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共同体的胁迫与共谋行为_论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与部门特征_谢平

＊ 本文是原中国人民银行监察局与研究局合作项目《 中国金融腐败指数编制与反腐败机制 设计》 的一部分 , 得到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金融监管研究课题的资助 。 除已经出版的《 非规范融资行为的交易特征和体制动 因》 ( 《经济研究》 2003 年第 6 期) 外 , 课题组还将在近期逐步推出《 融资腐败的产出效应》 、 《 金融改革 、融资腐败与反腐 败机 制建设》 、 《 中国金融腐败指数的编制与维护》 等相关论文 , 将论及金融腐败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 金融腐 败在 改革中的消长关系和“ 拐点” 的存在性等开创性尖锐问题 。 本文观点的形成受益于与福特基金会 Andrew Watson 先生 、原中共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 员会赵凤祥先生 和廖 有明先生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袁中红女士 、中国人民银行 济南分行辛树 人先生和中国人 民银行沈阳分行 王玉 玲女士的讨论 ; 数据收集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西安分行 、成都分行 、武汉分行 、广州分行 、南京分行 、济南 分行 、 天津分行及其所属有关中心支行的大力支持 , 数据汇总 、整理和模型设计得到了日本一桥大学魏雷先生的技术支 持和 人民银行黑河市中心支行何田先生的帮助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本课题从调查设计 、预调研安排 、问卷印刷 、调查 地点 选择到数据归集等大量烦琐工作得到金融研究编辑部的鼎力参与和无私帮助 , 作者就此致以特别敬意 。
样 , Cadot 以此解释了 80 年代中国反腐败运动的低效率问题 。 以上分析逻辑给我们的启发是 : 第一 , 腐败可能是一种随机行为 , 但是对官员而言 , 他 的抉择是最优行为 ; 第二 , 我们同样认为官员一直在腐败与清廉间进行权衡 , 特别是动态 权衡即期与远期收益 。 这被我们吸收入模型的基本设计 。 第三 , 我们没有沿用政府体制 ( 官员数量 、 机构的臃肿程度) 与腐败的相关性分析 , 这是因为金融监管当局内部权力的部 门分割特征 , 导致臃肿与否与腐败无关 ①。
公共契约层面 。 Rose Ackerman( 1978) 模型设定了一个完全的贿赂市场 , 包括一个官员和 众多私人交易对手在国家采购等项目中的行为 , 由于贿赂不受任何惩罚 , 官员选择行贿额 度最高的出价者 。Macrae ( 1982) 用博弈论改写了 Rose Ackerman 模型 : 假设官员没有项 目决定权 , 只能出售得到项目的概率 , 即使对所有公司而言 , 行贿都是“ 占优战略( dominant strategy) ” , 公司并不能得到比所有公司都不行贿更高的获得项目的概率 。 同样的分析适 用于众多厂商申请信贷的情形 。 但是 , 我们比较了金融监管与政府项目腐败的区别后 , 修 改了状态分析的基本框架 。 我们提出 , 金融监管不存在被监管对象竞争许可证的特点 , 由 于对一个监管官员而言 , 监管资源具有无限性 , 因此他不存在把权力交给出价最高者的情 形 , 出价是由金融机构定的 , 监管官员定的是是否腐败 , 以及是否枉法 。 这是符合中国实 际的 。 Andvig 认为政治体制 、 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因素都是影响腐败程度的制度自变量 , 并 就此对腐败频度的跨国差异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和实证检验 。 他用简单的 Schelling 曲线描 述了腐败与清廉的三重均衡 。 第一 , 在官员数量极少的情形下 , 纯清廉是稳定均衡 ; 第二 , 当腐败与清廉的净收益相等时( 官员数量适中) , 该无差异点是不稳定均衡 ; 第三 , 当官员 数量足够大时 , 腐败是最优选择 。 在多重均衡分析上 , Lui( 1986) 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 。 Lui( 1986) 建立了一个 0 增长的两期官员交叠世代模型 , 官员的受贿概率服从从完全 清廉到完全腐败间的均匀分布 。 如果腐败被发现 , 则交付一笔固定罚金 。 