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是唯一的出路(上)——李宗仁关于焦土抗战论的抵抗理念

抗日是唯一的出路（上）——李宗仁关于焦土抗战论的抵抗理念○［澳］粟明鲜1庞贝2（译）（1.悉尼科技大学中国澳洲关系研究所，澳大利亚悉尼NSW 2000；2.桂林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广西桂林541000）[定稿日期]2018-07-26［作者简介］1.粟明鲜（1958-），男，广西桂林人，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当前研究方向：桂系抗战；2.庞贝（1986-），男，广西桂林人，桂林国投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主管、经济师，研究方向：经济学、桂系抗战。

1930年代，欧洲老牌强国的利益和地位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威胁，这两个国家的强大军力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危险。

趁着西方列强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欧洲的当口，日本加速了侵华步伐。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各大党派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毫无疑问，大部分党派都宣称将全力抵抗，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然而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中国将何时采取抵抗，又如何抵抗日本？对此，各大党派意见相左，在国民党内，桂系与蒋介石在此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桂系因借机重新扩张并因其重建和群众动员方面的杰出成就在1930年代引起全国侧目。

与蒋介石不同的是，桂系的成就都源自抗日政策的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在国难中采取强有力的抗日政策为广西与邻省建立与发展协同关系提供了基础，并逐步加强自身在反蒋集团中的力量，同时这也使得桂系集团形成了重建广西计划的政治纲领，有别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纲领，为指导省内与国内动员群众积极抗日提供了理论基础。

因此，李宗仁治下的广西在民兵组织和动员群众方面获得“模范省”称号，并受到广泛赞誉，特别是有效的抗日宣传和贯穿全省的抗日救亡宣传。

1934年，美国传教士Sherwood Eddy 在访问广西后感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抗日情怀，对此大加赞誉，认为广西担当着实现民族复兴和中国解放的希望。

研究现代广西的历史学家们，如Di⁃ana Lary 、Eugene Levich 和Chu Hongyuan ，也对其重建和群众动员政策给与了高度评价。

“反蒋抗日”是上世纪30年代桂系集团一系列行动的核心。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得以考量桂系在实现国民党内部统一和在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扮演的角色。

证据表明，广西大规模动员抗日的政策，一直以李宗仁和桂系其他领导人的思想为核心。

Levich 和Chu 也指出，桂系以简明精要的寻求抵抗来建立自身的理论基础。

李在这方面的开创性思想是什么？桂系的这个政策具体是怎样的？是什么时候制定的？是如何服务于桂系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性质的？1936年桂系在推行的政策与“6月1日运动”之间是否有相互联系？我们已经看到，李宗仁和桂系的政治策略和思想为广西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推动作用，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

此外，他们进而把反蒋政策推动到关键点——“逼蒋抗日”[1]。

本章将分析桂系的抗日思想，侧重于李宗仁，也包括其他广西领导人，并探讨桂系政策因日本侵略而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同时阐述桂系抗日政策与通过群众运动和民族政治团结做好战备之间的关系。

“焦土抗战论”的背景和起源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冲突源自针对日本30年代侵［摘要］李宗仁治下的广西在民兵组织和动员群众方面获得“模范省”称号，并受到广泛赞誉，特别是有效的抗日宣传和贯穿全省的抗日救亡宣传。

李宗仁和桂系的政治策略和思想为广西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推动作用，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

此外，他们进而把反蒋政策推动到关键点——“逼蒋抗日”。

李宗仁逐渐总结出著名的抗日思想“焦土抗战论”。

这种思想引导了桂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行动，并成为“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中的国策。

［关键词］李宗仁；桂系；焦土抗战论［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750（2018）03-0070-0570文史天地2018年9月略的应对政策：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李宗仁与广西领导人把抵抗视为反对蒋介石和日本侵略政策之基。

这一政策逐渐由1929-1931年间的“护党救国”转为“反蒋抗日”。

相对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李宗仁逐渐总结出著名的抗日思想——“焦土抗战论”。

据李宗仁自述，焦土抵抗是救国的唯一出路，我们必须坚决抵抗，宁可焦土遍地，也不能不战而降，并立刻发动解放全国的战争是我们应对侵略的唯一答复。

唯其如此，方显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力量，中国才能在世界上图生存和自强。

“焦土抗战论”源自1812年的法俄之战。

当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军队入侵俄罗斯，俄罗斯人民用“焦土抵抗”这种理念将其击败，法军在前进之前俄罗斯人将即将入侵的区域燃烧并摧毁所有财产。

李宗仁及其下属指挥官都得到了良好的军事教育，并熟知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战争。

此外，他的智囊团大部分去过莫斯科接受教育，他们无疑已经学会了俄罗斯对拿破仑的军队采取的行动：在1812年时烧毁莫斯科，让入侵者无法抵御寒冬。

当然，李宗仁的“焦土抗战”也包含燃烧庄稼、摧毁建筑物等有利于敌军侵占时可资利用的物资。

例如，在中日战争期间，当广西部队保卫桂林时，他们采用了这一手段。

但是，焦土的概念基本上是一种战术，并非战争期间的总方针；因此，“焦土抗战”只是李宗仁抗日政策的战略与战术的一部分。

在这里，李宗仁强调的是抵抗的决心，即中国有句俗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一论调最早在1936年4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上发表，随后，李宗仁在1936-1937年间通过一系列演讲和文章逐渐加以系统化。

