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的张昊及其歌唱剧《上海之歌》

“孤岛”时期的张昊及其歌唱剧《上海之歌》
作者：留生
来源：《音乐探索》2020年第03期
摘要：“孤岛”时期是张昊先生音乐创作的早期阶段，其代表作歌唱剧《上海之歌》的音乐基于多部街头剧的插曲，是作曲者抉择的由话剧向歌剧过渡的形式。

在剧情上，它透视战火后上海难民底层生活的艰辛与抗争，以隐喻的笔法针砭时弊，鼓舞大众“互助、互爱、联合”。

其通俗音乐气质和摩登文化外表是西乐东渐孵化出的结果，在当时颇得社会热烈反应，折射出“孤岛”历史语境与音乐社会对作曲家创作语言的形塑。

关键词：抗日战争;张昊;《上海之歌》;中国歌剧史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20）02 - 0093 - 11
DOI：10.15929/ki.1004 - 2172.2020.03.013
为现代作曲家，张昊曾师从黄自、弗兰克尔（Wolfgang Frankel）、布朗热（Nadia Boulanger）、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是20世纪少数学贯中西的学者型音乐家，其代表作之一默舞剧交响诗《大理石花》（1984年）曾荣获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的文艺创作奖，并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1}。

台湾著名音乐家许常惠先生曾对张昊研究者萧雅玲女士说：“他（引者注：张昊）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跟他谈谈，可了解中国早期的歌剧发展与法国近代作曲家梅湘，这是一本活字典！” {2} 然而，对于这位重要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音乐史学研究显得十分不足。

至今，我们不能在中国知网等大陆地区学术搜索平台上发现以张昊的创作历程和音乐思想为论题的学术论文 {3}。

台湾地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台湾师范大学萧雅玲的《张昊研究》（1994）和台北艺术大学杨嘉维的《张昊的音乐思想与实践》（2015）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连宪升、萧雅玲合著的传记类著述《张昊：浮云一样的游子》（2002）以及颜绿芬主编《台湾音乐忆像：典藏作曲家陈泗治、张昊、郭芝苑音乐专刊》（2013）中的三篇文稿。

笔者对其研究之兴趣始于《伏尔加船夫曲》的中文译配版本考证，曾撰文《一个经典“文本”的确立——中文译配〈伏尔加船夫曲〉的定型及其译者考》。

由于对张昊的研究成果只是近些年有所上升，大陆地区已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述甚少提及该作曲家的创作历程和音乐风格，一般只记述1934年《新夜报》上张昊与吕骥之间的音乐论辩及其代表作《上海之歌》的简况 {1}。

本文力图较全面地梳理张昊先生在上海时期的创作和社会音乐活动，尤其是《上海之歌》的创演过程、现实内涵以及创作手法，希冀引起大陆学界对这位传奇式音乐家、汉学家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张昊的上海时期
张昊（1913—2003），生于湖南长沙，原名张孝望，字禹功，号汀石，笔名祖望，作曲家兼汉学家。

曾两次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1931;1934—1937），师从俄侨苏石林（V. Shushlin）主修声乐，师从阿萨科夫（S. Asakoff）辅修钢琴，师从黄自学作曲。

为谋生计，求学期间在“明星”“天一”等影片公司负责配乐。

1937年上半年，即将毕业的张昊写信向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讨教艺术道路，罗曼·罗兰回信建议他放弃钢琴演奏，择音乐教育、音乐理论或艺术史研究为业，鼓励张昊“发扬你们伟大的民族资产，来丰富世界的文化” {2} ，这坚定了张昊的作曲之志。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昊加入国立“音专”师生组建的中国作曲者协会 {3} ，面对战时音乐现状，他大声疾呼：“一切国家所支付于音乐方面的经费，除使用于积极的音乐抗战外，不应作其他耗用;非确实具有抗战效能的音乐，无存在之余地。

” {4}
“孤岛”时期（1937.11.13—1941.12.8），张昊避居法租界，随弗兰克尔私学作曲，以教授小提琴、指导联谊会歌咏、写电影插曲谋生 {5}。

此阶段的主要活动概括如下。

其一，为配合歌咏活动的需要，他创作《七七纪念歌》《八月的上海》《上战场》《职业妇女歌》（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会歌）等带有抗战爱国意识的群众歌曲。

