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堂蒜薹之歌

论《天堂蒜薹之歌》
《天堂蒜薹之歌》[2]是莫言的第二部长篇巨制。

小说以1978年到1989年改革的全盛期为背景，探讨了华北一个乡村农村改革的成效。

与《红高粱》对乡村价值的怀念不同，乡村价值在那个地址默然无声。

莫言把咱们所讨论的所有技术性的和主题性的因素融为一体，创作了一部风格独特、动人至深、思想深刻的成熟的艺术作品。

这是莫言最具有思想性的文本。

它支持改革，可是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因素。

小说最后一章大部份由虚构的1987年7月30日的《公共日报》（显而易见是暗指《人民日报》）上的一些文章所组成。

它们呼吁要持续、深切进行1979年开始的政治经济改革——推动民主化和更多的市场经济，要制止地址干部违抗中央政策去压榨农人的生计。

尽管作品带有明显的思想取向，但它绝不是简单的报导式作品。

它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形象地再现农人生活复杂性的最具想象力和艺术造诣的作品之一。

1980年代中国农人的躯体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心理的生活和包括其中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实践，都在这部想象性的叙事作品中取得了转达，或许比一大堆社会科学相关课题的研究还要丰硕得多。

读者从这部作品中取得一种明确的意识，能够明白得中国农人是如何一种生活状态——他们的爱，恨，仁慈，残忍，高雅和粗鄙，能够活生生地感受到这一切。

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或许比任何一名写作农村题材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加倍系统深切地进入到中国农人的内心，引导咱们感受农人的情感，明白得他们的生活。

小说一开始确实是两个男性主人公高羊和高马因为参加暴动而被捕。

暴动的缘故是，农人受到乡政府的鼓舞种了大量的蒜薹，希望卖个好价钱，可是乡政府任意对农人征税，禁止农人把他们多余的蒜薹卖给外乡收购者，又压低收购价钱，宣布冷库已满，拒绝收购更多的蒜薹。

农人本指望卖掉蒜薹后能够改善他们普遍贫困的生活状况。

1979年以后农人的生活状况本来已有所改善，但又受到官员压榨和通货膨胀的要挟。

乡党委书记拒绝和农人对话，农人们加倍愤怒了，砸毁、燃烧乡政府办公室。

高马志愿参加了暴动，他急需卖掉蒜薹把新娘从她狠心的父亲那里买回来；而高羊和方四婶只是被随大流卷入了暴动，并非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小说的19章详细了描述了暴动前后几周内天堂县以种蒜薹为生的农人的生活，同时又描述了他们过去不同的经历，从必然程度上，表现了1949年以后在乡政府官员操纵之下，他们过去和此刻的痛楚。

小说要紧人物包括，高羊，地主的儿子；高马，年轻的复员军人，因为爱上了方家唯一的女儿金菊，而与方家和乡政府不断抗争；方家一家，方四叔，方四婶，女儿金菊和她的两个哥哥，大哥方一君，躯体上的跛子和精神上的懦弱者，二哥方一相，脾气暴躁，残忍；乡政府杨助理和三个本地家庭共谋非法婚姻，把三个年轻的女性（包括方金菊）换给三个老男人做妻子；小说还写到了一些男女警察，牢狱看管，一般罪犯，法官和律师及一个在法庭上试图为农人辩护的年轻军官。

那
个军官无疑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

所有的人物，除去方家的男人，都出此刻审判的场景中，这种审判场景常常表现司法的为所欲为。

上面提到的最后一章，咱们从第三人称表达者口中能够了解最后的结果，暴动群众给予未加明确的处惩，以避免这种混乱的蔓延，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以常见的党纪方式处置，被调到农村其它县继续任职。

从以上情节概述中，咱们能够看出这部小说所呈现的许多主题与五四小说一脉相承。

最显著的是，他认同许多五四作家的视角，把农人描述成一种罪恶的、不平等的社会体系的捐躯品，而那个体系是农人无法掌控的。

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那个体系是由农人或身世农人的腐败的乡村干部所操纵。

这些人尽管身为党员干部，应该尽力改善农人生活，可是非但不如此，反而承续了传统的乡村腐败和残忍。

他们不仅拒绝执行中央的改革政策，而且还钻政策空子从压榨农人劳动中取得利益。

在历史转折时期，隐含作者十分关注经济上虽有改善但仍很贫困的农人的窘境，不同于茅盾、吴组缃和其它五四作家，莫言对内陆农村政治、经济和道德罪恶的批判，比起城市来更为猛烈。

