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意蕴
作者：马俊峰，马乔恩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5期
摘要：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意蕴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的重要方式，更是我们立足“两个大局”，扎实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前提。

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意蕴，不仅要从本体论向度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的问题，从历史观向度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克服现代性危机、引领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实践路径，更要从价值论向度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上述三个向度不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意蕴的全面呈现，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意义的全方位揭示，更是我们深化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2）05-0001-07
通过学术史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首先从理念、内涵、功能、特征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了研究，进而从话语体系、全球治理、生命政治、世界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多个维度推进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由此可知，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逐渐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学术构境，这也迫切要求我们从哲学层面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成果之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兼容并蓄的结果，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孕育出的一颗思想明珠，它不仅照亮中国前行的道路，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哲学构境层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重意蕴，从而使之在推进全球善治的实践中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体论向度
任何理论与学说都无法回避本体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必要从本体论视角出发，展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本体论对于它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最基本的。

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何哲学解读都应该以本体论为起点，只有从本体论层面对人类命运共同體概念的本质内涵及其内部结构展开分析，才能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哲学之基。

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置于本体论视域中，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存在”这一问题，进而追问“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存在着”，而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在于辨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以客观事实构成的共同体的方式存在，还是以抽象的共同体理念方式存在;是客观事实的对象性存在，还是抽象概念的规范性存在，这些前提性问题需要我们通过哲学思考予以澄清。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现实之基。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1]499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时要以实践为基，促进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通过实践活动重新构筑人与自然、人与人，进而构筑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探寻出的一种方案。

作为重塑人类社会内在构序的全新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深刻反映了现存世界秩序，也进一步明晰了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趋势。

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是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改造旧世界中与自然不适宜、不和谐的关系，达到一种新型的适宜、和谐的关系，这种新世界观应该奠定在“人类社会或者社会的人类”基础之上。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相反，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对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一种唯物主义表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就在于它是“对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利益关系进行革命变革，逐步把人们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深化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汇点，提升人类利益的‘共同性’水平，减缓乃至化解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特殊利益冲突”[2]。

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主体：一方面，我们通过实践活动把事物的规律、特点转化为主体思维中的概念、公式、范畴、规则，内化为主体的感觉层次、思维层次、概念层次，使之成为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应该把自己的目的、要求、愿望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注入物质形态，从而使物质成为人化的物质，对象世界也就变成属人的世界[3]。

人类在实践中通过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不断提升认识水平，从而以先进的认识理念引领行动，在改造旧世界的同时创立新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重新思考人类生存问题，以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为中介，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关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从本体论角度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努力寻找一种摆脱意识形态说教、符合人类发展和全球正义的世界秩序。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气候变化、生物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一些地方的战乱、冲突、饥荒、疾病等仍在蔓延。

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生存之基不断遭到威胁。

人类不得不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关乎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有其更为深刻的现实基础与实践需要，它是产生于现实生活，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而出，回应人类和平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根本问题，希冀人类文明重新焕发时代光芒的范畴。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1]525当人类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与挑战之时，从思想内部化解思想的冲突、诉求思想的批判性都无济于事。

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所具有的客观性、真理性、科学性，不是通过抽象思辨、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而是一个已经被事实证明、实践检验的结论，这一理念的客观性、真理性、科学性不仅在今天已经被充分证明，而且必将在人类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被不断验证和彰显。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存在有着深远的未来关照。

在讨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黑格尔（G.W.F.Hegel）的经典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4]仍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由于辩证法，这一命题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有多么矛盾。

”[5]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的建立在旧秩序之上的全球治理体系，由于其只代表着部分国家、民族的意志和利益，遵从着资本的贪婪本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并关涉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和危机，也必将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

当今世界混乱而无序的状态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治理体系的不合理性，人类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代表全人类共同价值，寻求全人类共同体的未来治理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不是对现存事物的指称，而是对现实必然性的指称，它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意义上的“虚假共同体”，而是一种以“真实的共同体”为价值旨趣的实践探索，它正在以一种追求和平、安全、繁荣、包容、美丽的共同体的方式呈现出来。

