想软化和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条建议是罗瑞卿首先提出的。

当年党中央批准被改造人员家属探视的申请后，动用了很多力量在全国各地寻找被改造人员的家属。

有些家属隐姓埋名，有些家属去了台湾等地。

尽管如此，党中央并未放弃，哪怕有一丝线索也要找到底。

罗瑞卿的这个建议可以追溯到1955年。

当时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罗瑞卿就向党中央提出了亲属探望的方法。

得到批准后，溥仪的七叔载涛前往战犯管理所探望。

载涛虽然是清朝时期的王爷，但国家存亡之际表现出了铮铮铁骨，守住了中国人的底线，与溥仪恩断义绝，拒绝伪满官职，拒绝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尽管生活穷困潦倒也没有改变初衷。

再次和溥仪见面时，载涛已经是国家干部。

骨肉亲情，民族大义，载涛的到来对溥仪的改造起了很大作用。

罗瑞卿还提出了让被改造人员去全国各地参观新中国建设成就，这条建议也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被改造人员先后前往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参观。

这些被改造人员当年驰骋战场时，祖国大地满目疮痍，如今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建设高潮。

这次参观，让被改造人员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做出来的成绩，让他们对共产党由衷的钦佩，对他们思想改造起了关键作用。

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杜聿明、王耀武等10名被改造人员得到特赦。

“父亲有个强军强国梦”
罗箭说，自己在读哈军工以前的名字叫罗小卿。

入学之前，罗瑞卿和罗箭进行了一次谈话：“你要上哈军工了，是大人了，不能总叫罗小卿了。

”
罗瑞卿在纸上写了“箭、宇、原”三个字。

罗箭很疑惑，他问父亲是什么意思。

罗瑞卿说，这三个字代表着火箭、宇宙飞船、原子弹。

从此，罗箭三兄弟的名字就改成了这三个字，罗小卿的名字变成了罗箭。

罗箭明白，这既是父亲希望他们隐藏和罗瑞卿的关系，也是父亲的强军强国梦。

退休后，罗箭多次前往革命老区，重走了长征路，替父亲看望故人、故地和牺牲的战友。

向下一代传唱着父辈的红歌，讲述着先烈的故事。

从11岁跟着部队辗转求学的孩子，到耄耋老人，罗箭经历了军人家庭的生活，与“两弹元勋”成为师生、同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总结过去的人生，我也算是对国家的国防事业作过一些贡献。

不过，比起我的老师和我的父亲，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罗箭对自己的总结。

（新华网王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