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从史学史角度对“北朝四史”研究成果的梳理范文3

2021从史学史角度对“北朝四史”研究
成果的梳理范文
20世纪以来，随着史学史学科的独立出现及其研究的渐次展开，学术界对"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的研究不断得到丰富。

本文试图从史学史角度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并尝试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促进"北朝四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魏书》
（一）《魏书》编纂研究
1929年，李正奋发表《〈魏书〉源流考》（《国学季刊》第 2 期），从滥觞、集成、修改、残缺、补缀和评论六个方面，对 20 世纪前的《魏书》编修与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但"仅敷陈魏收修史经过，于其书之取材未能详加辨析，惟知多本《魏国史》而已",其间虽"间为伯起（魏收）剖白，然殊简略，不能探本穷源，以辩驳昔人之加于伯起者，而折服之".
1935年，周一良发表《魏收之史学》，从魏收之为人、今本《魏书》、《魏书》之取材、体例与书法、事实与论断等方面，全面考察了《魏书》编修及所受评价等情况，成就远超前人，至今仍是魏收与《魏书》研究中最重要的篇章。

关于《魏书》之取材，周一良指出，其前半本于《魏国史》，后半则为魏收在史馆所缀续。

他将《魏书》与其他相关史书内容列表比较，详细探讨了其史料来源，指出魏收在史馆"不过十阅月。

可知《魏书》大抵仍因旧史，后人心目中若谓全出伯起之手，故得肆其曲笔者，误矣！"这样就从史源的角度对后人加在魏收身上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批驳，言之凿凿，无可置疑。

1940年代，陈垣对刘知几称《魏书》史料极其完备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尚有残缺，但只举一例，未详加论证。

此后，陈连庆指出《魏书》"还引用石刻",这是一个新发现。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则列举了《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

张莉《〈魏书〉研究》（华文出版社 2009 年版）从当代史、前代史、起居注、谱牒行状、碑刻墓志及简牍、十六国及两晋南朝史料以及调查访谈资料七个方面，对《魏书》的取材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

《魏书》因多半成于魏收之手，近代以来多认其为私家撰述，最早如梁启超在1922 年指出《魏书》与唐代官修之史有区别。

柴德赓亦云："向来史家没有拿《魏书》作为官修书，原因在于《魏书》修撰及后来几次修改，实际由魏收负责。

"但21 世纪以来，先有张莉指出《魏书》"是在北齐朝廷主持下进行的，其官修性质明显",继而乔治忠根据多种史实指出："《魏书》纂修始终是在北齐官方的控制之下，与沈约《宋书》一样是朝廷委任史家专责编纂，而属于官修史书".显然，两种不同观点的分歧在于专家负责是否就不属于官修性质，这就涉及到如何判断官修的标准问题。

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官修私撰有时很难清楚地界定，二者还可能互相转化，但只要自始至终都由官方主持修纂，即应属于官修，而不必考虑其中是一人主修还是多人参与，人数之众寡不应成为判断是否官修的标准。

从这一点来说，《魏书》应属官修无疑。

《魏书》列传多有家传色彩，多数学者因此而言其芜冗，周一良《魏收之史学》却认为"殆不尽然","盖因当时谱牒遗逸，故具书支派，因以明高门甲族之源流".柴德赓《史籍举要》肯定这"可以辨别汉人与鲜卑人家室源流，使读者不致混淆".
陈高华等也认为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门阀制度盛行、个人政治地位与特权都和谱牒有关的社会情况，不应对此进行谴责。

笔者以为，从严谨的、成一家言的历史着述的角度说，《魏书》的做法不免芜冗，但从为后世保存史料的角度说，这种编纂方法亦为难得。

对《魏书》史论，周一良《魏收之史学》指出，"收书大半本于国史，故事实论断多能持平近是".马艳辉在《论〈魏书〉史论的特点及价值》（《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 4 期）中认为，其史论具有王朝史与民族史相结合的特点，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观念、政治统一意识和浓厚的门阀观念，但同时也存在多有谀词、一般发论、受"天命"论影响等局限性。

（二）《魏书》校补考证研究
《魏书》在流传中出现很多残缺。

1924年，罗振玉依据出土墓志，写成《魏书宗室传注》及《校补》。

1935 年，谷霁光发表《补魏书兵志》一文，但论述有所欠缺与失误，"未为佳作".《魏书》自南宋起缺卷十六《广平王传》和卷一〇九《乐志》各一页，陈垣自《册府元龟》、《通典》辑出《乐志》缺文，写成《魏书乐志补缺》；刘军《〈魏书·广平王元怀传〉补疑》（《古代文明》2013 年第 4 期）认为，该传底本原貌可能就有缺页，其"缺损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和现实原因".果真如此，则今本《魏书》自陈垣就已补齐。

