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作业

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拟剧理论”或“戏剧理论”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运用符号预先设计或展示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即如何利用符号进行表演，并使表演取得良好效果，其研究重点在“互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互相直接见面的时候，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行动的交互影响。

”一、表演人生：⑴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

戈夫曼的全部著作都是以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为前提的。

⑵表演本身又分两种。

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在表演，即不自觉的表演；另一种是知道自己在表演，即自觉的表演。

⑶从一定意义上说，符号本身就具有某种欺骗性，符号的基本属性就在于是其非是。

艾柯将符号学定义为“原则上是一门研究旨在撒谎而可以利用的一切事物的学科”，因此符号也就是“能用来撒谎”的事物。

符号能力的获得使我们永远地脱离了单纯的物理世界，“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

⑷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人们表演“自我”的过程，但这个“自我”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经符号乔装打扮了的“自我”。

二、印象管理：我们根据什么来表演？在什么样的情境中表演？怎样去表演？在人际互动中，“不管个人在头脑中所具有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也不管他达到这个目标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兴趣始终是控制他人的行为，特别是控制他人对他的反应。

这种控制将主要通过影响他人而逐渐形成的限定而实现的，而且他能通过给他人某种印象的方式借以表现自己达到影响这种限定的目的，他给人的这种印象将引导他人自愿地根据他的意图而行动。

”这就是所谓印象管理。

“连结戈夫曼著作的纽带，总是印象管理的各种变化形式。

”⑴理想化表演。

这种策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掩饰。

“表演者会掩盖或部分地掩盖与他自己理想的形象不一致的活动、事实和动机”，以便集中展示自己理想化的形象。

⑵误解表演。

富人装穷，流氓扮绅士都是误解表演的例子。

⑶神秘化表演。

与互动方保持一定距离，使对方产生一种崇敬心理的表演称之为“神秘化表演”。

⑷补救表演。

三、表演框架戈夫曼所讲的“框架”，是指人们内化了的现存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准则，是一系列的惯例和共同理解，也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舞台上进行演出的依据。

戈夫曼并不关心客观世界的实际状况，而是关心这个世界在人们心目中的状况，即人们对它的定义。

“我所面对的也不是社会生活的结构，而是个人在他们社会生活的任一时刻所拥有的经验结构。

”这种主观的经验结构就是所谓表演框架，人们是依据这种主观的经验结构来表演的。

框架被戈夫曼定义为“一种情境定义，它是根据支配事件——至少是社会事件的组织原则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主观投入作出的”。

四、污名问题“污名”：“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马上就有迹象表明他具有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使他可能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成为一种不大值得羡慕的人——总而言之，一种坏透了的，或一种非常危险的人，或一种非常懦弱的人。

他就是这样在我们心目中从一个没有缺陷的、正常的人贬低为一个有污点、被轻视的人。

这样一种属性就是污名。

”一个人本身是否有缺陷或者有污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群体和交往关系中被其他人视为是有缺陷、有污点的人。

戈夫曼拟剧论的观点戈夫曼认为，社会和人生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作为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都十分关心自己如何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

拟剧论研究的是人们运用哪些技巧在别人的心目中创造印象。

戈夫曼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次进行表演，如果能够按照剧本表演就按剧本表演，当剧本不明确或不完整时就要随机应变，临时创作。

戈夫曼提出，人们为了表演，可能会区分出前台和后台。

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后台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的场合。

戈夫曼认为，人们不能将前台行为应用于后台，也不能将后台行为应用于前台，而是应该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应有的行为，而其标准是社会的规范，即社会的角色行为的规定。

戈夫曼拟剧论的评价戈夫曼运用戏剧语言对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充分肯定了社会体系这一剧作者及其剧本期望对表演者的决定性作用，也即承认社会结构对个人行动的制约性。

他把表演区域分为前台与后台，提出了理想化表演和误解表演、补救表演等印象管理策略，对人们成功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是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他提出的“戴假面具的人”、“故意演戏”等概念，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的真实一面。

但他的理论也存在许多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色彩而受到尖锐的批评。

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大体上即为经济学中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更简洁和明确一些，更便于突出财富积累的因素，也有利于非专业人士理解收入分配问题，所以除经济学以外，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都在使用这个概念。

对于当代中国贫富差距的两大具体因素——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以及相关其它问题的具体情况，我们暂且略过，而重点对目前贫富差距的总体状况，特别是所谓“程度”问题，做一综合性估计与分析。

