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逻辑矛盾与《荡寇志》

《水浒传》的逻辑矛盾与《荡寇志》
白崇
【摘要】《水浒传》在构陷同道、破坏社会、主动对抗皇权三个方面与传统“忠义”思想之间存在逻辑矛盾.这些矛盾造成了《水浒传》思想的复杂性,也给俞万春
留下改造《水浒传》并创作《荡寇志》的机会.《荡寇志》虽然纠正了《水浒传》
的逻辑失误,但在思想上却没有取得突破,反而由此损害了自身的艺术成就.
【期刊名称】《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36)001
【总页数】7页(P33-38,100)
【关键词】《水浒传》;逻辑矛盾;《荡寇志》;忠义;失真
【作者】白崇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1
俞万春的《荡寇志》原名为《结水浒传》。

关于创作缘由，作者道：“缘施耐庵先生《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

……乃有罗贯中者，忽撰出一部《后水浒》来，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

……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

”（《荡寇志》序）①本文所参考《荡寇志》底本为俞万春著，戴洪森的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俞万春之前，金圣叹曾
腰斩《水浒》，删掉了梁山好汉招安后征辽、征方腊诸事，并以卢俊义梦的形式暗示了梁山众人被一网打尽的结局。

俞万春继承了金圣叹，认为七十回后为虚妄之作，梁山好汉根本没有“忠义”可言，因此《荡寇志》首回延续七十回的《水浒传》，题为“七十一回”。

金圣叹文采高妙，他腰斩《水浒》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水浒》的喜爱，其精到点评反而给《水浒传》增色不少。

俞万春才华、眼界远不及金圣叹、施耐庵诸人，在水浒英雄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的前提下，把梁山好汉视为盗贼、最后将之一网打尽的做法虽然得到一些封建文人的赏识，却让很多读者心生不满。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思想的主导下，更有很多学者视其为“反动”。

这种评价并不客观②关于《荡寇志》“反动”一说，参见刘天振：《〈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70-74页；宋常立：《〈水浒传〉续书评价标准质疑》，《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1期，第66-76页。

他们均认为这种评价是不科学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金圣叹对《水浒》的删改，甚至产生《荡寇志》，客观上讲根源之一就是《水浒传》自身的逻辑矛盾。

俞万春希望在封建伦理范畴内解决受迫害英雄的出路问题，只不过他的艺术实践并不成功。

一、《水浒传》的逻辑矛盾
俞万春反对《水浒传》的“忠义”，到底有没有根据？从《水浒传》来看，梁山好汉行为与传统的“忠义”思想确实存在矛盾。

李贽称许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又称其“忠于君义于友”［1］（P109）。

如果将《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事迹与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等看作整体的话，李贽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但也是很粗疏与笼统的。

李贽思想较为开放，却没有脱出传统的范畴，他以传统思想审视《水浒传》，得出的答案自然会往传统思想上靠拢。

然而，《水浒传》在思想上带有浓厚的游民文化色彩③王学泰《论〈水浒传〉中的主导意识——游民意识》（《文学遗产》1994年第五期，第95-105页）一文对《水浒
传》中游民意识的表现论之甚为深湛，可参看。

，游民文化对正统文化抵触、破坏之处甚多，书中所展示的“忠义”，更多是游民群体认同的“忠义”。

因此，梁山好汉的行为所体现的是与传统的忠义思想存在偏差的“忠义”。

而这种“忠义”在俞万春眼里根本无法成立。

（一）构陷与道义。

梁山好汉群体的“聚义”，被广泛认可的就是“逼上梁山”：好汉为贪官污吏、地方恶霸所逼迫，走投无路，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其他好汉因为共同的生活境遇与理想走到一起。