1939年，因与蔡冰白合作的歌唱剧《上海之歌》而一举成名（见图1），同年底为上海剧艺社推出的话剧《陈圆圆》创作插曲《咫尺天涯》《一缕痴心》，1940年为周璇主演的歌唱片《天涯歌女》 {6} 创作插曲《街头月》 {7} 《漂泊吟》 {8} ，1941年为周璇主演的喜剧歌唱片《解语花》 {1} 创作插曲《勉小学生歌》（见表1）。

其二，指导、参与歌咏团歌咏活动。

1938年与陈歌辛、铁铮等组织“歌咏指挥训练班” {2} ，并在“华联同乐会”“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里担任歌咏指导 {3} ，致力于群众歌咏活动。

1939年11月，陈歌辛、张昊、郑守燕、秦鹏章等联合多家歌咏团体发起为新四军征募寒衣的“联合音乐大会”，在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举行 {4}。

至迟于1940年成功译配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经斯义桂在百代唱片公司录制成唱片，该译配版本形成汉译俄语歌曲历史上的重要文本 {5}。

此外，就歌唱的重要性和发展方式等问题，撰写面向普通音乐爱好者的《我国声乐教育之前途》 {6} ，他认为音乐对于新兴的工人阶级而言“是享受，是调剂劳苦，是前进的鼓励，是团结的口号” {7}。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由于参与群众歌咏活动而被日军视为“抗日份子”的张昊不得不离开上海，在浙江天目山孝丰中学谋得一职，至1944年返沪任教于丁善德等创建的“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 {8}。

1945年10月10日“双十节”为庆祝抗战胜利，他作词、作曲的《民主胜利》合唱（曲调是1940年为响应V字运动而作）在上海首演 {9}。

1947年，張昊获批公费赴法留学，之后在法国、德国等多国游学、工作。

1979年定居台湾，此后创作管弦乐《大理石花》《华冈春晓》《东海渔帆》以及钢琴协奏曲《美台湾》等一批作品。

纵观张昊的作曲历程，台湾学者连宪升、萧雅玲依地域将其分为上海、外国（巴黎、意
大利思也纳城、西德科隆）与台北三个时期，并认为“上海时期以流行曲为主，外国时期以室
内乐与管弦乐为主，而第三阶段台北时期，为张昊一生创作高峰，也是他的精华所在，作品形式呈现多样化风貌。

” {1} 显然，上海时期是张昊创作的早期阶段，所见作品皆为歌曲（表1），且大多是在“孤岛”时期完成并发表（多以“祖望”署名），词作者骆驼（蔡冰白的笔名）
是其主要合作者。

二、《上海之歌》的诞生与传播
歌唱剧《上海之歌》实则由街头剧演化而来。

1938年，张昊与编剧蔡冰白为中国职业妇
女俱乐部“职妇剧团”创排街头剧 {2} 《兄妹俩》《寒衣曲》《今夜又是好月亮》。

其中《兄
妹俩》里的《上战场》《别流泪》，《寒衣曲》里的《送寒衣》，《今夜又是好月亮》里的
同名歌曲均在歌唱剧《上海之歌》里出现，其中《上战场》更名为《上工场》，《送寒衣》更名为《寒衣曲》。

后来，编剧蔡冰白增编情节以贯穿之，遂诞生四幕歌唱剧《上海之歌》。

时有广告宣传之为“中国空前的大歌剧” {1} ，试想从街头剧脱胎的《上海之歌》若要在艺术上达到大歌剧的要求是不可能的。

在当时西方音乐知识不甚普及的情形下，还有称之为“轻歌剧” {2} 或“舞台歌剧”（见图2）等五花八门的称谓。

对于宣传的夸大其词，吴晓邦表达了他的不满：“明明是话剧上加插曲，而当时就用歌剧来号召，……我们觉得这是不妥当的……把话剧的样
式变成不自然有点滑稽，使人对于话剧觉得太不严肃的了。

” {3}
张昊很清楚《上海之歌》在艺术表现上的不足，但是碍于创作水准、乐谱出版条件、演
出环境和大众接受能力，他认为歌唱剧的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说：
歌唱剧是我们选定由话剧达到歌剧的过渡时代的形式。

而在今日这时代，它就是我们综
合艺术的合理形式。

我们知道，歌剧的音乐构成，除器乐外，可分为宣叙调（Recitativo）、咏叹调（Aria）、重唱与合唱。

其中，宣叙调因为含对话的性质极强，所以音乐的性质较少……在今日的我国，为了演出时更易为观众所了解，我们以为可以用对白来代替宣叙调，而存其咏叹调与重唱、合唱，在音乐上既无所损，在戏剧上却有所益。

