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禮記釋文校勘記》考論

阮元《禮記釋文校勘記》考論※
井超
内容摘要《禮記釋文校勘記》，阮元囑洪震煊作，版本主要有文選樓本和《清經解》本。

對此兩本加以比勘，可知文選樓本優於《清經解》本。

盧宣旬負責整理刊刻《禮記注疏》，對《禮記釋文》進行了部分改動，但未出校；也並没有像《禮記注疏校勘記》那樣，將《禮記釋文校勘記》進行摘録而附於每卷之後；其所作改動與《禮記釋文校勘記》也没有必然關係。

盧宣旬之所以不利用《禮記釋文校勘記》，主要是因爲其撰作初衷、内容、體例等與十行本有較大距離，盧宣旬難以吸收利用。

關鍵詞阮元盧宣旬《禮記釋文校勘記》《禮記注疏》
陸德明《經典釋文》版本大致可分爲三個系統:一是單行本系統，①如《通志堂經解》所收之本;一是附於各經書之後的版本系統，如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注》後即附《禮記釋文》四卷;一是將《經典釋文》打散附於經注之下的附《釋文》本系統,如阮校所稱的“十行附釋音本”。

清代學者對《經典釋文》評價很高，②清傳刻本除了徐乾學《通志堂經解》本外，盧
※本文爲2016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後期資助項目"《禮記注疏校勘記》整理與研究”(16JHQ046)、南京師範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選題資助計劃(YXXT16_002)階段成果。

① 單行本系統中，清代學者對葉林宗影寫本非常重視，比如阮元《禮記釋文校勘記》四百四十條校勘記中，有三百多次提到"葉本”。

葉本是葉林宗在明末根據錢謙益絳雲樓藏宋刊本影抄的，原本已焚，故葉本是清代學者所能見到的最古之本。

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宋刻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原藏清内府，清代諸儒未得寓目。

② 比如盧文弨在《重雕經典釋文緣起》一文中，詳細説明了其整理刊刻《經典釋文》的原因。

在論及《經典釋文》的重要性時，他説：“余念此書闢經訓之菑畲，導後人以塗徑，洗專己守殘之陋，匯博學詳説之資，先儒之精藴賴以留，俗本之譌文賴以正，實天地間不可無之書也。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4頁)阮元在《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中言道：“昔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慮舊籍散失，撰《經典釋文》一書，凡漢、晋以來各本之異同，師承之源委，莫不兼收並載，凡唐以前諸經舊本賴以不墜。

臣撰是書，竊仿其意，連年校改方畢。

”(阮元：《揅經室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79册，第185頁)盧文弨和阮元都對《經典釋文》不吝贊美之辭，阮元更是將自己主持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與《經典釋文》相比附。

文弨抱經堂也刻有《經典釋文》，何煌、惠棟、江聲、葉萬、段玉裁等清代學者也對《經典釋文》進行過校勘。

清儒對《經典釋文》可謂用力甚勤。

①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所附的二十五卷《釋文校勘記》，拾遺訂誤，是對《經典釋文》校勘整理的力作。

雖然有的學者如顧廣圻等對其頗有微詞，②但其校勘整理之功不可磨滅。

僅就《禮記釋文校勘記》來看,其成書、版本以及與中華本的關係等,都值得關注。

—阮元《禮記釋文校勘記》的成書與版本
（一）阮元《禮記釋文校勘記》的成書
《禮記釋文校勘記》四卷，阮元囑洪震煊作。

③洪震煊（1770-1815）,字百里，一字檆堂，浙江臨海人。

④兄坤煊、頤煊,《清史稿》皆有傳。

震煊年輕時刻苦好學，後來因治經與兄洪頤煊同受阮元賞識，兄弟二人同爲學使，校《經籍籑詁》。

據陳鴻森先生考證，洪震煊參與了“分籍纂訓,依韻歸字”及《補遺》的工作。

⑤他們工作期間與臧庸、丁杰晨夕辨難，臧庸對二人贊賞有加，曾説:“大洪淵博，小洪精鋭，兩君之卓識，吾不及也。

”除治經外，他還精通《選》學，負有詩才，擅寫楷書。

洪震煊性情孤介，嘗言“讀書貴自得，何以名爲”，故而撰述不多。

⑥著有《夏小正疏義》、《檆堂詩鈔》、《石鼓文考異》等。

① 參見萬獻初《〈經典釋文〉研究綜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5年第1期；黄焯《經典釋文彙校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4頁。

