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10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管理经济学中山大学李善民)

信息不对称的市场
一、信息不对称市场的本质
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靠的是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然而价格调节带来效率是有前提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前提就是完全的信息，即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一切作出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然而完全信息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

在现实世界中，信息是不对称的，作为消费者他们无法了解所有商品市场上待售商品的质量和价格情况，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对他们自己的能力和技术比他们的雇主知道得多，而经营者对于企业的成本、竞争地位以及投资机会比企业的所有者知道得多。

信息不对称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下面我们具体加以分析。

（一）不对称信息的含义
不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

假定你以15万元购买了一辆新车并行使了100公里，然后决定售出该小汽车，小汽车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或许仅仅因为你需要钱作其它的事情。

奇怪的是，这样的一辆车通常要比一辆新车价格低20%甚至更多。

也就是说，即使你只行驶了100公里，车也是崭新的，并有一张转让给新车主的保证书，它也许最多卖12万元。

如果你是未来的车主，你自己也许不会支付多于12万元的价钱。

为什么仅仅因为小汽车是二手货，其价值就降低了那么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换一换角度，将你作为未来的买主并想一想你所关心的问题：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辆车要出售?是车主真的改变了他对车的想法呢，还是车有什么问题?或许这车本身就是一个次品。

用过的车之所以比新车售价低得多，是因为对他们的质量存在不对称信息。

旧车的车主对车的了解要比未来的买主多得多。

买主可以请一个技工来检查旧车，但出售旧车的车主对车已有了经验，因而对它更加了解，结果一辆旧车的未来买主总是对它的质量有疑虑，并且这种疑虑是有道理的。

下面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旧车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且我们发现，保险、信贷、甚至就业市场都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

1.旧车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假定有高质量旧车和低质量旧车两种旧汽车，再假定卖方和买方都知道哪一种车是高质量的，哪一种是低质量的。

如图7-1所示。

在图7-1(a)中S H和D H分别表示高质量车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在图7-1(b)中S L和D L分别表示低质量车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在图中S H高于S L，这是因为高质量车的车主更不愿与自己的车分离，从而必须得到更高的价格才愿意出售。

同样，D H高于D L，这是因为买主愿意为高质量的车支付更多的钱。

如图所示，高质量车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低质量车是8万元，每种车出售的数量都是50000辆。

图7-1 次品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旧车的卖主对车的质量比买主要知道得多得多。

我们考虑，如果卖主知道车的质量而买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高质量车和低质量车各占50%的情况下(即各为50000辆)，买主可能会认为他们买到的旧车是高质量车的可能性是50%，因此，在购买时，买主会把所有的车都看作是“中等”质量的。

在图7-1中，对中等质量车的需求用D M表示，它低于D H但高于D L，现在将有较少的高质量车(25000辆)和较多的低质量车(75000辆)售出。

当消费者明白，大多数售出的车(3/4)都是低质量的车时，他们的需求曲线又会进一步移动，意味着，平均来说汽车是中低质量的。

结果需求曲线还将左移，使汽车的组合进一步转向低质量，这一移动会持续下去，直到低质量车全都卖完。

在这一点上，市场价格太低而不能使任何高质量的车进入市场出售，因此，消费者正确地假定，他们购买的任何车都是低质量的，而需求曲线就将是D L。

图7-1的情况是极端的，市场可能在至少有一些高质量的车出售的价格上达到均衡。

但是，高质量车的比例会比消费者在购买前就知道质量的情况下要少。

这就是为什么崭新的、状况良好的二手汽车所能出售的价格比新购买价格低得多的原因。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低质量商品把高质量商品赶出了市场，在经济学上，我们把低质量商品将高质量商品赶出市场的这种情况称之为逆向选择。

2.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什么超过65岁的人几乎难以以任何价格买到医疗保险?老年人得严重疾病的风险比其它年龄的人大得多，为什么保险的价格不上升以反映这一较高的风险呢?原因也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即使是保险公司坚持，所有投保人都要作医疗检查，但购买保险的人对他们自身总的健康情况也要比任何保险公司所希望知道的清楚得多，结果就象旧车那样，出现了逆向选择。

