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灾难新闻报道差异的文化解读

中西方灾难新闻报道差异的文化解读
作者：尹深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尹深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文化传统的差异带来中西方新闻价值取向及报道观念的差异。

本文以灾难新闻报道为例，从传播者角色定位、新闻主体选择、报道方式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考察中西方新闻
报道观念的差异，并对形成这一差异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只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
才能带来新闻报道观念的变革，才能带来新闻报道实践的创新。

关键词：灾难新闻；文化背景；新闻价值
中图分类号：G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2-0161-03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新闻报道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马丁·沃克说：“报纸远远超出
了国家的政治范围”，“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1]。

新闻报道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文化又对新闻报道起着制约作用，规定了新闻报道的内容、形式、方法。

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源远流长，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但是，中国与西方
分属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其文化的主要方面存在着十分鲜明的差异。

“海中地”的
地理环境、“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和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基础共同促成了中国“和合”文化传统。

这种文化传统使中国传媒有着轻个人、重国家的新闻价值观；西方文明主要来自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大源流。

“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和以商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促成了
西方的“天人分裂”、以个人为中心的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

所以，西方的新闻报道重视
“知在个体”，且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来经营新闻业。

灾难新闻是对灾难事件的报道。

因为灾难性突发事件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危，
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其危害之严重、影响范围之广泛，成为社会大众最普遍、最急切关注
的问题，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是中西方传媒共同关注的焦点。

然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
不同，必然导致中西方传媒的灾难新闻报道在受众观念、报道主流、新闻取材等方面产生差异。

本文将从新闻传播者的角色定位、新闻主体的选择、报道方针与倾向以及传播者追求的
传播效果等四个方面，比较分析在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下，中西方灾难新闻报道的差异。

一、传播者的角色定位：中国传媒的“舆论减压阀”角色和西方传媒的“第四权力”身
份
在对灾难新闻进行报道时，中国的新闻传播者更多时候是以“主人翁”姿态，以社会立
场和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去审视，尽量选择事物积极的一面呈现给受众，引导受众对灾难进
行理智分析判断，消除流言蜚语和盲目恐慌心理，起到“舆论减压阀”的功能。

相比之下，西
方新闻传播者的第一反应是以“第四权力”身份挖掘事件的新闻价值，抢先确立媒体竞争中的
亮点。

这种差异是中西方不同文化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反映。

中国古代执政者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指导思想，封锁信息传播渠道，控制灾难性新闻的民间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新闻体制一直沿袭战争时期和苏联宣传与新闻传播模式，高度集中是其主要特
征”[2]，进而逐渐形成了“报喜不报忧”的突发事件报道指导思想。

历史进程决定了我国新闻
传播者的自我角色定位。

过去仅仅把报纸当成皇帝“通民隐、达下情”的工具的意识和建国后“喉舌论”的政策指导，使过去的中国传媒在大多时候承担着发现与反映问题的上传下达角色，较少强调媒介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更无法主动承担社会舆论引导的责任。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面临外国新闻机构的严峻挑战，新闻管理部门对突发事件的控制开始逐步放松。

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中国突发事件报道的分水岭”，“总的来说，‘非典’使我国媒体建立起公开、
及时报道疫情灾难新闻的传播机制”，使中国政府“对重大的灾难性事件不回避、不掩盖，努
力推动灾难新闻报道体制逐步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3]。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将得到更好的正视和发挥。

面对灾难，记者更有机会、有条件了解到事实，及时告知群众，在各种流言极易滋生和传播的环境中起到“舆论减压阀”的作用。

与之相反，西方的政治体制和传媒机构的私营性质，使西方传媒常常以“第四权力”的
身份，以挑剔的目光审视统治者，在不触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对政府不依不饶。

他们
不满足于反映问题，更追求问题的最终结局。

他们认为这样就会为民众的不满和怨愤提供一个
可以排解、释放的通道。

相对于中国传媒致力于“舆论减压阀”的功能，西方传媒的这种“独立”，使其在一些灾难性危机传播中，不免有时会滥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无限地对灾难进行
剖析，从而适得其反地带来“舆论助燃剂”的消极作用。

二、报道主体：中国传媒强调“大我”，西方传媒强调“小我”
有人认为，“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可供报道的侧面，即灾难
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4]。

一般而言，在灾难发生初期，中西方的新闻报道多是综合性、全景式的。

但是，从总体上看，中西方对新闻主
体的选择存在着较大差异。

中国灾难新闻报道视点是整体，其新闻的主体侧重表现“大我”，
即较多地关注灾难中的群体，突出政府与社会各项救灾措施等；西方新闻报道视角侧重个体，
其新闻主体强调“小我”，即关注生命个体，突出抗灾救灾中的个人英雄主义。

