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大法官肯尼迪在北大经济法学院演讲

李大法官，吴院长，戈登伯格总顾问，雷蒙院长，迪金森先生，以及所有生活在一个通过法治来寻求更和平，更公正的世界上的同胞们，感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殊荣来参加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创院仪式，并且给予我今天早上在这里发言的机会。

同大多数其他的人类的机构和企业一样，大学也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制度，新的模式，新的方法去履行其核心使命。

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学校的繁荣和成功具有至高的意义。

如果这所学校真的做到了，你们的模式将会在你们伟大国家的法律教育界引起激动人心的变化。

你们的成功对于中国是重要的。

你们的学校对于其他那些想要倚仗法律以及法律职业去寻找共同的目标以达成共同的进步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们都是极其具有才干的，法学院对于政府和整个的社会都是具有影响力的。

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我们的法律审查制度依靠我们那些刚刚开始学习法律和探索法律的学生，他们从事着对法官的决定的正式的批评活动。

当然，法官在年龄上和经验上都高于学生，但是法官尊重和欢迎来自这些初学法律者的批评。

法官不单单将学生和教员的批评看成是训练下一代“法律思想家”的必要途径。

法官和整个的法律业都将批评看成是对法官和律师权力的一种重要的检验。

我们仰赖来自法学院学生的批评，看我们能否找到新的视角去阐释新的能够加强法治的原则。

因此，我们的法学教授和法科学生能够为他们的工作感到自豪，即使那工作是去批评权威。

常常，我们听到法学教授这样说：“我们教我们的学生如何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任何一门学科的任何一位老师在某种程度上都想教学生如何思考。

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法学教授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成功的教师永远试着启发学生们变得严谨和清晰。

但是，常常有一种暗示，似乎法学院的教授在清晰思考上有某种垄断。

当然，那是自负的，狭隘的，极其错误的。

要证明法律在思维上没有垄断，你只要看看如今的法学院聘用的法学教授都具有丰富的，多样的，跨学科的背景就知道了。

我们的法学院的教授不光拥有法律的学位还拥有其他领域的学位。

对于跨学科的多样性的渴望对法学院的学生队伍也产生了影响。

过去，法学院的学生的教育背景都或多或少具有同质性。

大多数在本科阶段学的都是法律预科或者政治科学。

在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后，直接进入法学院。

今天，我们看到了多样性。

除了政治学的毕业生，我们还有经济学，化学和文学专业，甚至我们有的学生在某一领域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专业成就，或者，已经得到了一个更高的学位，现在渴望将那一种经历引入到我们这一古老庄严的领域。

法学教授的自我重要的声明，说他们教学生如何思考，需要某些修正和完善。

我们可以摈弃其中的无根据的自负，而继续捕捉法学院所能发挥的最关键的，最独特的社会功能。

我们可以说，法学院教学生如何用规范的形式去思考简单的事物。

这是一条道路，通往这样一条思想的世界：在日常的活动中发现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

如果法学院的学生想要在这项值得去做的事业上取得成功，他们必须有耐心。

这部分是因为初学法律者在最初的时候会感到有点儿失望。

他们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极大的期望来到法学院。

他们渴望学到那些传递了公正的文明的制度的真理。

但学生们发现，他或她被要求花数个小时去解释一纸合同或一部法律中的几个小词，甚至标点！他们可能会变得不耐烦。

他们会问他们自己，“我多么渴望找到解决我们的时代危机的方法，为什么我要在细节上花这么多时间？”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的答案。

让我来举出几个。

在一开始，有必要教授某些解释文件，执行合同和施加责任的基本的规则和原则，有了这些简单的规则我们才能开始经营一个愈加复杂的世界。

每一门学科都从教授学生它的词汇，它的基本的假设，它的基础的原则开始。

同样地，在法学院，我们希望教学生们论辩和修辞的工具。

我们希望教一种能够调解争论和达成共识的方法，通过文明的，富有建设性的，理性的，尊重他人的，诚实的讨论和论辩。

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应该学会用一种优雅的，老练的，谦逊的，富有逻辑的方法去论辩，自始至终表现出对于其他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的人们的尊重。

当然，法学教授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严格的职责。

其中一条就是愿意不断地自我检视他们教给学生的，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方法上，使得他们自己不至于陷入严苛的和无效率的形式主义。

在我们的法学院的传统中，有一种教学方法称之为苏格拉底式教学法。

这种教学法的最通常的形式就是鼓励教授去挑战他的或她的学生和鼓励学生去挑战教授，激发出一种理性的对话，揭示出一种特定观点的优点和缺陷。

我的估计是，美国法学院的大部分教师已经不再使用这种方法了。

有这样几点原因。

一是由于法律越来越精致，法律的课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教授们就想让课程进度快一些，以覆盖更多的知识点。

再一个原因就是学生们的抗拒。

一些学生认为苏格拉底式的询问是一种游戏，教授们比他们更好地了解法律，因此，学生注定要输。

一些学生倾向于退出。

我在欧洲教过一门课程，很有趣，学生包括外国学生，他们来自亚洲，西欧，俄罗斯，中欧和东欧。

我发现非美国的学生比美国学生更愿意参与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中。

这对美国学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例子。

尽管如此，老师们必须意识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至少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教授知道，或者他们自以为他们知道答案是什么。