1915年，丁谦出版《〈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魏书〉西域传地理考证》、《〈魏书〉外国传补地理考证》三书（浙江图书馆丛书），对《魏书》有关篇章内容进行考证。

是后，余太山《〈魏书·栗特国传〉辨考》（《文史》1983 年第21 辑）和《〈魏书·大月氏传、小月氏传〉史实辨考》（《学习与思考》1984 年第3 期）等皆属此类考证文章。

栾继生《大兴安岭嘎仙洞北魏石室祝文与〈魏书〉史料辨疑》（创新思想·科学发展·构建和谐---黑龙江省首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下册，2008 年第 586 页）、曾晓梅《〈魏书〉校正---以碑刻为材料》（《北方文物》2010 年第 1 期）、吴明冉《〈魏书〉人物姓名补正》（《前沿》2014 年 Z7 期）三文，则通过地下出土的石刻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辨。

197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出版，陈金戈《〈魏书〉校勘拾零》（《山西大学学报》1983 年第4 期）及《〈魏书〉校勘拾零（续）》（《晋阳学刊》1984年第3 期）、高振铎《〈魏书〉点校商榷七十例》及《〈魏书〉点校商榷二十九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 年第 1 期、1999 年第 5 期）等对此版本进行了校勘，成果较为丰富。

除上所述外，陈垣《史讳举例》、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和《校史随笔》、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许福谦《南北朝八书二史疑年录》诸书，对"北朝四史"都有着功力深厚的考证研究，在此一并揭出，下文不再述及。

（三）《魏书》史学价值研究
《魏书》作为唯一传世的北魏、东魏纪传体史书，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特别是其中的十志，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各种史学史着作大都分析了各志的价值，但文字不多，此不具述。

王志刚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指出十志的记载是"传统史学典志撰述传统的重要一环，在汉唐之间的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突出的承前启后之功".
对十志中的《释老志》，周一良《魏收之史学》认为"尤为卓见",向燕南探讨了其历史价值与史学价值,葛兆光则宏观地总结了其史料价值，认为对研究佛教制度、佛教与政治以及寺院经济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1944年，吕思勉发表《论魏史之诬》（《文艺春秋》第 1 卷第 1 期），对《魏书·序纪》追述鲜卑拓跋氏族先祖的说法提出异议。

此后，田余庆《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上）、（下）（《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3、4 期）和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复旦学报》2005 年第 2 期）均是对《序纪》进行的相关探究。

李传印认为后二文均"以详实的资料和缜密的分析，基本解决了《序纪》是否可信的问题",同时作者也从史学认识的角度探讨了《序纪》的史学意义。

近年来，张芳撰《〈魏书·高句丽传〉史料学价值探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 5 期）等多篇论文对《魏书·高句丽传》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中《〈魏书·高句丽传〉口述史料探析》（《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一文，对该传口述史料的研究，视角新颖，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今后，或可对其他史书特别是少数民族史书从这一角度进行深入挖掘与探究。

（四）《魏书》历史观点研究
《魏书》将北魏、东魏列为正统，将东晋、南朝及十六国政权斥为僭逆的做法，隋唐以来一直受到学者的批评，但很少有人探其渊源所在。

何德章《魏书正统义例之渊源》（《北朝研究》1996年第 2期）认为这并非魏收自创，而是来源于李彪所撰北魏当代史，魏收不该因此受"曲笔"之讥。

不过笔者认为，魏收既然承袭了这个政治态度鲜明的历史观点，学者们因此而称他"曲笔"是正常的。

关于《魏书》民族观的研究，这是新世纪以来开拓出来的研究领域。

李红艳《魏收民族史观初探》（《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 3 期）对《序纪》中表现的民族观及其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

张莉《〈魏书〉研究》（华文出版社 2009 年版）指出，《魏书》蕴涵着"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华夏民族文化具有认同意识。

（五）《魏书》评价研究
《魏书》修成后颇受争议，并被指为"秽史".在20世纪以前，仅有少数人否定"秽史"之称，但却论证无力。

1935 年周一良发表《魏收之史学》，是为对《魏书》"秽史"辩诬最有分量的扛鼎之作，"从史源学的角度，通过比较、推理、考证等研究方法，首次对魏收人品、《魏书》的体例与书法、事实与论断等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辨，条分缕析，考证精详，其中关于《魏书》致诬之由的考证性成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正如作者所说："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的文章。

