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卞之琳诗歌的智性特征

浅析卞之琳诗歌的智性特征
2010-09-14 10:29:59
[摘要]：在“五四”以来的诗人中，卞之琳的作品数量不多,算不上大家。

但他的诗少而精，名篇颇多，影响颇深，可说是一名家。

他的诗创作、诗论和译诗，对于中国现代诗坛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卞之琳是一个冷峻的沉思者，他极力避免感情的倾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诗中充满着哲理和智性。

[关键词]：卞之琳诗歌，现代主义，智性化，哲理化
卞之琳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诗坛，这时正是现代派诗兴起和鼎盛的时期。

在中国新诗史上，现代派是一股追求“纯诗”的文艺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逐步形成，至中期臻于鼎盛的一个新诗流派。

卞之琳受到现代派之前的新月派的影响，但他更醉心于法国象征派，并且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西方象征派诗本身就带着一种哲学思考作为它们创作的理论基础，由象征派开始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潮是同诗的智性化过程分不开的。

但哲学的说理并不是真正的诗，哲学的智性必须转化为诗才是真正的智性诗，这是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重要的品格。

出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偏爱，和不喜公开自己感情而对感情内敛的个性，卞之琳在诗创作上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智慧的探索。

一在智性的沉思中描绘宇宙人生
卞之琳是一个冷峻的沉思者，他极力避免感情的倾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

1 小景物中体现大哲学
《断章》是一首历来为人称道的奇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初看似一幅写意画，人己浑同、物我合一，似寄托着奇妙的爱情；再读渐有悲哀的意味，人生不过是相互装饰；进一步思索又似有一种相对、平衡观念支撑：人可以看风景，也可以成为风景，主体变客体；可以被明月装饰窗子，也可以反去装饰别人的梦境。

宇宙万物原本互相依存，息息相连。

语义清明，读来明白如话，但细细推敲，又觉得意蕴深刻，整体蕴含却见仁见智。

《断章》不“断”，它充分发挥了现代艺术的意象叠加与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艺术功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这首诗虽然是抒情诗，但诗人却表现了极大的情感“克制”，淡化了个人的感情色彩，增添了诗的智性化趋向。

寥寥四句竟如此厚实丰富，真乃是小景见大哲学的奇迹。

卞之琳不仅在通常的诗歌题材上能以小见大，自出新意，即使是爱情短诗，也以冷淡出真挚，于小事中见哲理。

据说,闻一多曾面夸他在青年中不写情诗。

后由于生活的某段插曲，使他忍不住写了几首这方面的作品，均以《无题》为名，共五首。

数量虽少，但每一首都写得精深微妙，耐人咀嚼。

冯文炳说它“象温飞卿的词”，任继愈说他“象李义山的诗”。

卞之琳的《无题》诗与温、李的诗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卞诗既没温庭筠的“浓艳的高致”，也不完全似李商隐的“温柔缠绵”。

温、李的诗是一种纯粹的抒情诗，而卞之琳的《无题》诗却是深藏在内层的，要人去体会领略的，并且常常是用一种诙谐的幽默笔调来写的含蓄的诗。

2 人生悲哀的智性思考
卞之琳有些诗写得很伤感。

有对爱情渺茫前景的忧愁，如《泪》、《无题》、《雨同我》、《半岛》等都以爱情为主题，表现出对如“朝露”般爱情经历的凄婉惆怅；有对人生、世事、命运的感喟，沉静的思索和内心纷乱的情绪，凝之于怅然若失的诗行，如《道旁》。

《道旁》是一首震人心魄的短诗，哲理意味极浓。

诗表现的是倦行人孤独、苦闷的心境。

倦行人向闲看流水行云的“树下人”“请教北安村打哪儿走?”在这里，诗人把倦行人与故乡人两种不同的人生处境进行了比较：故乡人单纯、憨厚、麻木可怜，倦行人历尽沧桑，透悟人生悲喜，甚至带有狡黠世故的成份。

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处境，两种不同的心态，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看起来有极大的不协调。

但是，诗的第二节把这一切包容了起来。

倦行人也许未能真正找到“北安村”(北安村,在诗中只是一个符号，指来路、归途等)，然而，所有的忧郁和苦闷似乎全都释然，全都消解了，那“树下人”“象家里的小弟弟检查/远方回来的哥哥的行箧”。

二以哲理化的情涛暗示隐秘的心理
随着阅历的增长与交游的广泛，卞之琳诗风诗思的发展演化也露了端倪。

卞之琳亦颇注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弗洛依德的无意识学’说把诗人推进到多维宇宙与多层次现实中，哲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使得诗人对实体与表象、存在与意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与感受。

”[1]诗人全新的感受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异。

现代新诗更加注意在抒情情趣上另辟蹊径，更加追求诗歌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境界，象征繁富，理趣丰盈，精微和冷隽的特色更显突出。

