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泽将军回忆录（一）

康泽自述
在蒋介石心目中，两个特务首领康泽（兆民）与戴笠（雨农）同等重要，康泽有头脑、有文才，甚至在戴笠之上。

但海内外只知有戴笠（有关戴笠的书多如雨后春笋），不知有康泽（康泽的故事殊少见诸文字）。

承姚孔行先生提供这篇得来不易的「康泽自述」，且看康泽被俘后亲笔所写的回忆录，许多不为人知的政治秘辛也跃然而出。

家世与入黄埔的经过
我在安岳中学毕业时，希望继续升学，作种种努力，企图打破家庭经济的因难。

我的父亲在我进中学第一年的下半年得病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小的妹妹和弟弟，一年只有几斗谷子的收入，全靠我母亲自己种几块土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我之所以能在中学免于辍学，是我学校的先生看到我父亲去世后的因难情形，答应代我筹集学食费，鼓励我「安心继续读书」。

自此，从中学第二学期以后，我奋力学习，每个学期都考第一，我的学费免了，只需要我的几位先生和几位同学替我筹集食费和书籍费了。

我在中学是这样读毕业的。

我在中学读毕业后，无力进自费的学校。

我的朋友李杲（黄埔一期，安岳县人，并且有点亲戚关系）写信告诉我，黄埔军官学校是公费，是一个革命的学校，毕业时间是半年到一年，里面分步兵科、工兵科，陆续还要增设炮兵科、骑兵科，里面聘有俄国顾问。

学生成绩好的，将来还要送到俄国或日本去留学。

对于革命，我只是在中学图书馆里看到从广东寄来的「陈炯明叛国史」、「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书籍。

看到「宣言」上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十分赞成，并感到兴奋。

我接到李杲这封信，引起我的向往。

我决心到黄埔去。

李杲告我投考黄埔要请国民党的人介绍，可找本县省参议员田履丰，由他转请熊克武作介绍人。

我约好了同班毕业的黄明宣、陈芳福、安汝毅、王少祥、康庄、姚光熙、李定等七人，他们愿意一道去。

我的旅费是我在安岳的先生和同学资助的。

我们一行八人，于民国十三年阴历十二月分路启程，姚光熙等四人，到湖南常德见熊克武取介绍信，我和其余三个人一直到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听说黄埔军校考期已经截止了，心里十分焦急。

李杲来信说，黄埔第三期的考期虽然已经过了，还有补考的机会。

我和姚光熙立即到了广州，进了黄埔学兵队去等补考的机会。

学兵队的营房在校本部左后方的操场，是一个用蒲叶竹架搭盖的临时房子，颇为简陋。

办了报到手续之后，当天就脱下便衣，穿上军衣了。

开始虽然感到不惯，尤其是连续若干天都是稍息、立正；立正、稍息；正步、跑步；跑步、正步；操得两腿疼痛，解大手都屈不下去，但为了想要当黄埔学生，也就决心坚持下去。

我们同道的七个人，都先后进了学兵队了。

黄埔十个月对革命的印象
我进学兵队的时间，是在民国十四年二月，进了学兵队以后，受新兵训练。

在学兵队一共住了两个多月，学校举行了第三期入伍生的补考，我们队上很多都被录取了，我们同行的
七个人，也全被录取了。

编为第三期入伍生第十连，接着就参加解决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作战，我们第十连的任务是守虎门并监视驻在太平圩的桂军刘天春师。

杨、刘主力在广东省城被完全解决后，在太平圩的刘天春师就被改编了。

我当时觉得，学生军很光荣。

杨、刘解决后，我们就被调回学校上课了。

不久沙基惨案发生，又不久廖仲恺先生被刺，接着解决粤军许崇智部。

当时学校里面的空气和我个人的思想，认为只有黄埔是真正革命的，其余部队都是假革命，都应该一个一个把它完全解决。

在这以后，学校里举行升学考试。

经过考试后，由入伍生升为第三期学生，重行编组。

我被编在步兵第七队，后来又改为第五队。

十月，那时我们这一队仍然驻在虎门。

队上公布学校里考取留俄学生办法，并征求大家志愿报名，我当时报了名，并照所规定的时间回到校本部去参加考试。

考试分体格检查、笔试和口试。

笔试的科目有：国文、数学、外国文、常识。

不久接到通知我被录取了。

我们第七队被录取的共七名。

此时我们这一队又调回校本部，照常授课。

我们被录取的人，就分别开始作出国的准备了。

这是民国十四年十一月的时候。

我在黄埔由学兵、入伍生到学生，共住了十个月左右，获得的观感：对于黄埔军校的环境和设施
这个学校原来是一个海军学校的旧址，位于黄埔岛上，大门外即是轮船码头，校门外围墙上，校门内壁头上，均用白底黑字写有标语。