一分析贫富差距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有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身分社会向契约社会全面过渡的转型期，包括贫富差距程度在内的许多问题，都给人以难以把握的感觉，出现一些认识分歧是正常的。

利益角度、研究手段和思考方式的差异，都增加了讨论的分歧点。

面对复杂的情形，论证现在收入差距已经较大或仍然很小，似乎都可以找到理由。

看来，靠感情用事，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都是不行的，而只能靠理性思维，靠周到的调查分析，来历史和全面地把握这些复杂多变的课题。

——研究贫富差距问题，要有一整套方法。

比如，有的媒体用北京一个节日卖出几千几万瓶名酒来强调贫富差距的扩大。

这实际上一点用处也没有。

两极分化的关键不在于特别富人有多富和特别穷人有多穷，而在于这两个“极”是多大？是最富与最穷的万分之一、千分之一之比？还是百分之一、十分之一之比？目前，比较通用的方法，是比较最富与最穷的20％或10％，前者为分母，后者为分子，比较结果称之为“不良指数”。

“基尼系数”则是用家户或人口的相对比重与他们所得到的收入的相对比重来表示贫富差距。

这些方法，与人们通常的谈论和感觉，往往差异很大。

——研究贫富差距问题，算的是“大数”。

为什么规范研究中的“两极”往往比人们议论中的“两极”大呢？是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典型性。

因为从广义上讲，特殊情况总是有的，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贫困核”，都有一些歌星、球星，都有贪污腐败分子，这些问题都应重视和解决，但理论分析和政策设计是针对宏观的；从狭义上讲，统计上总是有误差，任何国家都有诸如“地下经济”之类的“盲区”。

——研究贫富差距问题，要充分考虑多种因素的作用。

贫富差距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最大的政策性因素是社会保障状况。

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影响收入分配状况的因素，至少有三四十个。

比如，劳动力供给的尽乎于无限这一点，就给中国政府控制贫富差距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

像城乡差距、股份制、住房私有化、灰色收入、大学扩招等制度性因素，像自然条件的差别、婚姻中的“门当户对”的代际积累等自然、人文因素，影响贫富差距的社会要点太多了。

二考虑到解释的方便，本文主要使用“不良指数”来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迄今为止，政府统计部门尚未正式发布过全国范围内跨越城乡的收入分配差距“五分法”或“十分法”资料，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计算“不良指数”。

用《中国统计年鉴》关于城镇居民“五分法”的资料可以换算出的不良指数，即1995年的3.77。

全国的不良指数，肯定会明显大于3.77。

按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中国收入资料换算成的不良指数是8.70，基尼系数是4.15；有的研究机构据称在全国范围内所作的“一次严格PPS抽样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或换算，基尼系数为0.434，不良指数应为11.77。

究竟哪个较为准确一些呢？世界银行在该报告中声明，不保证其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和数据的准确无误，也不对引用的后果负责。

其它来源的资料也是如此吧！为了作出独立一点的分析，笔者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1998年的数据资料，尝试对目前收入分配的不良指数作出概略但力求合乎逻辑的分析，以便作为对世界银行等提供的数据的参考。

（1）全国总人口是124810万，所以20％应是24962万。

（2）城镇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0.40％，而总体上看，城镇人口恰好是中国收入较高的部分。

同上（下同），城镇人口按收入的多少由高到低排列的前2／3，可以大体视作中国目前收入最高的20％，即按比例计算，30.40÷5×3＝18.24％。

之所以要除以5，也是为了利用已有的城镇“五分法”资料。

（3）这18.24％人口的每人全部平均年收入是：｛5148.81＋6404.89＋［（7918.46＋11021.49 ）÷2 ］｝÷3 ＝7007.89（元）。

（4）如前所述，我国农村中的最低收入人口大体可看作全国的最低收入人口，将农村的低收入户由低向高相加至1300～1500元这一档时，是32.56％。

这是笔者所可能的比较接近全国收入最低的20 ％家户的数值。

在这一年，农村人口的28.73％，大体相当于全国人口的20％。

中国目前的实际贫富差距，特别是乡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比改革开放以前确有拉大，但在国际上还是属于中等程度差距。

考虑到各种具体因素，这种差距应当说是仍处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以内，但已经接近或达到警戒线，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

