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盛宴》：解构的努力与无奈的萎缩-精选文档

《王的盛宴》：解构的努力与无奈的萎缩
两千多年前那场宴会，也许，赴宴的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它会给彼此以及中国历史带来的巨大影响；更不会意识到，宴席间的点滴，会给后世艺术创作，尤其是现代影视创作带来如此丰富的资源。

《王的盛宴》运用正叙与插叙相结合的叙事策略，为我们展示了秦朝末年、楚汉之争的那段历史，影片紧紧围绕鸿门宴会，对项羽、刘邦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争斗做了描述。

同时，把这次宴会作为引子，由此引发出垓下之围、霸王别姬、十面埋伏等经典片段，将那段风云起伏的宏伟历史展现在短暂的电影时间里，并给观众展现了不同叙述思维。

一、怀疑姿态：
《王的盛宴》与解构主义的精神共通性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逻各斯为核心的西方文明逐渐崩塌。

怀疑与解构思维逐渐出现。

脱胎于现代语言学研究、与结构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解构主义，可以说与尼采的宣言有着强烈的精神上的一致性。

“按照传统价值观念批判所应涉及的一切事物的对立面出
现”①的解构主义“强调意识的绝对自由，认为任何一部作品，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特有的批评，而这个人的批评，其他每个人又会有不同的评价，永无止境。

也就是说，解构主义思想的终点，承认原文与原文之间的疑问变化永无完结”②。

其最大的特色是反中心、反权威、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论。

对于历史的态度，
解构主义“要求我们超越有关历史的形而上学概念和历史的终结”③。

进而生发出对形而上历史的怀疑。

与以往关于楚汉相争的历史表述方式不同，《王的盛宴》似乎并不努力忠实于历史宏观叙事，也不想全面展示那段纷乱的历史结构，而是更侧重于从微观、从对历史的解构视角中生发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与感悟，用一种将近乎赤裸与冷峻的态度对那段历史的宏大描述与传统形而上叙事进行了解构。

二、解构历史：《王的盛宴》的叙述实践
“我觉得在我们的课本上学到的历史并不完全真实，我希望通过一个反映真实历史的电影来激发当代人对这个问题的自我考问。

”带着这种责任感，导演在《王的盛宴》中尽量用镜头表达自我对历史的见解，期望通过镜头这个“真实”的工具动摇人们从历史教材中的接受，展现自我理解的真实的历史。

应该说，导演的这种努力在电影的整个故事结构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贯穿，但在以下三个方面，明显体现出了导演试图解构与动摇权威历史叙事的努力。

1.凸显个体“我”对历史演进的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书写中，个体“我”是被忽略的，自我的欲望和表达的意愿也是被掩盖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英雄或者是群体的大“我”代替了小“我”的欲望，是时事造就了英雄，是英雄在推动着历史的轮回与演进。

可以说，这种大“我”的叙事方式是中国历史书写最大的权威。

而电影《王的盛宴》在
解构故事的方式选择上，也意识到历史书写的这种定式。

于是，对“我”的表达、对小“我”欲望与内心的展示，则成了导演解构权威的一种选择。

首先，电影以第一人称、以刘邦的内心活动作为贯穿整个故事的线索，向我们展示了作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内心的恐惧与挣扎。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权倾朝野的皇帝，也不是一个高唱《大风歌》的英雄豪杰。

影片为我们展现的是刘邦个体本身，是一个有私欲、有智谋、有贪婪、有恐惧，一个贴近生活的人。

虽然身居高位，但内心的恐惧与挣扎困扰着他。

尤其是在垂垂老矣，他更是无法左右自我与爱人的命运，也无从左右历史的书写，作为一个个体，他与众人一样，有情有欲，有缺陷有个性。

于是，在历史书写只关注其帝王形象一面的时候，电影《王的盛宴》给我们展现了小“我”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大“我”历史书写的一种消解。

其次，展示个体欲望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

历史的推进、朝代的更迭，有其自身的规律，关于历史进步必然性的观点，让中国历史的书写完全摒弃了对欲望的关注。

电影《王的盛宴》关注欲望的作用，试图建构个体欲望对于历史演进的作用。

“秦王宫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每一个人心底的欲望”，导演借刘邦这句话强调了欲望在推进楚汉争斗中的作用。

也许正是巍峨的秦皇宫，正是秦皇宫中蕴含的强势与帝王之气，让原来仅为泗水亭长的刘邦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叹，滋生出入住秦王宫、夺
取天下的欲望，进而才有了楚汉之争，才有了垓下之围、霸王别姬等历史上经典的记录。

“在这样一个乱世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对理想的追求、对权力的欲望，以及很多类型的人物怀着不同的目的登上历史的舞台，天然就具有戏剧性。

”可以说，导演陆川将欲望以及由其激发动力，演绎成为推动历史进行的动力，并由此作为故事结构的源点。

2.解构人物形象以动摇历史表述真实性的根基
与以往关于楚汉之争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同，电影《王的盛宴》虽然并未过多着墨于人物形象的别样塑造，但在对这段历史的自我表达过程中，各个人物形象所承担的功用确实与以往以及与正史的记载相差甚远。

这一方面是因为导演在解构故事的进程中显现“我”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其中重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导演也让其承担了许多解构功能。