这些标语，或摘录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或从头至尾写的是对外政策及对内政策。

有些白布长幅标语，时常更换，有时增加。

我现在还记得的有两条：「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革命的向左边来」。

前一条是从进学校起就看到，后一条好象是在廖仲恺被刺案发生前后才增加的。

我当时对于这些标语，一律都觉得是新奇（因为从来没有见到过），都觉得足以怵目惊心，而没有什么好选择的。

在黄埔的饮食、衣服等日常生活，我倒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惯和不满，穿粗草鞋，也觉得是应当的。

还有，每人每月发给一枝铅笔，几本笔记本，一枝毛笔，一瓶墨汁。

对于军事训练
进了学兵队，一天老是立正、稍息，稍息、立正，正步、跑步，跑步、正步，根本没有什么学科，感觉到单调和枯燥，及到参加补考成为入伍生以后，还是受很单调的新兵训练。

虽然是发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几本书，根本就讲得很少，也讲解得不好，听起来不感兴趣，又把希望寄托到升学以后。

及到举行升学考试，成为步兵学生以后，虽然又印发了四大教程的一部分，但讲军事课程的那些教官们，就没有一个讲得好的，上军事学的课，到讲堂上老是打瞌睡。

我当时感到军事学没有学到什么。

这是我对于黄埔的军事训练的观感。

对于革命
到了黄埔以后，眼睛所看到的─墙土、壁头上以及大幅横布上所为的标语、耳朵所听到的─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蒋介石……的演讲，感到充满了革命的空气；革命军所向无敌---东征和解决杨、刘如同摧枯拉朽，革命军到处受到人民的欢迎和帮助，这些情形，使得我当时兴高采烈。

我当时对于革命具有很高的热情，对于革命的认识只晓得三民主义的
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就是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此外不知其它。

对于左派右派的问题。

最初的概念认为，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不革命的，左派是好的，右派是不好的，汪精卫、蒋介石、廖仲恺等都是左派的领袖。

黄埔是属于左派的，自己也是左派一分子。

后来又听说共产党是极左派，西山会议派是极右派，胡汉民是新右派。

我心里又觉得，极左、极右恐怕都不好。

我准备到苏联去的时候，我曾去看学生总队总队长严重。

他问：「国民党中有左派、右派，你赞成左派呢？或是赞成右派？」我说：「我不赞成右派，也不赞成左派，我要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国民党党员。

」他说：「即你是要做国民党的正统派咯。

」我第一次听到用「正统派」三个字，我觉得很合适。

因此，我答复他说：「是的，我愿意做一个国民党的正统派。

」但，左是什么内容？右是什么内容？自己并不明白。

正统派有没有这个事实存在？又是什么内容？自己还没有认真去设想过。

对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我认为，这是李秉中、吴淡人（孙文主义学会）、史良、毛壮（青年军人联合会）等少数好出锋头的同学，为了他们要出锋头搞起来的。

在国民党之内，在黄埔军校之内，搞出这一个会、那一个会来闹派别，是没有意义的。

我有点讨厌他们这几个人，因此，两个会我都不愿意参加。

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

进了黄埔以后，从汪精卫、蒋介石、廖仲恺等的讲演中，屡次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是革命的同志……****产就是******。

又听说：西山会议派那批人就是怕革命，不革命，所以****产，党把他们断然开除了。

又听说：共产党人加入到国民党里和革命军里很努力。

我想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要好好的做一个国民党员。

崇拜蒋校长正宗又威武
我在未进黄埔前，不知道蒋介石或蒋中正这个名字，到了黄埔以后，才知道他是黄埔的校长。

并且在黄埔进大门的墙壁上，贴得有一张孙中山委任他做校长的红纸布告。

进了学校以后，很久还没有看见蒋介石，除了在礼堂上所挂的照片和画报以外，当时有一种宣传品，画的是一棵树，树干是孙中山，发展出去就是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

我当时了解为，这就是国民党的「正宗」，其余的是国民党的「旁系」。

东征胜利后，蒋介石回到学校。

第一次听蒋介石讲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蒋介石在讲台上显得十分「威武」，听讲的也格外肃静，讲起话来很重复，最初听他的口音，还听不大懂，但听他讲话总是十分严肃，煞有介事，谁也不敢乱放一个屁，怕他当场呵叱。

有一天早上下早操，由值星排长喊口令，大家正在操柔软体操之际，他从后院走过来了，大家还没有看见他，就听到他骂值星排长的声音了，值星排长才马上发「立正」口令，听他骂完，又才继续操作。