定名歌唱剧，以示区别。

{4}
1939年4月，该剧乐谱以简谱形式与剧本合刊出版。

可惜的是，钢琴伴奏谱以及乐队谱
因为出版条件的限制，均未能付印。

几与公演同步，百代唱片公司为其录制、发售的歌曲共十首 {5} ，分别是龚秋霞演唱的《别离与团圆》《思乡曲》、白虹演唱的《忘了我吧》《哥哥
你爱我》、夏霞演唱的《寒衣曲》《漫步》、路明演唱的《今夜又是好月亮》《黄浦江》以
及龚秋霞与梅熹对唱的《牧歌》、龚秋霞主唱的《女工歌》等。

时至今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很便捷地通过网路听赏上述唱片。

继1939年9月27日在新都饭店玻璃电台举行预演 {6} 后，该剧在抗战时期的演出共有两轮。

已出版的歌剧史著作对此记述多有不实，如《中国歌剧史》称该剧1939年12月首演于拉
斐尔剧场 {1} ，《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历史与现状研究》则称该剧首演是由乐艺社歌剧演出委员会推出 {2}。

笔者依据《申报》、演出宣传册等史料勾稽相关史实如下：
首轮演出由“未名剧社”负责，自1939年9月30日至10月8日在法租界辣斐剧场连演十八场。

演员多邀请影剧界明星，白虹、龚秋霞、梅熹、姚萍、夏霞、冉熙等出演，岳枫担任导演，张昊指挥管弦乐队伴奏。

据说，合唱团是由进步人士施哲明、郭映艇主持的“业余歌咏团”，只不过以“上海合唱团”的名义参演。

{3}
第二轮演出由戴天吉主持的“乐艺社”歌剧演出委员会负责演出事务，从1940年12月25至29日在法租界一家拥有720多个坐席的著名剧场“兰心大戏院”连演五天九场。

演员调整为白虹（饰邹小凤）、田然（饰李茂生）、冉熙（饰邹大头）、周起（饰章阿虎）、红薇（饰卢妈妈）、夏霞（饰袁茶花）、晨玫（饰王凤英）、贺宾（饰章阿虎）、程樱（饰章阿虎）、蒙纳（饰卢妈妈）、乔奇（饰王品三）、严化（饰王品三）、露霰（饰袁茶花）等，仍由岳枫担当导演。

乐艺社是当时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友及在校同学创办的一个职业音乐团体，这轮演出是该社成立后推出的第一个剧目 {4}。

合唱队是当时在上海享有很高名望的“广东圣乐团” {5} ，乐队则由上海国立“音专”学生组成，黄永熙（1917—2003）指挥。

虞洽卿、袁礼敦、闻兰亭、徐郎西、张善琨、周剑云、张石川、陈洪、赵梅伯、李惟宁、沈仲俊等社会名流作为“乐
艺社”的赞助者出现在长达60页的演出宣传册里。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在群众性歌咏活动中亦受到青睐，部分歌谱被收入抗战歌曲集中{1}。

不止如此，相关唱片的销量也十分可观，甚至有影剧界名人动议将《上海之歌》搬上荧幕 {2} ，可惜未实现。

1946年10月26、27日还以音乐会形式举行过第三轮演出，由毛铁民负责的上海音乐社主办，葛朝祉指挥管弦乐队伴奏，黄飞然、许爱娟、梁丽珠、恽慜等出演{3}。

縱观而论，自该剧上演以来，“颇得社会热烈反应” {4}。

思虑之有三点缘由：其一是商业化的运作，包括出版剧本与乐谱、发行唱片、电台播音、报纸宣传以及影歌星组成的主演阵容;其二是剧中插曲性质的通俗音乐符合大众口味，易于学唱;其三是剧本饱含对人性的扬弃、对于命运的嬉笑，对时局的隐喻，易引发民众的共鸣。

三、《上海之歌》对抗战现实的隐喻
由于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涌现难民潮。

著名法国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写到：
淞沪会战一打响，闸北、虹口和杨浦树的居民纷纷逃离已沦为战场的家园，试图穿越苏
州河，进入对岸的公共租界避难。

……几周后，法租界入口处的栅栏前也挤满了来自中国人城区和南部近郊的民众。

……几周内，难民人数由170万暴涨至450万。

{5}
纵观张昊的作曲历程，台湾学者连宪升、萧雅玲依地域将其分为上海、外国（巴黎、意
大利思也纳城、西德科隆）与台北三个时期，并认为“上海时期以流行曲为主，外国时期以室
内乐与管弦乐为主，而第三阶段台北时期，为张昊一生创作高峰，也是他的精华所在，作品形式呈现多样化风貌。

