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关露的生平如何?晚年凄凉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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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间谍关露的生平如何?晚年凄凉悲惨
本文导读: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
在她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
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散文写得也不错。
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被传唱一时。
然而,1939年香港之行与潘汉年的一夜长谈,改变了她之后的人生轨迹。
从才女变成“汉奸”
1939年的上海滩,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已沦为“孤岛”,
这个外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到处都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
此时的关露,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
关露除了创作之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
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受人喜爱的女作家,却在这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
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究竟什么导致她发生如此大变化?谜底到43年后才彻底揭开。
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非常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
“有人说你是汉奸,你不能辩护”
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是中共秘密党员。
由于这层社会关系,关露接近了中共组织。
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胡绣枫帮助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
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姐姐关露。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廖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
其中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人则是潘汉年。
潘汉年所带来的任务,竟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
他们与关露交谈长达十几个小时。
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 关露说:“我不辩护。
”
她最终受命而去,风萧萧地起航。
事后证明,她的人生比她自己想象的还要惨烈。
回到上海后,关露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
30多岁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
再加上恩人姐姐的身份,她很快赢得了李士群夫妇的好感。
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
场合。
就在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
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
左联负责人蒋锡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关露,聊了一会儿,她跟蒋锡金握手告别时说,“我没去过你的家,你的家在什么地址我全忘了。
” 关露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有意疏远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她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
这位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
在风云莫测的年月,他不想让自己陷入绝境,希望和共产党暗中有些联络,做点好事,为自己留条后路。
1941年,在关露暗中联络下,潘汉年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
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工资微薄,寒冬买不起木炭
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
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
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后,哭了一晚上。
哭过之后,她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
《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
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
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等人,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
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
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
关露日子过得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
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
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
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组织安排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顺边打听情况。
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汉奸文人的身份,关露很犹豫,她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
大会上,日方分给关露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
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关露在敌营苦熬6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
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能再发表任何文章。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
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
他本来准备迎娶关露的,但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
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
关露没想到,她期盼的爱情破灭了,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
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
过了一段时间,潘汉年等人为关露送来了证明材料;关露渐渐地康复了。
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
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
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
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
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
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
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
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间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她也无法再写字,手连笔都拿不住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
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
几天后,关露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