其论证结果非 常直观 : 如果未被抓获并惩罚的年老的腐败官员越多 , 则整个官员群体的腐败越猖獗 。 模 型的结论在于 : 即使官员的偏好 、 惩罚机制 、 政治体制完全相同 , 但预期惩罚价值( expected value of punishment) 的不同导致了腐败程度的差异 。 Lui 以此论证了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 , 1952 年的反腐败运动比 1982 年的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分子运动要有效得多 。 Sah( 1987) 同样建立了一个交叠世代模型 , 但官员的生命超过 2 期 , 且假定的关键在 于官员行为服从“ 贝叶斯学习过程( Bayesian learning process) ”: 每遇见一次腐败行为 , 其自 身的腐败可能性就上调 。 其结论与 Lui 的一致之处在于 , 都认为存在多重均衡 , 都认为年 长者更腐败 , 都提出了历史经验的重要性 ; 不同的是 , Sah 的贝叶斯学习过程假定导致从 高腐败向低腐败转移的过程非常缓慢 , 因此反腐败运动是一项长期工作 。 Oldenburg( 1987) 以印度土地管理局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案例研究 , 发现尽管官员非常 清廉 , 但是农民普遍认为官员腐败 。 原因在于掮客进入市场 , 并告诉农民必须支付一定费 用 , 由掮客贿赂官员 。 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中饱行为 。 在 Cadot( 1987) 许可证申请模型中 , 许可证是一种公共品 , 私人在申请时必须通过与 官员的面对面双边谈判才能得到 。 因此 , 模型出现分支 : 如果是不合格的申请人 , 他面临 失败与行贿两种选择 ; 合格的申请人固然在清廉的官员前可轻松获得许可证 , 但是面临索 贿时 , 面临接受和向上级官员投诉两种选择 。 但是 , 当他拒绝行贿 , 则在下一个十字路口 仍有可能遇见一个贪官 。 上级官员可以解雇下级官员 , 也可以接受贿赂以保护下级官员 , 且他自己没有被抓获的可能 。 假定贿赂金额外生地持续上升 , 则下级官员的职位价值也 上升 , 上级官员“ 保持沉默” 所要求的贿赂也相应提高 , 腐败达公共部门腐败的行为逻辑及文献评论
尽管国内外存在大量关于公共部门腐败的研究文献 ,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关于金融监 管腐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 这促使我们审视一般公共部门的腐败逻辑 , 并对特定的金融 监管当局行为进行对比 , 以证实或证伪其是否符合腐败的基本特征 。 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 我们沿用了 Tanzi( 1995) 和国际透明度组织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1995) 关于腐败的定 义: 腐败是公共部门官员滥用公共权力 , 从中谋取个人或相关个体利益的行为 。 从行为特 征角度看 , Tanzi( 1999) 进一步把腐败分为 6 种可能性 , 即官僚主义 、降低成本 、 胁迫与共 谋、 集中与分散 、 随机行为 、 现金交易等 。 我们通过对比金融监管行为与其他政府部门( 如 工商行政管理 、税收 、 财政项目投入和扶贫) 腐败的差别 , 认为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间存在 的权力交易主要体现为“ 胁迫” 与“共谋” 两种情形 。 因此 , 在方法论上 , 我们遵照 Tanzi 线 索进行研究 。 ( 一)金融监管腐败研究的主线选择 一般 , 腐败经济学分析有三条主线 。 一是 Tullock( 1965) 和 Downs( 1966) 关于官僚行为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寻租理论) , 提出了官员与政府机构效用函数的差别 , 因此 , 腐败是官 员行为与政府期望行为间的变异 。 这属于腐败的需求面( 官员) 分析 。 由于我们没有进行 虚幻的“ 福利经济学” 分析 , 因而并不对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效用进行区别 。 在我们的模型 中 , 官员行为决定了一切 。 这是因为 , 无论对被监管对象而言 , 还是对监管行为后果而言 , 具体 经办 官员 的行为 才是 决定 性的 , 机 构行为 规范 无足 轻重 。 二是 Rose -Ackerman ( 1978) 从犯罪经济学出发进行的分析 。 