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关照体现在它对人类的善意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很好地证成了马克思所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1]13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独特的方式统合了形式与内容、规范与事实、理念与行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冲破了人类关于历史和未来的认知局限，冲破了旧秩序对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束缚，在指引人类探寻新的世界秩序的道路上彰显出了创新性、革命性和真理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上升的过程，而且向世人证明了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一个和平、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而化解地区冲突、民族问题、国家危机、全球困境，这不仅是人类认识的创新，也是人类实践的创新。

在这样一种创新中，人类前进的道路日益清晰，人类的美好未来日益可期。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存在兼容了多重语义。

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是思维活动的起点，没有概念很难做出判断，也就无法进行逻辑推理。

因此，概念的合理使用在我们理解、把握事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概念的过度使用会产生意义溢出或者剩余，从而导致理解效果的受损。

为了防止误读，只有不断对概念自身的内涵或者意义进行澄清，使概念意义明确，界限清晰，从而减少歧义、纷争、误会。

这就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能否精准使用和广泛推介，取决于人们能否从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丰富内涵。

作为对一种可能的世界秩序的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理念的全新解读、有效延伸，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呈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外交智慧的充分体现;它是对现行世界秩序的突破，更是对世界秩序理念范式的重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揭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战略高度、理论深度，是具有时代感、紧迫感、责任感的伟大理论构想，它不仅深刻批判了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也对如何推动全球善治提出了建构性的方案，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多层语义共同熔铸了一个具有丰富和深刻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理念的完满性、自洽性。

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宣传，都要综合多重语义，任何一重语义的缺失都会导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片面、错误的认识，都会割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指称意义，也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效果产生负面的影响。

只有将人类发展基本趋势与中国特定发展趋势相统一，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相结合，才能真正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意蕴，避免意义的遗失或消解。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观向度
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认为，西方现代性及其“历史观念”的发展最终导致“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意味着，西方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明危机都源于“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使得“一切固有的东西烟消云散”，一切永恒变为不可能。

“这种‘历史观念’因此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

”[6]12当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促使人类跳上现代性这部快速列车时，与之相应的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

如果单纯地沉溺于这种“进步”和“加速”之中，就会逐渐丧失对“善”与“恶”、“好”与“坏”的基本判断，从而消解人类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

“我们在返观过去时就会看到，思想在某个方向上所取得的每一进步，都是以在别的方向上的退步为代价的;思想上的进步克服了某一固有的局限之时，原先一些重要的洞见总是被忘怀了，这就是那一进步所带来的结果。

”[7]22面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和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何种意义，如何发挥作用，这是对中国智慧的考验。

我们只有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全球化背景中，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现代西方文明危机与现代性危机，进而引领世界走向美好未来的过程，才能深刻理解其时代性，彰显其生命力。

不同的哲学孕育着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也指引着人类实践走向不同的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观念将历史构建为一种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一切只不过是“突然发生”“突然绽出”的存在，从而导致“人的一切选择都只能是‘盲目的选择’，人被免除了选择善恶与是非、好坏与对错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可能再作为有责任的存在者而生活’，这表明‘虚无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衰减结果就是盲目的蒙昧主义（Fanatical Obscurantism）’”[6]15。

从历史进步观到历史主义观念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我们窥视到西方哲学家的历史观很难深入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层面，从根本上讲，无论是历史目的论还是绝对精神，都没有深入到“真正历史”中，没有揭示历史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些抽象的历史观都没能从根本上克服和解决现代性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认为：“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

”[1]531他们的历史主义实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而在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历史学因素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有鉴于此，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说：“在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当历史主义（就其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词义上说）困于本身的内部问题而丧失早期生命力时，马克思主义为取代历史主义而提供了有力说明。

”[8]我们通过大量的篇幅论述人类思想史上历史观的变迁，一方面是为了揭示人类历史
观的谱系学变化，另一方面是为了揭示历史观对于人类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们可以说，今天西方文明的危机、现代性危机与错误的历史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澄清历史观的变迁，就是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正确的历史观之上，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正确的、坚实的历史之基。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存在有着深远的未来关照。

在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黑格尔（G.W.F.Hegel）的经典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4]仍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由于辩证法，这一命题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有多么矛盾。

