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

改良与革命
李泽厚有一句话，“我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

……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

”五十年前梁启超是保皇党、反革命，绝对不可写，今日
的主流话语也没有给梁摘帽改正，这么说来，写这本书似乎应该是五十年之后的事。

可是，解玺璋现在就把它写出来了，这，是不是有点太超前？
然而，这本我所认为的超前之作，居然首印五万套，网上三大书店：当当、卓越、京东每天销量在三百套以上。

购书之潮汹汹若此，出版方不得不在首印的当月，加印一万套。

上述情况说明，这本超前之作，与当下的需求暗合。

暗合什么呢？作者借龙应台的话做了回答：“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
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
样不是前人的重复？”一百年后还在重复，说明问题之老大难。

台湾的龙应台尚且有如此
感受，大陆的解玺璋的感受只能更痛更深：“从她回顾的戊戌百年，到今年的辛亥百年，
又过去了十几年，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问题，应该说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
代化，还应该包括国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乃至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也即民主化。

这
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的政治遗产和文化学术遗产的范围。

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
有一个承前启后的‘新道统’或‘新学统’，其主链即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或
者还可以增加晚年陈独秀，在台湾还有殷海光和雷震，他们一代又一代、一波又一波所不
断追求的，归纳起来就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

”（解著下册，第333页）
如果有这么一个“新道统”？那么什么是“旧道统”呢？
作者用六十万言回答了这个问题：革命—伴随着暴力、破坏的革命。

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思想革命、“文革大革命”……
三十年前就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问我，你们革了一个世纪的命，为什么还要搞
“文化大革命”？难道你们不厌倦？
厌倦？为什么要厌倦？
你看看，国家大剧院演的是什么？人民广场唱的是什么？电视台播的是什么？官
书上写的是什么？《切·格瓦拉》呼唤的是什么……
别的不说，就说“为穷人说话”的《切·格瓦拉》。

这部话剧把小剧场变成了大
广场，把区区一部“红色话剧”变成了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

电视转播，各地邀请，
媒体热议……血脉贲张的观众给编导写来了无数热情洋溢的信。

请看清华大学教师徐彦辉
给张广天（此剧的导演之一）的信。

首先他向张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变化：他生长在辽宁
农村，父母都是无权无势的农民。

从懂事起，他“就看不惯不公平的事，看不惯当官的欺
侮穷人，搞不懂为什么父母拼命干活收入却远远低于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更对贪官污吏
恨之入骨”。

上大学后，书读多了，眼界开阔了，小资情调浓了，对劳动人民的关心少了。

然后，他告诉张，这个剧给他的教育：他“告别了过去的生活，走上‘革命’的第一步，
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回归”。

回归之后怎么办呢？他告诉张广天，“我们要站在劳动阶层
一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忠于自己的信仰，我们要有行动。

”什么行动呢？除了参军
打仗之外，这位中共党员、生物学博士的回答是“薪”和“釜”：革命的薪，“燃烧自己，短暂的生命投入到革命中”；革命的釜，“理想如同深潭之水，不会遇到大风就起波澜，
能够忍受烈火的煎熬。

”（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166、167页）
徐彦辉是清华生物系博士，1998年入党，曾经做过生物系的团委书记，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即将担任四个班的政治辅导员。

他告诉张广天，那天，他带了生物系六十多个
同学看了这部剧，他很希望张来校与同学和党员座谈。

“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几个人做了
一块大宣传板。

”（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167页）
张广天在回信中谆谆教导这位教师：“我相信，时代的事实会教育越来越多的劳
动子弟回到本阶级的立场上来，而且擦干革命先辈的血迹，接过他们的枪，重新奔赴战场。

……只要时代需要，做革命的薪釜都在所不惜，牺牲在胜利之前，永远是不可避免的。

”（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168页）
血、枪、战场、牺牲……革命在新生代的心中生根发芽。

是啊，社会不公、贫富
分化、官僚专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有功，造反有理。

这种情绪、情感，梁启超当年所见多矣。

然而，他仍旧没有选择革命。

因为在他
看来，一、革命必施以暴力，引发战争，暴力战争会殃及无辜，令百姓涂炭。

二、革命会
诱发暴民，暴民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国家分裂，列强会乘机瓜分中国。