这属于腐败的供给面( 行贿企业或个人) 分析 , 适 用于研究黑手党 、 毒品交易 、地下经济等行为 。 我们的模型则侧重于腐败的局部均衡分 析 , 即综合考虑了腐败的需求面和供给面 , 讨论贿赂价格和权力交易的均衡解 。 三是 Tirole( 1989) 从产业组织角度对不规范行为的理论论证 。 他的思路给我们以很大启发 , 促使 我们从双方博弈角度进行探讨 , 因而形成了金融监管中的“ 贪赃” 与“ 枉法” 相分离的分析 。 具体而言 , 由于监管中存在的设租行为 , 致使被监管对象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成本以寻求正 常业务开展 , 这就导致了监管部门的“ 贪赃而并不枉法” 的行为 。 同时 , 由于被监管对象可 以从违规行为中获益 , 为了寻求监管庇护 , 其另一部分贿赂就变为与监管机构共享违规收 益的行为 , 这就导致了监管当局的“ 贪赃而且枉法” 的行为 。 ( 二)方法论依据 我们的研究沿用 Andvig ( 1991) 的状态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的理论 。 他曾经以小规 模、 高频度腐败( 贿赂) 为研究对象 , 并区分了“ 状态分析( situational analysis) ” 和“ 制度分析 ( institutional analysis) ”两种基本方法 。 他 认为 Rose -Ackerman ( 1978) 方法属于状态分析 — — — 经济主体根据约束( 即状态) 进行理性选择 , 其优势是便于构造各种符合实际情况的 模型 ; 问题是无法把所有与腐败行为有关的微观约束进行抽象概括 。 总体看 , 所有状态分 析模型一般都集中讨论面临软约束( 虽有惩罚机制 , 但不可能实施) 、提供公共品并购买私 人品的低级官员 , 且这些官员的偏好仅包括私人成本与收益 。 状态分析主要贡献在所谓 2
2003 年第 7 期 ( 总 277 期)
金 融 研 究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No . 7 , 2003 General No . 277
利益共同体的胁迫与共谋行为 : 论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与部门特征 ＊
谢 平 陆 磊
(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 北京 100800)
摘 要 : 本文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 进行了理论 和实证研 究 , 通 过建立 监管当 局与 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 , 分析了金融监 管腐败的 一般特征 — — — 胁迫与共 谋 , 并进一 步比 较银 行监管腐败与证券监管腐败的部门差异 。 文章的基本结论如下 。 第一 , 作为贿赂的供给 者 , 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 , 一是为了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 胁 迫), 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 共谋)。 第二 , 监管当局的 受贿 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 , 一是通过设租进行 的贪赃而不 枉法的行 为 , 即 行政审 批中的 受贿 行为 ; 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 行为 , 即 以保护违 规机构所 换取的 个人好 处 。 第 三 , 在反腐败机制上 , 稽查 、高薪养廉和严格惩 处都是可取 的措施 。 第四 , 金融监 管腐败 与被 监管 对象行为存在“ 下游关联” 效应 , 下游被监管机构超额利润越高 、违规动机越强 , 相应监管 部门 的腐败倾向越高 , 因而银行监管腐败与 证券监管腐 败存在量 的不同 。 第 五 , 监管腐 败程 度与监管权力介入市场的直接程度有关 , 能够直 接决定融资便利的监管部门被腐败侵蚀的可 能性更大 , 因而银行监管腐败与证券监管腐败存 在质的差异 。 关键词 : 金融腐败 ; 共谋 ; 银行监管 ; 证券监管 中图分类号 : F8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2 -7246( 2003) 07 -0001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