由于不健康的人可能更需要保险，因此不健康的人在被保险人总数中的比例提高了，这迫使保险价格（投保人所交的保险费）上升，从而使那些较健康的人（由于知道自己的低风险），作出不投保的选择，这进一步提高了不健康人的比例，而这又迫使进一步价格上升，如此下去，直到几乎所有想买保险的人都是不健康的人。

在这一点上，出售保险就变得无利可图了。

逆向选择还会在其它方面使保险市场的运作出现问题。

假如一家保险公司想为某一特定事件，例如导致财产损失的车祸提供保险单，它选择一个目标人群——30岁至40岁的男性来推销这种保险单，并且它估计了这一组别中发生事故的概率。

对于这一目标人群中的一些人，发生事故的概率很低，大大低于1%；而对于另一些人，发生事故的概率很高，大大高于1%。

如果保险公司不能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人，它会将保险费建立在所有人的平均水平上，即事故的可能性为1%。

由于人们的信息较多，那些事故可能性低的人会选择不买保险，而另一些事故可能性高的人会购买保险。

这反过来会使保了险的人的事故可能性提高到以上，从而迫使保险公司提高其保险费。

极端地说，只有那些很可能会遭受损失的人才会选择投保，使得保险公司出售保单不可行。

这类市场失灵为政府起作用创造了条件。

对于健康保险，它为赞成医疗照顾方案或其它政府为老年人提供的有关形式的健康保险提供了依据。

通过为所有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保险，政府消除了逆向选择的问题。

3. 信贷市场的不对称信息问题
通过使用信用卡，诈多人借钱而不提供任何抵押品。

大多数信用卡都允许持卡人借入数千元，而许多人都有几张信用卡。

信用卡公司通过对借款余额收利息来赚钱。

但是信用卡公司或银行如何区分高质量借款人(有借有还的人)和低质量的借款人(有借无还的人)呢?显然，借款人对他们会不会偿还要比公司知道得多。

逆向选择问题又一次出现了。

信用卡公司和银行必须对所有的借款人收取同样的利率，这会吸引较多的低质量借款人，迫使利率上升，进一步增加低质量借款人的人数，并进一步迫使利率上升，如此下去，直到所有的借款人都是
低质量的借款人。

事实上，信用卡公司和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利用电脑化的信用史来区分低质量和高质量的借款人，而这种电脑化的信用史是他们之间经常分享的，它们消除或者大大削弱了不对称信息和逆向选择问题，否则的话，这一问题可能使得信贷市场无法运作。

没有这些信用史，即使有信用的人也会发现借钱的代价极其昂贵。

4. 其它市场不对称信息的问题
不对称信息在其它许多市场同样存在。

如零售商店，珍稀邮票、书画、钱币、古董的经纪人，维修工，饭店，装修公司等。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销售者对产品质量的了解都比购买者多得多，除非销售者能够向购买者提供有关产品质量的信息，否则低质量产品和服务就会将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驱逐出去，从而出现市场失灵。

因此，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销售者就极想让消费者相信，他们的质量确实是高的。

在上面的情况下，他们的质量主要是由声誉决定的。

有时候，一项生意要做出声誉来是不可能的，如大多数旅游景点的饭店或旅馆的消费者只在旅游时去一次或几次，因此他们就没有机会做出声誉来，那么这些饭店和旅馆如何对付逆向选择问题呢?一个办法是标准化。

如当你出门旅游时，你可能要求住二星级或三星级酒店，原因就在于同样星级的酒店会有统一的设施和卫生要求。

而其它的当地居民自己开设的旅馆，谁知道会提供什么设施呢?，卫生状况怎样？但是你确实知道你在星级酒店将得到什么服务。

由此可见，在上述这些市场中，声誉和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是对付逆向选择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道德风险与风险分担
1.道德风险
当一方充分保了险，而一家信息有限的保险公司又不能准确地监督他的话，他的行为在购买了保险之后可能改变。