” {1} 显然，上海时期是张昊创作的早期阶段，所见作品皆为歌曲（表1），且大多是在“孤岛”时期完成并发表（多以“祖望”署名），词作者骆驼（蔡冰白的笔名）
是其主要合作者。

二、《上海之歌》的诞生与传播
歌唱剧《上海之歌》實则由街头剧演化而来。

1938年，张昊与编剧蔡冰白为中国职业妇
女俱乐部“职妇剧团”创排街头剧 {2} 《兄妹俩》《寒衣曲》《今夜又是好月亮》。

其中《兄
妹俩》里的《上战场》《别流泪》，《寒衣曲》里的《送寒衣》，《今夜又是好月亮》里的
同名歌曲均在歌唱剧《上海之歌》里出现，其中《上战场》更名为《上工场》，《送寒衣》更名为《寒衣曲》。

后来，编剧蔡冰白增编情节以贯穿之，遂诞生四幕歌唱剧《上海之歌》。

时有广告宣传之为“中国空前的大歌剧” {1} ，试想从街头剧脱胎的《上海之歌》若要在艺术上达到大歌剧的要求是不可能的。

在当时西方音乐知识不甚普及的情形下，还有称之为“轻歌剧” {2} 或“舞台歌剧”（见图2）等五花八门的称谓。

对于宣传的夸大其词，吴晓邦表达了他的不满：“明明是话剧上加插曲，而当时就用歌剧来号召，……我们觉得这是不妥当的……把话剧的样
式变成不自然有点滑稽，使人对于话剧觉得太不严肃的了。

” {3}
张昊很清楚《上海之歌》在艺术表现上的不足，但是碍于创作水准、乐谱出版条件、演
出环境和大众接受能力，他认为歌唱剧的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说：
歌唱剧是我们选定由话剧达到歌剧的过渡时代的形式。

而在今日这时代，它就是我们综
合艺术的合理形式。

我们知道，歌剧的音乐构成，除器乐外，可分为宣叙调（Recitativo）、咏叹调（Aria）、重唱与合唱。

其中，宣叙调因为含对话的性质极强，所以音乐的性质较少……在今日的我国，为了演出时更易为观众所了解，我们以为可以用对白来代替宣叙调，而存其咏叹调与重唱、合唱，在音乐上既无所损，在戏剧上却有所益。

定名歌唱剧，以示区别。

{4}
1939年4月，该剧乐谱以简谱形式与剧本合刊出版。

可惜的是，钢琴伴奏谱以及乐队谱
因为出版条件的限制，均未能付印。

几与公演同步，百代唱片公司为其录制、发售的歌曲共十首 {5} ，分别是龚秋霞演唱的《别离与团圆》《思乡曲》、白虹演唱的《忘了我吧》《哥哥
你爱我》、夏霞演唱的《寒衣曲》《漫步》、路明演唱的《今夜又是好月亮》《黄浦江》以
及龚秋霞与梅熹对唱的《牧歌》、龚秋霞主唱的《女工歌》等。

时至今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很便捷地通过网路听赏上述唱片。

继1939年9月27日在新都饭店玻璃电台举行预演 {6} 后，该剧在抗战时期的演出共有两轮。

已出版的歌剧史著作对此记述多有不实，如《中国歌剧史》称该剧1939年12月首演于拉斐尔剧场 {1} ，《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历史与现状研究》则称该剧首演是由乐艺社歌剧演出委员会推出 {2}。

笔者依据《申报》、演出宣传册等史料勾稽相关史实如下：
首轮演出由“未名剧社”负责，自1939年9月30日至10月8日在法租界辣斐剧场连演十八场。

演员多邀请影剧界明星，白虹、龚秋霞、梅熹、姚萍、夏霞、冉熙等出演，岳枫担任导演，张昊指挥管弦乐队伴奏。

据说，合唱团是由进步人士施哲明、郭映艇主持的“业余歌咏团”，只不过以“上海合唱团”的名义参演。

{3}
第二轮演出由戴天吉主持的“乐艺社”歌剧演出委员会负责演出事务，从1940年12月25至29日在法租界一家拥有720多个坐席的著名剧场“兰心大戏院”连演五天九场。