对中国现存的贫富差距扩大化、显性化、阶层化等问题，不讲足不好，不重视不好。

我们现在的很多估计和工作处理方案还是低标准的。

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按某些国际组织的测定，中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约为20％或更多一点，但我国按自己的“贫困人口”标准计算则是6％左右。

但是，把目前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程度，讲得比实际情况严重得许多，用非科学的方法加以渲染也不好，也是不妥当的，没有好处。

社会问题一切社会问题最终都是人的问题,政府的问题最终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问题,人的问题最终是人的思想观念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人的观念问题不解决,社会问题就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的职能转变的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转变政府工作人员的观念,将他们从官僚主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怎么解决?一个就是民主教育,对他们输之以民主的观念,我们现在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民主不是很关注,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从来不是民主的国度,中国人从来不是民主的动物.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和文化观念,造就了中国人的两种自身的特质,一个就是官员,权贵们的嚣张,还有一个就是老百姓的忍气吞声.儒家思想中关于三纲的经典教诲还是深深的印在中国人的头脑里的,中庸不仅仅在仕途之路上大有用武之地,在一般老百姓中也是影响深刻的,我们的老百姓对政府中庸,时间久了却成了中国人对政治的麻木和对民主概念的匮乏甚至不认同.中国的反抗运动历史上也不少,但中国人有个弊病,中国的反抗运动反抗对象都是对人的,没有一个深入到观念,体制,制度的.包括我们新中过成立的之后,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摆脱专制,腐败的影响,有的人说那些是封建社会的残余,不是我们党的天性,但我要说了,那些是我们人类的劣根性导致的,不是某个社会某个人能做到的,是人性的历史积淀出来的,党不应该为自己人员的错误行为和自己工作的失误开脱,相反的党要勇敢的面对这些,要想办法解决.人类没有摆脱动物的某些性质,如动物首领的绝对权力,我们人类对这个是很崇拜的,多少年来我们都是在强化它的,终于机械大生产社会的到来,人们开始想要削弱这绝对权力了.二是将企业的竞争观念引入到政府机关中来,要让他们知道,劳动才能有收获,没有公民想养大爷的,也没有公民想养对自己颐指气使还对自己很差的主子的,公民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公务员是保姆,是保镖,是管家.公务员始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什么叫公务员,解决公共问题的人.不要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给社会添乱.四是选拔公务员要科学,明智,不能徇私舞弊.我们的公务员是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考核的,但事实上,中国的公务员的选拔上人情关系很重要,我们可以发现建国元老的子女和亲属在当代中国政治上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被我们称为太子党,他们上台的很大的因素是因为人脉的关系.但我们不能说每个元老的子女都是完全考关系上的,他们中的一些也是非常有实力的,是靠自己上来的.公务员中派系林立,他们的背后可能就代表一部分人,不同派系的人进行着实力对弈.这也是我们的官场上的潜规则.五,廉洁教育,这对中国的公务员来讲更为重要,我们老百姓对政府最大不满就是腐败,这是一个关乎人心向背的大问题,不解决好就会党亡政熄,还有一个就是节约教育,我们时常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当这个社会中有谁把我们国有理解是全民所有,理解是我也是其中一个拥有者了,没有.我们的老百姓对国有的理解是那是国家的和我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就导致了,浪费国家的”我不心疼”,多使用我倒还占了便宜了呢.真是很悲哀.公务员呢,更是,他们可以说是社会资源浪费的魁首,因为他们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公款吃喝,公款开车,公款旅游,公务员好不潇洒.他们从来不问我的这些不必要开销来自哪里,从来不考虑我们使用这些钱有什么法律依据,从来不想这些是纳税人的钱,自己花时还蛮心安的.公务员的道德建设尤为重要,一个人没有德就不是人了,那只是个人形畜生.公务员没有道德就不能有好的公共服务,政府的机构就不能很好运作,社会也不会稳定.六强化公务员的法律制度的观念,这里的法律制度观念既要对自己有约束,有要对他人有约束,但不能缺乏人性化和人文关怀.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在面临自己利益被缩小甚至被剥夺时需要做出选择,但选择的结果直接关乎政府职能转型的成败,他们就有两钟选择,一个是支持,二是反对.支持的话我们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会得以解决,反对的话我们的社会矛盾会进一步加深,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社会问题的大部分是由既得利益集团造成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久久不能进行也是他们反对造成的,党一味对他们包庇,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党要想出个办法.社会学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