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49-1966）红色经典文学赏鉴

“十七年”（1949-1966）红色经典文学赏鉴“十七年”（ 1949-1966）红色经典文学赏鉴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此产生中共文艺方针。

当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

根植于人民这一土壤，宏扬传统文化这一根基，广大文艺工作者向生活的深层开掘，创作出一大批文学艺术精品，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1966年。

文艺工作者兼具社会责任感，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

它们的真实和鲜活，是普通百姓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红色经典文学艺术不仅内容上多姿多彩，形式上也体现出创新意识，至今都有很大影响。

许多作品立足于小，展示的却是一种大社会、大精神、大境界，收到了一滴水见太阳的艺术效果，成为当代收藏家们追逐的重点。

以工农兵为主角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成就主要体现在长篇小说、当代绘画、电影艺术、散文、舞台剧领域中。

沿着反映人性、人情、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红色经典文学艺术精品有几次明显的创作高潮,革命战争题材作品尤为突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二十多年，文学艺术精品都从容、平静、丰富，比“快餐文学”要高尚、积极。

时代是个大系统，精品中塑造的人物就只能是一个典型的标识部分，在革命与建设这一巨大机器上，给我们留下的是更多楷模与榜样。

开山之作
《新儿女英雄传》是“十七年文学”中最早的一本。

这本书先是连载于《人民日报》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的文艺版，单行本第一版由海燕书店于1949年10月出版印行，作者孔厥和袁静，郭沫若和谢觉哉分别作序。

这本书后来有多个版本，都是彦涵作的插图，每版的插图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新儿女英雄传》1951年改编为电影，谢添饰演的张金龙，李景波演李六子，正面人物不脸谱化。

此书还有外文版。

出版于１９４９年的《吕梁英雄传》也是一部标志性的小说，
它甚至可以看作十七年文学英雄形象的先驱性作品。

还有《红旗谱》，这书从初版到插图版再到精装本到外文版。

插图本有两种，一是大画家黄胄画的插图，另一位也姓黄，黄润华，名头稍小。

以插图的角度而论，两位风格各异。

1949年7月2日到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这就是后来通称的“第一次文代会”，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

从此，中国文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文代会”前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是今天的收藏重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早由光华书店1948年出版，但此书有当年9月的初版本，还有8月出版的名为《桑干河上》的初版本。

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柳青的《种谷记》。

早期珍本的寻访十分艰难，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得费尽周折。

这提示我们：“十七年”文学经典的初版本已经是凤毛麟角。

积淀为美学教科书
有的小说在“文革”前的传媒利器——收音机里有个“长篇小说连播时间”，每天中午半小时，好像是12点半到1点。

当年听收音机的这个节目颇似今日之电视连续剧，到点必听。

“十七年”经典小说收入语文课本也是能够传之久远的手段。

又因为收入的是精典的小说的片段，印象尤为深刻牢固。

比如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这是“文革”前最后一部在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中的节目，又是在1974年入选“恢复高中”的语文课本中，欧阳海临终前的一段内心独白，成为许多年轻人进入文学领域的第一课。

“十七年”军事文学小说，几乎都作过跨历史语境的修改,使现代长篇小说付出了意义流失、艺术损耗的代价，同时也带来文学史叙述的尴尬。

英雄传奇诞生于时代要求和读者要求相冲突的50年代，它以自身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当时主流话语与读者审美要求之间错位的尴尬,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从民间收藏的角度，英雄形象塑造的轨迹有逐渐强化的趋势。

文学中英雄的经典形象,十分有趣地体现了民间价值取向。

民间收藏和红色记忆两套各自的语符系统在此时显然成功地融合。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三花”的初版、插图版、
精装本、外文版和连环画本等系列收藏已经有了爱好者群体，目前它们的价格80——650元不等，取决于品相。

原创作者的签名本价格，拍卖会上八年前就值500元。

红色年代的生动叙述
草明的《火车头》、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纪》、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三里湾》都是不朽佳作。

现代中国的革命历史是当时作家们创作的最丰富的资源。

一大批文化审美含量非常高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七八年间，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鼓舞人之作颇多，老舍的《龙须沟》关注底层、关注日常生活的视觉，对新政府的感激之情落到细处，得到了人民的喜爱。

老舍的《茶馆》则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收获。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沈西蒙等人合作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艾青创作的《国旗》、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选取政治题材进行创作，他们的诗作被称为中国当代的政治抒情诗，激情澎湃，联想丰富，节奏铿锵。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里，文字朴素明快、基调乐观刚健的美学风格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茶花赋》、《长江三日》、《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樱花赞》等都是产生于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无可替代的作家群体，依然是我们他心中所仰慕的作家。

大量的作品一点一点在读者心中积累下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

“十七年”艺术精华应该成为当代收藏门类。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1956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思想观念、文艺观念和创作方法的解放。

这使得中国的文学家们精神上受到鼓舞，他们真诚地认同新社会、新生活和新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17年的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就。

这一时期，中国乡村的巨变成为作家们创作的灵感之源，赵树理等山西作
家立足于农村现实生活的描述，而柳青等的创作则更加侧重农村的意识观念。

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长篇小说的具体内容。

孙犁又是一位富有特色的描写乡村风俗人情与历史变迁的作家。

他的主要作品有《风云初纪》、《铁木前传》、《白洋淀纪事》等。

《白洋淀纪事》虽然大部分取材于战争时期，但很多篇章都富有优美的乡村风情和乡间人物描写，特别是对女性的刻画，富有诗情画意。

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呼唤出了一大批文化审美含量非常高的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

当代许多的影视编辑发现真正拥有读者的好书或有文化价值的典籍可以再次搬上荧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