如买了医疗保险的人会让医生多开一些不必要的贵重药品，买了家庭财产盗窃险的人不愿花钱装加固锁；买了火灾险的大楼业主不再费心察看每一层楼的灭火设备是否好齐全。

更广义地说，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可将他们看成是购买了“失业保险”的人)会不急于寻找工作；而吃“大锅饭”的人(可看作买了“就业保险”的人)不愿努力工作。

所有这些行为，如果公司不能有效地监督，它就会发现它的赔偿比预计的要大，这是些行为被称为道德风险或败德行为。

换言之，道德风险是指保险降低了人们避免已保过险的事故的积极性。

道德风险从其名称来看，毕竟是道德范围内的事，无法由法律来对投保人实施强制性约束，在道德风险和犯罪行为之间还是有一条比较明确的界限。

例如为房屋买了火灾险后就不注意防火措施，导致房屋失火，这就是道德风险。

但如果投保人保险后就放火把房屋烧了，这就构成了以获利为目的纵火案，这里纵火犯越过了道德的界限，走向了犯罪。

在有道德风险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可能被迫提高他们的保险费或者干脆拒绝出售保险。

道德风险会加重逆向选择，如果车主在投保后完全放松对车的保护，那么本来失窃率就高的地区案发率会进一步上升，从而加重保险公司的负担。

但两者并不相同，道德风险是由于人为的行为而提高了发生损失的可能性，而逆向选择则是由于投保人分布的偏向性而使保险公司赔偿率超过平均水平。

2. 风险分担
保险公司在制订保险费时，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投保人保险后仍然努力将损失的可能性和损失的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

例如，保险公司希望投保人总是小心保护自己的汽车，检查大楼的消防设施，或生病后仅用一些必要的药品。

显然，如果保险公司提供全额保险时，这样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因为投保后的车主没有动力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即使汽车被盗，保险公司会如数赔偿；买了火灾险的大楼业主也不会有积极性采取防火措施，即使大楼起火，保险公司总会如数赔偿；投保后的病人也会尽量享受医疗服务，甚至可以贿赂医生
给他多开贵重药物，反正由保险公司付钱。

这种种道德风险将使保险公司承担过大的压力。

另一极端是，如果保险公司不提供任何保险，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没有汽车盗窃险，车主会安装贵重的防盗锁；如果没有火险，业主会仔细检查每一层楼的消防设施的完好情况；如果没有健康保险，每个人都会保重身体并在生病时尽量减少医药开支。

总之，如果由个人承担一切风险，他会将努力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但是，没有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也就没有收入，确实想买保险的人也不能用保险来规避风险。

由此看来会出现这样一对矛盾，保险太少意味着人们自己承担过多的风险，而太多的保险又使人们制造出更大的风险。

如果人们减少风险损失的努力是可以观察到的，那么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观察到的信息，根据人们不同的努力程度来规定保险费。

比如，保险公司可根据大楼的防火、灭火设施的完善程度来确定火险费率。

比如在西方国家，保险公司通常对青年人比中年人采取更高的收费标准，因为后者开车时普遍比前车更谨慎。

对于这些比较容易搜寻的信息，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利用，但对于人们的绝大多数行为保险公司是无法观察到的，所以作为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保险公司会提供“不全额”保险，即让投保人承担部分风险，留给投保人一些风险让他们采取谨慎的保护性行为。

当然究竟非全额保险的赔偿费占损失的多大比重，要根据不同险种和不同的风险及防护措施程度来确定。

二、市场信号的作用
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经知道不对称信息将会产生次品问题。

由于卖主对一个商品的质量比买主知道得多，买主会假定质量是低的，从而使价格下降，最终只有低质量商品出售。

我们还看到，政府干预(例如在健康保险市场)或声誉的发展(例如在服务业)如何能减缓这一问题。

我们也发现，在某些市场，卖方向买方发出传递产品质量信息的信号（称为市场信号），通过这种信号来消除或减缓信息的不对称。

我们以劳动市场为例，说明市场信号是如何起作用的。

假设某企业正考虑招聘一些新工人，新的工人(劳动的卖方)对他们能够提供的劳动质量比企业(劳动的买方)知道得多，例如，他们知道自己会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会多么负责任，他们的技术如何，等等。

