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第三种解释

一、引言
文化与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微观角度来看，文化因素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从宏观角度来看，文化因素还对经济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发展影响着经济发展，文化素质决定着经济素质，从而经济学家及经济理论特别关注文化因素的作用。

不过，本文认为目前经济学理论界尚未建立较全面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试图解释二者的关系。

本文将“传统文化经济学”与“现代文化经济学”对二者的解释概括为“第一种解释”，而将二战后各种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解释概括为“第二种解释”，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第三种解释”，较全面地剖析二者的关系。

第三种解释包括消费文化、文化消费、企业文化、文化企业、政府文化与文化政策的六个领域。

换句话说，文化因素通过这六种渠道影响人类的经济行为或经济发展。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类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等。

对于文化的概念，Ruskin J.(1871)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池上(1998)还认为文化是提高互相学习的状态或气氛。

国际文化经济学会会长Throsby D.(1998)认为文化包括两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文化产业，第二种涵义是社会价值，也就是超越时代并流传给后代人的有形或无形资产。

他还认为文化需要四种条件：特殊形态；大多数人的遵守；超越时代性；集团性质。

文化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社会成员身上都呈现具体的、特殊的形态，
文化与经济是何种关系?对于其关系，文化经济学已经建立了一些理论框架。

本文将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分为19世纪的“古典文化经济学”以及 20世纪的“现代文化经济学”，并综述其理论发展重点，而且将它称为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第一种解释。

二战以后，传统主流经济学受到各种理论的挑战，并且从中发展了各种新的理论观点以及理论体系，包括文化因素的研究，本文将其称为第二种解释。

既然如此，本文认为，虽然第一种解释与第二种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其理论体系不完善，第一种解释较侧重于艺术领域，第二种解释较侧重于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领域，所以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第三种解释。

经济理论的主体是消费者、企业与政府，本文认为，通过这三种主体的经济行为，文化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它的作用。

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概括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第一种解释，第三部分概括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第二种解释，第四部分提出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第三种解释，第五部分简单地探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此为本文的结论。

二、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第一种解释
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ics)是人们尚不十分熟悉的一门学科，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特征，本文将文化经济学的发展分为“古典文化经济学(Classical Cultural Economics)”与“现代文化经济学
(Modem Cultural Economics)”。

前者是以19世纪英国为背景的文化经济学，后者是以20世纪美国和日本为背景的文化经济学，也可以说，19世纪是文化经济学的形成时期，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是文化经济学的发展时期。

本文认为文化经济学的起源归宿到 Smith A.(1776)，他在《国富论》一书中在解释劳动分工时提到生活智慧与分工的关系及其创造能力，他还认为艺术的本质并不是模仿而是创造，并且其创造性的根源就在于人的本性。

严格而言，文化经济学的诞生来自于工业革命的历史背景，其创始人是英国的Ruskin J.(1871)。

他以为，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缺陷，就是古典经济学认为金钱是经济的基准，经济就等于金钱价值。

他还认为，这种基准是破坏人类价值的主要原因。

Ruskin J.所生活的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期，他所看到的是人的价值变为工业生产的附属品。

他认为古典经济学是在金钱主义的基础上所建立的，虽然他批评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但是Ruskin J.并没有否定金钱主义的效率性，却主张除它以外应该将文化与艺术价值也放在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内。

他批评当时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弊端，他说：经济学家将绘画的销售量不包括在他们的研究范围内，由于那些经济学家不了解绘画的真正的价值，所以他们无法研究某些财货的价值。

他的基本思想是，如果金钱主义再加上文化价值，才能够提高人类的真正的价值和生活价值，即物质进步是人类发展的基础条件，但不可忽视精神进步。

Ruskin J.解释的核心就是固有价值论和有效价值论。

他将事物的价值分为固有价值和有效价值，他说：价值是生命和生活持续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具有两种价值，最基本的价值就是固有价值，其次是有效价值。

例如，面包好吃，这就是面包的固有价值，但是固有价值还需要其价值的享受能力，所以要是固有价值加上享受能力，才会有有效价值。

有效价值还需要两个前提：第一前提是可利用性，第二前提是利用能力。

Ruskin J.说：如果我们不能骑马，马不会成为我们的财富于。

他还主张：我们必须认识在社会所存在的固有价值的同时，通过社会协议，积极开发消费者的固有价值的享受能力，并且实施提高享受能力的学习和教育政策，从而我们要建立固有价值与有效价值相结合的社会体系。

Ruskin J.的价值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 Morris W.(1877)继承Ruskin J.的固有价值论，发展“装饰艺术论”，并试图将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同时还提出“生活艺术化”的观点。

以Ruskin J.为代表的“古典文化经济学”重视文化、艺术、生活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因素是被古典经济学忽视的。

传统古典经济学在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较重视生产、所得、收入、财政、税收等问题。

到了20世纪， Ruskin J.的思想发展成为“现代文化经济学”，与19世纪Ruskin J.的价值论相比，20世纪的“现代文化经济学”较重视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

文化政策的研究是由英国的凯恩斯起开始的。

文化政策的典型是由凯恩斯所建立的英国艺术评议会。

凯恩斯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其理论基础是著名的“自由与公共志愿的共存原理(arm’s length principles)”，意味着虽然政府积极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是政府不该干涉得太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后来，此原理成为“现代文化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即政府是文化发展的志愿者，并不是管理者。

“现代文化经济学”是由Baumol W.J.& Bowen W.(1966)的“实演艺术论”起开始的。

Baumol W.J.比较分析一般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差异，并提出文化产业的特征。

由于文化产业的供给价格的上升速度远高于物价水平，所以文化产业易于陷入危机状态，例如，在汽车产业和文化产业互相竞争的时候，汽车产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减少成本，但是，文化产业很难提高劳动生产力，反而会呈现成本上升倾向，所以文化产业的供给价格相对地高，这就是“Baumol的成本腾跃病(Baumol’s Cost Disease)”。

Baumol W.J.& Bowen W.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文化的特征，认为文化具有不失去的效用。

他们的理论重点可概括为：(1)实演艺术的产业特性；(2)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等的特性，所以艺术消费起到所得再分配的作用，其结论对以后文化政策产生极大的影响；(3)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威望价值(prestige value)、选择价值(option value)、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遗赠价值(bequest value)和教育价值(education value)等，即文化的扩散效应较大，文化艺术是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性质加上私人物品的性质。

Baumol W.J.& Bowen W.建立美国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除此之外，Frey B.S. Pommerehne W.W.(1989)从制度角度来研究文化政策，他们的观点就是不仅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更重视文化艺术的消费者，被称为“创造活动论”。

Peacock A.(1992)奠定“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

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并且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即消费越多，效用越高。

此结论否定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偏好理论。

池上 (1998)从外部性的角度来研究Ruskin J.的固有价值论与文化财政志愿之间的关系。

他的研究表明为了提高消费者对固有价值的享受能力而增大财政志愿是文化政策的关键措施。

最近，Throsby D.(1998)还提出“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并主张除了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外，经济理论应该包括“文化资本”。

Throsby D.的“文化资本”包括有形和无形文化。

有形文化资本就是Throsby D.所说的第一文化概念，无形文化就是第二文化概念。

Throsby D.认为，要是我们忽视无形文化资本的投资，那么文化体系呈现崩溃现象，最终会造成经济成果的减少。

总之，以上简单地概括了“古典文化经济学”与“现代文化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学者及其主要理论观点。

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前者从艺术角度来解释二者的关系，而后者从文化产业及文化政策角度来解释其关系。

本文将它称为“文化与经济的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建立了文化的价值理论。

作者:金相郁来源:《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