在电影《王的盛宴》中，刘邦有胆略有心计，但也有懦弱与贪婪的一面。

萧何有智谋，但在权势面前却唯唯诺诺，最终取韩信人头以悦当权者。

张良中庸、智慧，但最终却成为谋害韩信的帮凶。

韩信有智谋，能隐忍，但却缺乏为欲望果断抉择的气魄，最终不免凄凉。

如果说对于刘邦等人的形象塑造是中规中矩的话，那么，电影《王的盛宴》对于史官形象的塑造则是更多寄寓了导演的解构意识。

中国历史的千年传承中，史官群体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他们秉持公正、真实的原则，用他们手中的笔记录着他们看到的时代更迭、世事变换，史官不仅要有宽阔的视野，更要面临当权者的强势干预。

尤其是因仗义执言而被处以腐刑的司马迁，更是提升了史官记载在后世历史研究中的权威性。

人们在潜意识中，已经认定他们记载历史的真实性不容怀疑。

于是，如果想要怀疑正史的权威性，想要找出正史表达的不真实性，对于其记录者的怀疑与否定无疑是最直接的。

在电影《王的盛宴》中，导演从对史官形象的塑造出发，试图解构人们心中对史官形象的认识，进而解构正史叙述的权威性。

在导演陆川的表达中，史官不再高贵和权威，他们唯唯诺诺，屈从于权威，不能将失势的韩信在鸿门宴上的功绩记录下来，显示了历史是战胜者的功绩簿的态势。

并且，他们屈从于吕后的强权，不去追问事实真相，依照吕后等当权者的个人意愿将事情写进历史。

当萧何质问：“修史的人要对得起历史，否则我们的后人会在你们写的历史中看到什么”时，也许随后吕后所说的“书上写的有时也不一定对”，给了萧何最好的解释。

此时，史官给我们印象不再像以往那样坚定与正直，他们限于自我视域的狭窄以及强权的威严，也会写出“不一定对”的史实。

导演在怀疑历史权威的同时，转向对于历史的记载者史官形象的解构，期望从对历史书写者的怀疑中生发出对历史本身的消解。

3.强化细节虚假对正史叙事的消解作用
因为《史记》中司马迁对于鸿门宴的精彩描写，千百年来，
我们对于鸿门宴当时的情形如同亲临，并深深相信这种叙述的真实性。

在对记述者史官形象的解构基础上，电影《王的盛宴》进一步对他们所记内容产生了怀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司马迁叙述的鸿门宴。

导演通过萧何之口说出了自我对《史记》叙述的怀疑，门外三百持戟郎中、帐内二十八死士护卫的项羽军营，樊哙即便是有万夫不挡之勇也不可能轻松进入军帐。

同时，对于盾牌从何而来的质问、项伯佩剑怎么带入军帐的质疑，更是从细节上解构了司马迁叙述的真实性。

而这些细节的展示，都指向一个目的，就是动摇人们对于鸿门宴的传统接受，试图构建自我对历史叙述真实性理解的权威。

导演通过《王的盛宴》表现了自我对历史、王权、情义的反思，导演试图以解构的姿态，突破正史，突破我们对于正史叙述及历史人物的认识，做出大胆但可能更为接近真实的诠释。

影片在层层解构的努力下，不断将故事发展推向高潮。

三、建构与萎缩：《王的盛宴》不清晰的历史观
《王的盛宴》中，陆川通过对历史细节、人物形象以及突出或然性对历史演进的影响，试图怀疑正史关于那场盛宴描述的权威性，并期望在解构的基础上，尽量建立起自我的历史观念，表现出自我对这场宴会的理解与别样的解读。

但是，迫于接受的压力以及电影商业化运作规律的影响，导演陆川的结构努力并未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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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演在电影中呈现出的解构努力与千年来人们对权威叙事的接受相比过于弱小。

与项伯等人被强权强势规约的历史命运不同，导演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来说明自我对那段历史表述的正确性，所以电影最终并没有将正史关于那场宴会的表述推翻，而是仅仅展现了一些细节、一些导演在读史中发现的漏洞。

从另一方面说，虽然导演试图解构权威，解构正史，但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推翻人们几千年来对于这段历史的接受，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说明自我解读的正确性，更无法将自我的理解结构为新的权威，而仅仅是将自我的怀疑展现出来，而这种展示的正确与否，导演也没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于是，在解构的立场上，导演表现出了不确定性。

2.与电影《王的盛宴》所体现出的艺术气质相比，其商业运作手段应该算不上别致。

也许是囿于目前电影环境对艺术电影排斥与对商业电影欢迎的强烈对比，导演在电影中并没有表现出对这部电影获得商业成功的充分信心，所以才会出现了许多关于其商业手段的指责与质疑之声，而这种声音似乎将电影的接受引向了导演期望的对立面。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导演在处理商业与艺术平衡点上的不成熟，体现出导演建构自我历史观的信心不足。

四、结语
以中国过去的一段历史作为表述对象的《王的盛宴》，期望从不同于正史、不同于传统的角度来表达自我对历史的认知及态
度。

虽然电影引起了不同的争论，但整体来说，导演的表意努力还是值得肯定与称道的。

但作为一个受过正规电影教育的新生代导演，陆川对于电影的商业性以及电影产业的商品化运作模式也有着深刻的认知，于是，在商业追求与表达自我，在试图保持电影工业的延续性与解构自我对历史的理解，这样两对难于把握的平衡上，导演陆川还是体现出了其徘徊与犹豫的一面。

这也让电影在犀利解构演绎下，隐藏了许多不确定的因子，最终使电影的整体历史观念表述体现出摇摆性。

注释：
①② 《叛逆的谋杀者――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述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第15页。

③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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