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怎样破坏逻辑思维的？

《易经》是怎样破坏逻辑思维的？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伪科学盛行大抵是由于民众（也包括我的家人）科学素养不高的缘故，而科学素养不高则是由于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学科中广泛存在危害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内容。

为了彻底根治这一社会痼疾，我们首先要重新审查以教科书为主的整个知识体系，澄清那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以“使概念变得模糊”为特征的思想和知识。

进一步划定现代科学与非科学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界线，力求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点亮一盏科学的明灯——观察事物的科学标准。

在给非科学下定义时，我们常常会受到意识形态、民族感情、个人利益等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例如，一旦批评《易经》、中医理论、气功理论的非科学实质时，必然会遭到各种古文化的专家、大师或者相关从业者不容分说的猛烈炮轰。

但是，如果不动摇这些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常春藤”的根基，一切过去的荒诞剧还会在未来的社会继续上演。

据地质专家勘测，绵延六千三百公里的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主峰西南侧的沱沱河；而据文史专家们公认，有文字记录的三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的“沱沱河”就是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的《易经》。

《易经》的基本思想产生的年代实际已不可考，但成书于三千多年前的周文王姬昌之手则是铁定的史实，这是根据西汉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

在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阶段，他根据上古时代的人物伏羲流传的阴阳理论和八卦字符总结成一本用于占卜预测的理论书籍，书名就叫《易经》，其核心理论是阴阳学说和文王八卦。

文王八卦也可称为后天八卦，这是相对伏羲的先天八卦而言。

八卦的八个字为乾、坤、震、巽、离、坎、艮、兑，它们也是民间算命先生所谓“测生辰八字”的由来。

八卦其实就是虚拟的八个用来代表世间万物的概念，它们是世界上最模糊的概念，因为每一个卦都能被用来代表很多种事物。

伏羲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根据他所做的贡献（教人用火、发明渔网、饲养牲畜以及推行婚姻制度等）判断伏羲理应生活
在新石器时代。

据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论证，伏羲的生活范围在现今的甘肃省天水、陇南一带。

迄今为止，伏羲到底是神话角色还是历史人物未有最后定论。

为了解释天地万物、预测未来吉凶，伏羲画出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内容的卦图，后人称为伏羲八卦，亦称先天八卦。

可以肯定的是伏羲只能画八卦、说“阴阳”，而不能写经书，因为那时候文字还没有形成。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就是伏羲画的那些符号，它们符合文字的本质，虽然数目少，但至少对文字的形成有促进作用（不论是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还是更早期的伏羲造字，都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文字的形成过程漫长，非一两代人所能完成；是普通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而不是几个圣贤的创造）。

记录伏羲八卦的最早经书是夏代的《连山易》。

据《周礼》记载，《易经》原有三部，即夏代的《连山易》、商代的《归藏易》和周代的《周易》。

一般认为《连山易》和《归藏易》早已失传，所以现在所说的《易经》就是《周易》。

在一九九三年湖北江陵县一个叫王家台的地方出土的秦简中，让文史学家们惊讶不已的是《归藏易》赫然再世！可能存在残缺不全和解读困难的问题。

至此可以推断，《易经》的思想内容是在大约五千年以前开始出现，并经多人多次整理、编写，最后是在将近三千一百年前由周文王在这部经书上打了“句号”。

《周易》的“周”字历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易经》成书于周朝，故称《周易》；其二，“周”有周到、周详、周密之意，这样一来“周易”二字的含义就成为周详完备的变化之学。

另外，《周易》的内涵和《易经》的关系学术界也没有统一。

一种观点认为《周易》与《易经》名异实同；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易包含《易经》和孔子及其门徒编著的《易传》。

《易传》是古往今来解说并阐发《易经》的最权威的著作，就是因为《易传》的面世，孔子才得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易经》的学术地位。

孔子通过《易传》的解说将《易经》从巫师的“占卜学”的地位升华到人类看待、认识和处理世界万事万物的哲学指南。

《易经》大致分为经文和传文两大部分，经文部分原为占卜书，相当于对《连山易》、《归藏易》的继承。

它根据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的不同特征归纳出两大基本概念阴和
阳，以及二者的符号阴爻（――）和阳爻（－）。

例如，太阳属于阳，月亮属于阴；男人属于阳，女人属于阴；旺盛、积极、强壮属于阳；衰退、消极、虚弱属于阴。

总之，宇宙万物皆有阴阳分属。

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出自《易经·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这其中的两仪就是阴阳之意。

