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必知语文学家的故事_第三章

孔广森孔广森（1753～1787）清朝学者。

字众仲，一字撝约，号顨轩，堂名仪郑，以希追踪郑玄。

山东曲阜人。

孔子七十代孙。

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

孔广森出身望族，他的祖父孔传铎，是孔子的第六十八代孙，袭封衍圣公。

父亲孔继汾，官至户部主事。

孔广森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喜爱读书，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乡试中第，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二十岁时进士及第，官拜翰林院检计。

孔广森不仅博学多闻，入了官，还是孔子的后裔。

这令许多人仰慕不已，一时受到大家的喜爱，都愿与他交往，但他生性淡泊名利，专注于著书立说，不喜欢与各方达官显贵应酬往来，遂以养病为由告回故乡，筑“仪郑堂”，闭门谢客，终日以读书著作为业。

孔广森一生博涉群经，曾问学于著名经学家戴震、姚鼐，创作了经学《春秋》和《大戴礼记》。

《春秋》，为孔子所作之鲁国编年史，儒家六经之一。

后来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相继为之作传，史称“三传”。

三传之后，历代经学家均有为之训解者。

孔广森通览诸家，认为“《左氏》旧学，湮于征南，《谷梁》本义汨于武子。

王祖游谓何休志通《公羊》，往往为《公羊》久病，其余炎助、赵匡之徒，又横生义例，无当于经，惟赵方最为近正。

”于是，旁通诸家训说，兼采《左传》、《谷梁传》，择善而从，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

是书以发明《公羊传》义例为主，对《公羊传》“公羊三世”、“三科九旨”等微言大义提出了不同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见解。

例如，何氏把《春秋》十二公分为三世：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之世”，文、宣、成、襄为“所闻之世”，昭、定、哀为“所见之世”。

孔广森认为，《春秋》鲁襄公二十三年“云邾、畀我来奔”与鲁昭公二十七年云“邾、快来奔”，其文相同，宜划归同一世，故将孔子生后，即襄公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以断为“所见之世”。

再如，何氏以亲周故宋，以《春秋》当亲王为“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为“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为“三科九旨”。

孔广森则认为《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埋人情，此为“三科”，所谓天道，一指“时”，二指“月”，三指“日”；所谓“王法”，一指“讥”，二指“贬”，三指“绝”；所谓“人情”，一指“尊”，二指“亲”，三指“贤”，此九者为“九旨”。

此外，对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中的错失也做了许多裨损，以成一家之言。

《清史列传》称其“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能融会贯通，使是非之旨不谬于圣人”。

孔广森在经学上的成就，除著有《春秋公羊通义》外，还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礼学·厄言》六卷，《经学·厄言》六卷，《诗声类》十三卷。

著名经学家姚鼐称“其将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虽康成犹不足以限之”。

孔广森除了在经学上的成就外，还精通于数学和文学。

在数学上，他传戴震的“测算之学”，对古代数学中解“方田”及“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勾股”、“赢不足”等都颇为精通，著有《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

该书是专门研究商次方程的解法和应用的专著，对整理和发展中国传统数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孔广森在文学上的成就是擅长写骈体文，《仪郑堂骈丽文》三卷著有其文对偶工整，词藻华丽，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与袁格、孙星衍、洪亮吉、刘星炜、曾昱、邵齐焘、关锡麟一起被称为清代骈文八大家。

钱大昕钱大昕（1728～1804）清代史学家﹑汉学家，学者，诗文家。

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

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

钱大昕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

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弘历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官内阁中书。

十九年，中进士。

又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

三十四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十二子书。

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

又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及《天球图》诸书。

后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

四十年，居丧归里，引疾不仕。

嘉庆初，仁宗亲政，廷臣致书劝出，皆婉言报谢。

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

钱大昕在晚年时，自称潜研老人。

其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虽主张从训诂以求义理，但不专治一经，亦不墨守汉儒家法。

同时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

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

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其他考史著作。

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

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

钱大昕对宋、辽、金、元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为专精。

他曾打算重修《元史》，未成。

著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元诗记事》《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

钱大昕不仅研究史学，还涉猎其他文学，多有成效。

《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为其研治天文历算学的代表作，深为同时学者推重。

“古无轻脣音”“古无舌上音”，更是其在音韵学上的卓见。

精心所荟，则有《十驾斋养新录》，后世以之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赞钱氏为“一代儒宗”。

钱大昕并非知古而不知今的考据学者，他往往以考史论学的形式，隐寓对清廷弊政的不满。

所著《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多所反映。

乾嘉时期，首重经学，力倡治史，既博且精，对转变一时学术趋向影响甚大。

一生著述甚富，后世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

钱大昕长期研究元史，精通蒙语。

史载清廷得元代蒙古碑文，无人可知，于是由国师章嘉多必吉译之。

后抄录成册之时，钱大昕独能指出其谬误所在。

博学强记，冠绝一时。

他的书法源于金石之学，善写汉隶，用笔古茂，奇趣纵生；楷行苍逸朴健，具有宋元的书法风致，脱胎于学问之厚养。

钱大昕可谓是博学多识的人，精于多方面的文学，还是伟大的书法家，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段玉裁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

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

江苏金坛市人。

生于雍正十三年，卒于嘉庆二十年。

中国清代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乡试，入都会试，屡不中。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后又为四川富顺、南溪和巫山知县。

段玉裁在京时，得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学者。

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金榜等人相交。

55岁时，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

乾嘉时代汉学昌盛，段、王两家在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贡献极大。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

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

根基充实，深得体要，多有成绩。

其中《六书音均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段玉裁用了30余年时间完成了《说文解字注》，其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

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

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全书刻成，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

《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比勘二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

第二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

其三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

第四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

第五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

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

段玉裁注《说文》的成就极大。

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

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

其后钮树玉作《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作《说文段注匡谬》，王绍兰作《说文解字段注订补》，徐灏作《说文段注笺》，虽各有发明，然成就不大，且有以不谬为谬者，转增烦扰。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

其在《经韵楼集·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中有论：“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

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

”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

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

他说：“转不若多存其未校订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

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

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而不可治。

”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

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

《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

”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其分析为：“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按当指立说），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末易定也……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

”这些议论，给校勘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

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

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

又如段玉裁在《诗经小学》中判断《诗经·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

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长洲徐頲、嘉兴沈涛、女婿仁和龚丽正较为知名，长洲陈奂尤其得其学识真传。

段玉裁一生的主要著作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经韵楼集》、《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录》、《戴东原年谱》等。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在文字音韵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郝懿行郝懿行（公元1757年～1825年）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