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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人文精神及其文学表现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天文”指的是天的文采,如日月星辰、阴阳变化等;“人文”指的是人的文采,如文章、礼仪等。

自然的变化通过天象呈现出来;人的文明程度,也借助文章、礼仪等显现无疑。

干宝所谓:“四时之变,具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

”因而《易传》强调了教化的作用,但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

可以说,这是儒家思想中所共同具有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在不同的思想家那
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使其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一
孟子晚于孔子一百余年,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

孔子对人性的论述,肯定了人性的存在,又指出后天的学习可以改变人的本性:“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并未论定人性的善与恶。

孟子把孔子的“性相近”推进了一步,肯定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都具有共同的本质――“性
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孟子?告子上》,下引《孟子》一书直接标篇名)孟子限定人性的“善”主要指的仁义:“仁也者,人也。

”(《尽心下》)“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四端是人生而有之并根植于人的内
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公孙丑上》)孟子从人的心理情感活动来探究“仁者爱人”的深刻原因,这也是对孔子学说的发挥。

孟子的人文思想根植于对人性的尊重和自我精神的扩充,首先表现在
突现这种个性意识,调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张扬个性精神和气节,从而提升了个人的主体地位。

孟子一生游历各国,与诸侯王打过多次交道,在国君面前孟子表现出坚守中正的胸襟和不畏权势的气节。

他正视君王,敢言直谏,从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尽心下》)他揭露黑暗现状,并把批评的矛头直指国君:“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

’”(《梁惠王上》)使国君退让三分“愿安承教”!他还当面质问国君:“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梁惠王下》)令君王无言以对,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甚至直言不贤易位:“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连国君都“勃然变乎色”!
孔子曰:“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论语?乡党》)孟子却自命为“不召之臣”。

在孟子看来,一则要看君王的本质:“不仁者可与言哉?……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孟子?离娄上》)二则要看君王的态度:“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

……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孟子多以“天民”自居,把“事人君为悦者”视之为阿谀奉承之辈,对此嗤之以鼻;以“安社稷为悦君者”斥之为鼠目之辈,不以为然,不与奸邪之臣同流合污,表现了他特立独行的高贵品格,也树立起以“守道为志”的人格风范!
孟子的民本思想亦是其人文思想的集中表现。

他曾坦言:“土地、政事、人民”乃君王之三宝。

朝代频繁更替、君主时常变换、土地交相占有,唯有百姓未能更易,此亘古不变之大理。

因而孟子常常以此为出发点,成为
百姓的代言人。

为政选贤时,他告知君王多听民意:“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梁惠王下》)对外征战时,他亦告诫君王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

……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

”(《梁惠王下》)孟子心系民众,思之甚微。

他希冀君王“乐民之乐”、“与民同乐”,这样百姓才会为之分忧;孟子还多次劝说君王给予百姓更多的优惠政策“制民之产”、“使民以时”、“易其田畴,薄其赋税”等等,这些措施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最为可贵的是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
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心下》)他认为天亦有意,但天意视“民意”而定,“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与民,而民受之……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万章上》)行与事之主体乃是人,舜的美德展露无疑,让人民去检验,故而天之选择在人。

二
孟子在政治论上,特别强调民本意识;在道德观中,坚持主张人性本善;在价值观上,格外突出主体精神。

这些方面构成孟子思想的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使孟子对文艺的认识更多地选择了人性论的角度,并体现为以人为主体的特点,集中表现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思想中。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
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万章下》)这就是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知人论世”思想。

在这里,孟子谈的是交友之道,而交友的关键在于了解这个人,了解这个人的途径在于颂其诗,读其书,论其世。

“其
诗”、“其书”是“其人”思想和感情的凝聚,一个人的生活阅历、思想情感等因素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人文环境影响下的产物,因而我们要研究这个人就不得不探索他所处的特殊时代的特殊环境。

这一思想的价值在于它既强调了作为产生土壤的“世”,又突出了作为个体的“人”,认识到“其书”、“其诗”的特点和风格正是“其人”在“其世”中独特创造的结果。

《孟子?万章上》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这就是孟子的以意逆志说。

他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欣赏主体的意,一是创作主体的志。

不论是“意”还是“志”都需要发挥个体人的主观能动性。

欣赏主体要揣摩和鉴赏一部作品,必须基于他的艺术素养和知识能力,运用他的思维,开动他的脑筋去深思创作主体之意,但他所想的仅是接近作者之意的构思和想法,不可能表述和作者完全相同之意,大抵相近而已。