这种差异同样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中国文化
强调群体意识和社会意识，推崇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中国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
化创造出一种个人为轻、国家为重的社会关系，比较忽略人的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提倡凡事
以民族、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

从渊源来看，这种文化的形成是与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型社会和“海中地”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

相比之下，古代地中海海洋性的地理环境，使西方很早就
逐步发展起商业手工业，从而也逐步培植起崇尚个性自由、富于幻想和批判精神的民族个性来。

西方文化也可以说是个性主义文化。

与中国的“天人合一”不同，西方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对立”，人是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存在的。

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国家、社会
的职责就是要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

正因如此，在灾难新闻传播中，中国的记者们都自觉地将自己的新闻职业活动融汇于民族、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把眼光放在灾难对大局的影响以及人在灾难中的抗救行为和精神。

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和新闻价值理论使西方新闻传播活动落脚于个体的获知，即“知在个体”。

他们更重视价值主体的欲望、动机、情感、兴趣、态度等非认知、非理智的心理感受。

如中国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人民日报》5月19日7版头条新闻《456万震区群众妥善安置》、
5月21日头版标题《四川灾区300万共产党员践行誓言》、5月22日头版《四川青川县乐安寺乡在地震中房子垮了，但组织不垮——震不垮的乡党委》等，在灾区进行恢复重建工作时，
《人民日报》推出《抗震救灾英雄谱》这一栏目，开始了大范围集中报道抗震救灾中的英雄人
物和事迹。

不难看出，中国灾难新闻报道的视角是整体，
常常描述的是一个个群体的整体风貌，将一个个分离的个人悲剧整合并上升为有关民族、国家的整体叙事。

同样是灾难性事件，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难，《纽约时报》除在灾难
初始期发表过几篇全景式报道后，一系列报道为：《新奥尔良开始排水》、《老人院里，暴涨
的洪水迫使人们放弃抵抗》、《在停车场、帐篷下，混乱、礼拜在继续》、《德州撤离令之后，交通陷于瘫痪》等。

其灾难新闻报道主体是普通的民众，以个体角度报道个人的生存环境和生
存状态，同时把着重点放在灾难对人的摧残，强烈而直接地表现出人的痛苦、悲惨境地以及被
毁灭的命运。

三、传播方式：中国传媒以正面报道为主，西方传媒多为负面报道
“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是中国和西方在新闻报道方针和倾向上的主要分水岭。

”[5]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灾难新闻报道中，中国新闻传播者尽力避免描述灾难细节，而着力挖掘人
与自然和谐，把现实的苦难升华为精神上的力量。

如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战胜特大地震灾害》，报道的是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战胜特大
地震灾害的情况，强调中国人民不畏艰险抗击自然灾难的精神。

西方的灾难新闻不会避免细节
描述，他们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更加渲染个人在灾难面前所受的苦难，充分展示灾难细节。

例如，美国CNN网对印度
洋海啸事件的报道，灾难发生后，CNN网站的第一篇重磅报道是《目击者描述海啸的恐怖》。

此后，网站连续使用了灾情报道与幸存者口述实录相交叉的方法，发布了大量现场故事。

如
《许多人在泰国海边失踪》、《海啸幸存的美国人讲述破坏情况》、《印度尼西亚尸体堆积成山》、《幸存者的故事：这太离奇了》等等，每一篇报道都是描写受灾人痛苦绝望、惊恐万分
的悲剧故事，生动震撼地再现了海啸现场的情况。

我们可以从其背后深层的文化根源来分析其
中缘由。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中和”为价值核心的文化，强调和谐，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根本思想是“合”；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分离独立。

可以说西方文化的根本思想是“分”而不是“合”。

正因如此，在追求和谐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传媒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提倡那些鼓舞
人们士气，能激励人前进的东西。

中国人一般认为，正面报道符合社会本质和主流，利于和谐
社会的构建。

负面报道则歪曲外部世界的整体形象，易于扰乱社会秩序和稳定，不利于社会的
和谐发展。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伦理精神、道德教化，而西方文化强调法律精神和权利意识。

西方新闻价值观认为，新闻报道把正面和负面的全部事实展现出来是西方强调信息开放、保障
受众知晓权的反映。

同中国相比，维系西方社会的主要是法律精神而不是伦理精神、道德教化。

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就努力从法律上建立人权的实证范畴来填补神权的空白。

我国儒家经典
论述中的“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
道德哲学，也包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