② 顧廣圻在其所臨的臧在東校本《經典釋文》中寫有相當數量的跋語，散見卷首及其他位置，其中卷首跋文曰：“余嘗言近日此書有三厄，盧抱經重刻本所改多誤，一厄也;段茂堂據葉鈔更校，屬其役於庸妄人，舛駮脱漏，均所不免，二厄也；阮雲臺辦一書曰《考證》，以不識一字之某人臨段本爲據，蹖駮錯誤，不計其數，三厄也。

彼三種書行於天壤間一日，則陸氏之真面目晦盲否塞一日，計惟有購葉鈔原本重加精雕，而雲霧庶幾一掃，其厄或可救也。

余無其力，識於此以待愛惜古人者。

澗薲居士書。

”（顧廣圻：《顧千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67-268頁）顧廣圻認爲盧文弨、段玉裁、阮元對《經典釋文》的校刻都存在不少問題，惟有通過購葉鈔本並重新加以精校精雕，才能掃清這些問題。

顧氏囿於門户之見，難免有言過其實之嫌，但也指出了三家的問題。

然而他攻擊阮元時説“以不識一字之某人臨段本爲據”，實際上是暗指何夢華所選底本不當。

但各經校勘所用底本並不一致,顧氏此説有以偏概全之嫌。

③ 阮元説：“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元舊校本及新得各本，考其異同，元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别爲四卷。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227頁）據此可知，《禮記釋文校勘記》當是阮元囑洪震煊作。

④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86頁。

⑤ 陳鴻森：《阮元〈經籍籑詁〉纂修考》，《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4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7-264頁。

⑥ 據洪頤煊《筠軒文鈔》卷八之《昆季别傳》，《叢書集成續編》本，第133册，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第674頁。

嘉慶六年（1801）初,阮元於浙江召集人陸續開始《十三經注疏》校勘工作。

工作地點開始在杭州紫陽書院,後遷移到西湖畔孤山南麓新建的詁經精舍。

①據《阮元年譜》載，阮元於嘉慶六年初立詁經精舍。

爲浙江學政時，阮元就曾召集諸生編輯《經籍籑詁》一書，至此又於故地立詁經精舍，選兩浙學古的書生在其中讀書。

主講孫星衍撰《詁經精舍題名碑記》，洪震煊名列其中。

②
洪震煊當時分任《經籍籑詁補遺》的部分工作,陳鴻森先生《阮元〈經籍籑詁>纂修考》一文曰：
蓋嘉慶六年正月，阮元復延顧千里、臧鏞堂、李銳等，分纂《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其中洪震煊分纂《禮記注疏》，嚴杰分任《左傳注疏》、《孝經注疏》，孫同元 分纂《論語注疏》。

此三人同時參與《補遺》之分纂、編韻工作，是必《補遺》成稿後，三人乃得悉力校勘《注疏》。

③
據《阮元年譜》載,嘉慶六年四月《經籍籑詁補遺》成。

故洪震煊至少在嘉慶六年四月《補遺》稿成後,才得以全力校勘《禮記注疏》o而《禮記釋文》的校勘，時間更晚，當在完成《禮記注疏校勘記》之後。

④
《禮記釋文校勘記》共四百四十條，以通志堂刻《經典釋文•禮記釋音》爲底本，⑤ 以葉林宗影寫宋本、撫州公使庫本爲對校本,同時參以經本（唐石經）、經注本（岳本）、注疏本（十行本,閩、監、毛本）、校本（盧文弨校本、段玉裁校本）等,詳加校勘,列各本異同,並按斷是非。

阮元校勘《十三經》的釋音，各經所用底本並不一致,比如《毛詩釋文校勘記》校勘底本用何夢華臨段玉裁校本,而《禮記釋文校勘記》校勘底本則用通志堂本，其中涉及問題相當複雜，牽涉面較廣，由於精力有限，不再展開論述。

但需知大部分經書是以單行本《經典釋文》爲校勘底本的。

而阮元對釋音進行校勘的目的是爲重刻“宋本《十三
①詳細資料請參考關口順撰，水上雅晴譯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略説》，《經典與校勘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6-232頁。