在此背景下，这些城市仅仅是农村干部损坏农人利益、扭曲中央政策的表现者。

从主题方面来讲，比较莫言小说和五四时期的小说，继承大于创新。

而在叙事技术和艺术方面，咱们发觉莫言的写作和大部份五四作家有
着庞大的不同。

与大多数五四作家的作品相较，莫言更注重艺术体式、结构及语言的运用。

在不到十年间，莫言已创作出几部艺术技术相当精湛的作品，其中《天堂蒜薹之歌》是他最为用心的作品。

若是没有认真的研究，要想追溯莫言作品所受到的阻碍是很困难的。

1967年，他只有11岁，那时五四小说和“十七年文学”（1950—1967）被江青所操纵的文革文学认定为反动文学。

因此，尽管莫言确信读过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和70年代后期能够取得的禁书，但咱们仍不清楚1979年五四小说和“十七年文学”重获确信之前，莫言读过哪些中文原创作品。

1984年，他开始正式学习文学，到1987年他已经满怀崇拜之情读了一大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小说家（包括一名日本作家）各类形式的作品，包括福楼拜、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这是他最喜爱的作家）、海明威、川端康成、肖洛霍夫、茨威格，或许还有罗伯—格里耶。

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对其中任何一名作“亦步亦趋的仿照”。

象很多同时期的“后毛一代”的作家一样，莫言试图把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文学技术结合起来，将他丰硕的人一辈子阅历和思想进行想象性的转化，由此制造一种表达他个人声音和视野的纯粹现代中国式的表达风格。

莫言成功地创作了《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它比绝大数五四小说
的结构都更为复杂，情节也更为吸引人。

这种结构的复杂性也带来了对中国乡村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现实生活更为深刻和多面的描图。

个人性格、公共道德、国家与地址的政治经济关系、自我与社会的冲突、和传统和现代性的对立与和谐等方方面面，都在这种世俗而动人的叙事中取得深刻的探讨。

《天堂蒜薹之歌》比《红高粱》更为成功的是，莫言超越了通常的现实主义叙事程式（迄今为止，现实主义在中国一直被同意和实践），从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世界中借取技术，从而创作出一部情感与思想并重的引人入胜的叙事作品。

莫言没有虚假地为“工农兵”而写作，他的这种叙事要求对“互动阅读”给予相当的关注以达到作品的自然天成和易于明白得。

因此，尽管作品的思想意旨和主题意义显而易见，读者却从未厌烦莫言对五四小说中不足为奇的关于农村压迫的“老故事”的从头叙说。

《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采纳两套艺术技术来同时（在文学上咱们应说重复的或持续的）破坏文本和读者的明白得与期望的稳固性（或是不一致），或使二者统一为一体（或起引导作用）。

用西方术语来讲，这部作品是绝对是“现代的”而非“后现代的”，因为，它讲述了一个具体的故事，他所采纳的全数技术都是为讲述故事效劳的，他的讲述带有最大程度的艺术的、情感的和思想的力量。

[3]
莫言破坏文本和读者的明白得与期望的稳固性的最大体的技术，确实是前十九章，也确实是整个“天堂县事件”故事中贯串始终的不一致
（或陌生化）的结构网络。

莫言以一种明确的非线性的叙事，多次驾轻就熟地安排从各个主人公视角来叙事的顺序。

若是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不同的彩线，咱们能够把这种叙事技术描述为一种精致的编织样式。

[4]当咱们阅读时，咱们的体会类似于观看一个编织者编织一个复杂的图案，他常常变换颜色和方向，在织完之前的很长时刻里，咱们都很难预见它的最终图案。

可是，每一部份的图案都是如此精心为之，咱们即便不能完全明白得，对观看眼前的编织却从不感到厌烦。

最后，所有的线都同时用上了。

在小说中，最后的审判场景中所有的人物都出场了，从中咱们明白人物的命运已成定局，但咱们却不明白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

在以不同的时刻顺序讲述每一个人物故事的进程中，莫言利用了一些普鲁斯特式的技术来处置热奈特《叙事话语》[5]中所说的时刻问题。

莫言小说的篇幅不到普鲁斯特多卷本巨著的十分之一，却包括了足够的预期性和回溯力，这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技术性因素。

[6]这些叙事策略实现了什么呢？第一，他们增加了阅读动机的“不稳固性”。

确实是说，对部份读者而言，他们制造了一种强烈的欲望，继续在文本中寻觅前面还有哪一种开头和结尾，去发觉这些人物的命运如何彼此发生关联，最后又会显现一个如何的大结局。