这是符合逻辑的，也是道义好汉产生的最佳方式。

然而，梁山一百零八人中，符合这一条件的仅有林冲、武松、欧鹏、花荣、宋江、孟康、裴宣、解珍、谢宝、雷横等少数人。

多数成员是犯了法，为了躲避官府追拿而落草，有些则是与已经落草的好汉意气相投入伙，从身份上讲，这些人就是游民。

还有一部分被梁山俘获，投降入伙。

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还有一些成员则是因为被宋江等人看上，被梁山构陷入伙，如秦明、萧让、金大坚、朱仝、李应、徐宁、卢俊义、安道全等人。

为了使这些人能够加入到梁山队伍中，宋江与吴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刻毒，道义二字确实无从谈起。

如为了诱秦明入伙，宋江定计让人假冒秦明：“横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点拨红头子杀人。

燕顺、王矮虎带领五十余人助战。

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

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秦明)归路的念头。

”结果“到得城外看时，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记其数。

”（《水浒传》第三十四回）①本文所用《水浒传》底本为《诸名家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容与堂百回本），中华书局1977年版。

秦明家人因此被慕容知府杀死。

连李卓吾也不禁感叹“这计忒恶了”［2］(P441)，“宋公明此等事都恶毒，如何信得他是好人？”［2］(P443)朱仝
对晁盖、宋江等人都有恩德，但在第五十一回中，为使朱仝上山，宋江、吴用、柴进安排李逵残杀小衙内以绝朱仝退路，其手段残酷（“只见头劈成两半个，已死在那里”），令人发指。

而诱骗卢俊义则是因为要替晁盖报仇，宋江、吴用一步步设
计陷阱，使卢俊义身陷囹圄，差点丧命于刑场。

这些作为让以宋江、吴用为代表的梁山在道德性上出现了缺陷。

（二）替天行道与暴戾之气。

古往今来造反者多以替天行道为口号，其逻辑是社会机制完全混乱，“恶”无法得到合乎法理的惩处，“善”无法得到保护，强势一方借助非道德的权力压迫弱小，因此需要英雄好汉以暴制暴，促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合理的秩序。

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本身就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破坏，更对英雄好汉的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梁山好汉的主体是游民，他们的行为很多时候纯粹为一己之私。

如周通、王英之好色，强抢民女；李逵、阮小五之好赌；张清、孙二娘、童威、童猛之开黑店；李俊之贩私盐；时迁之偷盗等。

就连三打祝家庄，缘起仅是时迁、石秀馋嘴偷吃鸡被打。

更为重要的是，梁山好汉行为中含有浓烈的暴戾之气。

宋江以孝义为标榜，他因杀死阎婆惜而发配江州，浔阳楼醉酒之后，写词一阕抒怀：“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第三十九回）事实上，此前除了赴江州路上，宋江被后来的兄弟催命判官李立、船火儿张横、穆弘兄弟逼迫外，在江州并没有受到打压，唯一要敲诈他的还是他后来的亲信戴宗。

他所抒发的是他心中的不平与戾气。

这种戾气的缘起，从宋江的角度而言是缺乏土壤的，犯法受罚本是理所应该，何况流放江州还是轻判，词中谈及自己备受压抑，而要“血染浔阳江口”，可以理解为底层游民心态的反映。

这就难怪黄文炳将这首词理解为反诗。

后来，梁山好汉为救宋江打破江州，李逵“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

……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

推倒攧翻的，不计其数。

”（第四十回）正好应了宋江词中所写。

其实，若不是宋江心中戾气，何来这一浩劫。

为了救出卢俊义，梁山好汉攻破大名府，大开杀戒，“烟迷城市，火燎楼台。

千门万户受灾危，三市六街遭患难。

……如花仕女，人丛中金坠玉崩。

玩景佳人，片时间星飞云散。

瓦砾藏埋金万
斛，楼台变作祝融墟。

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战争场。

”（第六十六回）其对社会的破坏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梁山好汉的某些行动与替天行道关系不仅不大，反而有谋私利、泄私愤、争一时之意气的色彩，如祝家庄、曾头市之战。