②詳細資料請參考張鑑等撰《阮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41-43頁。

③ 《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4輯，第258頁。

④《禮記釋文校勘記》有引用《禮記注疏校勘記》及《春秋左傳釋文校勘記》的情况，可知其撰作時間當在《禮記注疏校勘記》後，甚至要晚於《春秋左傳釋文校勘記》。

⑤阮元在《引據各本目録》中列了三種《禮記釋文》：通志堂本（《經典釋文•禮記音義》）、葉本（明葉林宗影寫宋本）和撫州公使庫本（宋淳熙四年刊本）。

並未説明《釋文》是以何本爲底本，何本爲參校本。

根據《禮記釋文校勘記》來看，“葉本”（或稱“葉抄本”）、“撫本”（或稱“撫州公使庫本”）在校語中多次出現，“此本”兩字在校語中出現了58次，而“通志堂本”在校語中一次未出現，可見“通志堂本”就是“此本”，即底本。

經》”提供校勘依據，所以很多校勘記的落脚點都在十行本上。

《禮記釋文校勘記》中有二百零六條提到了十行本。

這些校勘記或言其同，或列其異，或斥其誤，反映了十行本的情况,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可惜在刊刻《十三經注疏》時，除《周易》外，盧宣旬未吸收《釋文校勘記》的成果。

（二）阮元《禮記釋文校勘記》的版本
盧宣旬在摘録整理《禮記校勘記》時，只摘録了《注疏校勘記》，未附《釋文校勘記》。

因此,《禮記釋文校勘記》僅保留在了單行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中。

單行本《校勘記》，目前比較容易見到的是《續修四庫全書》影印的南京圖書館藏文選樓刻本（下簡稱“文選樓本”）以及《清經解》所收的版本（下簡稱“《經解》本”）。

文選樓本雖非最早刻本，但是當是最早正式刊印的版本。

①而嘉慶二十一年阮元進呈皇帝御覽的版本，在早期版本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改動，改動了少許文字，增删了部分條目。

《清經解》所刻以進呈本爲依據。

②因此，文選樓本和《經解》本是兩個最具代表性的版本。

二者差異值得深入研究。

筆者以文選樓本爲底本，以《經解》本爲對校本,核之通志堂刻《經典釋文》、撫州本《禮記釋文》等，對《禮記釋文校勘記》進行點校整理，並寫有校勘記。

根據校勘結果統計，兩個單行本間有三十六處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幾類問題：
1.文選樓木不誤,《經解》木顯誤
（1）缺筆作矽:《經解》本“矽”作“敬”,非也。

③（《曲禮》第一）
（2）撫本暝作瞑:“瞑”，《經解》本作“暝”，非也。

撫本作“瞑”。

（《曲禮》第一）（3）季冬婺女:《經解》本脱“季”字。

通志堂本作“季冬婺女”。

（《月令》第六）
（4）宫縣:《經解》本“宫”訛作“官”。

（《郊特牲》第十一）
以上所反映的《經解》本中的問題，皆爲顯而易見的錯誤,類似錯誤尚有八處。

《經解》本負責刊刻者校勘不精恐怕是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

然而，《經解》本《禮記注疏校勘記》這類問題較少，可見對《釋文校勘記》的重視不足也當是出現這麽多低級錯誤的原因之一。

①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最早刊本當如《阮元年譜》所稱，刊成於嘉慶十一年十月，此本無段玉裁《序》，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一套，參看關口順撰，水上雅晴譯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略説》，第221-235頁。