在阴阳的基础上，作者又创造了八卦的概念和相关符号每一卦又有老阴、老阳和少阴、少阳四种状态。

于是，作者在八卦的基础上敷衍出六十四卦，并写出了每一卦的解说词，称为卦辞。

《易经》传文的部分是周文王、周公所作卦辞、爻辞，是对经的部分的详解或者说是用卦辞进行的阐发。

《易经》的发展史可粗略而形象地总结为“三级跳”：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易传》。

孔子以前，《易经》的研究以所谓象数派为主流，他们的眼光局限在《易经》的占卜功能之上；孔子之后，学术界对《易经》的研究逐步被义理派把持，他们把《易经》的思想从占卜的意义上抽离，宣扬《易经》形而上学的价值，象数派则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

除孔子以外，后来的诸子百家大多奉《易经》为圭臬，致使在浩瀚的经、史、子、集中广泛地浸透着《易经》的思想元素。

中国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筑、医学、音乐、美术以及日常生活无不与《易经》发生关联，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最深层的底色就是《易经》浸润而成。

“出门看黄历”、“要发不离八”、“做人要难得糊涂”、“小心乐极生悲”等等，这些中国特色的思想都与《易经》有关。

今天看来，《易经》不单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整个东亚（韩国的国旗就是很好的说明）和部分东南亚文明的源头。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圣经》，东方文明的源头是《易经》，这有一定道理。

《圣经》将深奥实用的道理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述，所以《圣经》能原汁原味地在西方民众中广为流传，以至它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

《易经》则因为卦的概念和卦的说辞过于艰深玄奥，就连两千五百年前的大部分古人都不能读懂，所以它几乎不能在中国民间直接传颂，但它却象《圣经》在西方社会影响民众的广度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间接地影响了几千年来的中国人，这首先要归结于“圣人”的作用。

由于年代久远、
文字变迁导致释读困难，进而更增加了一些神秘感，吸引了不少古代的莘莘学子为之皓首穷经。

所以，在探讨《易经》时，不要动辄质问人家“你通读了《易经》吗？凭什么对它评头品足？”在这里，让我们重申一下那句来自西方的名言：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的发言权！
正因为《易经》的影响至深至远，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灵早已被它的神秘光环所折服，以致很难客观的看待它在今天应有的地位。

针对《易经》的态度，我们还是应遵循毛泽东主席的一贯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们不应该象算命先生和风水大师那样把《易经》的每个字都当作金科玉律。

《易经》中的“阴阳“学说折射出一定程度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或思维方式，这在三千多年以前的人类社会可算作一项了不起的重大发明，对当时的中国人观察世界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但是，它用自创的概念和符号诸如卦和爻与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做牵强附会的对应，并以此预测未来吉凶则属于唯心主义思想，因为，这些对应关系及其衍生的卦辞几乎全部是主观臆断的东西。

由于它违反了人类思维的正常逻辑，所以它不仅与现代科学风马牛不相及，而且还通过诸子之口、百家之文束缚中国人思想长达两千多年之久，造成五百年来中国人对世界现代科技的贡献几近为零的悲惨现象。

为了彻底剖析《易经》的本质，不妨先对它是怎样违背人类大脑最基本的思维规律——逻辑学说起。

什么是逻辑？逻辑这个词在中文的词典中诞生仅百余年的历史，它是清末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严复对西方国家一门重要学科逻辑学的音译，原词为Logic. 逻辑是指人类进行抽象思维的合理原则，是用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的方法进行思维以获取接近真理的知识的规则。

逻辑学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至今已有几十种，诸如，数理逻辑、哲学逻辑、模糊逻辑、辩证逻辑、制约逻辑等等。

最基本的逻辑是形式逻辑，又称普通逻辑。

形式逻辑的三个要素是概念、判断、推理，它同时符合三条基本规律，那就是同一律、相对律（也称矛盾律）、充足理由律。

换句话说，凡是满足这三条基本规律又兼备三要素的思维过程就是符合逻辑的。

下面讨论这三条规律的含意以及
易经是怎样破坏这三条规律的。

第一，何谓同一律？它是涉及概念的思维规律，可以说，人类社会自从有了语言就有了同一律的客观存在。

简而言之，同一律就是指某一个客观对象只能与人脑中的一个主观概念对应起来，这个概念可以是名称、数字或者是符号，这是人类用语言文字进行思想交流的最简单、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也称为第一自然逻辑规律，一旦违背了这个规律，人的思维就变成“不合逻辑”的状态。