况且梁山好汉每攻破一地，虽有济民举动，但更多是抢掠财物，如“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段匹绫锦，都装载上车了。

又开仓廒，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了，余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

”（第六十七回）关键是，作者在行文之间，于好汉们的各种违法暴力行为有炫耀渲染倾向，颇有快意于暴力的心态。

这也是俞万春攻击梁山的口实之一。

（三）招安与抗争。

宋江历经磨难，不得已加入梁山阵营，但时时不忘招安。

第五十六回，宋江为破呼延灼的连环马，骗取徐宁上山。

徐宁踌躇，宋江道：“见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

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

”身在草泽而心恋庙堂，主动维护社会平静环境，安分守己，固守一善，固然可以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忠义”，但梁山好汉们却又不断与政府对抗。

如晁盖死后，为了报仇，宋江有言在先：抓住史文恭者为梁山之主，但在卢俊义抓住史文恭之后，在众好汉的反对下，宋江的承诺并没有得到兑现。

为了解决头领之争，又决定继续分兵攻打东平、东昌二府（第六十回），而东平、东昌二府并没有得罪梁山。

这种主动的挑衅行为竟然是为了解决梁山的家事，除了惹恼朝廷之外，与招安事业相违背，更与宋江自己的思想相矛盾。

《水浒传》第七十四回中记进奏院上奏：“臣院中收得各处州县累次表文，皆为宋江等部领贼寇，公然直进府州，劫掠库藏，抢掳仓廒，杀害军民，贪厌无足。

所到之处，无人可敌。

”若真心希望招安，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合逻辑。

第七十五回朝廷曾派陈太尉奉旨携御酒来梁山招安。

让人不解处在于，宋江却安排了明确表示反对招安的好汉参与接待活动。

吴用也为此事定调：“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

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

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

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

”于是有了阮小七倒御酒一事。

李逵更是说出：“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招安失败之后，吴用说：“如何怪得众兄弟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

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那时却再商量。

”这显然与招安思想相抵触。

施耐庵、罗贯中对梁山的塑造与“忠义”逻辑相矛盾，其根源在于游民文化与正统文化之间的不协调。

游民文化是一种底层文化。

为了对抗压迫自己的正统文化，他们强调团体，因此更重视“义”。

“义”在儒家思想中有“尊贤为大”［3］(P30)的内涵，有友于兄弟的一面，为了履行正义的事业而“聚义”更是革命加友情的豪迈之事。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那些不愿加入的成员运用智谋，迫使其加入，这在游民意识中是值得称道的事情。

但这种方式带来的，是对他人家庭、名誉的损害，甚至波及社会无辜人员，明显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与“忠义”“道义”违离。

对于梁山好汉的聚义，虽然作者总以“上界星辰合契”为口实，但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梁山好汉并非都是无情无欲之人，上山之后，所有好汉都忙于搬运家属就是证明。

而秦明、卢俊义等人都有家室、产业，迫使他们从主流社会进入流民群体并获得他们的帮助，无意是痴人说梦、一厢情愿，也会给人留下口实。

有些被构陷上山的成员如徐宁、秦明、朱仝、李应等还是政府人员，等于为了山寨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自然无法视为“忠义”行为。

另外，《水浒传》中好汉的暴戾与对抗反映出的是游民对待正统文化的矛盾。

吴用和梁山好汉对待招安的态度揭示了游民群体对自我尊严的极度重视。

追求招安本来是要顺从主流文化，以求被主流文化容纳，从游民转变为主流人士。

但是对群体尊严的渴望，又使他们渴望主流文化主动低头，从而保持群体的个性，这显然是矛盾的。

甚至为了追求这种尊严，使之忽视了对抗中某些合乎道义的东西，例如反对贪官污吏，为君除害。

书中提到，吴用等人担心朝廷奸佞迫害而不愿招安，但他们又不愿将俘获的高俅等人杀死，养虎为患；后来
招安，童贯、高俅、蔡京等奸臣依然在位，抗争的意义又何在？这实际将自己置于矛盾的境地之中。

