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宋元褐色彩绘瓷器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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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兰
广东宋元褐色彩绘瓷器再认识
摘要：宋元时期，百姓受战争影响，纷纷向南迁徙。

江西、湖南等地的移民迁入广东。

广东人口的增加，推动了生产活动，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海外交通和贸易不断扩大。

本文分析了广东褐色彩绘瓷器产生的历史背景，通过对广东地区的宋元时期窑址、墓葬出土的褐色彩绘瓷器的梳理，与江西吉州窑、湖南衡山窑的同类器物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宋元时期广东生产的褐色彩绘器物，在造型、图案特征、装饰纹样、彩绘技法等方面均受到吉州窑、衡山窑生产工艺的影响。

关键词：广东褐色彩绘瓷历史背景工艺来源
褐色彩绘瓷器是广东宋元时期颇为流行并具有地域特色的一类产品。

早在1985年，曾广亿先生就已关注到此类瓷器，并首次披露了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廉江窑、仁华城口墟壩岭窑、海康窑的褐色彩绘瓷器资料[1]。

1989年，杨少祥先生首次提出广东彩绘瓷器主要是受磁州窑影响的观点，并开始关注到广东彩绘瓷器与东南亚窑业的关系[2]。

稍后，宋良璧先生亦撰文就广东褐色彩绘瓷器与其他瓷窑的关系及外销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南海文头岭窑彩绘方法和湖南衡山窑相似的新观点，并认为湖南长沙窑对广东彩绘瓷器影响较大[3]。

笔者在对深圳出土的褐色彩绘牡丹纹梅瓶的研究过程中，曾对广东褐色彩绘瓷器做过较为系统的考察，对宋元以来广东地区的褐色彩绘瓷器流行的历史背景、产生原因、工艺源头等问题也有所思考，故而撰成此文，以求教于同行。

一、广东发现褐色彩绘瓷器的基本情况
1.窑址资料
南海奇石窑[4]遗址分布在南海区狮山小塘奇石村北面的虎头山、石头庙、桂林园等地。

据曾广亿先生的介绍，烧彩绘瓷的窑址奇石有两处，其中高岗山窑烧制的比南海官窑文头岭彩绘瓷更胜一筹[5]。

褐色彩料以铁锈色为主，也有呈深褐色彩的。

纹饰以菊花、卷草为多，也有水草、兰草、竹叶、人物等。

器形仅见碗、盘、盆、罐、瓶等几种。

胎质多为灰色、灰白色。

大盘中心绘折枝菊花或兰花一朵，也有在盆内或四耳大罐肩部彩绘卷草、兰草、菊叶或竹叶等。

还有在盆内侧彩绘折枝菊花或竹叶两组，外壁亦有绘弯竹两枝的。

亦有在盆内底绘浅淡的铁锈色水草或卷草，其上再用深褐色墨彩绘交枝，形成双层装饰。

在瓶上的装饰最为考究，器腹绘水波开光四圈，圈内绘人物，可惜均为残片。

南海文头岭窑[6]遗址位于南海区里水和顺逢涌文头岭。

主要生产彩绘陶瓷，出土的褐色彩绘瓷器有盆、罐、盒、碟、壶、瓶、鼓、军持、器盖等。

彩料呈铁锈色、赭褐色，多为釉下彩，也有一些器物彩绘后没有施釉。

彩绘纹饰比较草率，有菊花、兰花、卷草，偶见竹叶，线条简练，活泼清新。

窑址出土有修复完整的褐色彩绘军持、瓷壶[7]。

雷州半岛雷州窑[8]遗址主要分布在雷州半岛的三个区域：1.南渡河、通明河区域。

2.西海岸区域。

3.雷州湾湛江港区域。

共发现窑址100多处，时代从唐到明清，宋元时期窑址较多，唐、明、清数量较少，宋元窑址大多集中于半岛中部、北部的遂溪、雷州两地，遗存丰富，出土器物多，其中釉下褐色彩绘瓷器是雷州窑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器形有碗、盘、盏、擂钵、罐、枕、瓶、壶、棺等。

胎色灰白，胎质坚细。

彩绘瓷器是先用褐彩在素胎上绘画，如弦纹、莲瓣、卷草、方格纹、铜钱、菊花、荷花、蝴蝶纹等，然后上釉，
面、侧面多采用弦纹、直线、钱纹
内绘花卉、人物，或写吉祥语，如
面草书“福”、“寿”
潇洒。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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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素胎上施釉，再在器物的口沿、肩部用铁锈色釉料点褐彩后烧成的[9]。

