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思想的复杂性

论李白思想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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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白思想的复杂性
学生：漆露
摘要：李白(7０1－-762），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

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

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

“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关键词：李白思想复杂性
一、导语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

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

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

《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

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

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

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

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

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

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

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下面将从他的政治观，人生观,宗教观,文学观来议论。

二、思想复杂性的表现
1、政治观
李白是一位“欲献济时策”、“敢进兴亡言”的伟大诗人。

他生活在儒、释、道、侠均相当盛行的唐代，之家思想都会对他产生影响,然而儒家积极用世思想对诗人尤为深刻。

这种影响与诗人的家庭教养、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诗人的主导思想，即建功济世，有献于国家和人民的意愿。

诗人的政治思想是“事君安民”。

诗人自幼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有浓厚的忠君观念。

在诗人看来,从忠君到事君,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美好愿望之一，诗人晚年在《赠张相镐》中曾云:“一生欲报主，百代思荣亲。

其事竟不就，哀哉难重陈。

”他希望自己能像管仲、诸葛亮那样，由草野一举而为国相，辅佐君王,为安定天下做出贡献。

对于先秦策士鲁仲连和东晋谋臣谢安,在国家危难之时屡建奇功，辞爵谢金，心中慕之,赞叹不已:“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

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

却秦振心中慕之，赞叹不已:“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

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

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未照。

意轻千金赠, 顾向平原笑。

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

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

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

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

”诗人一生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愿为辅粥”,而当其辅助君王安邦定国的宏愿不能为世人理解时，他的济世思想变化为内心深沉的痛苦：“欲献济时策,比心谁见明”，“苟无济代
心，独善亦何益”。

诗人的政治观既有忠正爱君的一面，又有忧民爱国的一面。

诗人热衷于“事君”，其目的在于安民定国,如何才能安民定国，儒家坚持“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原则，李白基本上继承了儒家“爱人”和“推恩及民”的思想,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安民以仁，反对苛政重刑。

他在《任城县厅壁记》中明确指出,治民之事应“宽猛相济，弦韦适中”。

这样,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使整个社会早出现“百里鸡犬静，千庐机杼鸣。

浮人少荡析，爱客多逢迎。

”的和乐局面。

建功济世是贯穿诗人一生的主导思想,然而这并不意味在诗人思想中就不存在矛盾。

实际情况是,在诗人思想中始终存在人世与出世、济世与独善的矛盾。

诗人由于受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的影响以及道家超脱尘世、追求绝对自由思想的熏陶，其出世、独善思想的产生是由来已久的。

二十岁以前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在岷山隐居,修炼道术。

安陆时期和东鲁、梁园时期,在长达二十八年时间里，他经常栖隐山水，寻仙访道。

诗人声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

据宋代葛立方云:“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则殆十三四”。

诗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求仙学道，这个问题是要做具体分析。

安陆时期，诗人隐居学道绝非出于迷信、消极遁世，而是为了养望待举，把它作为政治前途打开出路的一种特殊手段。

东鲁、梁园时期，当济世思想蒙受沉重打击之后，诗人求仙访道，一是为了寻找寄托，正如诗人所言:“人间不可托些,吾将采药于蓬丘”;二是为了挥斥幽愤,这在《暮春江夏送祖监丞之东都序》中说的很清楚：“吁咄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

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

三是为了求得绝对自由的遁世生活,摆脱权贵大臣的陷害、诽谤,诗人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悲愤地写道：“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

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

达亦不足贵，究亦不足悲。

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

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由此可见，诗人人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思想矛盾极其尖锐化,主要产生在济世理想遭到沉重打击之后。

兼济与独善是贯穿于诗人一生的思想矛盾，但必须看到，兼济思想则是这对思想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在诗人的毕生追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诗人自青少年时期就萌生建功济世的思想,所谓“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宜”。

即使到了暮年，其经国济世的愿望也未能泯灭，请听诗人的心声:“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在处理兼济与独善问题上，诗人观点鲜明:“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

