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教学与科研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

国内教学与科研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
吴洪富
（河南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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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就已开始了教学与科研关系的争论。

而改革开放后，相关的研究逐步增多。

从研究的脉络来看，最初学者多强调教学与科研之间应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历史性和条件性，继而，很多学者关注到了中国当下大学的状况，并试图找出教学与科研失衡的原因和对策。

近年出现了十余项经验研究，这改变了长期缺乏实证研究的局面。

【关键词】教学与科研关系；研究脉络；经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18（2011）01－0062－04
【作者简介】吴洪富（1980—），男，河南原阳人。

河南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两种最为基本的职能，也是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两个重要方面。

但这两种基本职能之间的关系如何，却是一个争论已久且令人沮丧的话题。

克拉克（Burton R．Clark）说：“现代大学教育中，没有任何问题比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更为根本，也没有任何问题在学术界内外有如此肤浅的想法和倒退性的批评。

”［1］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集中研究这一问题大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什么确定的结论。

但是，这一问题又是如此重要，使得我们必须加以研究。

巴奈特（Barnett，R．）说，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今天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更具有政治的意义［2］。

也就是说，它不仅关涉高等教育的理念，更关涉高等教育的政策与实践。

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国也已开始关注教学与科研关系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面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在高等教育系统外设立了独立的科学院系统，把科学发展的重任赋予科学院，大学科研受到了很大限制。

这也引起了一些争论。

正如钱伟长先生所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曾经提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教学和科研的关系。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绕这个问题，曾经引发过一场大的争论……”［3］。

建国初，高校集中了国家大部分的科研人员，1953年国家还强调“综合大学虽主要是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但同时也是一个研究机构……”，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研规划，也将大学列为国家科研的一个方面军，但由于对高校科研投资少，高校的科研未能放到应有的地位，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研究也并未深入开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教学与科研关系问题重新凸显出来，研究也随之多起来。

一、一种普遍观念的形成：教学
与科研之间的辩证关系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明确指出，高校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

但是，对于两个中心与两种关系的认识与处理仍有不同意见。

一些人仍然坚持高校只有一个中心———即以教学为中心，强调高校的育人功能。

这种不同的意见与争论缘于对一些问题仍然没有搞清楚。

薛天祥教授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高校建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实质是什么？高校是否都要建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对一所高校来说，两个中心有无矛盾？他指出教学与科研是相互促进的、互为条件的；各学校要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条件，程度不同地开展科学研究；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并不存在矛盾。

他还指出要通过一些措施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矛盾［4］。

之后十余年研究的基本结论大都与此相近。

首先，多数学者都从不同方面论证了教学与科研的
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关系。

如有学者分别从高等教育“高”的特点、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的任务，以及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演进的历史等方面，指出教学和科研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要“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必由之路”（管林，1985），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5］，要设计并实施“高校教学—科研一体化”的模式。

甚至，有学者还指出：“从世界高等教育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历史演变中，得出教学与科研正日益趋向有机的统一，这是高等学校正在出现一场重大的革命。

……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统一，是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关系之间关系演变的必然趋势和最终形式”［6］。

其次，针对高校普遍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一些学者强调指出“就具体的某一所高校，应当因校而异，不同程度地侧重教学或科研”［7］。

对于一小部分学科齐全、科研基础好的老大学和重点大学，可以允许其既搞科研又搞教学，逐步建设成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其它多数院校主要搞教学，当然，有条件的学科也可以开展一些科研工作。

再者，一些学者注意到教学与科研虽然“存在着广义的结合关系，同时也可能发生矛盾与冲突”（匡兴华，1992），二者的良好关系具有条件性，强调通过一定的工作措施来满足条件并强化二者之间的积极关系。

这些条件主要是一定规模和较高水平的教师和科研队伍；教学与科研的条件与设备较好；完善相关的管理机构，等等。

虽然普遍存在教学与科研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的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一直存在关于当时的高校是“重教学，轻科研”还是“重科研，轻教学”的争论。

前者的逻辑在于从高等教育的特点和任务来看，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高”，而且《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文件提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就决定了高等学校必须既要教学，又要科研。

而且，“高等学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并不是那种翘翘板式的关系，‘重科研’未必就‘轻教学’。

恰恰相反，只有‘重科研’，才能真正从根本上‘重教学’。

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此乃提高其教学质量的关键”［8］。

而后者的逻辑则是基于现实的观察。

他们看到了当时一些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科研上，而疏忽了教学，强调要纠正和防止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

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教学与科研关系的
复杂性、条件性和历史性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相关研究的路向开始有所变化。

学者们开始认识到教学与科研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难以处理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