另外在广州西村窑[10]、潮州笔架山窑[11]、广东遂溪的杨甘窑[12]、番禺的沙边窑[13]、廉江县九洲江两岸的宋窑[14]、仁化城口墟坝岭南宋窑址[15]等，均发现褐色彩绘瓷，但彩绘瓷数量较少，有的彩绘比较草率。

在盆、钵等器物外壁用铁褐色釉料彩绘梅花、兰草等花卉，也有在碗、碟的口沿点一圈褐彩，或在碟中心点褐彩，廉江县九洲江宋窑有用褐彩点在刻有或印有莲花纹的碟上，仁化城口墟坝岭窑址出土有用铁褐色釉料在盏内彩绘梅花纹饰的。

2.墓葬出土、海域打捞等典型器物1957年广东海康县元至元三年墓出土的褐彩凤鸟纹荷叶盖罐[16]；1983年海康县雷城镇蟹坡墓葬出土元代褐彩荷花瓷枕[17]。

1984年海康县白沙乡赤坡埔墓葬出土元代褐彩诗词瓷枕[18]。

1976年海康县雷城镇上坡村墓葬出土元代褐色彩绘瓷棺[19]。

1976年海康县雷城镇县医院后坡墓葬出土元代褐彩菊花人物瓷罐[20]。

1964年佛山澜石鼓颡岗宋墓出土褐彩人物梅瓶[21]。

1980年深圳南头后海元墓出土褐彩梅瓶[22]。

1982年广东省湛江海域打捞出的褐彩长颈瓶[23]。

1999年广州市中山四路府学电站工地出土的褐色彩绘瓶[24]。

从以上发现褐色彩绘瓷器的窑址来看，主要集中在南海及雷州半岛地区，这些区域均处在水运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

窑址附近有丰富的烧瓷原料，出土的褐色彩绘瓷器时代多为宋、元。

宋代生产褐色彩绘瓷器，元代开始大量流行且器物的装饰工艺精湛，明代早期之后不见这类产品。

褐色彩绘瓷器装饰工艺有釉下褐彩和素胎彩绘两种。

釉下彩绘器物是用酱褐色或深褐色釉料彩绘好之后，再施一层透明釉烧成，素胎彩绘用酱褐色或深
绘画是在罐、
壶、腰鼓等器物上，用酱褐色或深
莲瓣、卷草、方格纹、铜钱、
荷花、牡丹、蝴蝶纹等纹饰，之后
深褐色彩釉料在罐、瓶等器物的肩部对称点上斑点，在碗、盘等口沿上点一圈小斑点，或在器物腹部点褐彩。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墓葬出土褐色彩绘瓷器主要集中在雷州半岛，深圳、南海少量出土，另外在湛江海域打捞出褐彩长颈瓶。

褐色彩绘瓷器的时代多为宋、元时期。

二、广东褐色彩绘瓷器产生的历史背景
1.移民影响
移民对广东瓷业的影响，杨少祥、刘成基等多位学者均有论述。

这里要强调的是，广东褐色彩绘瓷器的产生，很可能与南宋至元以来的移民有关。

理据如下。

首先，广东褐色彩绘瓷器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南宋至元代。

而这一时期正是北方移民进入广东的高峰。

两宋之际，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宋金战争、局部地区的农民战争的影响，给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生存，百姓开始向安全的地方迁移，江西是移民的重要迁入区之一[25]。

特别是靖康之乱[26]后，北宋灭亡，北方的局势不断恶化，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官僚、士大夫、平民百姓纷纷向南方迁移，迁入福建、江西、湖南等地。

到了南宋后期，为了躲避蒙古军队入侵造成的战乱，湖南、江西、福建等地有大批人口迁入广东。

湖南移民主要从郴州—宜章（今属湖南）—骑田岭—韶州，经骑田岭，顺武水南下进入岭南韶州。

韶州在北宋时人口密度最高，连州第二，广州、新州和潮州次之[27]。

江西移民主要是走南昌—吉安—赣州—大庾岭—南雄，即赣江—大庾岭—浈水，水陆通道，翻越大庾岭，入南雄珠玑巷后，再分赴广东各地。

南雄为交通要道，南雄州是南宋户口增加较多的州[28]，《乾隆南雄府志》卷4“户口”引谭大志《旧志》：“粤稽往牒，宋全盛时，两邑主户万有八千，客户三千。

……至嘉定则户三万余矣。

”江西吉州叶氏叶苹，宋末，迁入南雄，后又迁入番禺等地；吉州文氏应麟，南宋末，迁入东莞；江西永和姚氏姚愈中，宋末由保昌迁入南海[29]。

南宋经南雄迁入广东各地的移民，“以江西最多，占南方各族的43%”[30]。

元代广东人口总数是呈增长态势的，到了元至元二十七年，位于雷州半岛的雷州成为广南西路人口密度最高的头5个州之首，化州为第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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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迁入广东的移民中有商人、渔民、农民、手工业工人、矿工等，从事多种生产活动。