"但至 1980 年代初期，仍有人坚持"秽史"之说,不过均是简要论及。

1985 年，瞿林东发表《说〈魏书〉非"秽史"》一文（《江汉论坛》第 5 期），从门阀制度的社会背景考察了"秽史"产生的社会根源，对"秽史"、"曲笔"概念进行了理论阐释，指出"秽史"皆是门阀地主的"诸家子孙"所为，且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夸大。

作者将如何对待"秽史"问题提升到能不能正确对待史学遗产的基本理论问题和能不能恰当评价某一部史书的具体问题，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评价角度，可适当推广至对整个中国史学遗产的评价问题。

此后，对"秽史"之称辩诬的主要有屈超耘《为魏收的"秽史"辩诬》（《唐都学刊》1998 年第 2 期）、张莉《〈魏书〉"秽史"说必须推翻》（《运城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杨必新《门阀制度与〈魏书〉"秽史"之名》（《合肥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以及一些史学史着作中的简要评述。

在对"秽史"之称予以辨析的同时，学者们也指出书中存在诸多缺点。

如，对统治者有所偏袒;记事比较分散，不善于作元元本本、上下贯穿的描写;没有记述西魏的历史，没有设立《艺文志》，有浓厚的迷信观念，记载也有偏颇、失实之处;等等。

但不可否认的是，《魏书》在保存重要史实方面有很大作用,其"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它是
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统治者的封建皇朝的皇朝史".
总之，离开《魏书》，对北魏、东魏历史的研究几乎寸步难行，我们必须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至于书中的"曲笔"部分，应以知人论世的态度，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

二、《北齐书》
（一）《北齐书》编纂研究
在史料方面，柴德赓依刘知几的评论，认为大部分材料在李德林时已经具备，李百药只是继续纂修。

在编纂体例上，朱杰勤认为"在史裁和文章方面，都不足取".周文英指出：其体例上并无创新，但在编纂方法上确有长处；总体上叙事简要、严谨，但内容显得平淡无奇。

（二）《北齐书》校补考证研究
1931年，刘盼遂在《学文》第 1 卷第 3 期发表了《齐书宗室世系表》；1945 年，徐仁辅在《志学月刊》第 19、20 期合刊上发表了《补〈北齐书·艺文志〉》，均为补缺之作。

1947 年，严敦杰发表了《北齐历考》，被陈垣誉为"三百年绝学
";1984 年，作者以此为基础，依据有关史料及数据，加以推衍，形成《补〈北齐书·历志〉》（《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这为北齐天文历法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陈连庆《标点本〈北齐书〉校议》（《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2年第3 期），丁玉祥《北齐书校议五则》（《南京师大学报》1998 年第 2 期），许福谦、刘勇《〈北齐书〉纪传疑年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牛继清、张林祥《〈北齐书〉时误补校》（《文史》2000 年第 4 期），王勇《中华本〈北齐书〉校议》（《图书馆杂志》2008 年第 5 期）等，均是对《北齐书》进行校勘考证研究的成果。

（三）《北齐书》历史观点研究 董文武认为：《北齐书》体现了作者对不同民族一视同仁的编纂观、华夷互化的融合观、天命所归的正统观,同时也宣扬了君权神授观、皇朝德运观和历史盛衰观.张祥光就《北齐书》中对高齐政权暴政的叙述和评论，认为具有远鉴前王败事，借鉴于一代之失的思想。

此后，周建英、谢保成也均指出了全书贯彻"以史为鉴"的宗旨。

（四）《北齐书》评价研究
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指出，《北齐书》是旧史中对北齐最集中而又系统的记载。

周文英肯定该书保存史料和对统治集团政策与兴衰成败的揭示，但认为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远不如前四史，甚至居于《隋书》之下，存在如刘知几所论的弊病。

朱清如《评刘知几论〈北齐书〉》（《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 6 期）一文，就刘知几对《北齐书》的评价进行再评价，认为刘知几的评价因主观意识较强，过于相信自己，存在言辞过激和偏颇的现象。

《北齐书》原书五十卷，但流传中残缺甚多，现仅存十七卷原文，是二十四史中亡佚最多者，这直接造成了后世对它的研究明显少于其他史书，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三、《周书》 （一）《周书》编纂研究
《周书》在编纂中对同时期北方与南方政权的一些大事作了记载。