为了解决这一思想矛盾,诗人真诚的提出“功成身退”的办法。

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首次谈到这个愿望，所谓“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华，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此后在不少作品中反复申述：“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从诗人功成身退的表白中可以看出，诗人是把功成、兼济作为自己思想矛盾的主要方面的。

在诗人看来，只有功成才能身退,只有兼济，才能独善。

功成、兼济是身退、独善的前提条件。

事实正是如此,不完成功成、兼济大业,他绝不甘心独善其身，为了实现功成、兼济宿愿,诗人甚至晚年,仍有两次投笔从戎之举。

2、人生观
李白的人生观也是十分复杂的，其组成因素，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

诗人天资聪明，加上从小经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刻苦的攻读,才华横溢、出类拔萃，对自己的才能高度自负。

他坚信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因之,“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

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帝王之师,辅佐君王“解世纷”、“安社稷”、“济苍生”。

为此,他最大的宿愿就是希望当朝君主能像周文
王赏识、重用姜太公一样,使其由布衣一举而为卿相,发挥其济世之才。

正如诗人自述：“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

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

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

与此同时，诗人在不少作品中还经常以张仪、苏秦这些纵横家自况,热烈歌颂乐毅、鲁仲连这些纵横家的扶危济困之举，并对自己的王霸之略不为君王重视表示满腔的悲愤：“试涉王霸略,将期轩荣,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

”,“徒有献芹心,终流泣玉啼。

只应自索漠，留舌示山妻。

”要说李白是一位颇具济世才能的政治家,恐怕大多数人是不敢苟同的，但是诗人一生坚持济世理想,坚持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人生，这是不应该怀疑的。

有人曾经给诗人扣上追逐功名富贵的大帽子，其实,对此应做具体分析。

诗人对于济世功业,执着追求，至老不衰。

对于个人名望，青少年到十分关注,对九十诵古文的“济南生”不以为然,希望“功名早著”，留世“清芳”。

然而随着仕途坎坷,人生体验增加,对个人名望亦追逐淡化,诗人深有体会地说:“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甚至对个人虚名完全采取否定态度:“且乐身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对于荣华富贵，诗人一向将它看得很淡，从来没有将其当做追逐目标。

诗人认为：“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诗人对个人虚名和荣华富贵采取否定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诗人对奉献人生的追求。

诗人的人生观中既包含积极方面,这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同时又包含消极方面，这就是追求欢愉人生,主张及时行乐。

李白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剥削阶级的烙印是不可抹杀的，作为寄生阶级的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残存在他的思想深处，一旦碰到适宜的“气候”,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

李白的人生轨迹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诗人一生追求济世理想，希冀体现人生价值，可以说经历坎坷，顽强执着。

然而，当诗人的奉献之举倍受打击之时，其追求眼前享受的思想显露出来。

尤其是诗人天宝三年被赐金还山之后，他的享乐思想一下子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我浮黄云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

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

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

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

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

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

诗人在失意的极度痛苦中，从两个方面悟出了要及时行乐的道理。

一是痛感人生短促，应及时行乐。

诗人认为天地日月长,而人的一生就像闪电一般,转眼就是百年,对此无奈,应及时行乐:“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

天地有凋换,容颜有迁改。

对酒不肯饮，含情欲谁待?”有时，诗人感叹天长地久,人生短促,不禁悲从中来于是更加热衷于眼前的享受:“悲来乎,悲来乎。

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

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

孤猿坐啼坟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

”二是总结历史上追逐功名的惨痛教训，从而悟出及时行乐的道理。

据《晋书·张翰传》载,西晋吴人张翰为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他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莼菜、鲈鱼脍,便命驾而归。

不久,齐王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张翰因早已离开而不受株连。

李白从此事中得到启发,追求功名难免要遭受到政治上的陷害,还是看重眼前享乐为好,便对张翰大加称颂:“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找到了及时行乐的理论依据,便恣意的追逐起眼前的享乐来。

或嗜酒狂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或载妓逐乐：“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或纵情山水：“尝试饮酒逐风景,壮心逐与功名疏”;或放任情欲:“高堂月落烛已微，玉钗挂缨君末违”。