人口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生产活动，同时也推动了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

广东和江西、湖南、福建相邻，江西、湖南等地都有先进的瓷器生产技术，移民中应有陶瓷工匠，这些手工业工人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制瓷技术，和当地手工业工人共同劳动，使广东这一时期生产的瓷器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都得到提高，生产的褐色彩绘瓷器工艺显然是受到江西吉州窑、湖南湘阴窑等地窑口的影响。

再次，宋元时期，海外交通和贸易的不断扩大，使广东的人户继续增加。

到元代时，“广东的人户由131280户，增至548759户，共约增加3倍，远远超过了全国人口增加的速度（0.5倍）”[32]。

人口的增加，提高了消费的能力，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需求，又促进交通的发达。

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进入广东的陆路、海路通道，也成为南宋京城与广东之间往来的必经之道。

2.商贸交通影响
宋代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开宝四年（971年）六月，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市舶事宜。

北宋的重商政策，对外贸易和水陆交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我国出口货物主要是金、银、铅、丝绸、瓷器、茶叶、酒等。

瓷器是我国出口货物的大宗产品，“南海一号”沉船是南宋的一艘商船，当时这艘古船是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

“南海一号”不仅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上，而且它的“藏品”数量和种类都异常丰富和可贵。

出土文物以瓷器为主，还有金器、漆器、石制品、铁器、铜器、银锭及大量的铜钱[33]。

随着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演进，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更加遥远，贸易愈显繁荣。

宋代各地出现烧瓷名窑，陶瓷生产远超唐代和五代，而广东与湖南、江西等地的内地交通非常发达，具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广东的雷州窑、潮州笔架山窑、西村窑、文头岭窑、奇石窑，均位于水运便利的岸边；湖南衡山窑、百梅窑位于湘江岸边，青冲窑位于耒河沿岸；江西吉州窑位于赣江东西两侧。

窑口均设在江边，便于水运。

对于瓷器，水运是更加便捷和安全的运输方式，在交通运输极为便利的条件下，湖南、江西两地生产的外销瓷器，运输到广东地区，再远销亚欧各国。

两宋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往来便利、商贸活动十分密切。

据赵汝适《诸蕃
志》和周去非《岭外代答》的记载，可知中国与南海诸国的航海线路，是从泉州港或广州港出发的。

元代时海外贸易范围扩大，广东对外贸易的进出口货物种类，较两宋有所增加[34]。

吉州窑、衡山窑等生产的褐色彩绘外销瓷器，途经广州，影响着广东地区的瓷业生产。

广东奇石窑在北江岸边、雷州窑位于雷州半岛上、西村窑附近有增埗河流入珠江，潮州笔架山窑在韩江东岸，几处窑址所处位置交通运输均十分便利，窑口周围有着丰富的瓷土原料及燃料，又能接触到湖南、江西等地窑场的产品，为了迎合海外市场的需求，广东各窑口就地取材，生产各色瓷器，其中包括褐色彩绘器物。

因此，广东地区雷州窑、奇石窑、文头岭窑等生产褐色彩绘瓷器的窑场，在器物造型、图案装饰、彩绘技法工艺等方面，都受到了江西吉州窑、湖南衡山窑的影响，广纳吸收，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3.元代行政区域变更的影响
广东位于五岭以南，历史上易形成分裂割据势力。

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江西等路行中书省，至元十五年（1278年），江西行省并入福建行省。

至元十五年（1278年）置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驻广州路。

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广东周边地区的军事控制，实行的行省制度是将今天的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划入江西行省广东道宣慰司，将今天的雷州半岛大部分纳入湖广行省海北海南道，这样五岭之险尽失。

元代统治者十分注重江西和广东交界地区的开发，同时加强了交通驿站的建设，广东道及海北海南道共有80处驿站[35]。

通过水路、陆路，广东与内地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进一步推动了生产技术的进步，有利于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广东褐色彩绘瓷器工艺溯源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广东褐色彩绘瓷器的工艺主要来自江西、湖南的影响。

