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960221_左翼文化运动的先驱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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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召开,这是“文革”结束后文艺家们的首次大聚会。
出席大会的全国文联的前辈及领导,周扬、阳翰笙、丁玲、江丰、李可染、艾青、沙汀等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人,就是叶林,并相约要在1980年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50周年时,为左联领导人叶林撰写纪念文章。
叶林,的确是一位不该被淡忘的文艺革命先驱。
“引路的先驱者”
叶林,原名张眺、耶林,山东潍县人,1901年出生。
1925年在青岛追随共产党人邓恩铭参加革命活动。
他来往
于青岛、潍县之间,广泛接触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阅读《共产党宣言》《向导》《饿乡纪程》等革命书刊。
也因在自己开办的东明中学协同中共地下党员开展革命活动而“惹祸上身”。
东明中学遭军阀当局查封,张眺也只好避居 他处。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眺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苦闷中的他没有气馁,坚持写作具有革命思想的诗歌与小说,彻底与旧思想旧文化 决裂。
1929年春天,张眺在潍县女中校长徐焕滋及友人的资助下,经青岛乘轮船到上海去杭州,考进了林风眠新创办的
左翼文化运动的先驱叶林
陈家鹦
杭州国立艺术院,与李可染成为同窗密友。
很快又成为该校研究部五位研究生之一,直接跟法籍教授克罗多和院长林风眠学油画。
李可染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加上两人经济条件都不宽裕,互相同情,谈话很投机,便结成要好的朋友。
那时杭州西湖岳坟西边有座尼姑庵(善福庵)。
这是一座已经倾斜的楼房,房间门前的栏杆早已脱落,出门稍不经心便有坠楼的危险。
因为租价低廉,只有两元间,我们俩便租下来,一起住在里面。
”当时国立艺术院的同学们都戏谑地说,“张眺和李可染住在危楼上”。
李可染说:“我们俩是国立艺术院中班次最高,年龄较大的同学,学习刻苦。
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去讲究边幅,留着长发,穿着破旧的长衫,但同学对我们俩却很尊重,像兄长一样对待我们。
”
并坦陈“我因与他朝夕相处,受他直接影响是很大的”。
有些理论较深难懂,张眺会把他的理解和心得耐心地讲给同学们听。
并介绍进步书刊给同学看,很快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热爱文艺又关心时局的同学。
于寄愚(原名于玉海,又名于海)就是这批同学中的一位,他曾回忆:“张眺(即叶林)是引导我重新走向革命的良师益友,他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
”
于寄愚最初认识张眺,正是他对中国革命前途一片茫然而深深陷入苦恼的时刻。
1929年夏天,他考入了杭州国立艺术院,入学不久,张眺曾以山东同乡的名义看望他。
那时的于寄愚正为自己由“过去学科学,现在学艺术”是否恰当而感到困惑,张眺鼓励他说,你学过科学对学艺术很有用。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有科学头脑。
“在他的诱导下,我再一次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
我坚定相信,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
我并且下了决心,要为无产阶级的大众文艺而奋斗。
这种文艺当时也叫‘新兴文艺’或‘普罗 文学’。
”
在校园,张眺先后组织了“泼波社”和“一八艺社”两个进步文学艺术社团。
当年“泼波社”发起人之一汪占辉撰文说,“40多年前,我在抗大工作时,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耶林同志,那就是1929年,我在杭州国立艺专读书时遇到的张眺同志,在那苍茫黑暗的时代,由于受到几位年长革命同学的启迪,使我更快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汪占辉仰慕张眺的思想
1922年叶林(张眺,左)和哥哥张岱芝(逸仙)在黑龙江哈尔滨
及文学、美术才华,“张眺同志各方面的情况,都引起我的尊重和注意。
有关张眺同志的言行、传闻,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张眺虽不是校园文学社团公开出面的主持人,却是社团的核心人物。
于寄愚说,“泼波社”就是在“他的指导下,由我出面负责,成立起一个左翼文艺团体,人数将近20人之多”。
“泼波社”活动以开展无产阶级大众文艺为宗旨,在校园内出过几期墙报,还曾在当时杭州的《国民日报》上开辟过几期副刊。
除了文艺作品外,还在墙报上抨击时局。
与此同时,另一个“一八艺社”(因1929年正当民国十八年故名)也诞生了。
这两个文艺社团,一个偏重文学,另一个
偏重美术。
李可染回忆道,“一八艺社”很少开社员会,往往都是通过谈心交流意见的方式,探求艺术道路问题。
张眺对社员们说:“人生为什么,艺术何处去?”张眺在这些活动中起很大作用。
这些活动打破了国立艺术院“为艺术而艺术”的沉闷空气,再次撒下了进步艺术的种子。
在张眺以及李岫石、罗言侃的影响下,一种纯学术性的文艺团体,逐步左翼化,在杭州国立艺术院点燃中国左翼美术的星星之火。
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李可染仍颇有感触地说,“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杭州国立艺术院有许多同学受张眺影响走上进步和革命道路。
”
不久,因“泼波社”在杭州《国民日报》办副刊,宣传提倡“普罗文学”,杭州当局对张眺产生怀疑。