演员调整为白虹（饰邹小凤）、田然（饰李茂生）、冉熙（饰邹大头）、周起（饰章阿虎）、红薇（饰卢妈妈）、夏霞（饰袁茶花）、晨玫（饰王凤英）、贺宾（饰章阿虎）、程樱（饰章阿虎）、蒙纳（饰卢妈妈）、乔奇（饰王品三）、严化（饰王品三）、露霰（饰袁茶花）等，仍由岳枫担当导演。

乐艺社是当时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友及在校同学创办的一个职业音乐团体，这轮演出是该社成立后推出的第一个剧目 {4}。

合唱队是当时在上海享有很高名望的“广东圣乐团” {5} ，乐队则由上海国立“音专”学生组成，黄永熙（1917—2003）指挥。

虞洽卿、袁礼敦、闻兰亭、徐郎西、张善琨、周剑云、张石川、陈洪、赵梅伯、李惟宁、沈仲俊等社会名流作为“乐
艺社”的赞助者出现在长达60页的演出宣传册里。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在群众性歌咏活动中亦受到青睐，部分歌谱被收入抗战歌曲集中{1}。

不止如此，相关唱片的销量也十分可观，甚至有影剧界名人动议将《上海之歌》搬上荧幕 {2} ，可惜未实现。

1946年10月26、27日还以音乐会形式举行过第三轮演出，由毛铁民负责的上海音乐社主办，葛朝祉指挥管弦乐队伴奏，黄飞然、许爱娟、梁丽珠、恽慜等出演{3}。

纵观而论，自该剧上演以来，“颇得社会热烈反应” {4}。

思虑之有三点缘由：其一是商业化的运作，包括出版剧本与乐谱、发行唱片、电台播音、报纸宣传以及影歌星组成的主演阵容;其二是剧中插曲性质的通俗音乐符合大众口味，易于学唱;其三是剧本饱含对人性的扬弃、对于命运的嬉笑，对时局的隐喻，易引发民众的共鸣。

三、《上海之歌》对抗战现实的隐喻
由于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涌现难民潮。

著名法国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写到：
淞沪会战一打响，闸北、虹口和杨浦树的居民纷纷逃离已沦为战场的家园，试图穿越苏
州河，进入对岸的公共租界避难。

……几周后，法租界入口处的栅栏前也挤满了来自中国人城区和南部近郊的民众。

……几周内，难民人数由170万暴涨至450万。

{5}
纵观张昊的作曲历程，台湾学者连宪升、萧雅玲依地域将其分为上海、外国（巴黎、意
大利思也纳城、西德科隆）与台北三个时期，并认为“上海时期以流行曲为主，外国时期以室
内乐与管弦乐为主，而第三阶段台北时期，为张昊一生创作高峰，也是他的精华所在，作品形式呈现多样化风貌。

” {1} 显然，上海时期是张昊创作的早期阶段，所见作品皆为歌曲（表1），且大多是在“孤岛”时期完成并发表（多以“祖望”署名），词作者骆驼（蔡冰白的笔名）
是其主要合作者。

二、《上海之歌》的诞生与传播
歌唱剧《上海之歌》实则由街头剧演化而来。

1938年，张昊与编剧蔡冰白为中国职业妇
女俱乐部“职妇剧团”创排街头剧 {2} 《兄妹俩》《寒衣曲》《今夜又是好月亮》。

其中《兄
妹俩》里的《上战场》《别流泪》，《寒衣曲》里的《送寒衣》，《今夜又是好月亮》里的
同名歌曲均在歌唱剧《上海之歌》里出现，其中《上战场》更名为《上工场》，《送寒衣》更名为《寒衣曲》。

后来，编剧蔡冰白增编情节以贯穿之，遂诞生四幕歌唱剧《上海之歌》。

时有广告宣传之为“中国空前的大歌剧” {1} ，试想从街头剧脱胎的《上海之歌》若要在艺术上达到大歌剧的要求是不可能的。

在当时西方音乐知识不甚普及的情形下，还有称之为“轻歌剧” {2} 或“舞台歌剧”（见图2）等五花八门的称谓。

对于宣传的夸大其词，吴晓邦表达了他的不满：“明明是话剧上加插曲，而当时就用歌剧来号召，……我们觉得这是不妥当的……把话剧的样
式变成不自然有点滑稽，使人对于话剧觉得太不严肃的了。

” {3}
张昊很清楚《上海之歌》在艺术表现上的不足，但是碍于创作水准、乐谱出版条件、演
出环境和大众接受能力，他认为歌唱剧的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说：
歌唱剧是我们选定由话剧达到歌剧的过渡时代的形式。