对这种书法，张孟伦认为便于读者知晓各国同一时期的史事，且具有大一统的进步意义。

此后，多数学者均肯定了这种编纂方法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杂说中》曾说《周书》取材不博，唯凭牛弘《周史》，因而"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陈高华、柴德赓都认同刘知几所论其资料贫乏、史料不充足的情况。

但赵政提出异议，其《〈周书〉考论》（《五邑大学学报》1989 年第 1、2
期合刊）指出，"《周书》是以西魏、北周国史、起居注和牛弘《周史》为蓝本，再参考其他文献资料，以及根据回忆记述整理的史料修撰而成",而非刘知几所说仅据《周史》稍加润色而成。

同时，对比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的史料考证情况，认为《周书》尚未从整体上损害内容的真实性，基本能够反映历史事实，并非"多非实录".此后，马光华等也指出《周书》列传部分保存了许多重要文献。

可见，对于刘知几之论，学术界仍存在争议。

（二）《周书》校补考证研究
郭霭春依据《周书》，参考隋唐《志》及官私书目，发表《补〈周书·艺文志〉》（《文史》1988年第 26辑）。

许福谦、刘勇《〈周书〉纪传疑年录》（《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 年第 1 期）对书中部分人物生卒年月之讹误进行了订正。

周伟洲《〈周书·王士良传〉补证》（2004 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依据出土的北周三方墓志，对《王士良传》进行补证。

程泱《〈周书〉校补》（《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利用明本《册府元龟》等类书，校补原文讹误 26 处。

黄楼《〈周书〉校读札记（一）》（《江海学刊》2014 年第 6 期）是对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校勘。

（三）《周书》历史观点研究
在《〈周书〉考论》（续）（《五邑大学学报》1990年第1 期）中，赵政认为，《周书》具有兴亡皆由人事的进步历史观和鉴诫资治的史学思想。

高振铎也指出，其史学观点主要有历史可以借鉴、主张行王道反对霸术、人君应该接受臣下意见等。

（四）《周书》评价研究 朱杰勤认为：《周书》"取舍史料虽有失宜，但条理分明，文笔简劲，亦有可观".陈高华等虽认为《周书》资料贫乏，但也并非一无是处，认真爬梳，仍可收集一些重要史料。

其他学者也在肯定《周书》之际，指出了一些缺点，如"史料取舍疏于抉择，漏书了一些重要史实","意存忌讳，文过饰非","全书前后矛盾，错误、疏漏之处较多","史事记述亦有欠清楚处",存在歌颂当权者先人、考订史料不够确切、编次失当、《异域列传》混淆界限等问题。

此外，一些史学史着作还从唐修"五代史"的整体上对其进行简要评价，采取了一分为二的客观态度。

四、《北史》
（一）《北史》编纂研究
1940年代，陈垣指出，《北史》编纂方法是连缀、迁移、删削、增字,较早地对《北史》编纂问题进行了论述。

此后，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中沿袭此说，认为连缀、迁移是材料安排上的方法运用，存在刘知几所说的"抄撮近代诸史"的情况，只是并非全部抄撮。

王树民认为，将同时期的南北朝写成二书，导致南北朝关联之事机械编录，出现许多割裂、错置以及矛盾、重复之处。

尹达等人也认为："全书未能会通，拼凑的痕迹至为明显，仅是一部抄撮编缀的史书而已。

"关于编纂中的删削问题，学者们既肯定其删削之功，也指出有删削不当之处。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拾遗》等着作中，都有相关的研究与评说；王树民、杨耀坤、高国抗也均指出删削不当的一些具体表现,但他们没有对书内各篇删削问题进行全面的比照核对。

高敏则对此进行了系统详细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尤其是其《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一书，"既全面吸收前人研究的有益成果，又积作者多年搜寻、比勘、考辨、研究之心得而成","将《南、北史》与八书之增删改易之处，一网打尽",是关于"二史"删削问题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针对《北史》在编纂中使用的家谱体例，张孟伦认为无可非议。

但谢保成提出强烈批评，认为在门阀士族没落、士庶界限逐渐消失的唐代，以这样的体裁将家族盛衰同皇朝命运联系在一起，是陈腐思想的反映，没有积极意义。

对此，乔治忠在《中国史学史》中指出，这是为了篇幅简洁而采取的纂修方式，也反映了当时出身门第对人物生平确实起着重要作用的历史现实。

（二）《北史》考证研究
吴振清《〈北史崔浩传〉校读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 1 期）对该传误字、脱字等进行了指正。