三、革命以暴易暴，革命成功之后，还要靠暴力维持，形成恶性循环。

四、条件不成熟。

“人民程度，增
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

”
梁启超如此恶毒且系统地反对革命，在革命成功之后，自然没有好果子吃。

不说
史书，就说影视。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梁成了一个跳梁小丑；电影《建党大业》里，
他成了袁世凯的跟班，蔡锷护国讨袁被大书特书，而他这个讨袁主谋连提都不提。

其实，梁启超也不是生下来就反对革命，反对破坏。

曾几何时，他也是个高谈破坏，倡导革命的激进派。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在日本主政《清议报》，即鼓吹革命、倡言民权，高谈破坏：“今日之中国，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

”怎么办呢？他开出了这样的药方：“故破坏之药，遂称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
日第一美德。

”1899年，在东京办高等大同学校时，他和他的学生们“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

（解著上册，第274页）他曾夫子自道：“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
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

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

”（解著上册，第137页）
孙中山到了日本，康有为躲着不见。

梁启超不怕，非但不怕，还对孙“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解著上册，第296页）有一次，二人在屋里大谈革命，梁启超的
女儿梁令娴在隔壁听见，以为他们吵起来了，跑过去一看，“见其父来回踱于室中，孙先
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状至融洽”。

（同上）本着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
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直抒己见：“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

”（解著上册，
第137页）
梁启超不但说，还要做。

革命、破坏，知行合一。

他与孙中山商议维新派与革命党合为一党，孙为会长，他为副会长。

他配合唐才常，组织和领导了自立军的武装勤王运动，并在最危急的时刻准备亲
赴前线。

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他赤膊上阵，成为蔡锷的护国之役的“黑后台”。

但是，几年后，他还是告别了革命，回到了改良。

1903年是梁思想转变之年。

黄遵宪的“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成了他的宗旨。

梁启超思想转变，得力于他对欧美各国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也得力于康有为和黄
遵宪的劝说。

康有为是革命的天敌，他对革命的观察和人性的体悟，超过了梁启超。

请看他给
革命开的罪状：第一、革命以恶为善，虚伪骗人。

“言革命者，必谓非经大杀戮，不能得
大安乐。

故杀人数万万，原不足动其心。

然使杀之而必能救中国犹可也，然自相残杀，剪
其种族数万万，乃其本怀。

”康看得很清楚，如若披上革命的华服，天下最大的恶—杀人，就会成为积德行善的理由。

赤地千里，不过是进入人间天堂的门票；饿死上千万，不过是
交给主义的学费。

第二，革命是改朝换代，新瓶旧酒。

“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
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

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

” 因此，康认为，即使革命成功，也不过是“李自成之入燕京，黄巢之破长安，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

康预见到，能当上革命领袖的人一定是权术、兵权兼备的枭雄，这种人嘴上说的是
为人民服务，心里想的是当皇帝、搞独裁。

“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
行压制之术矣。

”（解著上册，第140页）
李泽厚称赞康有为有远见，选择了英国式的改良，以避免革命破坏。

（李泽厚、
刘再复合著：《告别革命》，第141页）但是南海先生也只预见到了革命会拿活人祭祀，
不曾预见到青岛的红卫兵会把他的尸骨从枣儿山的墓地里挖出来，放到翻斗车里游街示众，还要在他的颅骨上贴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的标签，供人欣赏。

梁启超逃
过了这一劫—贺鹏飞率领的北京红卫兵只拆了清华的二校门，没想到挖一挖清华“四大台
柱子”之一、老牌反革命梁启超的墓。

在“破四旧”上，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远不如青岛的
小将们坚决彻底。

梁启超生前身后，最遭人诟病的是他的多变善变。

谭人凤说他：“反复无常，甚
至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

”李肖聃说他：“曲学阿世，且忍献媚小生，随风而靡。

”连胡适也对他的善变颇有微词。

（解著下册，
第326页）
这些人，包括胡适，都忽略了清末民初的复杂情势，没有体悟到在夹缝中求存的
改良之艰。

在中国，保守易，革命易，改良难。

保守派有政府，有国家机器，足以逞威于
一时。

革命派有群众，有枪杆子，搞暗杀，搞暴动，搞起义，办法多多，实在不行，还可
以武装割据。

改良派上无国家机器，下无群众武装，有的只是一支笔，靠的只是开明士绅、中产阶级。

其能做的也只是办报兴学，普及新知，启迪民智，全是长久才能生效的文化软
实力。

尽管从长远上讲，这“软”才是国之命脉、民之根本；尽管武昌首义的成功，颇赖
梁启超多年的启蒙，但是，人家“枪杆子”不认这个账。

不认账，更说明了改良之艰难。

梁启超在国家最困难的历史关头，选择了人生最
艰难的路。

这条路，让他腹背受敌，两头作战—既要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袁世凯的称帝、
孙中山的暴力；又要与他们寻找共同点，试探合作的可能。