有些篇章开始表现诗人所悟得的世界万物的微妙哲理和隐秘的心理活动，如《距离的组织》、《旧元夜遐思》、《归》以及有名的《断章》、《圆宝盒》等都是。

从一个想象角度向另一个想象角度的变换，常常表现为诗人自觉存在的“内在”世界与不可达企的“外部”环境的对立。

这种情状明显地
表现于《归》这首诗中：“像观察繁星的天文学家离开了望远镜，/热闹中出来听见了自己的足音。

/莫非在外层而且脱出了轨道？/伸向黄昏的道路像一段灰心。

”这是一幅自我意识的图画：诗中主体由于深受外界异化，一旦离开“热闹”便连自己的足音也不知道是发自哪里了。

《圆宝盒》一诗，是表现诗人生活中的一种心得、一种智慧。

思考时间与人的关系，正是时光易逝,人才愈珍惜生命。

卞之琳的此类诗，或者在冷峻中融合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或者融佛、道、禅于平淡的诗思中，或在浓重的意象中隐藏对人生哲学的思索，构成了诗的多姿多彩。

三以恢谐的方式走近严肃命题的“淘气”行为
当我们进一步探索卞之琳诗歌创作时，发现一些诗中有一些特殊的情调，象一个光环，在诗人创作中总也不消散，这便是“淘气”的诗所散发的“淘气”的诗情，给人以明朗清新的感觉。

特别是《淘气》，读来令人感到喜气盈盈。

朱自清认为它是一首情诗，诗人虽未认可，但诗中那种调侃的语气的确是很逗人的。

我们不妨就将这首诗当作一首情诗，但将“恋爱”的对象变成当时的新诗坛。

这个“淘气”的诗人“叫游鱼啮你的素足，/叫黄鹂啄你的指甲，/野蔷薇牵你的衣角…”都说卞之琳诗晦涩，他就偏偏制作了一幅精妙、神秘的“八阵图”，让你不知所云，让你感到“有点不妙”，最后，在墙上写下一句模棱两可、谁读了便上当的完全出于恶作剧心理的话：“我真淘气”。

仔细回想一下，“淘气”贯穿了卞之琳30年代诗歌创作的许多篇章。

比较明显的还有《春城》，它的写法真是别致：倒霉，又洗了一个灰土澡，/汽车，你游在浅水里，真是的，/还给我开什么玩笑？…那才是胡闹，对不住；且看/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蓝天白鸽，渺无飞机，/飞机看景致，我告诉你，/决不忍向玻璃瓦下蛋也…/把扔炸弹说成是“下蛋”，这纯粹是个孩子这种诙谐满篇皆是。

乖谬荒诞的人事情结，雅俗美丑交结的矛盾张力，这种违反生活常态的题材本身已有了幽默的因素：诗人揶揄调侃的叙述方式，则加强了喜剧性的谐趣色彩，使荒诞的世相观照饱含着否定意识与忧患感，玩笑出辛酸。

在一些较严肃的诗中我们也透
过严肃的轻纱，看到“淘气”的痕迹。

比如：“乡下小孩子怕寂寞，/枕头边养一只蝈蝈”(《寂寞》)；而我的圆宝盒在你们/或他们也许就是/好挂在耳边的一颗/珍珠——宝石？——星？”(《圆宝盒》)。

此诗更加注重诗的暗示性，乃使诗的内涵出现了多义复义的情形，诗人的想象把它们联系起来了。

读后人们未必能把握住它的确切内容，但又扩展了人们想象的天地。

玛拉美说：“指明对象，就使诗歌给予我们的满足减少四分之三。

”卞之琳的有些诗也往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说：他在创作中“存心作戏拟。

”这个“存心”传递出一个信息：卞之琳真“淘气”。

这种以谐趣方式走近严肃命题的“淘气”行为，改变了诗的生硬面孔，轻盈而有诗意，亲切又不乏机智，远非孩子似的天真，而是动荡时代知识分子矛盾辛酸而又难以逃避的心理的一种智慧化解。

总之，卞之琳的诗之所以成为艺术精品，除了他对生活体察的深刻和持诗的精细严格之外，还因为他善于把握中西诗歌相通的特质，能够协调古洋，独辟蹊径。

他说：“在我自己的白话新体诗里所表现的想法和写法上，古今中外颇有不少相通的地方。

”[2]
如前所述，哲学不等于诗，如果卞之琳诗歌的写作仅是哲思的反映，那他将毫无魅力可言。

卞之琳的智慧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总力求在具体的境界中展示哲理，或把哲思凝聚在象征的形象中，或在情绪激流的流淌中涌现理性，从而使诗完成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诗意造型，使形象、情绪、思想三位一体，避免理思哲意的硬性介入，又有较高的具象化程度。

卞之琳超越了我国过去的诗人以形象说理的那种表达方式的范式，他创造了在象征意象中凝化进哲理的思考、不留痕迹圆润自如的“新智慧诗”范式。

卞之琳的诗歌以融合感性与智性的情智化探索，提高了现代诗的思维层次与深度，抵达了把握世界与人类的本质境界，在形而上视角上打开了现代诗的神秘之门。

[注释]：
[1] 蓝棣之《论卞之琳诗的脉络与潜在趋向》〔J〕文学评论.1990
[2] 卞之琳·雕虫纪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参考文献]：
[1] 王捷《卞之琳诗歌的美学特征—略论知性在卞之琳诗歌中的存在与
变形》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月
[2] 朱明宝《论卞之琳30年代诗歌的审美追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3]孙玉石.再谈<断章>[J].名作欣赏,19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