1930年1月,张眺因传播进步书刊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关押于浙江省国民党军人监狱。
可张眺在监狱中毫无“悔改”表现,仍与同监进步难友继续传阅革命书刊,教唱《国际歌》。
由于李可染、于寄愚等学生多方努力,加上国民党当局一时无法坐实“罪证”,由校长林风眠出面担保,张眺被保释出狱。
美联、左联党团书记
张眺出狱不久,便前往上海急切地寻找党组织。
在与组织取得联系后,他改名叶林,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以“菊花”为笔名向当时丁玲主编的左联刊物投稿。
以中共党员身份,投入左联的各种活动,同时担任中共地下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
部长。
“一八艺社”时期的叶林
(左)。
右为李可染,中为陈唯岑
5月,他通过山东会馆联系上了华北公学校长王宇澄。
王宇澄思想开明,邀请叶林去任教。
1930年夏天,于寄愚来到上海,与叶林取得联系。
他说,我们几个从杭州来的同学,时常在西门路华北小学与叶林碰头。
自叶林离开杭州国立艺术院后,“泼波社”和“一八艺社”的大部分成员也陆续来到上海。
其中李岫石、胡一川、姚馥、马达(林扬波)、汪占非、刘芳松等人都是最早一批去上海的。
他们很快又聚拢在叶林身旁,组织了“无名文 艺社”。
叶林担任中共法南区委宣传部部长期间正值“立三路线”时期,根据党内工作
布置,他要组织领导“飞行集会”,散
发传单,街头讲演,发行《红旗日报》
等活动。
这年暑假,在左联领导下,叶林与冯雪峰等人一起组织学生文艺补习
班,动员杭州国立艺术院学生胡一川
等参加,并任补习班教员。
叶林主讲
《大众文学与艺术》。
随着杭州国立艺
术院来上海的人数增多,叶林组织成
立“一八艺社”上海分社,陈卓坤、
江丰、黄山定等均参加。
叶林还发动
组织大家参加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
所,组织杭州国立艺术院同学到上海
举办版画展。
李可染说,杭州“一八
艺社”曾在上海举办暑期习作展览,
胡一川、王肇民、汪占非和我都有作
品展出。
于寄愚和李岫石还在《文艺
新闻》上写了评论。
鲁迅为这次展览
写了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后来这批同学大多成了上海左翼美术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并在左联领导下,参与发起了“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 “美联”)。
于寄愚是美联的骨干人物,一度担任美联的总干事。
他说:“当时的美联主席是许幸之,副主席一度是沈叶沉,代表地下党领导美联的是叶林。
过不多久,由于作党内其他重要工作,叶林不常过问美联的事了。
”这年8月至12月,叶林被调到上海“下只角”工人集中的杨浦区域,宣传组织工人罢工斗争。
他在“上海反帝大同盟”统一领导下,深入工厂为民众画宣
传画,写通俗文艺作品,还经常在党的机叶林(张眺)给丁玲的信
关刊物《文艺新闻》《红旗日报》《斗争》上发表文章。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叶林被调回与阳翰笙等共同领导左联党团工作。
3月,他支持冯雪峰出版《前哨》,表达对牺牲的战友胡也频等烈士的怀念。
为了纠正左联的“关门主义”倾向,1931年10月31日,叶林在中共党的机关刊物《斗争》杂志上以笔名“歌特”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文章指出左联在批判“第三种人”时态度时有偏激,不利团结,批评“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对革命的危害。
1932年7月,阳翰笙被调到文总和中共上海局文委工作,叶林接替他担任左联党团书记。
阳翰笙评价,“叶林对党忠诚,工作刻苦努力,他对人宽厚,恒能团结人。
我曾多次到过他家里……如果叶林不牺牲,他是会为党作出很多贡献的”。
叶林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兼中央文委成员期间,由于工作需要,曾多次冒险秘密组织进步人士在“家里”开会。
女友周湘浦曾回忆,“当时房租是组织上发的,我们当时的家是文委接头的机关之一。
为了躲避包探巡捕的眼目,我们经常搬家,每月搬两次,有时搬三次”。
1932年的夏天,“为了中央文委开会,在白格路花20元租了一间前楼,会议开完就立即搬家”。
普罗文学的先驱者
叶林少年时期就喜好文学,兼习美术
绘画。
大革命时期在家乡写过《秋荷》等诗歌及《别墅》《白沫》等小说,反映青年人追求恋爱婚姻自主,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
来到上海的叶林组织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写下一些具有战斗意义的优秀文学作品。
1931年,叶林在《北斗》上发表小说《村中》,1932年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月台上》和《开辟》等具有鲜明革命特色的小说。
周扬曾说“叶林是20世纪30年代初写工人写得最好的一位”。
当时左联的工作纲领中曾明确地提出配合苏区军事斗争的口号。
叶林创作的《村中》就被钱杏邨评价为“密切地配合了苏区的军事反‘围剿’斗争”。
《村中》描写的是东北三省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后国民党政府反而加紧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用他们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购买大批外国飞机,轰炸苏区的平民百姓,又用几十万军队“围剿”红军,并大肆屠杀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群众。
钱杏邨在《1931年中国文坛回顾》中评价叶林是“1931年左翼文坛上,唯一能抓住这一重大题材的左翼作家”。
当时主编《北斗》杂志的丁玲认为“关于《村中》的题材……都非常有可取之 地方。
”
叶林所写的《月台上》,反映了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苦难遭遇。