赵婷婷从大学发展史的角度，指出“虽然两者在大学的发展史上有过相对协调的阶段，但总的说来，矛盾多于协调。

而且，它们在不断协调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矛盾似乎更加尖锐和激烈。

鉴于这种情况，有人把这一矛盾称为大学发展中的‘两难问题’”［9］。

同时，这一时期，学者们还逐步认识到“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是需要条件的，而这种条件性，已不再是之前学者所认为的学校办学条件，而是社会条件。

这种新的认识与国内学者对国外文献的研究很可能存在某种关联。

克拉克的名著《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中译本于2001年出版，在书中作者引用了本大维《学习的中心》中的一段话———“科研和教学只是在特殊条件下能够在单独一个框架内组织起来，远远不是一种自然的相配”。

依据此思路，克拉克提出了整合教学与科研的三类条件：使成为可能的条件、形成的条件和实施的条件［10］。

国内学者提出教学与科研关系受制于社会条件的认识也大致在2001年之后。

与这种认识密切相关，学者们也逐步认识到了教学与科研关系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即教学与科研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陈玉琨教授和龙献忠博士分别梳理了教学与科研关系演变史，得出了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历史性和条件性。

周川教授和胡建华教授分别从科研观的转变和科学研究历史变化的角度，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即科学研究本身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是一个历史范畴。

两位教授都认为，洪堡时代的“小科学”适宜于教学与科研的结合，而在“大科学时代”，则会出现一些与教学没有太多关联的大学科研。

而朱国仁则撰文归纳出了国外学者提出的协调教学与研究的三种方法：分离法、平衡法和上移法。

三种方法的所指分别是教学与科研没什么联系；通过鼓励、评价等引导教师的教学与研究行为，促使两者达到平衡；将“教学与研究统一”提高到高等教育中较高层次教育中推行［11］。

可见，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逐步认识到了教学与科研关系远不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那么简单，而是呈现出复杂多样性、条件性和历史性。

这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分析和解决现实中教学与科研关系的问题提出了理论前提。

三、一种思维范式的形成：现状—原因—对策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提“两个中心”之后，很多人拥护并论证大学也要进行科研，强调教学与科研之间的辩证关系。

但不久就出现了反对“重科研，轻教学”的声音，强调大学应以教学为中心。

但整体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失衡，所以两种声音并存。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高校普遍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

为此，一些学者重提教学与科研之间应和谐发展，并试图寻找这种状况的原因。

在认识到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历史性和条件性的基础上，还从管理和政策等多方面提出平衡二者的建议。

钱伟长先生强调“大学必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高墙”。

张楚廷先生也在《再论教学与科研关系》一文中指出，在高水平之下把教学与科研统一起来的大学是高水平的大学，并分别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教学对科研的促进作用和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12］。

在强调二者和谐关系的前提下，有学者指出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平衡，既受社会和国家宏观环境和宏观政策的影响，又受高等学校和教师自身行为的影响。

其他一些学者也指出了类似的原因，如大学的急功近利、政府投资的导向、评价与考核机制等。

还有学者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得出教学的难以监控性是重科研、轻教学的原因。

为了平衡二者，众多学者提出了建议，如要进行校内分工，教师可以侧重教学或者科研；对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上应有不同的要求，并应建立科学的教学与科研评价机制；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体制；树立教学与科研整合的管理思想；实行研究型教学等。

一些学者提出“不但要从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去解读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职能，更要从文化层面去审视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职能”，强调要尊重“人”的价值。

张楚廷先生也指出，无论怎样良好的机制、完备的组织、有效的措施仍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道德和责任的支撑，要营造整体和谐的学校文化。

一些学者还从国家宏观政策和制度的层面，提出了协调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策略。

如李泽彧、曹如军提出教学与科研关系至少存在着学校、教师和学生三个层面的关系。

因此，大学教学与科研关系应是多元化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其原因在于大学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大学自身办学定位的错误。

因此，要建立高等教育分类拨款制度、建立高等教育多元评价制度并改革教师管理制度与学生培养制度［13］。

还有学者则从更广泛的范围内讨论对策。

认为加强教学与科研的融合，不仅要加强高校内部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互动，而且还要促进产业界、高等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的产学研合作，并深化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

四、范式的转换：从逻辑到实证
通过文献的梳理与回顾，我们发现国内对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认为二者是简单的相互促进关系，到认识到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条件性和历史性，并试图找出影响二者关系的因素、协调二者关系的策略的过程。

可是，这些研究都是源于观察和逻辑的推演或者历史梳理，而不是基于现实的实证分析。

因此，这些研究的结果带有一定的“臆想”性和个体性。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有学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匡兴华在《论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中指出，“一般认为，科研与教学同为高等学校的主要社会职能和主要任务。

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尽管在高教界被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广泛引用，但实际上在理论上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与分析，在实践上缺乏通过深层次的调查研究所获得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他的这种判断，对于国外研究而言是很不恰当的，毕竟，那时在国外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研究。

