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后去留学

30岁后去留学作者：范海涛来源：《留学》2016年第05期重新开始虽然挑战巨大，但这也会收获人生意外惊喜。

危机中，往往潜伏着巨大的机遇。

在30岁时，选择去留学，是一种对自我的成全。

年过三十，我为什么最终还是做出了出国留学这个决定？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出这种决定？对于我来说，我是被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推上了这条道路，内心的愿望十分强大，最终天时地利各种因素机缘巧合，变成了对我的一种成全。

我曾经和创新工场的首席运营官陶宁讨论这个话题，我们的答案出奇的一致。

她说，在评估不管年龄大小是不是都可以出国留学这件事上，我会设想一下，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有一份愿望清单，而出国留学这件事情肯定在我的愿望清单里，那么我就要去做这件事，在有生之年从清单里勾掉它。

陶宁后来去了耶鲁大学，她在纽黑文度过了愉快的两年。

回国之后，她的事业起飞了。

对于出国留学这件事，如果没有一个超乎想象的强大意愿，是熬不过那些事无巨细的烦琐和遥遥无边的黑暗的。

你要想一想，出国留学在你的人生愿望清单里吗？你有没有一个非同凡响的强大内心？你是不是无论在什么时间点都要实现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真地准备好了要去体会其中的全套痛苦吗？你是否理解其中的机会成本是多少，并无怨无悔地为此买单？当我们年龄偏大，却要做出一个让生活发生动荡的选择时，我们应该如何评估自己的决定？该如何把这种决定对身边人产生的影响降低到最低？如何处理家庭、社会的责任？如何面对职场可能发生的断层？我们有推迟生育的勇气和决心吗？我自己正是一本正反面例子俱全的教科书。

三年来，我经历了内心的挣扎，经历了全部的起伏，也理解了过程的得失。

因此，我可以现身说法来告诉你一件事：30岁，我们怎么去留学？出发前，了解你的愿望有多强烈2011年去美国之前，我接到了一个备考小伙伴的电话，在三次冲击GRE考试失利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就如同我们在媒体上见到的创业故事一样，我们只看到了在纳斯达克敲钟时人们的欢声笑语，却没有见到那些创业失败者躲在角落里的哭泣寂寥。

而后者是沉默的大多数。

就我身边所经历的案例来说，曾经扬言备考和为此冲锋陷阵的人有很多，但是最终得到那张入场券的人则很少很少。

而那些和我坐在寒冷的新东方水清教室里的人，有大于三分之二最终选择放弃。

因为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往往很骨感。

在无边资料里淹没着，往往感觉自己是《少年派的奇幻飘流》里那个与虎同船的少年，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摇摆的信念做斗争，在失望与绝望中起伏。

对于一个全职工作的人来说，选择放弃很容易。

放弃了，依然有家庭做靠山，有职场做保证，依然有可期的稳定未来。

而进退犹可，这正是一个巨大的弊端。

因此，很多人在这场备考马拉松里纷纷退场。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愿望到底有多强烈？出国留学是你未来人生中的一个装饰品吗，还是一份志在必得的体验？你是否有耐心经过所有的波折到达彼岸？作为一个全职工作的人来说，了解你内心的愿望尤其重要。

“出国留学不是我的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对于我来说，尽管出国留学的这个想法来得比较晚，但是我是从宏观的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如果我晚年的终极理想还是放下一切，进行写作和记录时代，那么国际化的视野，则是成为一个作者和记录者的必要条件。

我当时阅读了很多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作者的书，印象尤深的是许倬云的《问学记》，书的封面上是曲水流觞，里面却说他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期间已经完全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

我感受到了文字驾驭者驰骋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快乐。

严歌苓、白先勇、龙应台都是这样驾驭文字的典范，而这正是我极度希望去体验的。

因此，我从内心知道，出国留学不是我的奢侈品，而是我的必需品。

后来，我成了新东方课堂上的一个用力过猛的段子。

在学习中，我和羞涩的在校学生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

记者工作的职业特点造就了我外向的性格，让我变成了一个特别喜欢和人沟通的人。

在水清校园，当学生们下了课一哄而散，我往往是留下来和老师不停沟通的那个人。

我和他们交流我的职业前景、我对出国留学的看法以及最终的职业追求。

拿杨子江老师的话来说，一个课程下来能和所有的新东方老师打成一片，并且都成为朋友的人，他耳闻目睹的，这么多年来也就我这一例。

我后来和新东方的老师们一起吃饭、一起爬山、一起聊创业项目，给他们创业出点子，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

杨子江老师后来几次帮我快递托福白皮书和托福机经，让我能够充分地准备考试。

在第一次考GRE失利之后，我第一个电话打给陈虎平老师，向他请教我考试失利的原因，并且咨询他去新加坡参加考试的必要性。

一直到后来我去了美国，这些新东方老师都和我保持着联系。

杨子江带着我和朋友们参与了两次自驾，其中一次是沿着横穿美国的66号公路纵横奔驰。

陈虎平每年都花一个月的时间去纽约的图书馆看书，其中一年，我带他去参加了我最好的朋友张兰家的感恩节聚会。

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师带给我的如同大后方一般的支持。

而我，确实也在有意识地给自己搭建一个心理援助平台。

你的愿望越强烈，越应该有一些和你同行的人，只有这样，到达彼岸的几率才会大一些。

不要怕用力过猛。

你的目标清晰吗？优先评估事业发展的连续性你的出国目标清晰吗？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很多来读书的人目标并不明确。