特别的艺术真实性，使这些作品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存活于世。

其艺术魅力和人格力量，依然在吸引着广大读者，这也是最可告慰于那批名作家们在天之灵的一则时代信息。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为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的非常崇拜，国人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歌颂、回忆、斗争、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

但“十七年文学”从容、平静、丰富，比“快餐文学”要高尚、积极。

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时代是个大系统，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就只能是一个典型的标识部分，在革命与建设这一巨大机器上，给我们留下的更多是楷模与榜样。

我们民族立德成仁的秉性，正是这一独特的民族秉性使那个不同时期的叙事文本建构了同一审美价值的人物形态。

稳定的多元的民族秉性保持了“十七年文学”与不同时期的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多重关联。

“十七年”也有“三部曲”
1966年以前有“三部曲”雄心的作家很有一批，可惜真正最终实现雄心的没几个，实现了的也是跨越了十年浩劫后实现的，实现的很
勉强，——前强后弱。

如《红旗谱》的第二部叫《播火记》；《艳阳天》的第二部部是《金光大道》；《创业史》预告的是四部，可我只看到了“互助组阶段”的第一部。

欧阳山的“一代风流”是多部头的长篇小说，1966年前出了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

在第一卷预告了以后的几卷是“苦斗”、“庄严与无耻”、“到延安去”、“大地回春”。

第二卷《苦斗》如期出版了，1966年以后出版了第三卷《柳暗花明》、第四卷《圣地》，第五卷《万年春》，好像完成了最初的所有预告，真是一个特例。

“十七年”文学,创作美学上的成败得失,都与现实主义被作为正统的原则有直接的关系。

“革命现实主义切人中国当代文学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铸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第一阶段(“十七年”)的基本思维方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第一阶段的美学支柱和艺术魂魄。

‘十七年’,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存在两条纵向演进的发展线…十七年文学一个极突出的现象,是题材集中于革命历史与农村变革,这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密切相关,在这一胜利的作用下,产生出一个强大的社会心理场,社会群体中个体的感情、意志、动机统统臣服于主导历史巨变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训诫,个体的心理差异减少了,群体思想和观念的统摄力、凝聚力增加了。

正是这种共同的社会心理,催生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当代阅读解构。

红色文学经典最值收藏
几十年后，在旧书摊淘书，红色经典首版特难找。

“十七年”成名的那些作家，概莫能外——第二部小说的质量总超不过第一部，曲波如此，杨沫如此，梁斌也如此，除非是那些只写一部见好就收的“一本书作家”。

最值得单拈出来一说的是《暴风骤雨》里的韩老六，是写得最出彩的大地主形象，冯兰池比韩老六又胜一筹。

而王荣宪《青春之歌》封面底稿(水墨画)、古一舟《林海雪原》封面及插图原稿(水墨)、柳成荫(原名沈荣祥)《汾水长流》、《铁流》封面(水墨)、彦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木刻)，估价大致每幅四、五千元。

拥有全套以“三红一创”,即以《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集,是当代藏书家的追求。

当年发行量
达几百万册的《红岩》,其初版本已是凤毛麟角。

包括《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红灯记》、《白毛女》初版本收藏的冲动，就像小孩子攒糖纸、攒洋画一样。

收集《青春之歌》建国后的各种版本：初版的、平装的、精装的、文革后的新版等，还有杨沫的《英华之歌》，《芳菲之歌》“十七年”女性文学便最直接、最真实地显现了时代伦理道德观念的革命性转变。

出版于１９４９年的《吕梁英雄传》是一部标志性的小说，它甚至可以看作十七年文学英雄形象的先驱性作品。

它十分有趣地体现了民间价值取向的英雄形象在初和现代政治结缘时的粗糙和质朴。

民间收藏和红色记忆两套各自自在的语符系统在此时显然成功地融合。

政治对传统英雄的驾驭达到得心应手是“十七年”名著的基石。

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高玉宝时期的军事文学,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作几乎都作过跨历史语境的修改,使现代长篇小说付出了意义流失、艺术损耗的代价,同时也带来文学史叙述的尴尬。

正是这个原因，“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三花一铁，新敌艳野”的初版、插图版、精装本、外文版和连环画等完全可以系列收藏。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初版本
1966年以前出版的经典长篇小说，有一个形象的概括——“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这八部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收藏者追逐的重点。

除了这顺口溜的八部经典小说，还有“三花”即《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而《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都可以概括为打仗的，革命的，农村的。

另《上海的早晨》、《小城春秋》、《三家巷》、《苦斗》、《烈火金刚》、《李自成》、《桥龙飙》、《晋阳秋》等，这些书印象为何尤其深刻，是因为小说改编过电影和电视剧，两种艺术形式互动互补，印象尤为深刻牢固。

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一个极突出的现象，是题材集中于革命历史与农村变革，这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密切相关，主导历史巨变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训诫，催生了对革命历
史题材文学的阅读期待。

书的初版本，比如《红岩》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初版的。

小32开本《青春之歌》的版权页上标明1958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而大32开本的时间却是1958年1月一版一印。

除《红岩》、《创业史》和《保卫延安》外，其他几部都有这种情况，都是大32开本的在前，改版为小32开本的在后，标的却都是一版一印，有的前后只差一个月。

《林海雪原》常见的是1958年7月一版一印、沈荣祥（即柳成荫）设计封面的小32开本。

而1957年9月的大32开一版一印本，古一舟设计的封面，才是真正的初版本。

查《全国总书目》，《青春之歌》是1957年初版的。

但《青春之歌》是1958年1月初版的，杨沫在1991年新版《青春之歌》后记中也说，该书“最初问世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

实际上，这八部书的初版本应该是九本，因为《山乡巨变》后来又出了续篇。

如果算上它们的精装本，那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