首先，江西吉州窑器物造型和纹饰对广东褐色彩绘器物的影响。

第一，最典型的例子，是
（图一）[36]。

首先，
馆藏吉州窑褐彩海水纹梅瓶
藏南宋吉州窑褐彩卷枝纹梅瓶
其次，再看纹饰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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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肩部和近圈足处缠枝花卉的画法，也是来自于
吉州窑的影响，如吉州窑南宋褐彩海水纹罐（图
四）[39]、南宋水禽纹瓶（图五）[40]、鸳鸯戏水纹长颈瓶
（图六）[41]等器物上，均是腹部绘海水纹；韩国新安
海底沉船发现的吉州窑褐彩瓶（图七）[42]，则是腹
部开光内绘海水纹，几件器物海水纹的画法相同；
佛山出土褐彩人物梅瓶腹部开光内绘人物，吉州
窑褐彩海水纹罐、瓶，开光内绘的是花草纹和水禽
纹。

在吉州窑的褐彩盒、罐、炉、瓶等器物上，海水
波涛纹是常见装饰花纹，也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
性的纹饰，可见这种装饰手法对广东地区影响很
大。

佛山褐彩人物梅瓶肩部和近圈足处缠枝花卉
的画法，同样也是吉州窑瓶[43]、盖罐[44]等器物上口
部、圈足等处的常用装饰手法。

由此判断，
佛山褐
图一南海奇石窑褐彩开光人物图梅瓶（宋）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二褐彩海水纹梅瓶
巴福利自然科学博物馆藏
图三褐彩卷枝纹梅瓶（南宋）
南京博物院藏
图四褐彩水波纹盖罐（南宋）
江西省博物馆藏
图五褐彩开光水禽纹瓶
江西省博物馆藏
图六褐彩海水纹长颈瓶（南宋）
江西省博物馆藏
图七褐彩瓶
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发现
元）图九褐彩锦地纹琮式瓶（元）
吉安市博物馆藏
图一○褐彩罐残件（南宋）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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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人物梅瓶，从造型、纹饰布局，如腹部开光、海水
纹装饰等均受到吉州窑产品的影响。

第二，再来看深圳出土的元代褐色彩绘梅瓶
（图八），此对梅瓶为广东所产已是学术界共同观
点[45]。

（一）这对梅瓶器身由多层图案组成，各层之间以弦纹相隔，肩部绘覆莲一周，与现藏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吉州窑褐色彩绘罐残件（图一
○）[46]
上、彩绘纹饰层次繁密、每组各以粗细弦纹
间隔、口沿下饰覆莲花纹的画法一致。

吉州窑元代锦地纹褐
色彩绘琮式瓶（图九）[47]口沿下
饰仰莲一周、近圈足处饰覆莲一周，而深圳出土褐彩梅瓶肩部绘覆莲一周、腹下部绘仰莲一周，这两件器物肩部、近圈足处莲花纹的画法、花瓣方向互为颠倒，而两器的花纹装饰均自然、生动、大方。

莲花纹在吉州窑褐色彩绘器物上多见，如元代褐色彩绘梅竹纹梅瓶（图
一一）[48]、南宋褐色彩绘卷草纹
梅瓶（图一二）[49]
肩部，元代褐彩
水波纹炉（图一三）[50]
腰箍、褐彩花卉炉腹下部[51]均
饰双重覆莲花纹，由此分析，可知江西吉州窑对深圳出土的这对梅瓶在纹饰上影响很大。

（二）再从龟背锦地纹开光装饰来分析，南宋
吉州窑出土的褐色彩绘诗文束腰枕（图一四）[52]的侧面，南宋褐色彩绘开光罐（图一五）[53]的腹部，均
为龟背锦地纹开光装饰手法，开光内彩绘花卉纹；2011年3月23日苏富比拍品吉州窑褐彩卷草纹梅瓶的腹部则是开光内绘龟背锦地纹（图一六）
，
图一一褐色彩绘梅竹纹梅瓶（元）
吉安县博物馆藏图一二褐色彩绘卷草纹梅瓶（南宋）
九江市博物馆藏图一三褐彩水波纹炉（元）
江西省博物馆藏
图一四褐色彩绘龟背锦地开光束腰枕
（南宋）吉安市博物馆藏图一五褐色彩绘龟背锦地开光罐
（南宋）吉安市博物馆藏
图一六褐彩卷草纹梅瓶
苏富比2011.3.23拍品图一七（元）. All Rights Reserved.
很有特色；而深圳出土元代褐色彩绘梅瓶腹部同样也是采用龟背锦地纹开光装饰手法，开光内绘折枝牡丹纹，显而易见这对梅瓶腹部的开光工艺、龟背锦地纹的图案特征同样也是受到吉州窑的工艺影响。