第二，他们呼吁并帮忙读者与文本实现互动，了解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最后审判场景中所有人物全数走到一路以后，再把整个故事归顺为一个整体。

通过这种叙事方式，莫言的结构建筑学让读者带着思想和情感的
参与，从头至尾，不断地阅读、试探和感受。

在这种非线性的故事或情节进展进程中，其他一些现代技术的运用制造了时刻的不一致性，并成为整个意义结构（主题的一致）的一部份。

回忆倒叙的第三人称叙事和第一人称的意识流叙事，自然显现于正常纪年顺序之外。

作为一个整体，它们达到了一系列重要题旨的时刻并置。

他们连接了过去——土地改革、文革时期、极端贫困的年代——和此刻，并对整个革命的社会宏图的以后提出了质疑。

高羊关于母亲的葬礼、在学校领导和乡村干部那里所受虐待的神志不清的回忆，正说明干部和过去一样坏，说明“阶级斗争”是残酷的、非人道的和不公正的（高羊确实是如此），象高羊如此的农人和过去一样就像绵羊那样温顺。

方四婶有关捉虱子的回忆，若是和她家当前的斗争结合起来阅读，一下子就彰显了如此一个事实，即1987年农村的贫困几乎和十年前一样糟糕。

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可是方家仍然过着极端艰辛的生活。

两种卓有成效的以纪年为顺序的策略——跟死人或未诞生的人发言——也表现了内在的失望、悲伤和失败。

当金菊未避世的小孩想要撕破她的躯体来到人世，金菊与他的争吵表现了她对中国农村生活的完全失望。

高马与金菊尸身的对话一样说明他们幸福生活的希望不堪一击，他对不能实现这些希望充满了失望和负疚之感。

高羊梦见母亲的鬼魂显灵，尽管最终以腐臭的噩梦终止，可仍然给了他机遇向母亲诉
说他牢狱回来后的重生、小孩的诞生和此刻丰足的粮食，这是近来经济改革的直接结果。

事实上，这种发生在龌龊牢房里的骇人的噩梦和对话，成为作为整体的小说主题模式的有机组成部份。

一系列传统和现代融为一体的技术左右了读者对小说的明白得和期待。

传统技术方面最重要的一种借鉴自章回小说。

小说共二十章，每一章开头都是天堂县闻名的瞎子歌手张扣演唱的民谣。

每章利用民谣作为开头，使得即将发生的行为（预期的表达）的意义和方才终止的行动（事后的表达）的意义都加倍明确。

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民谣总括起来确实是“天堂县民谣”，用每一个农人都能明白得的话语指出了“故事的道德意义”。

[7]另一种传统小说的技术性特点，确实是在故事中再套入隐喻性故事，以增强更大叙事的特殊的主题性阅读的成效。

方四叔关于虱子的故事由方四婶回忆的，强化了农人贫困的主题。

上了年纪的农人老王讲给高马的更长的故事，表达时与第十七章高马的受审交替进行，这支持了高马鲜明的观点：当国家都被这些他不能不打交道的腐败的乡村干部所统治，那社会主义就成了一出闹剧。

最重要的现代化的技术，确实是极具召唤功能的动物意象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它们强化了小说的艺术肌理，增强了叙事的主题深度。

鲁迅的经典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中曾相当有力地大量利用的如此的意象和象征，莫言的用法不妨看做是对中国最爱尊重的现代作家鲁迅的一次直接挑战。

鲁迅笔下的狂人有时神秘地喃喃自语，“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小说中这些意象用来喻指整
个中国文化传统比野兽还要残暴。

小说暗示，中国人，所有的，都比动物还要坏，因为他们都参与了吃人。

[8]当阿Q被游街示众带到法场上，他看到傻笑的看客的脸，明白了他们的眼睛比狼还要恐怖，人和狼仿佛合二为一。

鲁迅再一次地运用动物意象控诉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野蛮性。

鲁迅的动物意象，是林毓生所说的鲁迅“以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和“通盘性反传统”的一部份。

[9]这些意象表达了鲁迅对整个中国文化及其产生的人格结构与国民性的强烈批判。

鲁迅的批判并非直接指向中国社会的某一特定阶级。

阿Q代表着整个中国国民性。

所有中国人都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罪，所有的人，包括狂人自己、第一人称表达者、隐含的作者和（他的论证逻辑要求这最后的一步）有血有肉的作者。