但是，一方面这些民本思想是通过道德观念表达出来的，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缺乏法律的保护而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封
建社会，悠久的人治传统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观念根深蒂固，我国公众的权利意
识也就相对比较模糊和淡薄。

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乐观主义，“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

这种
乐观精神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大量进行正面报道的源头。

与中国“乐感文化”相对应，西方文化
深受古希腊“酒神”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和《圣经》宗教文化中的“赎罪”思想（又有“罪感文化”之称）的影响。

这种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意识，认为人生来是为赎罪的，必须经历
一个苦难的过程，才能到达天堂。

因此，西方在难新闻报道中更能看到这种文化心理的折射。

他们注重仔细描摹事实，字里行间充满了恐惧、绝望和悲悯，更喜欢强调在天灾人祸前人类命
运的无奈和无助。

四、传播效果：中国传媒引导人们向前向善，西方传媒激发人们正视现实
新闻报道的基本任务是传播新闻事实的信息，揭示事实的真相，灾难新闻也是如此。

但是，由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中西方新闻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新闻报道的目的、追求的
传播效果自然会呈现出差异。

一方面，中国文化在天人关系方面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协调。

这种天人协调说不是否定人
对自然加以改造、调节、控制的必要。

这种学说不同于西方把自然宇宙看作是与人类不可调和
的对立物，提出征服自然说的地方在于，它认为人在自然中处于辅助参赞的地方，人类活动的
目标不是统治自然，而是在不破坏自然的同时，把自然调整、改造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

因此，中国灾难新闻的传播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和舆论来引导人们要和自然和谐相处；西方则认为灾难
是“天人分裂”的反映，从而用受难者的悲剧激发受众正视现实。

另一方面，如前面第二点提到的一样，中国新闻的社会责任是从大处着眼的。

中国传媒
担任着一定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宣传职责，其灾难新闻传播的目的，是使受众了解和正确认
识灾难的发生，从而产生战胜灾难的精神和行为，达到引导人们向前向善的传播效应。

2010年
8月舟曲发生泥石流，中国各大媒体都表现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灾救灾，如新华网舟曲泥石流
专题的大标题就是《众志成城抢险救灾甘肃舟曲山洪泥石流灾害报道》，其评论《共同的苦难共同的力量》、《舟曲：坚强在泥石流中矗立》、《面对灾难，中国人在悲痛中坚强前行》，
网易报道《中国网民心牵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灾：舟曲挺住！》、《舟曲母亲托举4岁儿子8小
时获救》，把灾难中中国人的伟大抗争精神鲜明地描绘了出来。

而西方新闻的社会责任是局部的。

一方面，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使西方传媒不得不注重满足受众对于信息的需求。

他们认为
越能迎合受众心理、引人兴味，就愈能获得利润，所以总是极力放大悲剧细节，使报道有冲击
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社会责任有要求它通过事件的灾难性和受害者的悲剧激发受众正视灾
难的现实，唤起受众对事件灾难性的认知和对受害者的关注。

西方传媒就是一直在政府政治、
公共服务和媒体利润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中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通过上述对中西方新闻报道观念的文化成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纷繁复杂的新闻传播
活动中了解中西方灾难新闻报道的本质差异。

在对灾难事件进行报道时，中国新闻报道以人为本，传递爱和希望，面对灾难，万众一心，共度难关，达到社会和谐；西方新闻报道坚持“新
闻第一”的原则，以竞争“卖点”为主，传递灾难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引导受众关注灾情，督
促政府行为，达到方方面面的平衡。

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在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理念、肯定
不同特色的基础上扬长避短。

现阶段，中西方传媒都进行了一定的反思。

中国传媒体裁涉及面
拓宽，“官本位”意识日渐淡化，负面报道比例相对以往有所增多。

在灾难报道中，逐渐把灾
难本身作为了主体，并开始从长期的以“人”为本转向以“事”为本位；西方传媒新闻价值观
由对个人生活的注视转向对国家政策等得关心，由一味地批评揭露到强化引导和鼓励，淡化冲突，重寻和谐，西方传媒逐渐趋于平和。

中西方传媒各自的反思与改善，为中西方传媒的沟通和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性，中
西文化的共性又为这种沟通与交流奠定了文化上的深厚基础。

在无法回避的全球化趋势下，只
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才能真正实现新闻报道的变革，带来新闻报道实践的创新，也才能
带来碰撞后的文化创新。

中西传媒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的沟通将在未来发展中日益彰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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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耘耕，曹慎慎，王婷.突发事件报道[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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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