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行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东瀛行：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亚群
日本北海道大学校门
由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论讲座主办、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学讲座、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台湾大学研究计划“清代经典阐释方法与理论的转向”等协办的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7日至28日在札幌北海道大学百年纪念馆隆重举行，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长望月恒子、大会筹委会会长佐藤炼太郎教授、北京大学历史所所长张希清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郑吉雄教授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

会议收到论文31篇，集中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

这是继2005年9月2日在厦门大学举办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又一学术盛会。

与会的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日本学者34人，对科举制与科举学作多层面的深入探讨，体现科举学研究的跨学科、国际化、影响广等特点。

现就会议论文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1.科举“策问”研究
围绕这一主题共有7篇论文，从科举学、思想史等不同视角，探析“策问”研究的学术价值，丰富了科举学的研究内容。

刘海峰的《“策学”与科举学》一文，探讨了“策学”的起源及其涵义变迁，深入考察唐至清代“策学”发展的特点、“策学”著作类型，分析“策学”与科举学研究的关系。

认为：“策学”作为应对科举策问的专门之学，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试策类似于现代的综合考试，内容极为丰富。

“策学”文献是科举试卷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类，其社会史、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学价值值得深入研究，测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日本东北大学三浦秀一的《明代科举“性学策”史稿》一文，总结、探讨明代“性学策”发展三阶段的特点：尊重编纂本、尊重原作及尊重自得或异说，在此基础上，解析“性学策”发展与明代思想史的关联性；认为，既然性理学是明代思想史的发展主轴，则“性学策”的发展与明代思想史的关系应当是密不可分；探究策问与程策在思想上扮演的角色，是动态掌握明代思想史整体的重要环节。

北京大学吴国武的论文《策问宜用经义——科举试策与北宋真、仁之际的经学新变》，深入考察宋初以降科举试策的沿革及其学术导向，指出试策从专时务转向用经义，在诸多方面成为真、仁之际经学新变的重要推力。

此外，一些学者从教育史、政治史、学术史的视角探讨策问的功能与影响。

王炳照先生、石焕霞提交的论文《科举制度与社会教化——以清代状元策为考察中心》，从答卷书写格式、用词避讳、书体演变等方面，阐释了科举考试的社会教化功能，加深了对科举考试教育功能的认识。

金滢坤的论文梳理了唐代试策的主要结构和要素，分析唐代试策文体的时代区别和发展变化；提出唐代制举试策文体是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大致遵循一定的格式，但相对较宽松，选拔标准注重文采和论述内容。

日本学者熊本崇通过实证研究，对绍兴二十一年周必大的省试对策与绍兴二十七年王十朋的殿试对策进行比较，指出政治动向对举子对策内容有明显的影响，秦桧是否执政，影响到科举与太学考试的对策内容，考生对策迎合宰相，并非秦桧当政时期的独有现象。

水上雅晴的《清代科举与策问——考官重视策问的实态以及汉学家官员的“再生产”》一文，以“考据学者为何陆续获得科名”为切入点，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清代考官重视策问的实际状态，阐明乾嘉时期汉学家官员辈出的原因在于，汉学家官员主要根据对策的质量发掘人才，推动其自身的“再生产”。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2.科举社会研究
相关论文4篇，除台湾学者李弘祺的《中国科举制度与家族结构的改变》一文，其余3
篇均为日本学者所作，这也反映了多年来日本学术界对科举社会史研究的重视。

台湾交通大学李弘祺的论文《中国科举制度与家族结构的改变》，着重考察、分析了科举考试对两宋宗族组织演变的历史影响。

指出：随着宋代科举入仕重要性的兴起，中古以郡望为基础的宗族观念逐渐被地方性大家族或宗族所取代；宋代科举实行地方解额的方法，使家族结构不仅要考虑血缘关系，也要考量地缘因素，导致宋代家族组织带有浓厚的地缘色彩。

这种转变冲击了五世而终的家族观念，大家族的力量依靠道学家的支持，变成了中国后代家族组织的常态。

早稻田大学的近藤一成在《明州庆元府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以丰氏为个案：从丰稷到丰坊》一文中，利用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所载丰氏家族史料，考察南宋宁波四大姓氏之一——丰氏后裔丰坊的家族谱系、衰落原因，贯通宋、元、明三代，对明代丰坊的地位与影响作深入剖析，从一个侧面具体揭示了明代宁波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明治大学樱井智美的论文，考察庆元科举合格者及其科举意识，论析当地士人社会与科举的关系，认为庆元士人社会是以宋代明州（宁波）地区士人追求出色的学问和仕途为背景而形成的；元代庆元地区所承担的经济、地理方面的作用，影响着庆元士人对科举的态度。