”[5]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的建立在旧秩序之上的全球治理体系，由于其只代表着部分国家、民族的意志和利益，遵从着资本的贪婪本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并关涉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和危机，也必将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

当今世界混乱而无序的状态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治理体系的不合理性，人类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代表全人类共同价值，寻求全人类共同体的未来治理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不是对现存事物的指称，而是对现实必然性的指称，它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意义上的“虚假共同体”，而是一种以“真实的共同体”为价值旨趣的实践探索，它正在以一种追求和平、安全、繁荣、包容、美丽的共同体的方式呈现出来。

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关照体现在它对人类的善意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很好地证成了马克思所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1]13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独特的方式统合了形式与内容、规范与事实、理念与行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冲破了人类关于历史和未来的认知局限，冲破了旧秩序对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束缚，在指引人类探寻新的世界秩序的道路上彰显出了创新性、革命性和真理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上升的过程，而且向世人证明了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一个和平、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而化解地区冲突、民族问题、国家危机、全球困境，这不仅是人类认识的创新，也是人类实践的创新。

在这样一种创新中，人类前进的道路日益清晰，人类的美好未来日益可期。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存在兼容了多重语义。

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是思维活动的起点，没有概念很难做出判断，也就无法进行逻辑推理。

因此，概念的合理使用在我们理解、把握事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概念的过度使用会产生意义溢出或者剩余，从而导致理解效果的受损。

为了防止误读，只有不断对概念自身的内涵或者意义进行澄清，使概念意义明确，界限清晰，从而减少歧义、纷争、误会。

这就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能否精准使用和广泛推介，取决于人们能否从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丰富内涵。

作为对一种可能的世界秩序的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理念的全新解读、有效延伸，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呈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外交智
慧的充分体现;它是对现行世界秩序的突破，更是对世界秩序理念范式的重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揭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战略高度、理论深度，是具有时代感、紧迫感、责任感的伟大理论构想，它不仅深刻批判了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也对如何推动全球善治提出了建构性的方案，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多层语义共同熔铸了一个具有丰富和深刻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理念的完满性、自洽性。

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宣传，都要综合多重语义，任何一重语义的缺失都会导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片面、错误的认识，都会割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指称意义，也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效果产生负面的影响。

只有将人类发展基本趋势与中国特定发展趋势相统一，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相结合，才能真正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意蕴，避免意义的遗失或消解。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观向度
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认为，西方现代性及其“历史观念”的发展最终导致“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意味着，西方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明危机都源于“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使得“一切固有的东西烟消云散”，一切永恒变为不可能。

“这种‘历史观念’因此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

”[6]12当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促使人类跳上现代性这部快速列车时，与之相应的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

如果单纯地沉溺于这种“进步”和“加速”之中，就会逐渐丧失对“善”与“恶”、“好”与“坏”的基本判断，从而消解人类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

“我们在返观过去时就会看到，思想在某个方向上所取得的每一进步，都是以在别的方向上的退步为代价的;思想上的进步克服了某一固有的局限之时，原先一些重要的洞见总是被忘怀了，这就是那一进步所带来的结果。

”[7]22面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和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何种意义，如何发挥作用，这是对中国智慧的考验。

我们只有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全球化背景中，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现代西方文明危机与现代性危机，进而引领世界走向美好未来的过程，才能深刻理解其时代性，彰显其生命力。

不同的哲学孕育着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也指引着人类实践走向不同的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观念将历史构建为一种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一切只不过是“突然发生”“突然绽出”的存在，从而导致“人的一切选择都只能是‘盲目的选择’，人被免除了选择善恶与是非、好壞与对错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可能再作为有责任的存在者而生活’，这表明‘虚无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衰减结果就是盲目的蒙昧主义（Fanatical Obscurantism）’”[6]15。

从历史进步观到历史主义观念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我们窥视到西方哲学家的历史观很难深入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层面，从根本上讲，无论是历史目的论还是绝对精神，都没有深入到“真正历史”中，没有揭示历史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些抽象的历史观都没能从根本上克服和解决现代性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认为：“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

”[1]531他们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