企业只有在工人被招聘工作了一般时间之后才会了解这些情况，在他们被招聘之前，企业对他们以后的生产能力究竟有多高几乎是不了解的。

企业是否可以先招聘这些工人，然后看他们的工作表现，解聘那些生产率低的工人呢?理论上这是可行的，但这样往往代价很高。

在许多国家，要解聘工作了几个月以上的工人是很困难的，企业不得不提出正当理由或支付解聘费，而且在许多工作岗位上，工人至少在六个月内达不到其潜在的生产能力。

在此之前，可能还需要相当多的在岗训练，对此，企业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

因而企业可能要六个月到一年后才能知道工人的质量。

因此，企业在招聘潜在的雇员之前如果已经知道他们的生产能力，将会非常有益。

企业在招聘工人之前能够考察哪些特征来获得人们生产率的信息呢?潜在的雇员能不能传递他们的生产率信息呢?在就业面试时穿着整齐或许能传递某些信息，但是即使是没有生产能力的人有时也会为了一份工作而穿得整齐，因而穿着整齐是一个弱信号，它对区别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的人并不起什么作用。

一个信号要强烈，就必须使高生产率的人比低生产率的人更容易区别，从而高生产率的人更愿意给出这个信号。

教育是劳动市场的一个强信号，一个人的教育水平能够通过几方面来衡量：受教育的年数，获得的学位，授予学位的大学或学院的声誉，这个人的平均成绩等等。

当然教育能够通过提供对工作有益的信息、技艺和一般知识，来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一个人的生产率。

即使教育并不提高一个人的生产率，它仍能成为生产率的有用信号，因为生产率较高的人会发现得到高水平的教育比较容易。

因此生产率较高的人更有可能得到高水平的教育，来向企业发出他们生产率的信号，并由此获得工资较高的工作，而企业把教育看作生产率的信号也是正确
的。

要理解劳动市场上信号的作用，我们以一个简单模型为例。

假定有高生产率工人(甲组)和低生产率工人(乙组)，高生产率的平均和边际产出为2，低生产率工人的平均和边际产出为1。

工人将被竞争性企业使用，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的销售额为10000元，并且他们预期每个工人的平均工作年限为10年，我们假定一半的工人在甲组，另一半在乙组，从而所有工人的平均生产率为，预期从甲组工人得到的收益为200000元(20000元/年×10年)，而从乙组工人得到的收益为100000元(10000元/年×10年)。

如果企业能识别每人的生产率，它们就会向工人提供与他们的边际收益产量相等的工资，甲组的工人每年20000元，乙组的人每年10000元。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不能在招聘工人之前识别每人的生产率，他们就会向所有的工人支付等于他们平均生产率的年工资15000元。

这样，乙组的人就会以甲组的人为代价多挣5000元。

下面我们考虑教育作为信号的作用，假定教育的所有特征都能概括在代表较高教育年数的指标Y 中，所有的教育都有成本，教育水平Y 越高，成本也越高。

这个成本包括学费和书籍费、放弃工资的机会成本，以及必须努力学习得到好分数的心理成本。

重要的是，低生产率组别的教育成本要比高生产率组别高。

理由是：①低生产率工人可能不那么勤奋学习；②低生产率工人通过学习来取得进步可能较慢。

假定甲组的人获得教育水平Y 的成本为： C 甲(Y)=20 000Y 元
而乙组的成本是：
C 乙(Y)=40 000Y 元
现在假定(为了简单起见并强调信号的重要性)教育对提高一个人的生产率没有任何作用，它唯一的价值就是作为一个信号起作用。

并且假定企业使用的决策规则是：任何受教育
水平达到成高于Y *的人都作为甲组人的并给予20000元的工资；任何受教育水平低于Y *的人
都作为乙组的人并给予10000元的工资。