例如，有人提到“地”这个概念，我们脑海里出现的一定是脚下踩着的土壤和岩石构成的固态平面；提到天时，我们脑海里闪现的应该是头顶上的、有日月星辰分布的气态空间，这就叫同一律。

可是，《易经》在根本上破坏了同一律！它到底是怎样破坏的呢？本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个字（也是八个概念）各自对应一个客观的事物，但《易经》在已有的这八个字的基础上，又独创了新的八个概念（即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与前面的八个概念一一对应。

问题是这绝不能理解为乾与天或坤与地是同义词，如果《易经》在天、地、雷、风等概念之上附加的乾、坤、震、巽是完全对等的同义字，那《易经》就不算违反同一律。

可是任何一位读过《易经》的人都知道乾、坤、震、巽等八个字绝不完全等同于天、地、雷、风等八个自然界事物，它们是凌驾于后者之上的模糊概念，称为八卦。

八卦中的每个字或者每个卦名都是一字多义，而且多不胜数。

卦名仅是为了表达卦的概念及其特性，不是为了表达卦所象征的无数客观对象，取象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构建一个庞杂而特殊的概念体系。

也就是说，在《易经》中，一切客观对象的自然属性都被大打折扣，它们的作用就是为“卦”的概念服务，无数客观对象都被主观臆断地进行分类，然后装进每个“卦”的坛子中。

也就是说，无数个客观对象糅合成一个“卦”，并且成就了一个特别模糊的概念。

按道理，“乾”这个字等同于乾卦这个概念，可是当我们听到“乾”这个概念时，脑海中能产生怎样一个具体的客观对象呢？可以说没有（这就叫违反同一律：任何一个概念必须对应一个客观事物）！也可以说有无数，因为在《易经》中，乾卦可象征天、君王、实心的器物、威严刚
烈、慷慨，等等。

同样地，“坤”字在《易经》中等同于坤卦，它可象征地、臣民、母亲、空心的器物、阴柔多变、吝啬，等等。

谁都知道，正常人的思维过程中，概念是为客观对象服务的，而且要求二者一一对应，《易经》的思维方式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易经》的八卦以及相生的六十四别卦是一套主观创造的、世界上最模糊的概念系统，它们将原有的文字概念诸如“天”、“地”等等，与自然界的客观对象诸如头顶之天和脚踏之地的一一对应关系破坏了，受《易经》影响的中国人的思维即开始背离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陷入了从概念的天、地到概念的乾、坤的“八卦”阵。

换句话说，《易经》几乎是用“卦”这种内容庞杂而模糊的概念扰乱了诸如天、地、雷、风等一切客观对象与人类早已赋予它们的文字概念即“天”、“地”、“雷”、“风”的一一对应；同时，《易经》构造了从一类主观概念“天”、“地”、“雷”、“风”等等到另一类主观念“乾”、“坤”、“震”、“巽”的虚拟对应。

如果违反逻辑的《易经》仅局限为少数算命先生和风水大师的谋生工具，那也就不值得花大力去揭露它的谬误本质；问题在于《易经》不仅广泛地、负面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且也危害了汉语和中文本身的纯洁性。

在《易经》思想的熏陶下，不论是孔子、老子，还是其它诸子，先哲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点：不屑于去探讨具体的客观事物属性及其本质规律！这就是中国古代重文轻理这一传统学风的根源所在。

例如，老子的《道德经》有一句名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这里提到的“天”显然不是指的天空或苍穹，而是指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综合。

此外，还有“天子”、“天籁”、“天机”、“天书”等等，在不同的场合下“天”有不同的含义。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绝大多数由“天”构成的词语中，“天”并非原义的天空或苍穹，而是引申义。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属乾卦，乾有万象。

当“天”或“地”的的本义“退居二线”时，我们的先哲们在谈天说地时就很难做到仰望天空谈天文、俯看大地说地理了。

源于《易经》的这种“发散式”的思维模式倒是有利于以兴、比、赋等手法为特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但却与“一对一”式的科学思维模式（即形
式逻辑的同一律）构成严重冲突。