孟子为此有意锤炼和发掘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而就创作主体而言,要将其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借助作品表述出来以散泄自己的情绪和交代文章的缘起,必然要在脑中进行反复的构思和整理才能诉诸笔端,以求最大限度的表述自己所欲之事(志),因而更加突出了个人的精神主体性。

三
孟子思想的人文精神,不仅使孟子在文艺思想上主张“知人论世”,重视“以意逆志”提出了“气”的学说,表现出关注人的主体性的特点,而且使《孟子》一书在文学表现上立论高远,锐气无当,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形式。

(一)高瞻与远瞩
时代的动荡激发起孟子心底的浩然之气,现实的混乱赋予他的“正天下”、“息邪说”的伟大使命。

因此,《孟子》一书所论无不关乎民生,关乎国家,关乎天下,而且往往立论高远,意气风发,赋予远见卓识。

如与梁惠王探讨如何使民“加多”,强调必须“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梁惠王上》);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主张“舍生而取义”(《告子上》)等等。

孟子往往从人性的本质上加以立论,而最终指向王道政治,因而常常大处着眼,小处落墨。

在与君王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他善于抓住君王言行细微之处进行论说。

齐宣王好大喜功,祖上齐桓公又是春秋霸主之一,因而向孟子提出称霸的问题。

但孟子反对霸道,主张王道,于是他抓住宣王行祭之时“以羊易牛”的细节,指出这就是不忍之心,而不忍之心就是通往王道的基础。

但必须把这种不忍之心施于百姓身上,才能最终称王天下,从而阐明了“保民
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的道理。

儒家学派强调君子要修身养性,孟子更认为君子应树立“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的慎独之志。

他不把修身当作做官的阶梯或途径,告诫人们不可以口腹之养的小体而失仁义道德之大
体:“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

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告子上》)不慕现实物质和眼前利益,而追求仁义充身和道德影响,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苏洵曾论道:“孟子之文,
语约而意尽,不为?f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

”(《上欧阳内翰书》)
其“不可犯”之“锋”正源于孟子博大的胸襟和高远的志意。

(二)批判与反驳
孟子以“好辩”著称,但他并不纯粹关心明辨的技巧问题,他所辩的内容都心系民众,形成了以人为主体的论辩特色。

为此孟子练就了“知言”的本领:“?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公孙丑上》)“知言”正是他辩论的武器,因“知言”使他的语言深邃而不露斧凿之迹,含意深厚,将自己的爱憎忧乐情绪或直白或委婉的表达出来倍增文章的感情色彩。

在政治性论辩中,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推行仁政,实现王道,因而梁惠王提出“不远千里而来,亦将以有利于吾国乎”的问题时,孟子随即斥责宣王道:“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
矣。

”(《梁惠王》)在学说性论辩中,孟子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各家学说展开了批判。

《告子上》章中记述了一次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与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派的论争,他反对农家倡导的“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备”的思想,主张分工而治,使不同地位的人,各有所司;反对农家“市价不贰”统一价格的学说,认为“物之不齐,是物之情也”,如果不分差别地硬性规定划一的价格,实则是一种虚幻的平均主义,会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

由于孟子深明物理之道,又深谙人情之理,因而才能批判深刻,反驳有力。

(三)排比与设喻
孟子坚持不懈的道德修养与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在孟子胸中形成了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当论及社会、谈及民生、阐发学说时,这种“浩然之气”便喷涌而出,在文中形成了一系列排比句式: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滕文公下》)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
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告子下》) 孟子擅长运用讽喻和夸饰的比喻来针砭时弊,说明事理,形象鲜明生动。

如“五十步笑百步”、“缘木求鱼”、“易如反掌”等等,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喻。

寓言是比喻的高级形态,《孟子》运用了许多故事来喻事明理。

如“攘鸡”、“揠苗助长”、“校人烹鱼”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寓言。

因此,东汉学者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

”据今人李炳英先生统计,《孟子》一书261章,93章总共使用了159种比喻。

而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一书的比喻,都是源于社会历史,来自于现实生活,关注的是人生的主题。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先秦文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研究”,项目编号:L07AZW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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