文選樓本首有段玉裁《序》，標有“嘉慶戊辰酉月”。

筆者推測，雖爲同版，後者方爲正式刊印本。

② 詳細論證，請參井超《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15年碩士論文，王鍔教授指導。

③ 此爲筆者所撰"《禮記釋文校勘記》校勘記”，冒號前爲文選樓本校勘記原文，冒號後爲筆者校語。

本部分之例皆仿此。

2.文選樓本不誤,《經解》木誤改
(1)四皓:《經解》本“皓”作“皓”，通志堂本作“皓”，文選樓本不誤。

(《曲禮》第一)
(2)漱口之漱:《經解》本二“漱”字並作“嗽”。

此條校記云“从水欶聲”，故字當作“漱”。

(《曲禮》第一)
(3)相瀐O葉本瀐作懺非也:二“瀐”字，《經解》本作“瀸”；“懺”，《經解》本作“懺”。

通志堂本作“相瀐”。

“瀸”、“懺”正字,“瀐”、“懺”俗字。

(《曲禮下》第二)
(4)字在血部：《經解》本“血”作“四”，非也。

按《五經文字》罒部有“羈”字，且罒部下注云：“《説文》作’网’，今依《石經》作’罒’，凡從’罒’放此。

非從四，四從口，中八，與’罒’不同。

”《經解》本非也。

(《檀弓下》第四)
以上所列四處問題，皆爲《經解》本誤改所致，類似問題還有十處。

錯誤條目約占總條目的3.2%。

第一類錯誤尚有迹可循，而此類錯誤必須校對原本才能解决。

《經解》本的刊刻者不甚用心是主觀原因，而客觀原因則在于《禮記釋文校勘記》的校勘過於細緻，刊刻時稍有不慎便會出錯。

《經典釋文-禮記音義》本就是具有校勘記性質的書，洪震煊對其進行校勘，則是“校勘記之校勘記”。

因此，洪震煊的出校極爲詳細，像“扌”和“木”，“己”、“巳”、“已”這類在《禮記注疏校勘記》中明言不出校的字,《禮記釋文校勘記》不厭其煩,多予以出校。

我們欽佩洪震煊這種客觀審慎的態度,但實際上這類校勘記是無謂的。

3.乂選樓木誤,《經解》本改
(1)葉本警字缺筆作警:“警”,文選樓本誤作“警”，《經解》本不誤。

(《曲禮》第一)
(2)从支非是:《經解》本如此，文選樓本“支”作“支”，非也。

(《曲禮下》第二)
(3)孫蔑:《經解》本“蔑”作“蔑”，後“葉本蔑”之“蔑”亦同。

通志堂本作“孫蔑”。

此校勘語乃校者誤寫，不當以意改之，《經解》本非也。

(《檀弓》第三)
(4)撫本葉本作螂:《經解》本“螂”作“卿”。

撫本作“卿”,與《石經》同,校記此處有誤。

(《王制》第五)
以上四例，第(1)、(2)例文選樓本有誤，《經解》本做了改動，所改不誤。

第(3)、(4)例是洪震煊校勘時由於一時疏忽所致的錯誤,文選樓本有誤,《經解》本摘録時意識到了這兩處的問題，並作了修改，但皆是以意誤改。

4.乂選樓木誤,《經解》本沿誤
(1)撫本密作密:文選樓本、《經解》本如此。

撫本“密”作“客”，校記此處有誤。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此條校勘記，校語云“撫本密作密”，顯然後一“密”字是誤字，查撫本當作“密”。

文選樓本誤，《經解》本沿誤。

從以上對《禮記釋文校勘記》兩版本間的四類問題的分析可知：文選樓本不誤,《經解》本訛誤的有二十六處;文選樓本誤，《經解》本誤改或沿誤的有三處;文選樓本誤，《經解》本改正的有二處。

《經解》本錯誤條數約占校勘記總數的6.6%,而《經解》本改正文選樓本錯誤的條數只占總數的0.45%。

相較之下,文選樓本更佳，《經解》本問題較多。

二中華本與《禮記釋文校勘記》關係探究
盧宣旬負責整理刊刻的《十三經注疏》，《周易音義》单独成卷，刻於《周易注疏》之後,並附有《周易釋文校勘記》；《儀禮注疏》、《論語注疏》、《孝經注疏》未附释音;元十行本《孟子注疏解經》本無釋音，盧亦未刊。

①其餘八經皆於經注之下附有釋音，② 但都没有校勘記。

阮刻《附釋音禮記注疏》未直接摘録《禮記釋文校勘記》，那麽散於經、注下的《禮記釋文》中有没有間接吸收《禮記釋文校勘記》成果呢？帶著這樣的疑惑，我們選取《禮記釋文校勘記》中十六處直言十行本之非的校勘記，同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的阮刻《禮記注疏》（以下簡稱“中華本”）相應的《禮記釋文》進行核對，以期判明二者之間的關係。

（一）校勘記指出十行本誤，中華本《釋文》沿誤之例
1.不辭辭不受也o葉本細注“辭”作“辤”。

o按《説文》正作“辤”，葉抄是也。

③ （《曲禮》第一）
超按:據校記按語，小字“辭”當作“辤”，中華本仍作“辭”。

2.暝O撫本“暝”作“瞑”，十行本同。

按“闇暝”字當從日是。

O按依《説文》當作“冥”，從日六從冖。

① 阮元有《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曰：“《孟子》則取通志堂《音義》，以孔繼涵微波榭本、韓岱雲本、盧文弨本附校於後。