而在今日这时代，它就是我们综
合艺术的合理形式。

我们知道，歌剧的音乐构成，除器乐外，可分为宣叙调（Recitativo）、咏叹调（Aria）、重唱与合唱。

其中，宣叙调因为含对话的性质极强，所以音乐的性质较少……在今日的我国，为了演出时更易为观众所了解，我们以为可以用对白来代替宣叙调，而存其咏叹调与重唱、合唱，在音乐上既无所损，在戏剧上却有所益。

定名歌唱剧，以示区别。

{4}
1939年4月，该剧乐谱以简谱形式与剧本合刊出版。

可惜的是，钢琴伴奏谱以及乐队谱
因为出版条件的限制，均未能付印。

几与公演同步，百代唱片公司为其录制、发售的歌曲共十首 {5} ，分别是龚秋霞演唱的《别离与团圆》《思乡曲》、白虹演唱的《忘了我吧》《哥哥
你爱我》、夏霞演唱的《寒衣曲》《漫步》、路明演唱的《今夜又是好月亮》《黄浦江》以
及龚秋霞与梅熹对唱的《牧歌》、龚秋霞主唱的《女工歌》等。

时至今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很便捷地通过网路听赏上述唱片。

继1939年9月27日在新都饭店玻璃电台举行预演 {6} 后，该剧在抗战时期的演出共有两轮。

已出版的歌剧史著作对此记述多有不实，如《中国歌剧史》称该剧1939年12月首演于拉斐尔剧场 {1} ，《中國歌剧音乐剧创作历史与现状研究》则称该剧首演是由乐艺社歌剧演出委员会推出 {2}。

笔者依据《申报》、演出宣传册等史料勾稽相关史实如下：
首轮演出由“未名剧社”负责，自1939年9月30日至10月8日在法租界辣斐剧场连演十八场。

演员多邀请影剧界明星，白虹、龚秋霞、梅熹、姚萍、夏霞、冉熙等出演，岳枫担任导演，张昊指挥管弦乐队伴奏。

据说，合唱团是由进步人士施哲明、郭映艇主持的“业余歌咏团”，只不过以“上海合唱团”的名义参演。

{3}
第二轮演出由戴天吉主持的“乐艺社”歌剧演出委员会负责演出事务，从1940年12月25至29日在法租界一家拥有720多个坐席的著名剧场“兰心大戏院”连演五天九场。

演员调整为白虹（饰邹小凤）、田然（饰李茂生）、冉熙（饰邹大头）、周起（饰章阿虎）、红薇（饰卢妈妈）、夏霞（饰袁茶花）、晨玫（饰王凤英）、贺宾（饰章阿虎）、程樱（饰章阿虎）、蒙纳（饰卢妈妈）、乔奇（饰王品三）、严化（饰王品三）、露霰（饰袁茶花）等，仍由岳枫担当导演。

乐艺社是当时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友及在校同学创办的一个职业音乐团体，这轮演出是该社成立后推出的第一个剧目 {4}。

合唱队是当时在上海享有很高名望的“广东圣乐团” {5} ，乐队则由上海国立“音专”学生组成，黄永熙（1917—2003）指挥。

虞洽卿、袁礼敦、闻兰亭、徐郎西、张善琨、周剑云、张石川、陈洪、赵梅伯、李惟宁、沈仲俊等社会名流作为“乐
艺社”的赞助者出现在长达60页的演出宣传册里。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在群众性歌咏活动中亦受到青睐，部分歌谱被收入抗战歌曲集中{1}。

不止如此，相关唱片的销量也十分可观，甚至有影剧界名人动议将《上海之歌》搬上荧幕 {2} ，可惜未实现。

1946年10月26、27日还以音乐会形式举行过第三轮演出，由毛铁民负责的上海音乐社主办，葛朝祉指挥管弦乐队伴奏，黄飞然、许爱娟、梁丽珠、恽慜等出演{3}。

纵观而论，自该剧上演以来，“颇得社会热烈反应” {4}。

思虑之有三点缘由：其一是商业化的运作，包括出版剧本与乐谱、发行唱片、电台播音、报纸宣传以及影歌星组成的主演阵容;其二是剧中插曲性质的通俗音乐符合大众口味，易于学唱;其三是剧本饱含对人性的扬弃、对于命运的嬉笑，对时局的隐喻，易引发民众的共鸣。

三、《上海之歌》对抗战现实的隐喻
由于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涌现难民潮。

著名法国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