二、《荡寇志》对《水浒传》逻辑的改造
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著作，《水浒传》受众群体是非常庞大的，对底层游民的行为影响更为突出，这也使得明清两代统治阶级对其中的负面因素一直提防。

明末崇祯年间，《水浒传》就曾被禁①参见王齐洲：《明代对〈水浒〉的推崇与禁毁》，《江汉论坛》1983年第2期，第42-46页。

到了清代，俞万春对《水浒传》的负面影响非常忧心。

他说：“从此天下后世做强盗的，无不看了宋江的样：心里强盗，口里忠义。

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

……真是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

”（《荡寇志》序）他想消除《水浒传》的影响，做一部没有矛盾的“忠义”草莽英雄传。

第一，俞万春肯定“逼上梁山”模式的合理性与道德性。

对于受到压制的好汉，金圣叹也认为落草是无奈之举，罪不在好汉而在朝廷：“盖自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气力无处出脱，而桀骜之性既不肯以伏死田塍，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势呼聚之，而于是讨个出身既不可望，点污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尽入于水泊矣。

嗟乎！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4］(P23)主人公陈希真父女都是守法良民，受高俅父子欺凌而远走
他乡，又被高封、阮其祥逼迫，无奈到猿臂寨落草。

猿臂寨已有三位好汉：苟桓父亲为童贯屈杀，兄弟二人又险丧命于高俅之手，得陈希真救助方才脱险；真祥麟武官出身，曾在苟桓父亲手下任职，为义气帮助苟桓而弃官，流落江湖；范成龙因与苟、范有交，害怕受高俅迫害，三人落草为寇。

此外，刘广、刘麒、刘麟父子则是受阮其祥和高封欺压落草。

其他成员中，栾廷芳兄弟等人都是因义气相互引荐入伙。

即便是受离间入伙的祝永清，也是因为上司魏虎臣无能、贪鄙，手下为虎作伥，受逼迫而入伙。

在猿臂寨内部，也是一团和气，思想一致。

为了和梁山对比，俞万春
还设计了苟桓情愿一死让位之事，这与梁山上先有火并王伦，后有宋江、卢俊义头领之争相比，显然要更合乎封建伦理道德。

第二，为了突出猿臂寨的合理性，俞万春根据《水浒传》，着力批判梁山好汉的社会破坏性。

如第八十二回中描写梁山烧杀抢掠：“望那安乐村，已变做了一座火焰山。

”“只见树林内转出五七十喽啰，把许多妇女都反剪了，连连串串的牵着走，后面老大的杆棒赶打。

”第九十四回，陈希真与宋江书云：“公明忠义之名满天下，而不察杀人亡命，有司所宜问，无故而欲效法黄巢；血染浔阳，世人所宜骇，乃饮怨衔毒，报复尽情，行而宜之之说安在？啸聚而后，官兵则抗杀官兵，王师则拒敌王师，华州、青州、东平、东昌，皆天子外郡，横遭焚掠”。

这些内容在《水浒传》中确实也有反映，并非完全捏造。

俞万春显然是借子之矛攻子之盾。

对比之下，猿臂寨的好汉们就安分守己了很多，他们即使进行攻伐，也都有较为正义的因由，胜利之后，也从来都没有过滥杀行为。

梁山很多好汉都有开黑店的经历，如张青、孙二娘等，按说属于黑恶势力范畴，但《水浒传》对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进行批评，相反还把开黑店看作是一种好汉群体的正常行为。