”（《宋本十三經注疏並經典釋文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80册，第287頁。

）
② 此八經中，除《爾雅》外，《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左傳》、《穀梁傳》、《公羊傳》等七經所附皆爲陸德明之《經典釋文》。

元十行本《爾雅》所附釋音，張麗娟先生認爲：“《爾雅》散入釋音，但主要爲直音，當爲宋人所爲，其内容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不同。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87頁）而阮刻本《爾雅注疏》所附釋音，與元十行本一致。

故阮刻《爾雅注疏》之釋音内容不同於陸德明《經典釋文》。

王鍔先生作有《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考略—
—以〈禮記注疏〉爲例》（未刊本），對此問題有詳細闡述。

阮元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其校《爾雅釋文》，不以注疏本爲本，而是取陸德明《爾雅音義》校勘，成《爾雅釋文校勘記》。

③ “O”後爲校勘記，“O”前分兩部分：空格前爲《禮記釋文》出文，空格後爲《禮記釋文》釋文。

超按:依校記，從日爲是，中華本仍從目作“瞑”。

（《曲禮》第一）
3.酳又仕覲反嗽口也。

O撫本“仕”作“士”，十行本及岳本並同。

葉本“嗽”作“漱”，岳本同。

撫本作“嗽”，十行本同。

O按“漱口”之“漱”从水欶聲。

超按:據按語,當從葉本作“漱”，中華本仍作“嗽”。

（《曲禮》第一）
4.捼沈耳隹反O撫本“隹”作“佳”，十行本同，岳本亦作“隹”。

O按作“隹”是。

（《曲禮》第一）
超按:校記明言作“隹”是，中華本仍沿十行本之誤作“佳”。

5.爲繠徐而媿反O葉本“媿”作“辟”，撫本作“婢”，十行本亦作“媿”，與此本同。

O按作“婢”是也,“媿”、“辟”皆誤。

（《曲禮》第一）
超按:據按語,當作“婢”，中華本仍作“媿”。

6.夾之本又作挾O葉本“挾”作“狹”，撫本作“俠”，十行本同。

O按《集韻》“夾”、“挾”並列,此本“挾”字是。

（《檀弓》第三）
超按:校記云“此本’挾'字是”，中華本仍作“俠”。

7.執度度地下大洛反O葉本“洛”作“各”是也,十行本及岳本並作“洛”。

（《王制》第五）
超按:依校記當作“各”，中華本作“洛”。

8.匏竹竹篪笛也O撫本同，是也。

葉本“篪”作“箎”，十行本同。

（《郊特牲》第十一）
超按:校記云撫本是,則當作“篪”，中華本仍作“箎”。

9.輠又胡管反迴也O十行本同,葉本“迴”作“回”是也。

（《雜記下》第二十一）
超按:校記云“作’回’是也”，中華本仍作“迴”。

以上九條校勘記皆指出了十行本的問題，並説明應當作某字，而中華本仍沿十行本之誤,未進行改正,也就是説盧宣旬没有吸收《禮記釋文校勘記》的成果。

（二）校勘記言十行本誤，中華本《釋文》有改動之例
1.曰耆賀場云o葉本“場”作“揚”，十行本同，閩本以下改從“場”。

o按葉抄非也，賀場字德璉，《南史》有傳。

（《曲禮》第一）
超按:元十行本作“揚”，中華本改作“場”,當是盧宣旬根據習慣用法而改。

2.趨隅本又作走O葉本“走”作“走”,十行本作“楚”,閩本同，監本以下改從“走”。

o按《説文》作“走”，經典相承作“走”。

“產”，誤字也。

（《曲禮》第一）按:中華本改作“走”，與十行本異，當是盧宣旬根據習慣用法而改。

3.鞮屨鞮屨屨無絢O葉本“無絢”作“音句”。

按此亦葉本誤也。

十行本作“屨綬絢”，“絢”字不誤，惟“無”字誤作“綬”耳。

假如葉本爲“屨”字作音，何須又出“鞮
屨”二字？（《曲禮下》第二）
超按:元十行本作“鞮屨屨綬絢”，中華本作“鞮屨屨無絢”，與十行本不同。

注云“鞮屨，無絢之菲也”，疏云“’鞮屨’者，謂無絢飾屨也。

屨以絢爲飾，凶，故無絢也”，注、疏皆言“無絢”，盧宣旬或是據此而改。

4.大夫與士肄本又作肆O撫本大字“肄”作“肆”，小注“肆”作“肄”。

十行本作“肄，本又作肄”，下“肄”字與撫本同。

（《曲禮下》第二）
超按：中華本作“肆，本又作’肄’”，與十行本不同。

“肄，本又作肄”顯有一“肄”字是誤字,校勘記未明言當從何本，盧宣旬改前一“肄”字,與撫本同。

5.填池依注音奠徐盧王並如字O十行本同，盧校“徐”改“徹”是也。

（《檀弓》第三）
超按:元十行本作“奠盧”，中華本作“奠徹”。