而最让他为难的，则是清政府
死到临头了还冥顽不化—嘴上答应维新变法，心里想的是维护专制。

人们信其承诺，以为
很快就会改革，可清廷以此当幌子，苟延求活，极尽拖延、搪塞、压制，以及血腥镇压之
能事。

如此“唯恐国之不速亡”的做法，怎能不刺激革命？主张改良的梁启超尚且有“天
天摩拳擦掌要革命” 之时，何况主张暴力的孙中山。

换句话说，梁启超之难，首先难在
战胜自我—以理性说服情感，以大局安抚躁进，以超人的耐心和意志致力于文化软实力的
建设和积累。

现实之中，改良不敌革命，“笔杆子”不抵“枪杆子”。

以“软”碰“硬”，梁
启超就得不断地调整立场。

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善变多变，必须“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
之我挑战”，否则就无法坚守改良。

郑振铎说得好，梁变的是方法，不是宗旨。

李泽厚看到了改良的深远意义：“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
量积累，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看来似慢，其实更快。

”因此，李也最体会改良之艰：
“实际上改良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需要耐心，更需要毅力，更需要意志。

做改良家不
像做革命家，只要一腔热血、视死如归就行了。

改良者需要更多的知识、经验和学问，要
做许多更琐碎、更麻烦的工作……改良者需要与自己憎恶的人对话、协商、妥协、退让，
需要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交朋友，这非常不容易。

”（《告别革命》，第72页）
当下的改革正如当年的改良，它要革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激进主义的非理性
的命，要学会点滴进步，积少成多，理性耐心。

对于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
全新且艰难的课题，它要告别旧的思想传统和文化资源，建立新的传统，寻找新的资源。

梁启超和他坚守的事业正是这一资源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大约十年前，焦国标先生给我看
他写的电视连续剧《梁启超传》，愤然于没人投资。

如果主流仍旧视改良为敌的话，就算有人投资，这个剧本也无法通过。

革命需要思想动员，《白毛女》让战士们血脉贲张，陈强演的黄世仁差点死于愤怒的子弹。

改革拿什么动员？还是你死我活？还是暴力革命？还是忆苦思甜？没有新的，旧的就会复活。

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赃枉法的现实将这复活的阶级斗争化成了这样的诗句：“启航，启航，前往陈胜吴广大泽乡，前往斯巴达克角斗场，前往昨天今天的三条石，前往姓张姓李收租院……前往巴黎公社战士最后倒下的地方。

”《切·格瓦拉》以其感人的激情，呼唤着高校师生、呼唤着下层民众，呼唤着下一轮暴力革命、下一轮你死我活。

《切·格瓦拉》突显了这本书的现实意义。

然而，为梁启超翻案困难重重。

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育灌输，“使得几代人都丧失了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的能力”。

作为曾经的丧失能力者之一，作者写这本书，首先要战胜的是自己：“在我的意识里，有太多的与梁启超的思想和主张不能相容的东西，这些东西常常在我阅读、思考梁启超的时候跑出来，提醒我别忘了它的存在。

……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因为对革命的崇拜和向往对我来说几乎是自青少年时代形成的、渗入骨髓的一种情结，一种诗意的想象，清除它犹如刮骨疗毒一般。

”（《坦白与交待—回想〈梁启超传〉的写作》）
正是经受了刮骨疗毒般的痛苦，作者才有了如下的感悟：“如果说写作《梁启超传》让我有所收获的话，那么，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现实情感、社会政治、思想理念等层面对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使自己能在当下中国纷乱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

有朋友开玩笑说，因为写作《梁启超传》，我变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同上）
从激进到理性，由革命而保守，不限于作者，不限于中国。

苏联剧变后，曾经被列宁斥为“自由派蠢猪”的“路标派”，成了民众的“先知教诲”。

其代表人物别尔嘉耶夫在他的故乡得到重新肯定（金雁著：《倒转“红轮”—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133、135页）。

当年的红色兄弟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除了革命之外，似乎还有别的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