饭山知保的论文考察了金代地方士人对科举与学校制度改革的反应及其地位影响，利用文献、碑刻资料，分析当时北方进士及第者的数量、文化上的地域差异，探讨科举考试对金朝统治下的社会统合作用。

这些研究加深了对科举考试社会功能的认识。

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作大会论文报告
3.科举制度研究
相关论文5篇，探讨范围广、见解深刻。

北京大学张希清的论文《“禁公荐”、“罢公卷”、“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唐宋进士科取舍依据的演变》，深入发掘史料，详细考察了唐宋四百多年间科举选拔标准的嬗变过程，论述翔实，分析透彻，揭示从采“公荐”、纳“公卷”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历史必然性。

指出这一演变，是通过对朝臣“请托”、知举官徇私滥取“重行朝典”和完备以封弥誊录为代表的一整套贡举考试制度来完成的，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与现实借鉴意义。

浙江大学何忠礼的《南宋武举论略》一文，系统考祭两宋武举沿革，详细论述了南宋加强武举的举措、考试、等第、授官状况及地位、影响，认为，南宋武举功用不彰的原因，最主要是“重文抑武”的国策，抑制了武举人才的养成和武举进士的脱颖而出；其次是武举自身存在的弊端及武举进士沾上“文气”的消极影响，导致其在军队中不合群。

南宋“重文抑武”国策一直影响判后代，个中教训值得深思。

李世愉的论文《“不准临场条奏”——清代保持科场稳定的重要举措》，通过考察、分析此条科场禁令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结合嘉庆朝以后的十二起案例以及乡会试考试内容、缮卷条规改革的三项事例，论证了“不准临场条奏”对于清代维护科场稳定和人才选拔的重要意义，认为这一规定，反映了科举制度的成熟和清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

鹤成久章的《明代会试判卷标准考》一文，通过对《会试录》所收《程文》作者名次及所附考官“批语”的分析，印证了明代会试判卷重视初场的结论。

指出：明代会试考生人数多，而考官判卷时间过少，主考官无法对考卷作严格的重审工作，会试及弟者者及上位及第者的排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五经各同考官的意见。

考官评语随着时代的推后，其篇幅越来越短、内容越来越形式化。

从明代中叶形成的会试重视初场的观念，为清初科举制度所承袭。

韩国庆尚大学裴淑姬的《宋代科举对外国士人的录用及其意义》一文，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新罗、高丽、朝鲜时期赴中国参加科举考试的朝鲜半岛士人的姓名、经历、留学时间、考试年代、所授官职（包括本国官职）、回国后官职的变迁情况等，揭示宋代科举对古代韩国教育、文化的影响。

4.科举文化研究
科举文化是本次研讨会的又一热点问题，相关论文共8篇，探讨了科举公平理念、科举
考试与汉字文化关系、科举礼仪、科举“官年”现象等内容，提出不少新见解。

台湾大学甘怀真论析科举制与社会公平观念的关系，认为明清科举制度的特色为“外部评鉴”、“客观量化”，科举作为东亚重要的文化遗产，仍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对于公平概念的认识。

张亚群的论文《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兼析进士科一枝独秀的原因》，从汉字文化的视角，探究科举考试的文化特征与历史影响。

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科举考试的汉字文化特征：设科考试，以文字学为基础；量才取士，重视书法；辩正言辞，讲求音韵；体用兼备，兴之久远。

认为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相互依存，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产生潜在的导向和整合作用；进士科长期一枝独秀，是与汉字文化的观念、特点、内容及功能密切相关的。

渡边健哉考证了元代进士及第唱名和谢恩等礼仪与宋代科举礼仪的差异，揭示其隐含的文化意蕴。

大野晃嗣的论文《从“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编纂看“明清考试文化”中的“官年”现象》，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例证，深入考察和分析明清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认为这类“官年”，可与学校制度以及连续上升的考试制度一起称之为明清时代的“考试文化”，广泛存在于士人群体中。