企业所选事实上的特定水平Y *是任意的，但是要使
这一决策规则成为均衡的一部分，企业必须能正确认识人们，否则企业就会改变规则。

我们用图7-2来说明。

教育的收益B(Y)是工资的增加，它是与每一教育水平相关的。

我们看到一开始B(Y)是O ，它代表没有接受任何大学教育的工人可以获得10年100000元的基
本收入。

但是当教育水平达到成高于Y *时，B(Y)跳到了100000元。

图7-2 教育的信号作用
显然一个人接受多少教学应该在无教育(Y=0)和教育水平为Y *之间选择。

因为任何教育
水平低于Y *时得到的都是一样的100000元的基本收入。

因此接受高于0但低于Y *的教育等
于没有收益。

同样接受高于Y *的教育水平也没有收益，因为Y *足以使人享受较高的200000
元的总收入。

在决定接受多少教育时，人们将教育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每一组别的人都进行如下
的成本—收益计算：如果收益(即收入的增加)至少与这一教育的成本一样大，就接受教育水平Y*。

对于两个组来说，收益都是100000元然而两组的成本不同，甲组的成本只有20000Y 元，而对于乙组，成本则为40000Y元。

因此只要有：
100000元＞20000 Y* 或Y*＜5
甲组的人就会接受教育水平。

100000元＜40000 Y* 或Y*＞
乙组的人就不会接受教育，而只有
由此可见，Y*在～5之间，就形成了均衡。

假定Y*为4年，则甲组的人觉得教育并不值得，从而不会接受任何教育，而乙组的人会觉得受教育值得，从而会接受4年的教育。

现在，当一家企业面试没有受大学教育的候选人时，它正确地假设他们的生产率高，从而他们的工资应当是20000元。

由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高生产率的人会用接受大学教育来发出他们生产率的信号，而企业也会读出这一信号并向他们提供较高的工资。

这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教育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使企业能够根据生产率挑选工人，即使教育对提高工人生产率不起任何作用，某些工人(那些具有高生产率的)也将会获得大学教育。

这些工人只是想要证明他们是高生产率的，因此他们用接受教育来发出一个信号。

当然现实生活中，教育提供了有用的知识并提高一个人的基本生产率。

但是教育也起到了信号的功能。

例如许多企业坚持一个未来的经理具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里的一个理由是工商管理硕士学习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财务学和其它有用的课程。

但还有第二个理由，完成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需要智力、纪律和勤奋，而具有这一些品质的人必定会有更高的生产率。

教育在劳动市场上作为信号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其它市场(如产品市场)上，以什么来作为信号呢?保证和保证书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保证和保证书有效地发出了产品质量的信号，因为一项内容广泛的保证书对低质量产品的生产者来说要比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者成本更高，由于低质量产品需要更多的维修服务，而这这些维修的费用将由生产者支付，所以增加了低质量产品生产者的成本。

结果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低质量产品的生产者就不会提供内容广泛的保证书，消费者因此正确地把一项内容广泛的保证书看作为高质量的信号，并愿意为提供保证书的产品支付较多的钱。

三、委托—代理理论
当一个人(代理人)为另一个人或机构(委托人)工作，而工作的成果同时取决于代理人投入的努力和不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客观因素，且两种因素对委托人来说无法区分时，就会产生代理人的“败德行为”，如偷懒、偷工减料等，这就是委托—代理问题。

在我们的例子中，经理和工人是代理人，所有者是委托人，因此委托—代理问题就是经理可能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甚至不惜以所有者获得较低的利润为代价。

代理问题在我们的社会广泛存在。

例如医生作为医院的代理人进行服务，这样一来他就可能挑选病人，并根据个人的偏好而不一定是医院的目标来看病，同样物业管理公司的经理可能并不按照业主要求的那样去保养物业。

下面我们分别分析私人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一）私人企业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在大公司中单个家庭或机构可能仅拥有10%左右的股份，股权的分散化，使大多数大公司由经理阶层控制。

大多数股东都缺乏公司经理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所以所有者或他们的代表的一个作用就是监督经理的行为。

但是监督是有成本的，特别是对个人来说，搜集和使用信息的代价都是很昂贵的。

这样私人企业的经理就可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如经理们更关心增长而不是利润本身，因为较快的增长和较大的市场份额提供了较多的现金流量，这使经理们能够享受更多的额外津贴；也可能经理们不强调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更关心从工作中得到的效用，如他们控制公司的权力扩大，能得到更好的办公条件、附加利益和额外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