（三）深圳出土褐彩梅瓶等器物的口颈部、圈足外侧一周满涂褐色彩料，吉州窑褐色彩绘器物，如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发现的吉州窑褐彩瓶口颈部、圈足外侧一周，也是满涂褐色彩料，在器物口沿、器身、圈足，用褐彩绘弦纹等装饰这一制作工艺在吉州窑琮式瓶、炉、罐、海水纹长颈瓶（图一
七）[54]等器物上运用较多，从此装饰也可看到吉州
窑生产工艺对广东褐彩产品的影响。

第三，吉州窑生产工艺对广东雷州窑器物的影响。

吉州窑元大德十一年(1307
[55]
、南宋褐色彩绘瓶（图一对雷州窑器物
如1957年广东海康县元代至元（雷州窑）褐彩凤鸟○），器身也是由多层图案组成，
构图严谨，纹饰流畅，也是来自于吉州窑的影响；荷叶盖罐腹部的钱纹、卷草纹，特别是腹部开光的
形式和元代釉里红瓷器一致（图二一）[57]
；吉州窑褐
彩罐、炉、瓶、枕等器物，腹部常用开光内绘奔鹿（图二二，南宋嘉定二年，即1209年，江西南昌陈
氏墓出土）[58]、花草水禽、海水等纹饰的装饰手法，
对广东雷州窑褐色彩绘罐、枕、瓶等器物腹部采用开光装饰影响深远。

如广东海康县元代至元三年墓出土的海康窑褐彩凤鸟纹荷叶盖罐，开光内绘花卉纹；海康窑元代褐彩人物凤鸟纹梅瓶[59]（图二三）开光内绘人物凤鸟纹，雷州窑褐彩菊花仕女图罐[60]（图二四）开光内绘人物。

吉州窑缠枝花卉纹的画法及其布局，对广东雷州窑褐彩器物的影响同样很大。

如雷州窑出土的元代褐彩人物凤鸟纹
梅瓶肩部、元代褐彩花卉罐（图二五）[61]肩部绘的缠
枝花卉纹，只是雷州窑这类缠枝花卉纹纹饰略显粗放一些，而1957年广东海康县元代至元三年（1337年）墓雷州窑元代褐彩菊花纹荷叶盖罐肩、腹部缠枝花卉纹的画法，纹饰布局、绘画都较细致，是雷州窑褐彩瓷器的精品。

（二）器物造型的影响。

从现存的吉州窑和雷
图一八吉州窑褐彩海水纹罐江西省吉州古陶瓷研究所藏图一九吉州窑褐彩鸳鸯纹长颈瓶
广东省博物馆藏图二○至元三年海康窑荷叶盖罐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二一元釉里红开光花鸟纹罐江西省高安县博物馆藏图二二吉州窑褐彩奔鹿纹盖罐（南宋）
江西省博物馆藏图二三褐彩人物凤鸟纹梅瓶
（元）雷州市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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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窑两窑的器物来看，造型上，雷州窑接受吉州窑影响的同时，也吸收其他窑口的优点，如海康窑（雷州窑）褐彩凤鸟纹荷叶盖罐的造型，同时也受到江西景德镇元代釉里红瓷器的影响，如江西省高安县博物馆藏元釉里红开光花鸟纹罐[62]，荷叶盖罐是元代青花罐、釉里红罐的常见形式，可见江西景德镇生产的釉里红罐这一产品在造型、纹饰等方面同样对海康窑（雷州窑）褐彩凤鸟纹荷叶盖罐这类器物的影响；再如元代褐色彩绘梅竹纹梅瓶、
与海康窑元代褐彩人物凤鸟纹梅瓶，造型也是十分相似。

其次，湖南衡山窑褐色彩绘技法的影响。

湖南出土宋元时期褐色彩绘瓷器最具代表的窑址是位于横山县贺家乡湘江北岸的渡口边赵家堆一带的衡山窑[63]。

这窑工艺特色有釉上彩绘花、釉下粉彩绘花、粉上彩釉绘花三种，其中釉下粉彩绘花、粉上彩釉绘花工艺，对目前发现的广东地区窑口生产褐色彩绘瓷器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衡山窑粉地酱褐釉
草叶纹平底罐（图二六）[64]、粉地褐绿彩牡丹花纹瓶（图二七）[65]、粉地褐彩双系壶（图二八）[66]等器物的制
作方法是在素胎上先涂一层白粉、再用彩釉在器物腹部白色底粉上绘花、外表不再施釉，器物口沿施绿彩或褐彩、圈足施褐彩，器物色彩丰富、色调对比强烈；而广东褐彩器
物，器物口沿、圈足仅见施褐彩。