这就是《易经》妨碍中国人科学思维的根本所在。

与其说孔子是圣人，不如说他是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转嫁给子孙百代的媒人。

如果说孔子及其弟子们因作《易传》而成为《易经》的杰出的继承者，那么，老子则以煌煌五千言的《道德经》将《易经》的精髓升华到极致，成为道教的基石。

《道德经》通篇不提易和卦，就像没有八卦的《易经》，它的“绝圣弃智”、“重为轻根”、“有无相生”等观点，阐明了对立统一辩证法的同时，却破坏了文字概念与客观对象的固定的对应关系，容易而且已经造成了后人们思维上的模棱两可。

不论是《易经》还是《道德经》，它们在信息量极少的古代社会对启发古人的智慧有很大帮助，但在“知识爆炸”的今日社会，《易经》、《道德经》及其相关的经典，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肯定会妨碍他们对科学知识的学习。

有人或许会说“我日常思考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阴阳八卦的左右呀！”这也是事实，这些危害在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进入中国的一百多年来，已由明显转为潜在。

第二，何谓相对律？相对律是规范人们判断事物、明辨是非的一种逻辑要素，是客观对象与主观观念之间必须存在的符合矛盾规律的经验前提。

矛必是矛，盾必为盾，矛与盾始终对立而不能混淆。

比如，科学界有个公认的结论为“所有金属都是导电体”。

当某人提出“有些金属不能导电”时，我们马上就利用前面的公理否认后者。

这个否认的工具是来自客观世界的正确经验，否认的过程符合逻辑的相对律。

《易经》判断事物的方法同样也背离了逻辑的相对律。

它判断是非、预测吉凶的方式简而言之是“由占得卦、由卦取辞、由辞会意。

”两千多年前，《易经》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直接而具体的：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黎民百姓，每当他们需要针对疑难问题作出决定，或者需要采取某些重大行动之前（大到征讨敌国，小到婚丧嫁娶），通常会用龟甲、兽骨或者竹片在火上烧烤，使其形成裂纹，根据裂纹的形状查找一个《易经》中的卦名，按卦名找出相应的卦辞，最后再从玄奥的卦辞中推演出“吉利的”或“不吉的”结论。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两次牵强附会的行为，由“裂纹”之象取《易经》之卦，再
由《易经》之卦辞来解说具体的现实之象。

孔子以后的两千多年来，《易经》在中国的知识界逐步演变为“不占”之经，是具哲学性质的经书，它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逐步由占卜的直接影响为主转变为借助诸子学说的间接影响为主。

对《易经》在占卜过程中的浓厚的迷信色彩现代人不难看出，因为一次占卜活动中存在两次牵强附会的行为；而对哲学意义上的《易经》，当它对我们思想上发挥作用时往往只存在一次牵强附会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易经》的要义经周文王以后的先哲们的各种包装变得熟视无睹了。

似乎无需举更多的例子来将《易经》证伪，有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易经》的内容自周文王成书后已有三千余年未变。

试想，用一套亘古不变的卦、爻体系来解释、判断现代社会的一切新生事物，岂不是缘木求鱼？这和手持锈迹斑斑的青铜剑在现代战场上冲锋陷阵有什么区别！
第三，何谓充足理由律？它是指推理或论证一个结论的过程必须要有真实客观而又充足完备的论据或理由。

在介绍这个逻辑规律之前，不得不提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欧式几何学。

这门学科其实就是中学生都学过的平面几何学。

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德在总结古埃及、巴比伦早期用于建筑的几何公理和经验的基础上，对图形的本质及各图形的相互关系作了划时代的论证。

他撰写的《几何原本》一书极大地丰富了几何学的内容，并使之成为完整而有机的系统学科。

在那以前，不论是古埃及的金字塔，还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这些伟大建筑都少不了几何学原理的应用，但那些早期的几何学都是未成系统的、零散的公理和定义，是欧几里德用演绎法将零散的几何学知识有机地融合成相互关联的逻辑系统，使其成为一门独立而完整的学科。

可以大胆地说，欧式几何学在现代科学产生以前的古代社会，对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起到了最直接、最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启蒙了现代科学的发生。

欧式几何学广泛用于各种建筑物的设计和一切家具、工具和武器的制作，它不仅作为专业学科本身贡献于人类社会，而且还有与学科本身同样重要的贡献是贯穿欧式几何学论证体系的思维方式——演绎法，它与八百多年后英国人培根创立的分析法一起构成世界公认的两大科学思维方法。