总之，在诗人的人生观中,积极奉献的思想与消极享乐的思想同时存在，当然。

刻意追求奉献人生,则是李白人生观中的主干部分。

3、宗教观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儒学与道、佛被奉为“三教”,均相当盛行。

李白深受儒学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无需阐述。

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与佛教，也是采取取之所需，为我所用的谦卑态度，这样又增加了诗人思想的复杂性。

道教与佛教是两种独具教理、教义的宗教:道教宗旨主张乐生、重生、适情养性,最终实现得道成仙、长生不死的人生目的；佛教主张“寂死空灭”的禁欲主义，引导信徒消灭一切欲念,把人生希望寄托于极乐的彼岸世界。

李白不拘泥道佛某一种宗教思想,而是兼收并蓄。

（一）道教观
诗人一生与道佛均结下不解之缘,然相对而言，他与道教的关系更密，受其影响更深。

幼年时期从西域来到道教发源地巴蜀，即能“诵六甲”,少年时期曾到戴天山访问道士，青年时期在江陵受到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有仙风道骨”的称誉,后来又与道士元丹丘等人相识，结成莫逆之交,同访过道士紫阳真人,并在蜀山一起隐居、学道、求仙。

天宝元年，也是因为持盈法师、元丹丘、吴筠等道界朋友推荐，被玄宗召入京城。

政治上受到打击之后,正式加入道教，直到晚年,在严酷的现实下才对道教所宣扬的宗旨大失所望。

（二）佛教观
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虽没有取得国教的资格，但也达于鼎盛时期，一些著名的文人作家差不多都是佛教的信奉者。

李白在崇佛的社会风气感染下，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结交和尚，学习佛道禅理。

中年时期,由于济世之举受到严重挫折,便注重从玩味佛道禅理中获得超然世外的脱俗情趣。

到了晚年，当他意识到济世理想在当时黑暗社会中已无法实现时,就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来世,从而进一步投进了佛教的怀抱。

可见,诗人信奉佛教主要是想从佛教的教理教义中求得对黑暗现实的解脱以及精神上的寄托。

为此,诗人在三十余篇的诗中，对佛教的苦空观、无我观、出世观念作了较全面的领悟与认同。

哭空观念是佛教的根本观点。

该教为了使佛教徒实现人生为苦海，便竭力引导人们对现实世界有一个“空”“无”的认识。

李白经过与僧友们反复研讨,对佛门的苦空之说有了深切体会，他认为，世上一切事物“无自性”空幻不实,就好像水中月影,“非有非无”，“了不可执”。

为此,他希望自己能在禅境中渡过千年，来关照大千世界的“空无”。

试看诗人在《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其一中云：“远公爱康乐，为我开禅关。

萧然松石下，何异清凉山。

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

一坐度小劫,观空天地间”。

无我观亦是佛教的重要观点。

在佛门看来,世上本“无我”，如果世人耿耿于“我体”的存在，就会形成种种欲念。

因而要排除烦恼,脱离苦海，就必须清心无欲,进入一种“无念”“无我”的境界。

诗人在《地藏菩萨赞》中明确的宣扬了佛门“无我观”：“本心若虚空，清净无一物。

焚荡淫怒痴,圆寂了见佛”。

诗人认为,人们应该“自性清净”摆脱一切欲念,使自己进入空灵状态。

如果消除了“淫怒痴”这些欲求,心灵就能进入佛门“空寂死灭”境地,顿悟成佛。

佛教把现实世界视为苦海,把人生看做痛苦的代名词，这就决定了佛门超脱尘世的“出世说”。

李白在接受神仙道教同时,也接受了佛教的出世观。

他希望自己能以名誉为榜样“了然绝世”,“虚舟世间”,度过人生苦海，进入悠然永生的西方乐土。

诗人与道佛两教关系十分紧密,对道佛两教理想追求极为热烈，然而世人却不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或佛教徒,这使诗人的思想又呈现出另一种复杂性。