教授设计好了问题引导学生围绕着他自己的观点打转。

这是一种对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滥用，尽管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原谅，因为苏格拉底本人有时候也这样做。

第二种形式是：无论学生们说什么，教授将持相反的观点。

如果这种方法使用得不得当，不那么尊敬人，不那么专业的的话，会使教授显得吹毛求疵，令人厌倦，打击了表达观点的积极性。

但是如果使用得当的话，会教给学生们修辞的技巧。

第三种形式是：教授和学生们互相问对方一系列问题，以期能够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共同去寻求正确的答案。

这是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经典的，美丽的，高雅的形式。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向法学院教师们传达的就是，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每一种形式都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学生们可能没有必要去知道老师使用的是哪一种形式。

但是教授们必须不停地去问，并且是相当精确地，问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法律，在更大的程度上比其他的学科都更注重规则和先例。

我自己的儿子也加入了法学院。

我发现他得学习我曾经学过的一切，他得学习从我的学生时代开始发生的一切。

教先例的传统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制度向下一代传承我们整个的法律文化。

这是至关重要的。

你不能传授你不理解的东西。

你不会保存你不尊敬的东西。

你不可能去捍卫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当然，在英美法系中，先例是基本的规则。

照先例办事的规则使得我们要受到先例的约束，除非有强大的理由可以拒绝它们。

在我刚刚做法官的那几年，似乎这种规则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因为它是历史的，有条理的，遵守纪律的。

遵循先例初看起来有点像考古，这是很容易被接受的。

你得将你的生命投入到故纸堆中去，听法律的老骨头里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尽管这听起来不那么让人兴奋，但这种方法无疑是具有魅力的。

在我做了几年的法官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对于遵循先例，这是一种太狭隘，太不准确的观点。

遵循先例有一种向前的推动力。

它意味着当法官要决定一个新的案件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受到他们自己的决定的结果和原则的束缚。

因此，遵循先例有一种有力的，向前看的动力。

这使得作为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的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迷人。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是西方一位伟大的诗人，尽管不是一位律师。

他曾经这样说：“向后看，我们学习生活。

向前，我们过生活。

”法律从来都很愿意向其他的学科汲取智慧，史蒂文森的话是对遵循先例的一种概括。

它告诉我们遵循先例的重要性，同时告诫我们先例不会永远满足新的时代。

中国的文明，它的哲学，它的知识，它的艺术，它的科学，都为美国人所钦佩。

事实上，美国人有时候会惊讶于我们的中国朋友说他们不理解我们对你们的伟大文明的钦佩。

在西方的传统中，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解释者。

你们的哲学家，孟子，生活在几乎同一时代。

可能你们会有更好的解释，我的理解是，孟子是孔子最重要的解释者和门徒。

孟子向他的时代——也向我们的时代——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关于旅行者和井上的小孩的问题。

旅行者行走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远离他的故乡。

他看到一个小孩快要从井边的小墙上掉下来。

这位旅行者必须去营救吗？孟子要我们回答的这个问题引出了许多基本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简单地就问是否旅行者应该跑过去救小孩。

对于这个问题，法律给的是一个答案，我们的道德感给的是另一个答案。

在我所理解的英美法系的普遍规则中，旅行者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救那个小孩。

其他的国家持相反的立场。

撇开法律不说，有没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道义上的命令去营救孩子？如果法律不施加责任，那也不意味着道德上不可以控制。

我的假定是，不管是在孟子的时代，还是在今天，所有体面正直的人都会说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

不管法律要求不要求，道德要求我们去营救。

如果旅行者跑去营救是为了获取同小孩父母的友谊，或者是为了获取邻居们和朋友们的赞许，或者是为了加强他自己的声誉，他的动机就降到了自我利益的层面。

但这或许不坏，许多社会奖励它们赞许的行为。

孟子告诉我们，营救的义务存在部分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导致羞耻。

羞耻感是正直的开端。

得体感是礼仪的开端。

矫枉感是正义的开端。

同情感是人性的开端。

一个法科生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他们会说，因为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个难题，为什么现在要来解释它？由于我们不可能寻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不去解决一些更有用、更及时的问题？但是这种焦虑的陈述实在是太轻率了。

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同在孟子生活和授课的时代讨论这个问题一样紧迫。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一些普遍的真理没有达成共识不是置身事外和冷漠的理由。

将我们抛向这些哲理的质询和论辩中，我们可以建立起同过去的联系，而这对我们作为人类的成员的身份认同是必要的。

它表明我们在意道德与尊严的定义，这些定义塑造我们的未来。

如果我们能在更高的哲学的高度，能够在法律以及法律教育的最深处，在思维中发现一种纪律性，在意义中发现一种优雅，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与全人类之间联系的纽带。

对于一个法律学者来说，法律在开始都是作为一种深深的个人的担当的。

一些学者在宁静的孤独中反思，去发现与我们的存在相联系的普遍的观念，在哲学的经典传统中，在艺术中，在科学中，去寻找更高的目的。

法官们有时候在决定一个案件的刚开始的时候会使用这种方法。

霍姆斯称之为“孤独思索的隐秘乐趣。

”用这种方式我们的功能乍一听有点精英主义，孤芳自赏，甚至自我沉醉。

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宁静的、勤奋的钻研就是为了同我们的群体，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文明做更广的对话，于是，这种钻研就具有了永恒的意义。

法律成为了我们共同目的的表达，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时代，作为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