此《釋文》云“依注音奠徹”，注云“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盧宣旬當據此而改。

6.莅視本或作涖O葉本“涖”作“莅”，十行本同。

按當作“涖”。

（《文王世子》第八）
超按:依校記當作“莅視本或作涖”。

中華本作“涖視本或作莅”，與十行本不同。

注云“涖,視也”，則大字當作“涖視”，盧宣旬當據此而改。

7.語説徐始鋭反O撫本、葉本作“鋭”，岳本同。

此本“鋭”誤“説”，十行本同。

（《文王世子》第八）
超按:元十行本作“始説”，中華本作“始鋭”，與十行本不同。

以上七例中,校勘記皆説明十行本的問題，並指出何者爲是。

中華本有六處與校勘記的修改意見相符合,一處不相符。

而在六個相合的例子中，有三例當是根據注、疏文本所改,有二例當是根據習慣用法而改，只有第四例，可能是盧宣旬根據《禮記釋文校勘記》而改，而《禮記注疏校勘記》中也有一條與此相關的校勘記:請肄簡諒: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請肆”云：“本又作‘肄’。

”①“大夫與士肄”與“請肄簡諒”之“肄”，鄭玄皆注云“肄，習也”，所以也有可能是盧宣旬據《禮記注疏校勘記》而改，難以下定論。

另外,我們通過以上七例可以看出,盧宣旬是對《禮記釋文》進行過改動的,並且我們無法看出盧宣旬所作的改動同《禮記釋文校勘記》之間有必然關係。

再聯繫前面“校勘記言十行本誤,中華本《釋文》沿誤”的九條例證，我們認爲，盧宣旬在整理刊刻《禮記釋文》時,可能並未參考《禮記釋文校勘記》，只是在遇到明顯不通之例時，他會
①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1472頁
根據文意或者其他版本加以改正,且不出校語。

總體來説,盧宣旬在整理《禮記釋文》時,對《禮記釋文校勘記》的重視不足,基本没有吸收《禮記釋文校勘記》的成果。

然而盧宣旬又根據上下文意，對《禮記釋文》作了一定的修改，皆徑改不出校，其中有同《禮記釋文校勘記》暗合處，但没有直接的證據表明盧宣旬參考了《禮記釋文校勘記》。

三《禮記釋文校勘記》未被吸收原因探析
盧宣旬對《禮記釋文》的處理，違背了阮元的校勘原則。

阮元在《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中有言：
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於誤字之旁，而别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捭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

①
阮元的説法體現了其校勘思想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即“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他主張即使知道底本有誤的地方也不能輕易改動，而是保留原貌，出校説明。

乾嘉學者如盧文弨、顧廣圻等都持這種審慎的態度，顧廣圻甚至提出“不校而校”的主張，這是乾嘉考據之學的基本態度，也是他們備受重視的重要原因。

盧宣旬在處理經、注、疏的時候，雖然也有底本改字的情况，但是大體上還是符合阮元思想主張的。

而《禮記釋文》部分則出現了大量不出校記而直接改正的情况，與阮元的思想大相徑庭。

盧宣旬爲什麽没有吸收《禮記釋文校勘記》的成果？筆者認爲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一）由阮元作《禮記釋文校勘記》的初衷决定
文選樓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前有一篇《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以下簡稱《凡例》），其於《經典釋文》的校勘曰：
《經典釋文》明代無單行之本。

崇禎間，震澤葉林宗仿明閣本影寫一部。

國朝徐乾學取以刻入《通志堂經解》，盧文弨又刻之《抱經堂》，雖皆據原書訂正，亦或是非互易，棄瑜録瑕。

今仍取原書以校徐、盧兩刻，拾遺訂誤，分配各經。

《孟子》則取通志堂《音義》，以孔繼涵微波榭本、韓岱雲本、盧文弨本附校於後。

②
① 阮元：《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620頁
②《宋本十三經注疏並經典釋文勘記》，第2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