佛山和深圳出土的梅瓶都是直接在素胎上用釉料绘花、器表不再施釉的彩绘技法，也应是受到湖南衡山窑的影响，不同之处是上述这两件广东产褐色彩绘器物没有在素胎上涂白粉。

湖南衡山窑釉下粉彩绘花器物是在素胎上先涂一层白粉、再用彩釉在白色底粉上绘花，外表施釉后烧成。

这件器物采用化妆土装饰工艺，理应也是受到湖南衡山窑的影响；广东雷州窑褐色彩绘器物因胎色灰白，没有使用化妆土，直接在素胎上用釉料绘花，再施青釉或青黄釉后入窑烧成。

在素胎上先绘花后施釉，图案更加清晰，纹饰更显亮丽，这一生产工艺应该也是受到湖南衡山窑的影响。

综上分析认为，广东褐色彩绘瓷器在器物造型、图案特征、装饰纹样，如龟背锦纹、海水纹、莲瓣纹等纹饰，主要受到江西吉州窑工艺的影响；褐色彩绘技法同时也受到湖南衡山窑的影响。

广东褐色彩绘瓷器同时吸收了江西、湖南等窑口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探索提高技术工艺，融合两地窑口之长处，生产出有自己特色的产品。

到元代时，生产的褐色彩绘瓷器，技术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如1957年广东海康县元至元三年墓出土的褐彩凤鸟纹荷叶盖罐。

因此，广东南宋、元代褐色彩绘瓷器的生产，主要受到临近的江西吉州窑、湖南湘阴窑等窑口的影响。

湖南唐代长沙窑，是著名的釉下彩瓷窑场，而广东褐色彩绘瓷器主要成熟流行于元代，两地生产瓷器的年代相差三百余年，时间之长，直接受到影响几乎不大可能。

河北磁州窑是著名的民间瓷窑，器型种类繁多，纹饰图案丰富多彩，创造了陶瓷装饰技法的独特性。

金元明时期，磁州窑生产规模大，产量高，装饰题材广泛，寓意丰富，构图严谨，形象生动，对河南、陕西、山西等省的瓷器生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磁州窑装饰有福寿寓意、山水、人物、动物、书法等题材，典雅古朴，情趣盎然，这样的绘画风格也许对雷州窑瓷器的图案装饰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正如刘涛先生所言：南北方瓷窑“它们之间的交流可能更多表现在器物品种、功用以及产品的美化等方面”[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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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2][13][14][15]曾广亿《广东唐宋陶瓷工
，32～43页，
1985年10月。

，收录于
《广东出土五代至清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9年3月。

，《江西文物》1991
年第3期，51～55页。

[4]a.同[1]。

b.宋良璧《广东的宋元彩绘瓷器》，《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51～55页。

[7]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59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9年3月。

[8]湛江市博物馆、雷州市文化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州窑瓷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3月。

雷州窑是指整个雷州半岛，古代陶瓷生产的窑口，目前共发现唐代到清代200多座，《雷州窑瓷器》32页。

[9]同[4]b。

[1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广州西村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出版，1987年。

[11]广东省博物馆编《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1年。

[16]a.宋良璧《介绍一件元代釉里褐凤鸟纹盖罐》，《文物》1983年第1期。

b.湛江市博物馆、雷州市文化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州窑瓷器》，图版93，189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3月。

[17]同[16]b，图版89，188页。

[18]同上，图版98，191页。

[19]同上，图版85，186页。

[20]同上，图版96，190页。

[21]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图版67，文物出版社，1992年9月。

[22]杨耀林《深圳市唐至明清墓葬调查发掘简报》，130~142页，深圳博物馆编《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

[23]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文物普查成果图录》（出土文物部分），93页，广东科技出版社，1990年3月。

[24]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铢积寸累——
—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249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10月。

[25]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四卷，327~32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26]靖康之乱：发生于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导致北宋的灭亡，中原地区百姓南迁。

[27][28]同[25]，175页。

[29]同上，198~199页。

[30]同上，184页。

[31]吴松弟《南宋人口史》，2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