《开辟》是以上海事变后的上海工人运动为背景写工人的救亡斗争,是他亲身参加工人运动的实录性文字。
正如当年曾参与编辑出版《马达》的田仲济说,“他以
新的姿态,现实主义笔法,在左翼文台上崭露头角”,并称叶林是“普罗文学的先 驱者”。
20世纪30年代后期,文艺界提出并讨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实际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此后所有革命作家大多遵循这一创作方法。
田仲济认为“像耶林对工人写得这么熟悉、亲切,贯注着无限热情的作品是很少见的。
他的问世作品虽不很多,那时我见到的仅那么三两篇……”
此外,叶林还领导美联的艺术家,为中共开辟的红色苏区内发行的教科书画插图。
他的画十分精细,人物同背景也画得相当风趣,可以说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品。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他根据党的安排,积极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市各界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斗争,叶林为“上海反帝大同盟”所领导的《反帝画报》《民众画报》《慰劳画报》画过大量的作品,其中漫画《反帝组画》等优秀美术作品现存鲁迅 纪念馆。
闽浙赣苏区的文化部部长
1931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上海等国统区的斗争形势迅速恶化。
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
原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以及左联活跃在文化战线的革命者,也陆续通过秘密渠道奔赴苏区继续战斗。
1932年11月,叶林与原中央特科干部刘鼎、军委彭干臣等以及其他从事文
化工作的共20余人,途经赣东北时由于国民党对根据地“围剿”而受阻滞留。
方志敏等希望叶林、刘鼎、彭干臣留在闽浙赣根据地,参与苏区建设。
1932年12月,中共闽浙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任命叶林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部长,主管文化教育宣传工作。
与叶林同一批来根据地的赵平回忆:“1933年3月18日到23日,赣东北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方志敏继续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改选后的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是叶林,我由少先队总队长调共青团省委任宣传部部长,兼省苏维埃教育部副部长。
因工作关系,我与叶林一度接触十分密切,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赣东北苏区教育部的许多布告、公告、文件都是叶林亲手拟定的,赣东北苏区的教育工作,当时是十分活跃的。
各区、乡都设立了列宁小学、工农补习夜校。
省苏维埃政府为培养苏区的文化教员,叶林亲自兼校长,并亲自上课……”叶林还利用唱歌、绘画、表演戏剧等活动,积极向广大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省长的黄知真给叶林后人的信中说:“叶林是我的老师,他在江西赣东北省苏区任文化教育部长。
他在苏区写过许多文章,画过许多画主要刊登在《红色 东北报》上。
”
早在赣东北苏区时期,省苏维埃政府就提倡演新戏(当时也叫文明戏)。
省苏政府在葛源成立了“红色新戏团”,后改为“赣东北省工农剧团”。
1933年初,随
着一批从上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文艺专业骨干涌入,赣东北苏区文化事业发展迅速。
工农剧团充实了专业人才,“学习”有人辅导,“整顿”也抓得更紧,演员素质明显提高。
不久,在叶林的主持下,闽浙赣省工农剧团扩展为两个团。
补充的演员大多数是从卢森堡妇女训练团抽调来的,也有几个从列宁师范、机关调过来。
按照苏维埃省文化部的要求,剧团不仅仅是演出团体,而应建设成为一个宣传工作队,战斗队和慰劳队。
工农剧团必须经常深入苏区各个乡村角落巡回演出,有时奔赴红军营地,有时还要到红白交界地区去演出。
李伯钊曾高度评价赣东北的红色戏剧运动,称赞“它的政治性、艺术性都是很高的……为中国现代革命戏剧运动留下崭新一页”。
赣东北苏区的“新戏运动”,在中国的苏区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然而,当时闽浙赣省委的书记是由王
明指派的曾洪易(后投敌叛变)担任。
他以中央代表身份,积极推行“肃反中心论”,并借此机会排斥异己,迫害革命同志。
那时方志敏对曾洪易的行径,虽有所抵制,但由于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为顾全大局,有时只能忍耐。
1934年11月,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军离开赣东北,叶林等奉命留在葛源根据地坚持斗争。
方志敏率红军主力离开北苏区没几天,葛源镇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赣东北苏区丧失。
1935年初的一天,叶林在葛源附近山区赶画宣传画。
画还没有画完,就被曾洪易爪牙带走,残忍杀害了。
叶林犹如一颗闪烁的流星,照亮了许多人的心,然后倏地在浩茫的夜空中消失,留下的只是人们难灭的怀念。
(责任编辑 崔立仁)
(本文图片由张列力同志提供)作者: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常务理
事,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叶林在闽浙赣苏区担任文化部长期间,在白竹布上画的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漫画,现存于横峰县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