虽然，一般认为演绎法是亚里士多德首创，但欧
几里德却用他的几何学把演绎法演化到炉火纯青。

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的中学数学老师仍在讲授欧式几何学，而《几何原本》的内容几乎原汁原味地渗透在有关的教科书里。

值得注意的是，两千多年前的一部著作的内容到今天依然还在世界各国的教科书里，除了《几何原本》以外似乎再也找不到第二例（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和杠杆原理也见之于现今的教科书，但那些内容不能构成一部著作。

）！演绎法的实质是用一般的规律和公理去论证某个具体个案，然后推导出一个结论，他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充足理由律。

演绎法是和归纳法相反的两个思维过程：前者是一般规律到具体事物，后者是具体事物到一般规律。

有个最简单的演绎法叫“三段论”，它有大前提、小前提和推论组成。

例如：“三角形的三角之和为一百八十度”是大前提，“直角三角形是有一个角为九十度的三角形”是小前提，据此可以作出推论：“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之和为九十度”。

再举一例：根据大前提“野兽都有四条腿”和小前提“梅花鹿属于野兽”，任何未曾见过梅花鹿的人都可作出推论“梅花鹿有四条腿”。

反观《易经》的八卦推演，明显缺乏充足理由。

这种推演和形式逻辑中的演绎法似是而非。

演绎法之所以合乎逻辑，是因为推理所依据的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公理，这种公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实践中加以证实的，而且也是很浅显、容易被所有人理解的道理。

《易经》的推演依据的是生编硬造的各种概念（卦名、爻符）、牵强附会的解释方法以及主观臆断的结论。

例如，作为对《易经》最权威的解释，孔子及其门徒在《易传》中有这样的推论：“乾，天也，故称乎父。

坤，地也，故称乎母。

”大意是乾卦为天，所以可称为父亲。

坤卦为地，所以可称为母亲。

这是什么因果关系？这种生硬的推论能被全世界人们所接受吗？再举一例，看看《易经》的原文及权威的译文是怎样让人摸头不是脑的。

《易经》第一卦有云：“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译文是：才德兼备的人在自然中驰骋，民众将会看到好处。

还有一句：“见群龙无首，吉。

”译文是：看到大群才德兼备的人无人领导，这会有好的结果。

很显然，这些推论是《易经》的作者在没有公理依据或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主观臆断出来的，完全不符合逻辑学
的充足理由律。

如果能隔着时空对话，那么我们要问问周文王：为什么群龙无首就是吉利的好事。

我们也可以问问孔子：凭什么说《易经》里的龙就一定指的是德才兼备的人。

《易经》所使用的语言有太大的弹性空间，可以让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联想，可以认为《易经》的行文表意的方式采用的可能是世界上罕见的模糊语言，说它是神授的“天书”也不为过。

所谓的天书都有两个共性：只下结论，不讲依据；语言玄奥，百人百解。

孔子及其弟子对《易经》推崇备至，是他们用《易传》把这部天书变成了人话；同时又由于这部天书的弹性语言，孔子才会有余地把它从占卜的狭隘领域拔高到“群经之首”的颠峰。

另外，如果从思想神韵和文辞风格来看，老子对《易经》则模仿得更加惟妙惟肖，他的《道德经》堪称古代中国的第二“天书”。

总之，违背同一律的概念系统、牵强附会的解释方法、主观臆断的结论就像竹片和麻绳装订成《易经》的册子。

那么，为什么有着如此谬误本质的《易经》能作为中华文化的源泉影响中国人的思想长达三千年之久？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社会现代科学已成主流，而《易经》及其相关的诸子百家学说仍然在相当一部分文化市场内百讲不衰呢？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易经》有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即所谓“阴阳”理论，强调有阴必有阳，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

《易经》也强调了世间万物的不断变化的特点，“易”字本身就是“变”的意思，这一点是《易经》所具有的唯一的正面意义。

2，八卦及六十四别卦的理论给人留下了联系实际的假象，这也是它容易招人迷信的一大原因。

事实上，天、地、雷、风、山、泽、水、火等等在《易经》中只有虚名而无自然属性。

例如，谈“天”就谈“乾”，说“地”就说“坤”，从不提及天上有何物、地下有什么，充其量就是把臆造的属性加诸天、地。

如“天属乾卦：元、亨、利、贞”等等。

3，模糊的概念、神秘的符号、数学二进制的排列组合以及变幻莫测的卦辞解说构成了一个神秘诱人的、以阴阳八卦为主体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