但是，对于国内的研究而言，其批评是恰如其分的。

可是，在之后的十多年间，依然没有经验研究的出现。

在《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陆根书等人指出其研究是为了“填补”国内缺乏实证研究的“空白”［14］。

之后，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

经过较为细致的文献查阅，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查到的经验研究只有十余项。

这些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用评价机构的数据进行学校层面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研究。

如陆根书等人的研究收集了1998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度武书连等人发布的《中国高校评价》中排名前100位高校的人才培养得分与科学研究得分，然后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高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第二，对青年教师教学、科研投入状态的调查。

如唐智松对原西南师范大学466名青年教师的教学投入、科研投入状况进行了调查。

研究发现，青年教师能够认识教学的重要性，但教学实际投入不足；虽重视科研，但被动性较大；青年教师在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倾斜于科研，且对师范性与学术性的内在联系认
识不够深刻；青年教师关心科研政策甚于教学政策［15］。

第三，通过相关性研究，分析教师个体科研成果与教学效果之间的关系。

如魏红等人采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的数据，考察了大学教师的教学效果和科研成果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大学教师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效果呈正相关，教师的科研对教师的教学有促进作用。

研究还分析了不同类别教师的差异性［16］。

韩淑伟等人利用某校近3年教师教学评估数据和科研成果数据进行了相关性研究。

结果发现，教学与科研还未达到相互促进和相互提高的状态，教学与科研不存在线性的相关关系，指出这“不能说明不存在相关，可能存在其它非线性相关”（韩淑伟，等，2001）。

第四，通过使用问卷，对教师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进行调查。

华中科技大学课题组对国内5所有代表性的高校691名教师的问卷调查，探讨了大学教师对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认识、处理及影响因素等问题。

结果表明：教师普遍认为教学与科研呈正相关，但教学对科研的促进作用小于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影响教学与科研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学校与院系的政策与制度，而目前这种组织制度迫使教师不得不改变自身的信念，认可教学与科研的分离（刘献君，张俊超，吴洪富，2010）。

第五，利用访谈等质性方法，研究教师对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认知与感受。

余秀兰教授对国内8所一流研究型大学的60名教授和14名教学管理者，进行结构式访谈。

发现教授们认为教学与科研在时间上往往会冲突，但在本质上又能相互促进。

他们还认为，研究型教学能促进教学与科研的双赢［17］。

饶亦楠等人对某研究型大学三位既从事科研又从事教学的教师进行了访谈，并得出了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协调二者关系的政策。

但其研究对象过少，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就已开始了教学与科研关系的争论。

而改革开放后，相关的研究逐步增多。

从研究的脉络来看，最初学者多强调教学与科研之间应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即二者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了解，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历史性和条件性，继而，很多学者关注到了中国当下大学的状况，并试图找出教学与科研失衡的原因和对策。

整体而言，在很长的时期内，国内研究缺乏实证性，只是近几年才出现了十余项经验研究，这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但是，大量的工作还有待继续开展。

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通过经验研究，尤其是运用质性方式探寻教师对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感受与经验是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式和趋势。

另外，探究如何加强教学与科研之间联系应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而不是研究教学与科研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参考文献】
［1］Clark，B．（1997）．The modern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teaching and learning［J］．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68（3）：241—255．
［2］Barnett，R．（1992）Link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A Critical In-quiry［J］．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63（6）：619－636．
［3］钱伟长．大学必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高墙［J］．群言，2003，（10）．
［4］薛天祥．关于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几个问题［J］．上海高教研究丛刊第二辑，1981．
［5］符树样．浅论教学与科研的辩证关系［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2）．
［6］梁其健．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关系演变浅析［J］．教育研究与实验，1985，（1）．
［7］刘荣暄．也谈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1987，（3）．
［8］张晓鹏．当前特别要注意纠正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吗？［J］．高等教育研究，1986，（3）．
［9］赵婷婷．大学与社会的矛盾看教学与科研的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1999，（2）．
［10］［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2—243．
［11］朱国仁．略论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协调［J］．上海高教研究，1998，（6）．
［12］张楚廷．再论教学与科研关系［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3，（4）．
［13］李泽彧，曹如军．大众化时期大学教学与科研关系审视［J］．高等教育研究，2008，（3）．
［14］陆根书，顾丽娜，刘蕾．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实证分析［J］．教学研究，2005，（4）．
［15］唐智松．青年教师教学、科研投入状态调查［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1，（1）．
［16］魏红，等．科研成果与大学教师教学效果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
［17］余秀兰．研究型教学：教学与科研的双赢［J］．江苏高教，2008，（5）．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教学研究所2008年高等学校资源建设项目“非线性视域下的大学教学与科研关系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本课题负责人为华中科技大学刘献君教授。

（责任编辑肖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