是后，黄云鹤《读〈北史魏本纪〉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 年第 1 期），牟发松《〈北史〉零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1年），牛继清《〈北史〉系时讹误拾遗》（《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等，皆属此类文章。

2011年，李凭、梁丽红发表《广州市所见〈北史〉版本述略》（《图书馆论坛》第 6 期）一文，考察了广州市所见《北史》各版本情况。

2014 年，梁玲华发表《〈北史〉版本及源流考》（《学习与探索》第3 期），系统对《北史》在宋朝之后的版本情况进行了梳理。

同年，李凭、梁玲华发表《源伊信校勘南监本〈北史〉考》（《历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肯定了源伊信校注《北史》的价值。

管正平《元信州路儒学刊本北史版本项详考》（《江汉论坛》2014 年第 4期）则对元朝大德刻本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证。

（三）《北史》历史观点研究
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中指出，《北史》"以西魏为正统。

此亦是唐人以北周为正统的思想。

"何德章《〈南〉〈北〉史之正统观》（《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 4 期）则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南史》、《北史》以北魏、北周、隋为正统，宋、齐、梁、陈及东魏、北齐为"偏据"的正统观。

1978年 12 月 29 日，《光明日报》发表《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卢荻》一文，其中说毛主席"特别提到李延寿写的《南史》和《北史》比较好，说他倾向统一".是后，瞿林东《〈南史〉、〈北史〉散论》（《史学月刊》1981 年第 1期）明确指出李延寿继承了其父倾向统一的思想。

而穆德全《唐初河北史家李延寿的南北统一观及其〈南史〉和〈北史〉的修撰》（《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 期）、张华腾《延寿修史诚堪赞》（《殷都学刊》1989 年第 1 期）、高国抗《一部倾向统一的正史---唐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暨南学报》1989 年第 1 期）、陈冬冬和郑振捷《〈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历史观及其得失》（《社科纵横》2006 年第 5 期）等多数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

但谢保成反对这种见解，他发表了《倾向统一不是〈南史〉与〈北史〉的主题》（《北京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从李延寿父子的着述之志、各自言论与背景的考察，指出李延寿并未继承与推进"先志",而是改变了其父的初衷，不能将倾向统一的思想强加于其书中。

同时，他在论述中将"二史"和士族与庶族的斗争联系起来，认为李延寿撰史欲突出门阀势力。

乔治忠认为这是"医齿而伤唇",并对谢保成所指责的李延寿变编年体为纪传体的做法，也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认为这"乃是追随唐初朝廷的史学观念",以纪传史为主导体例，将各个前代政权一体对待，避免编年史必须选用纪事年号的困境，符合南北朝政权更替体系的实际状况。

金家诗在《"二史"与"八书"之比较---对李延寿修撰"二史"宗旨之探讨》（《青岛师专学报》1991年第 4 期）和《陇右儒学与李延寿史学》（《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中对李延寿的修史宗旨、修史渊源与指导思想等进行了探讨。

（四）《北史》评价研究
朱杰勤认为，《北史》将隋朝与其他七朝并列，抹煞了其统一南北的事实，没有给予适当的历史地位，有失公允。

瞿林东指出，评价"二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及书中的一些缺点。

此后，多部史学史着作都肯定了《北史》的史料价值，指出其删削不当的缺点，因前有具述，此不赘言。

结语
以上就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北朝四史"研究的主要情况，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取得了大量成果，发表了一些颇具学术水平和重要意义的论着。

但研究中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值得以后深入探讨，诸如：
第一，"北朝四史"的考证、校勘等文献方面的工作，经历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对卓越的成绩，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多是依纸本文献进行的考证。

随着考古界的不断进展，一些重要的地下出土材料应当及时运用到研究中来，从而进一步推进研究的系统化与全面化。

第二，近年来，专题式研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对史书内的一些篇章研究有很大突破，但对于研究中出现的互有争议的史学观点，如《南史》、《北史》是否倾向统一等，还没有取得一致，或得出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

这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文献之中，着力解决。

第三，应该加大对《北史》与《魏书》、《北齐书》、《周书》之间的比较研究。

目前，对于《北史》与《魏书》之间的比较研究已有成果，而与其他史书之间的比较则尚不多见，但其内容多有交涉，故应加强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以便取得进一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