科举文化探讨还包括阳明学与科举考试关系、科举文学之个案研究。

张学智通过对嘉靖时期制义名家唐顺之等典型人物及事例的考察，探讨了阳明学对明代中后期制义、士风的深刻影响。

认为阳明学倡导的儒学平民化运动，以及“百姓日用即道”中所体现的顺应当下的思想，对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浙江省社科院钱明的《科举制与阳明学的兴起》一文，考案了王阳明及其家人对科举的态度、兴修书院与科场教育活动，指出作为正统、主流、体制之化身的科举文化，王阳明更多地是持批判校正的态度，是想通过体制内的改良方式，完善和人化（或谓心学化）科举制度；没有科举文化这个平台，阳明学的兴起是难以实现的。

台湾开南大学金元泰介的论文《明末文社之思想及其影响——以几社之八股文为考察中心》，以经世思想家陈子龙的八股文为例证，考察、分析明末几社评选八股文之朱学批判导向与影响。

北海道大学加部勇一郎的论文《〈镜花缘〉中“女试”》，通过对清代小说《镜花缘》细节及作者生活经历的考察与分析，揭示李汝珍的科举意识，反映了清代乾嘉时期士人的一般心态。

5.科举与教育关系研究
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依存互动，至明代形成了完整的科举教育体系。

毛佩琦在《明代的国子监祭酒》论文报告中，论析了国子监祭酒的职能、选任标准、出路及其政治影响，指出统治者整顿官学、禁书院，是与当时社会发展潮流背道而驰，在短暂的“中兴”之后，很快陷入危机之中。

湖南大学邓洪波的《明代书院的科举之会与科举之学》一文，辨析教学之会与科举之会的含义，运用大量的实证材料，考察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及相互影响，认为科举之会具有多种文化取向，书院教学之会所要考察的“科举之学”的内容，也就是传统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成功的“科举之学”，是传统知识体系得以传承不息的重要保证。

宋方青的《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一文，考察传统科举的政法考试性质，从清末科举变革中的法律试题、废科举后法政学堂的发展两方面，论证了科举革废对清末法政教育转型的重大影响。

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清末民初一枝独秀的法政学堂，是科举教育的继续。

6.科举评价及科举文献考证
科举考试利弊并存，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和科举社会影响的扩大，程式化的八股取士弊端日益受到士人的抨击。

台湾大学郑吉雄、徐兴庆通过章学诚、朱舜水的个案考察，对科举评价作了新的探索。

郑吉雄的《章学诚官师币合一说及其对清代科举的批判》一文，根据章学诚的佚文《与史氏诸表侄论策对书》，考察其对科举策问的亲身体验，结合《文史通义》内篇诸篇关于官师合一、治教不分、治学切于人伦日用、圣学不离典章政教等经世思想言论，揭示其对八股文的批判。

徐兴庆运用旅日明臣朱舜水与日本德川初期官学界之人物往来书简等新的史料，考察朱舜水遗文中有关科举的内容，及其个人、家族的科举经历，分析朱舜水对明末八股取士、
不务实学等弊端的批判。

在科举文献考证方面，龚延明的《北宋徽宗朝“贡士”与“进士”考辨》一文认为，《皇宋十朝纲要》将进士与贡士一并收入进士目下不妥，混淆了进士与贡士、进士试与贡士试的概念。

李占伦的《同治闽省汀州府、长汀县岁、科考试文牍发微》一文，利用发现的同治年间六十八件闽省汀州府和长汀县科举考试的官书文件，探讨清代岁试、科试的具体情况，颇具史料价值。

日本北海道大学佐藤炼太郎教授在闭幕式上致辞
总之，科举作为古代中国和东亚盛行1300多年的选官制度与考试活动，已积淀为一份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成为科举学研究的对象，为海内外学人所关注。

这次科举研究盛会，汇集中日韩史学、教育学、哲学、语言文学界学者，就科举制与科举学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诸多新的学术见解，影响广泛。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大会发言以汉语为工作语言，使与会者从文化上倍感亲切。

正如刘海峰教授在大会致词中所言：“科举学者，今日东亚学术之新潮流也。

”这次科举国际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拓展和深化科举研究的学术领域，也有力地促进了科举学研究的国际化。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