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怀念我的父亲
作者：陈盛根
来源：《晚晴》2017年第01期
我的父亲于1927年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一个有着四五千人的陈姓大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犯中国。

1941年正在县城上高中的父亲，亲眼目睹了日军在沦陷区烧杀掳虐的残酷暴行，不得不东躲西藏艰难度日。

1949年4月，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了江西，父亲那时正在一所学校任代课教师，回家途中遇上解放军向我父亲打探西进路线，请求父亲帮忙，他一口答应带路。

一路上，指导员给他讲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队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队伍，并邀请他参军。

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当即表示愿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因当时无法托人捎口信，家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此去几年杳无音讯。

入伍后，他考取了军校，在二野军大五分校学习；随着部队西进，进军大西南，随部队解放了江西、湖南、贵州的部份地区。

1949年底，父亲所在的部队奉命到惠水、长顺等地区剿匪，当时这片地区匪患非常严重，当解放军部队大兵压境时，经过战斗，部份国民党兵和土匪向解放军投诚，部队对他们实行收编。

一夜，这支收编部队忽然哗变，分派到这支部队的干部全部惨遭杀害，只有父亲陪同指导员刚好外出开会幸免于难。

每当回忆到此事，父亲总是饱含眼泪，怀念他牺牲的战友。

1954年，父亲从贵阳军分区调到龙里县兵役局负责征兵工作，工作地点稳定下来，他终于第一次写信回家，家里才知道他还活着。

母亲捧着信悲喜交集，泪流满面。

1956年，他动员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到贵州，以便一家人团聚。

当时，从江西到贵州路途遥远，母亲又从未出过远门。

在家人帮助下，我们娘仨坐上火车，又转汽车，一路颠簸辗转了将近十天，终于到达龙里县。

父亲连夜赶来见面，母亲将我兄弟俩推向父亲，对我们说，快叫“爸爸”。

当时我年仅六岁，从未见过父亲，当眼前出现一位高个子，身材削瘦的年轻军官，我一时害怕，急忙躲到母亲身后，父亲搂着我亲了又亲，胡子扎得脸上生疼，经过母亲的鼓励，我才胆怯地叫了一声“爸爸”。

1961年父亲转业到地方后，先后在龙里县农具厂、硫磺厂、洗马区鸭子洞煤厂工作。

1976年，龙里县成立矿业公司，抽调了5人负责组建，其中父亲担任经理，对全县矿产统一进行管理和销售。

当时父亲已年过半百，为了企业生存，亲自赶马车，为用户装卸煤炭煤矿，送货上门服务。

在他的带领下，公司业务从小到大，从省内到省外，一步步发展起来。

他总是对我们说，搞企业就是要脚踏实地干才能发展壮大，有远处客户洽谈业务，他总是喊在家里招待，从不用单位一分钱，随着业务一步步扩大，来往客户较多，他又决定在单位买一套炊事用具，争取用较少的业务经费招待客户，同志们都戏称他是“铁算盘”。

他用企业发展基金建成了办公室、职工宿舍，单位还买了七部装卸货车，公司职工由几人发展成十几人，父亲总是第一个吃苦在前，最后一个享受在后。

1983年，他离休了。

但1984年初，县里为了发展经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县领导三次登门邀请父亲参与筹备县铁厂，由他负责厂里财务工作。

筹备初期，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技术人才。

他与其他同志早出晚归，在省冶金厅支持下，以补偿贸易的方式筹集了100多万建厂。

从跑项目到批复、设计图纸、征拨土地进行施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龙里铁厂最终在1985年6月投产。

创业期间，他为厂里精打细算，用一分钱都要仔细审核，才能报销，被厂里职工称为“红管家”。

1997年由于年事已高，他恋恋不舍地离开工作14年的铁厂。

回家之后，他受县工委邀请成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员，通过“从事对下一代教育，关心下一代成长”演讲。

少年时目睹的日军暴行他一直铭记于心，他把这段历史编成小册子，在对中小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讲述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用自己亲身经历教育孩子们努力学习知识，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鼓励孩子们长大成为一个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

父亲多年辛勤工作，积劳成疾，在病床上，他叫我们子女在床上放上一块小木板，一手拿着放大镜，吃力地写着回忆录，断断续续写了三十多页手稿，让我们打印好保存给后辈们看，给我们留下他这辈子最“宝贵”的遗产。

由于病情加重，医生全力抢救无效，终于在2008年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的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事的父亲，这样一位曾经在枪林弹雨中经历过生死，一心为党和人民工作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作者系龙里县委离退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