梁山自己也有自己的黑店。

俞万春不赞同《水浒传》中对江湖黑恶势力的容忍态度，他认为这些黑恶势力应该是英雄替天行道的对象。

所以，他让陈希真父女在飞龙岭，铲除开黑店的邓云、诸大娘；在九松浦，扫荡沙摩海、邝金龙一伙。

强调了主人公的行侠仗义，是合乎社会要求的替天行道。

对于社会中的贪官污吏，俞万春与施耐庵一样，有以恶制恶的倾向，但更注意对抗的合理性与道德性。

例如，陈希真等人去攻打沂州城。

原因不仅是高封、阮其祥等人迫害刘广一门，逼迫自己落草，而且此时的沂州城已经被贪官污吏所控制。

刘广云：“高封那厮，是高俅的族分兄弟，……他标下一个队长阮其祥，……要钻挖小弟这东城防御缺……，遂无中生有寻我的错处，把我无端褫革，又要把我家私抄扎。

……那厮得补了东城防御，辅佐着高封，无恶不作。

”（《荡寇志》第七十七回）又有万俟春、万俟荣兄弟，
“两个是沂州城内有名的土豪，专一结交当道官府，并那些不三不四的，欺压良苦，无恶不作。

”（《荡寇志》第八十四回）陈希真用吴用大名府救卢俊义之计，救出刘麒等人，将诸恶徒一网打尽。

这一节与梁山江州之役非常相似，只是少了李逵滥杀一幕。

同是以暴制暴，陈希真在道义性上显然较之梁山好汉更为明显。

第三，招安态度的对比。

梁山的招安，吴用认为先要威压朝廷，争取更多的利益。

这种观念在猿臂寨也有。

第八十六回“刘广对希真道：‘我等本不欲拒敌官军，今杀了高封，难保无官兵再来。

倘来时，索性再败他一阵，教他日后不敢正视我。

’希真道：‘此言有理。

’”但陈希真的对抗并不像梁山那样激烈与主动。

为了突出陈希真招安的真诚，俞万春在猿臂寨的塑造上，突出其安分守己、协助地方维持治安的特点。

陈希真等人上山之后，猿臂寨守境安民，开银矿、办瓷窑，经济上自给自足，并不四下劫掠，而是安静地等着朝廷招安。

栾廷芳曾赞猿臂寨：“那陈希真却不比别处草寇，他并不拒敌官兵，并不滋扰地方，他一心只指望胜得梁山，作赎罪之计，而且为人正直。

”（《荡寇志》第八十八回）俞万春利用梁山在招安上的犹豫，设计了刺杀招安使侯蒙一节。

侯蒙受命招安梁山，却被一武妓刺死，梁山将此事推到陈丽卿身上。

但第九十三回中梁山喽啰钱吉道：“宋大王实是盼望招安，只因奸臣满朝，官家蔽塞，深恐受了招安，仍遭陷害，那时虎落平阳，益发吃亏。

所以不得已，只好将天使害了，希图再缓三五年，奸臣败露，再受招安不迟。

”俞万春并不否认宋江的招安，只是指责宋江、吴用在招安问题上，私念过多，实际缺乏招安的诚意。

且梁山好汉屡次对抗官军，以杀伐为乐，也正成为俞万春塑造猿臂寨的理由。

从上面三点看，俞万春从《水浒传》的逻辑矛盾入手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将陈希真集团塑造成为衷心维护道义的草莽英雄。

他们嫉恶如仇，除恶务尽，以维护正义为己任，身在草野，心在朝廷，完全没有了强盗的气息。

猿臂寨一变而为朝廷的另一势力存在方式，陈希真等人也变成了俞万春认可的忠义人士。

而战胜梁山，则成
了猿臂寨回归朝廷的途径。

与梁山的战争，实际已经成为猿臂寨正义的事业，是“义”对“不义”的战争。

不过，矛盾的是，猿臂寨为战胜梁山，救援了被困的奸贼高俅，而目的也是希望通过高俅获得招安。

三、《水浒传》逻辑矛盾的反思以及俞万春的改造
《水浒传》存在思想上的抵牾，却是中国小说史上难得的佳作。

《荡寇志》看似纠正了草莽英雄的缺陷，却广受批评。

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作家的角度而言，施耐庵与罗贯中都是底层知识分子①关于施耐庵，罗贯中的身份，很多研究者认为是书会才人，马成生《从施彦端的“仕途”论〈水浒传〉的作者》（《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94-101页）也认为曾经考中进士并曾为官的的施彦端字耐庵者并非《水浒传》的作者。