由于道佛教义、教理经不起实践检验,诗人对宗教神活的信仰一次次受到冲击,是他对两教逐渐产生怀疑，以至于有时采取否定态度。

面对宏伟政治理想一再受挫，诗人便将得道成仙作为追求目标,或作为解除精神痛苦的一帖良药。

可是,这一切均没有实际成效，相反，常常带来更大的烦恼。

由此，诗人就逐步发现道教理想的虚幻性:“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另外,诗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更加深了对神仙世界虚幻性的认识：“秦皇少六合，虎视何雄
哉。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

诗人对秦皇汉武入海求仙，采集不死之药之事予以辛辣嘲讽，说明诗人对“银台金阙”的神仙世界没有信以为真，而是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态度。

诗人对佛徒所向往的“寂灭为乐,江海而闲。

逆旅形内,虚舟世间。

邈彼昆阆，谁云可攀”？
诗人既信道教,也奉佛教,忽而对两教热烈追求,忽而对两教又持怀疑否定态度,这就使人们对他的思想把握不定。

如果我们认识到诗人对宗教坚持的是为我所用的原则,重视的是宗教社会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是把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视为有利于实现从政理想、有利于解脱人生痛苦、有利于追求精神自由、有利于延年益寿的工具，那么诗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兼奉态度及其摇摆性,就容易理解了。

4、文学观
李白一生没有文学理论专著，但是以诗论的形式分析评述诗坛形势,诸家诗歌创作得失的作品为数不少。

他大力提倡天真自然诗风，强调学习文学传统。

这些文学主张对唐诗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他既强调批判，又强调继承的文学观点,又使他的思想呈现丰富多彩的复杂内含。

文学领域内的批判和继承问题,是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问题。

对于这两者及其相互关系，李白没有专门文字概括，但是诗人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已经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观点。

诗人痛斥齐梁诗风，这表明了诗人对文学遗产的批判态度。

诗人主张用继承《诗经》、《楚辞》以及建安文学优良传统的办法来批判残存的齐梁余风，建立天真自然的新诗风，这又表明了诗人对优秀文学遗产的继承态度。

齐梁浮艳的形式主义文风,并没有随齐梁政权的覆没而寿终正寝，直至三十年后隋文帝登基，统一中国后，它在文坛、诗坛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到了初唐,朝中文臣多半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他们热衷歌功颂德的应诏奉和之作。

初唐“四杰”力求摆脱齐梁诗风,诗中显示出诗歌创作的健康方向，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和他们本身生活的局限,其作品都没有彻底洗净齐梁习气，诗坛大多数作家作品依然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继“四杰”之后高举诗界革命的陈子昂，坚决反对“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主张在复古旗帜下，以“风雅兴寄”、“汉魏风骨”的传统作为创作榜样，把诗歌推上现实主义道路。

陈子昂倡导的复古运动揭开了诗坛革命的序幕，而李白就是紧步陈子昂后尘,给予齐梁诗风以毁灭性打击的伟大诗人。

他首先在《古风·其一》中论述了自周代以来诗歌发展的曲折道路,认为《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能继承发扬,特别是建安以后，浮艳的诗歌创作日趋脱离现实，根本不值得推崇：“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其次，尖锐地指出了齐梁诗风统治诗坛的严重性:“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其三，对扫荡齐梁余风充满历史的责任感,他曾直率地自谓：“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同时也真诚地希望有更多朋友拿起批判武器,与他协同作战，及早实现荡尽齐梁余风的历史任务。

诗人在《古风·其三十五》中深沉地写道:“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

安得郢中质,一挥成斧斤”,这里诗人用《庄子·徐无鬼》中“运斤成风”的典故,清晰地表明了自己铲除齐梁余风的心迹。

诗人在批判齐梁浮艳文风的同时，也不忘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

这个传统具体将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的爱国主义传统。

明人胡震亨在《李诗通》中说：“太白宗风骚，薄声律”。

这个分析是颇为中肯的。

二是质朴刚健，慷慨多气的建安诗歌传统。

李白厌恶齐梁诗风,而对刚健雄浑，慷慨悲壮的建安诗歌倍加称赞，所谓“蓬莱文章建安骨”,就是诗人对建安文学特色的高度概括。

此外，诗人对“二谢”(谢灵运、谢脁)尤为器重，十分喜爱他的清新天真的艺术风格,诗人曾经指出：“诺为楚人重，诗传谢脁清”,“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诗人认为，在齐梁靡靡之音风行之时，小谢这种清新自然的诗风是值得提倡的。