因此，这篇4月17日发表的文章被视为“全中国系统阐述焦土抗战论的首次开腔”，李宗仁也被誉为这一论调的祖宗。

“焦土抗战论”的产生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它是几十年来中日冲突激化演变为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是桂系长期与蒋介石抗争的结果。

1931年前，桂系已经与蒋介石抗争多年。

如前所述，抗争的内容并非只是为了中央集权，还包括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在内外事务上应当采取何种措施。

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国难当头，头等大事必须由国内统治权的斗争让位于爱国志士对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中华的抵抗。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所宣扬的排除异己，消极抗日态度让救国的责任落在李宗仁肩上，为他和桂系赢得了先机。

国内的舆论倒向李宗仁，他早前在与蒋介石派系斗争中宣扬的“护党救国”论调迅速转变为“反蒋反日”。

在“九一八”事变后，桂系公开呼吁全国进行抵抗，并付诸行动。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局部战争仅仅2天后，李宗仁和西南派系其他领导人向南京中央政府请求大量派兵，以增援驻守在上海的广东部队即19路军。

第二日，李宗仁与孙科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向南京政府的国防大臣何应钦发去电报，敦促他调动所有的陆军和空军力量对日军的地面部队进行打击。

“今天，上海一战关乎中华民族的存亡”。

白崇禧也代表广西军队，请战率领广西部队增援19路军[2]。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李宗仁对不能亲自参战抵抗心生愧疚。

作为抵抗力量的增援，1000名以上的广西士兵被送到上海。

同时，他对蒋介石不派兵增强19路军的抵抗力量而为内战保存实力的做法进行了抨击，并谴责蒋介石在5月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议。

第二年，日军侵略热河省并穿越长城攻打华北。

对此，李宗仁联手广东派系领袖陈济棠，以及在淞沪抗战后进驻福建的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从粤桂闽招募了志愿兵组成联合队伍，由蔡廷锴带队于5月北上增援抗日力量[3]。

同月在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之后，为安抚日军，蒋介石中央政府叫停了已行进到湖南的队伍，将其解散并遣返原籍。

即便如此，李宗仁在两个月后向前西北军统帅和第二次北伐远征军统领“基督教将军”冯玉祥赞助了10000元大洋，为支援后者在察哈尔前线组织人民军队进行的抗日战斗，并以此宣示反对塘沽休战妥协政策。

冯玉祥称，桂系是当时唯一向他提供资金支持抗日的派系。

虽然冯玉祥的抗战在日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的夹击下很快溃败了，但李宗仁不但赞扬了冯玉祥的爱国情操，而且强烈谴责蒋介石镇压抗日的行为，并要求南京政府保留这支抗日军队，并由冯玉祥在察哈尔抗战中的两名高级将领方正武和吉鸿昌指挥。

除了对日本侵略采取抵抗态度，桂系也不得不采取反蒋政策。

桂系认为蒋介石是独裁者，并且是抗战的严重阻碍，这两条都被视为在国内民族解放战争冲突中共同的敌人。

同时，他们也奉行反共政策。

随着对中共亲俄政策的不满，特别是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后，其反共态度更甚。

1929-1931年，中共试图推翻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使得桂系集团面临被中共红军和已渗入粤滇湘的蒋71介石中央军夹击的危急局面。

对此，桂系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出台了“与邻省友善团结，联合抗日，镇压共党”的反共方针。

桂系修改方针始于1935年。

桂系从策略上放弃了反蒋政策：一方面，由于蒋介石成功地把中共从江西西北地区的基地驱逐，并试图对国民党内的对手奉行和解政策；另一方面，桂系通过巩固基础，迫切要求全民抗战，并意图使不同党派之间搁置纷争以作为抗战的先决条件，用以取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也就是说，桂系的方针转向迫使蒋介石抵抗日本。

“焦土抗战”是所有这些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

事实上，“焦土”这个说法，首次出现在1933年日本侵略热河以及长城以南各省期间。

面对亡国灭种之危局，1933年5月15日，一位作家在《世界日报》发表文章呼吁京津地区进行“焦土抵抗”。

然而，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个提法由当时任何其他人加以传播扩散。

可能的原因是这篇文章只聚焦于京津地区，而不是在国家层面进行抗日动员。

此外，在热河及河北一带沿长城的中国守军很快被日军击溃，南京政府被迫在当月签署《塘沽停战协定》。

为表示向日绥靖，该协定要求南京政府对抗日运动予以镇压。

无论出于何因，“焦土抗战”这个说法曾一度消逝，直到三年后由李宗仁采纳并系统化阐述才得以重见公众视域，并最终成为抗战中著名的口号。

李宗仁的“焦土抗战”理念根据李宗仁和桂系的观点，“焦土抗战”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国家对日方针”，二是“抗日的战略及战术”。

（一）国家对日本的政策——焦土抗战1.焦土抗战的意义经过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深刻思考之后，李宗仁宣布桂系将坚持“焦土抗战”作为全国方针。

采取此方针的必要性源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第一，“坚持抗战才能实现国力恢复”。

这一思考基于中日双方之间冲突的情况。

1931后，日本不仅接连占东北、华北和东南地区，而且掠夺资源，并在华北地区走私大量日本商品摧毁中国经济。

日本的所作所为使得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李宗仁声明，每一个爱国人士，无论他或她属于哪个派系、信仰或支持哪种主义，都应积极应对危机，必须积极地反对日本侵华。

虽然广西远离抗战前线，但桂系对国难不能坐视不管，无动于衷。

他们意识到“侵华日军将得寸进尺，直至征服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