他们与游民的接触较多，或许他们就是游民知识分子，对所塑造的人物精神有深刻的体会。

因此，即使水浒英雄身上存在好杀暴戾与追求招安的矛盾，却是符合人物的实际。

游民对待主流文化，存在渴望与畏惧的双重矛盾心态。

他们存在于封建宗法社会中，却游离其外，难以获得主流社会的尊重。

但是，被主流社会认同也是游民群体的潜在而强烈的精神追求。

尊严的长期被践踏导致了他们对待社会的态度出现了扭曲，破坏社会固有秩序凸显自己的存在甚至可以带给他们精神的快感。

《水浒传》准确地展示了这种矛盾与心理，与游民心态的接近也使作者对游民行为采取了认可甚至是美化的态度。

这自然容易在游民群体中产生共鸣。

而另一方面，游民在行为上虽然存在破坏社会的地方，如李逵等人的好杀、好赌等等，确实影响了《水浒传》的思想价值，引人诟病，但是，梁山好汉的行迹却展示了游民快意恩仇、毫无拘束的存在方式。

《水浒传》较好地以艺术的方式展示了这种现实中无法存在的自由因素，不仅可以吸引游民阶层，也吸引了知识分子。

受到各种思想束缚的古代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将各种伦理束缚转化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内心未免渴望一二自由天地。

《水浒传》恰恰给了他们这么一个幻想的空间。

在道义方面，《水浒传》
也用赞赏的态度，描写了武松、鲁智深等英雄好汉的侠义行为，写出了他们的真性情，写出了他们的复杂性。

不仅如此，“《水浒传》所标榜的四海一家以及平等公道，本来就带有乌托邦意味”［5］(P1583)。

因此，《水浒传》所具有的游民精
神追求与矛盾，虽然使其在思想上更为复杂，但由此也具有了特殊的艺术魅力，得到了广泛的心理认同，加快了它的传播。

从这个角度上讲，《水浒传》的思想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水浒传》②陈国学《从水浒好汉与法度的矛盾看学界论〈水浒传〉的新倾向》（《学术探索》2012年第12期，第131-134页）也认为梁山好汉与法度的矛盾实际反映了人情与法度的永恒矛盾意义。

鲁迅先生认为《荡寇志》“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6］(P102)。

但是，俞万春通过《荡寇志》对《水浒传》的改造是存在问题的。

首先，俞万春出身于官宦家庭，并有在粤剿寇经历，其思想属于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游民文化自然采取警惕、敌视态度。

加之他生活于嘉庆（1795-1820）、道光（1821-1850）年间，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经历了康乾时期的文化高压，思
想中的斗争性大为减弱，奴性色彩反而较为浓厚。

随着康乾盛世的远去，社会逐渐动荡，在嘉庆前期甚至出现了白莲教起义波及皇宫的骚乱。

因此，这一时期的文人们一方面有回归盛世的梦想，另一方面也缺乏对国家发展方向正确的认识。

他们对影响社会安定的游民行为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反而特别警惕，乃至仇视。

这就使俞万春从文化的角度敌视《水浒传》，并希望通过纠正其逻辑矛盾，消除其影响。

然而，施耐庵、罗贯中的《水浒传》虽然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毕竟七十回之后的征辽、征方腊也使梁山好汉走上了忠义之路。

俞万春将《水浒传》七十回之后视为伪作，而去强力纠正，但其路线正是施耐庵、罗贯中由草莽招安而服务朝廷的“忠义”套路。

所以，欧阳见拙先生认为《荡寇志》就是《水浒传》作者观点的再现①该观点参见欧阳见拙：《〈荡寇志〉就是〈水浒〉作者观点的再现》，《明清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