尽管狂人出名的“救救小孩！”的呼吁有其斯宾塞（Spenser ）和尼采（Nietzsche）思想的基础，可这决不是一个好笑的毫无心义的姿态。

若是咱们都被关在一个语言和文化的牢狱中，那么咱们任何人都没有希望。

鲁迅的动物意象只是强化了他对整个国民性的悲观态度。

动物的意象遍及《天堂蒜薹之歌》，至少有22种不同的动物用在80处不同的地址作为明喻、暗喻和象征。

用得最普遍的动物是狗（16次）、马（4次）、牛（4次）、狼、虎、老鼠、小鸡、猫（各两次）。

事实上，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乃至作为整体的群众，有时都用一种动物意象来加以描述。

招架腐败的干部和残酷的传统家庭制度的最强烈的人是高马。

他名字的意思是“高大的马”，当他从警察那里逃脱时被描述为“象一只上了绊索的高头大马”（12）[10]。

同时，他又象一只被猫（警察）追赶的老鼠（10），象一只从他们陷阱中逃脱的“一匹机敏的野兔”（12）。

当他第一次被方家兄弟痛打而又被助理拒绝时，象一只“受伤的狗”（34）。

他到乡政府申述方家兄弟破坏反对包办婚姻的婚姻法时，醉醺醺的杨助理“象轰赶苍蝇似的”把他赶走（32）。

当他头部受到冲击而滑倒，他象一只狗在壕沟里爬（35）。

在田里睡在金菊身旁，他乱糟糟的头发像狗猫一样（79）。

从梦中惊醒，他的眼里有一种受惊的表情“像一条被逼到墙角的狗”（80）。

藏在地里，作者描述他象一只“被打懵的鸡（83），象“骡马”一样在水池里喝水（157），梦见狗咬他的脚后跟（164）。

最后，他与动物的关系是他发觉金菊吊死的尸身，愤怒中杀死了邻居的鹦鹉，而后在一匹红马眼前痛哭（192—193）。

故事的结尾他像一只笼中的困兽，舍弃了理性的上诉，无可操纵地向所有的政府干部，乃至想帮忙他的检察官，宣泄自己的愤怒。

高羊是重要性仅次于高马的第二号男主角。

他名字的意义是“高的（大的）山羊或绵羊”，可是也是“羔羊”的同音词，无辜或温顺的象征。

在牢狱里他也被描述为被一群猫围堵的老鼠（102）。

尽管他有时很勇敢，其实只是一个跟随者，他在牢狱中分得的任务，专门是他能去看望第二天将被执行的囚犯，这足以说明他不可能再招架当权者对他所作的一切。

他也被形容为一只狗。

牢房里那个中年的家伙打他之前，
辱骂他“你这条摇尾巴舔腚沟子的狗！”，让他吐出因生病而取得的病号饭（186）。

从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嘴里说出的侮辱性的话语，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高羊性格的真实描述。

他已经适应于被农村干部，这些人跟牢狱里那个家伙一样的无情和残忍，他失去了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的勇气，因为切身经历告知他，他并无自己的权利。