大家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为了一个所谓的文凭而经历这一切。

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30岁后去读书，人们改变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因此评估自己出国的目的，一定和未来自己想做的事情、想成为的人有关。

出国留学，一方面，也许是学习原来专业所欠缺的知识，学成之后可以在原有的事业方向上继续发展。

另一方面，也许是彻底放弃以前的事业，学习一个全新领域的知识，从零开始做一个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从而把自己变成为一个自己真正想成为的人。

可以说，重新开始虽然挑战巨大，但是这是一个成全自己的机会。

危机中，往往潜伏着巨大的机遇。

对于我来说，写作出版《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在我30岁这年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第一次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擅长所在。

这次愉快的经历也让我思考，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商业传记记录了人，记录了时代，记录了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让我发现了个人历史和公众历史水乳交融，这种交融美不胜收。

从那个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继续做一个能够记录时代的人，去记录事件，去记录人生，去记录个人历史和公众历史。

拿下哥大offer学习成为一种享受在我先生的指导下，我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专业学习。

这是全美国唯一拥有口述史专业的大学，是美国口述历史学科的鼻祖。

我在哥大学习期间，感觉到无比奋发向上，因为我的专业正是我所需要的养分，它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

虽然这种文科专业可能在外人的眼里会觉得不堪重负，但是每一天的学习，我都将其视为一种享受。

我也目睹了太多学生，因为选错了专业而痛苦不堪。

身边最鲜明的一个例子是，一个闺蜜读完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最终发现自己对法律的热爱浮于表面。

她通过了律师考试，坐在了美国顶级律所高大上的办公室里，拿着高于同龄人数倍的薪水，但是她内心倍感孤独，她终于明白了，这并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最终，这个朋友做了十个月的律师后，自己创业了。

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清华大学毕业的胡婷婷，在30岁之前，和男朋友一起创立了著名的公益组织—美丽中国。

这个组织从一个几个人创立的幼小组织，发展到一个规模庞大的公益机构。

现在，这个机构每年输出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大学生到中国农村去支教，改变中国农村教育质量低下的现状。

可以说，通过创立这个组织，婷婷完成了一次人生蜕变。

她完整地经历了把一个公益组织从无到有创立的过程，了解了公益组织在中国从注册到运营的各个细节。

可以说，30岁之前的婷婷的人生，从清华大学到美丽中国，已经很完美了。

但是，这还不是她最终的理想。

有一天，她来到我家和我聊天，告诉我她最终的人生理想与研究人类心理有关。

她从小就对人类心理有极强的兴趣，并且进行了大量的自学。

后来，胡婷婷递交了申请，并且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生录取信。

我目睹了30岁后去美国的她人生的一次飞跃。

她放弃了美丽中国的工作，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心理学的学习和实践当中去。

她时常北京纽约两边飞。

在纽约上课，在北京实践。

现在，她时常会在北京的一些大学和机构做一些心理学的讲座，为现代人讲解什么是心理学中的“正念”（Mindfulness）和正念给人们带来的帮助。

尽管婷婷2015年秋天才毕业。

但是我目睹了一个人从事发自内心所热爱事业的一种激情。

那种激情，让人动容，让人神采飞扬。

很多励志的句子都会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而如果不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又怎么可能做最好的自己呢？3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尽管人们面对理想的时候总是蠢蠢欲动，但是经常被客观现实打败。

当我真正到达美国时发现，“30岁后去美国是否合适”就是一个伪命题。

在西方的价值观里，30岁太年轻了，标志着人生才刚刚开始。

在博士班里，你经常会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做自己的课题研究。

著名的海伦·托马斯做了50年的白宫记者，一直到耄耋之年退休。

讨论年龄，尤其是女性的年龄，本身就是错误的。

但是，30岁去美国，在中国的语境里，又可以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赋予了人们“三十而立”的概念。

在中国文化里，人们被赋予了责任，给予了预期。

人们忍不住深深思索，在而立之年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策，这一切是否还来得及。

因此，希望改变的人对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审视，依然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你可以接受丧失的机会成本吗？对于我来说，准备考试的年份是2010年，真正拿到录取的年份是2011年上半年。

我报道的行业—移动互联网那时正是一个蓄势待发、要整体蓬勃发展的年代。

可以说，未来可期。

即便我不转型去做移动互联网行业，而是继续沿着旧有的道路去写作，在留学的这两三年，我也可以写出至少一两部优秀的传记作品，也许已经在行业里建立了更为突出的个人品牌。

但是，我还是固执己见，选择了去潇洒看世界。

而那些失去的东西，就是我的机会成本。

在我做出决定的同时，我左手抓住了一生一次的机会，右手也许也放弃了并不逊色的人生通途。

现在看来，很难说哪一条路更好。

但是我们需要有核算机会成本的机智，也要有取舍的断然。

回国之后，我发现当年在报社工作的小伙伴们已经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离职大潮，大家经过一两年的动荡期，在新的岗位上已熠熠发光。

很多同行转到了互联网公司，谋求到了中层管理者的职位。

等我回到当年一起参加发布会的小伙伴的聚会中，大家谈论的都是KPI指标，吐槽的是中层管理者如同夹心饼干一样的痛苦，展现的是拓展业务的成就。

而和我关系最好的一对夫妻朋友，分别在阿里巴巴公司和蚂蚁金服公司工作了三年，不但对于互联网的了解突飞猛进，还因阿里巴巴公司在美国上市，获得了丰厚的财务回报。

在回国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内心充满了充实感，但是我也承认，我和我离开三年的城市，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疏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