三是清新质朴的民间创作传统。

李白认为,扫除齐梁余风,建立天真自然的新诗风，除了借鉴于古代优秀文人创作之外，还要从民间诗歌中吸
取营养。

为此，诗人十分注重学习古乐府民歌的创作传统,并且亲笔作乐府诗，据统计，在李白全部诗作中，乐府诗和其他歌行诗共有六卷，约占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

其中乐府诗一百四十九首，约占全诗的六分之一。

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既注意批判形式主义的糟粕，又强调吸收文学传统中的精华，这样又使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三、复杂思想的形成原因
李白思想的复杂性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家庭教育和个人经历、秉性等方面的原因。

1、客观原因
李白所生活的唐代，执政者为了巩固封建社会的基础,在文化、教育诸方面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提倡封建学术研究，对宗教、学术问题采取兼收并需的主张。

就儒学而言,唐太宗即位前，就定房玄龄等十八人为秦王府学士，留意儒学，讨论经文。

称帝后，即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学,又叫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此外对陆德明所撰《经典译文》予以奖励,并令其通行于世,供世人学习。

此后，儒学经典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总之,儒家学术思想从南北朝以来渐次式微，而自唐代以后又获新生,为世人所重。

就道教而言，被尊为国教，历代各朝君主都十分注重对它的挟持,玄宗一朝尤甚,据记载，唐高祖竟借道教抬高自己，认定老子为李氏宗祖，建立太上老君庙,亲自前往拜，并宣布道教为三教之首。

唐玄宗封老子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亲作《道德真经疏》,诏两京及各州置玄元皇帝庙一所。

与此同时,竭力封赏一些有名道士，比如赞誉诗人有“仙风道骨”的道士司马承祯,就曾被玄宗两次召见，并亲授法箓,同时给他在王屋山建造一座阳台观，还令其亲妹玉真公主前去道观“修金箓斋”。

由此不难看出,道教也备受统治者的亲睐。

就佛教而言,由于统治者的关注、提倡,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佛经大量传入,译经工作成就卓著。

太宗时,玄奘留学印度十余年,携回佛经六百多部；高宗时,义净又从南洋到印度，携回佛经四百多部。

此后,佛教又得到武后、宪宗的大力提倡，致使佛教宗派林立，僧侣无数，佛典充斥于世,佛刹精舍比比皆是。

由于唐朝历代君主对儒、道、佛采取关注、扶持态度，致使“三教”在社会上均相当兴盛，对文人作家思想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深刻影响。

据李白自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

可见,诗人自幼学习条件良好，涉足范围异常广泛,深受儒、道、释、侠、纵横等诸家思想的熏陶,这是造成诗人思想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家庭原因。

诗人深受百家思想的影响,其中儒家积极用世思想影响为最,然而,诗人又决不混于儒家学派的思想。

这种复杂性的情况也只有在诗人所处的时代中找到真正的原因。

李白青少年时期正直唐帝国最繁荣富庶的年代,国家昌盛,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奋发向上的氛围,加之武后玄宗早年，礼贤下士,励精图治,实行一条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参与国家大事的积极性。

李白出生一个“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的家庭,唐王朝这个时期实行抑制豪族地主及广开才路的政策,也会使这个家庭看到光明的前景。

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逐渐孕育了建功济世的雄心壮志。

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必然对诗人产生尤为深刻的影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是到了玄宗执政的后期，他日益沉湎于酒色,大权逐渐旁落至李林甫一伙之手,黑暗的社会现实又迫使李白从积极用世转向消极出世的人生旅途,从而使遗世独立的道家思想在诗人头脑中逐渐占据上风,与济世宏源产生尖锐矛盾。

总而言之,诗人思想中交杂着用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矛盾，这与社会历史的演变发展不无关系。

2、主观原因
诗人思想的复杂性还来自于主观方面的因素:
其一是复杂的社会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