他悄悄埋葬了他的母亲，备受折磨也不说出埋葬的地址，与高马等人不同，他太可怕跟当权者面对面了。

他参加暴动只是一个稀里糊涂的跟从者，审讯之下，他承认不是成心参加的，并在自白书上签字。

和中国的大多数农人一样，他知足于在改革以后能够得手的收成，只是希望能继续享有上级情愿给他们的一切。

方金菊（金色的菊花）是一个20岁的健康漂亮的农人，高马看她“活象一头小牛犊子”（15）。

当她和高马逃跑，在田野里（像动物一样）做爱后，她告知高马她给了他一切：“高马，我可是把什么都给你了。

我就像条狗一样，你一召唤，我就随着你跑了。

”（88）产痛开始时，她崩溃了，哭喊着：“小孩……你把我咬破了……咬破了……我像狗一样在地上爬啊”（114）。

最后她也失去理性，自杀了。

她见到的最后的动物也是一匹小红马。

她的母亲方四婶，被捆在乡政府办公室前的一颗树上，着送去牢狱，怀孕的金菊来看她，方四婶被描述成凄惨的母狗和母牛。

当金菊把她从筋疲力尽的睡眠中唤醒，“高羊看到四婶伸诞生满白刺的舌头舔着金菊的额头，象老狗舔小狗，象老牛舔小犊”（53）。

方四叔和他的牛被干部的小车撞死的时候，高羊看到象“一
个黑糊糊的大兽瞪着眼扑上来”（217）。

后来到了家，他的儿子把他的尸身从手推车上抱下来，“老人像一条死狗趴在地上”（222）。

曾通过着野兽般艰辛的生活，像动物一样在路上被车辗过轧死，乃至死了也像一个动物。

事实上死了他还不如一只动物。

他的儿子拒绝了母亲泪眼汪汪地祈求把他抬进屋里，放到炕上。

他们把他仰面放在院子里，自己却听从村主任高金角的话去把撞死的牛清理剥皮。

尽管卖牛肉要向村委会交十块钱的税，可至少死牛还能给他们带来一点收入。

而他们的父亲，他们还要为他付火化费。

咱们最后看到的方四叔，是他的妻子坐到他尸身旁，为他清除鼻子、耳朵里爬出的蛆。

上面提到的小红马，象《透明的红萝卜》中透明的萝卜，象征着高马和金菊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脆弱的希望。

高马被方家兄弟打了，扔到了地里，小红马的显现给高马带来莫大的安慰（32）。

当高马从第二次，也是致命的痛打中恢复过来，小红马再次显现，金菊听到高马心跳的节拍和着红马奔蹄跳跃（129）。

回忆和高马做爱时看到的小红马和各类色彩，帮忙神思恍忽的金菊熬过了父亲的痛打（149）。

可是，小红马在阻止金菊自杀时却无能为力了，失望中的金菊拒绝了它。

当产痛不断强烈，金菊试图使她未避世的小孩相信，现实生活不值得他投身世上。

就在这时，小红马跑过来，看着她，她哭了，小红马的眼睛里也溢出了泪水。

当小孩说他看到了太阳，闻到了花香，想要摸一摸小红马的头，金菊把红马赶走了。

“小孩，没有红马，它是个影子！”她痛楚地尖叫，小孩舍弃了，停止了运动（151）。

咱们最后一次见到小
红马，是当高马哭着不让死去的金菊离开他，小红马充满同情地看着他。

然后，小红马跑开了，慢慢的“被黑暗吞没了”（193）。

这对不幸的农人情侣的所有的希望随它而去了。

莫言这种普遍利用动物意象的手法与鲁迅五四时期的用法有着全然的不同。

从中咱们能够归纳出一种彼此关联的主题：农人物质和精神的贫困常常使命其沦落到比动物更糟糕的境况；这种贫困境况的加重不是由抽象的文化因素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农村从上到下的政治制度；农人是腐败的农村干部政治操纵的受害者，类似于强悍的动物欺凌弱小的动物。

可是，最后要指出，《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农人不满是甘愿被屠宰的牛类或耐心等着当权者欺压的羔羊。

他们不是今天的阿Q。

阿Q的性格弱点能够归纳为：怯懦，贪婪，无知，软弱，骑墙的态度，喜爱欺弱怕强，天生的精神成功法，缺乏内在的自我。

他只有奴隶的品性，完全缺乏爱与老实的道德道德。

[11]他代表着鲁迅对传统中国文化道德衰落的整体性厌恶。

尽管莫言笔下的一些农人，最明显的是农村干部和传统的农村家长，他们身上有些阿Q的性格缺点，可是大部份农人都没有。

尽管失败了，失望了，金菊和高马绝不是没有爱和老实，而且有着超级丰硕的内在自我。

正如咱们所看到的那样，莫言忍受庞大的痛楚向读者展现的正是这种内在的自我。

确切的说，因为咱们被引导着去试探和感受他们整个的内在自我，他们的故事才感动着咱
们，激发了咱们进一步的试探。

通太高马、金菊、高羊、方四婶，还有一大量不知名的农人群众招架传统家庭和腐败压迫的斗争，咱们意识到不是某种抽象的、整体的“文化”使农人掉队贫困，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需要加以改革。

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不是致使现代中国各类不足的决定性因素，莫言的作品提出了希望，即以渐进的、辩证的变革——是改革而非革命——来增进现代中国人一辈子活的全面改善。

注释：
[1] 节译自作者Michael S. Duke的长文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Mo Yan’s Fiction of the 1980s （《1980年代莫言小说中的过去、此刻和以后》），收入Ellen Widmer和王德威主编的论文集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有删节。

[2] 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以下所注小说页码均为此版本。

[3] 这种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参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rsota Press，1984) 。

依照这种区分，咱们能够说绝大部份1980年代的中国小说近似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