他骂值星排长站的位置不对，没有站好就下口令，咆哮如雷。

没有听惯，真是吓人。

就是在这几天中的另一个早晨，刚吹了起床号，他到了一个连部，那个连的副连长还没有穿好衣服。

除了当场挨一顿大骂之外，并受到撤职禁闭的处分。

蒋介石回学校以后，无论是官长、学生或校工，都是诫惶诚恐，煞有介事，深怕触霉头的样子。

一九二五年五六月间，解决杨（希闵）、刘（震寰）后，我们队长因前连长张鲁侵吞车米，曾推举代表四人，举发这件事情，我是被推举的代表之一，曾到蒋介石办公室去见过他，他当时将报告批交严重（当时的总队长）查办，没有讲什么话。

我们四个代表把报告呈给他的
时候，虽也觉得理直气壮，但在他办公桌前，他没有叫「稍息」，始终立正站着，等他批好后，他吩咐：已批交严总队长查办。

我们就诚惶诚恐地退出来了。

七月（按：应为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我们第三期学生在北江旅行中赶回广州，分头执行逮捕嫌疑人犯、解决嫌疑部队（如：魏邦平、莫雄等部）的任务。

从报纸上我们知道处理廖案是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所组织的特别委员会，但事实上，我们只知道是蒋介石在发号施令。

从他先后的讲话中，常听到他说：「我们总理……」，「如果我当校长的做了袁世凯，你们应当起来杀我，革我的命……」。

我当时听到道些话，思想中相信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九十月间，我参加了留俄学生考试后，一直到出国前，没有再见到蒋介石，但在脑海中，已印上「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蒋介石很威武」、「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正宗」、「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这些封建的、形式的、片面的和不正确的印象，成为我以后在中山大学接受真理的障碍和向反动方向发展的酵母。

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一九二五年十月，我参加了黄埔第三期留俄学生的考试，被录取了。

我当时参加考试的动机是希望出国留学。

过了几天，黄埔国民党特别支部召集我们出国的人开会，参加会的共约三十人，其中第三期十五名，第一、二期及校本部被指定的十余名。

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旅莫斯科支部，并选举支部执行委员，除了吴淡人、李秉中，我也当了选。

我虽当选为旅莫斯科支部委员之一，但我和吴淡人、李秉中格格不入，他们不来找我，我也不去找他们，支部的重心，仍然是在他们身上。

在选举以后，既没有开过会，也没有通知如何分工。

过了几天，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个人联名召集我们出国的人在广州市黄埔驻省办事处楼上会餐饯行，当时蒋介石在东江未回，事实上是汪精卫一个人作主人，苇埔特别党部代表王柏龄也参加了。

汪精卫在席间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最后结语是：「你们这次到苏联去求学，虽然是远隔万里，总理的光─三民主义时时照耀着你们，你们要好好的国民党去，好好的国民党回！」我当时很受他这个演说感动，觉得他说得很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叮咛！
十一月底，我们第一批在广州上船，同行的有三十余人，当中除黄埔有吴淡人、李秉中、黄鼎新和我外，还有第二军校（即湘军军官学校）的王觉源、张远猷等，第三军校（即滇军军官学校）的杨可大、杨振藻、杨振西、高云棠、周咏南、胡铭勋等，广州中山大学的朱瑞、黄家倩、廖化机、李宁、方陶（女）等，中央党部的郭慕泉（女）、丁祝华（女）等。

十二月底，我们由海参崴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派人到车站接我们一直到学校，马上把我们这三十几个人编成一个教授斑，开始上课。

成为顽固派的核心
入学后过了若干天，相互间逐渐热悉了一点，王仲裕等在暗中对我们说：「你们说话要小
心一点哟！」『他们』是有作用的。

」「你们一来，他们那几个人包围哪一个人，就安排好了的哟！」「我知道你们是纯洁的国民党员，所以提起你们注意！「我相信王仲裕是一个国民党「忠实的」和有相当经验的同志。

因此，我逐渐相信他们说的话，对于那些摸不清楚的人来接近我和我说话时，采取「小心一点」的态度。

不久，国民党的人，在王仲裕影响之下，开始按原各学校和各派系形成三四个人一组的碰头会，上面又形成一个高级的碰头会，成员是：王仲裕、谷正纲（谷正纲回国后由谷正鼎继任）、萧赞育（黄埔）、吴鲁（第二军校）、杨振藻（第三军校）和我。

这个碰头会的人选，是以在各班系中有代表性、本身又很忠实（即是很顽固）为条件。

这样一来，在学校里暗中对立的形势，遂渐形成了。

大概在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间，中山大学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陈春圃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陈是汪精卫的亲戚，曾做过汪精卫的秘书，他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所保送，并被捧为左派的领柚。

于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认为特别党部完全是共产党操纵的。

在陈春圃负特别党部主要责任的一九二六年四月至六月，是国民党这批顽固分子们不满和鼓噪最厉害的时期。

加深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鸿沟和成见。

在一九二六年放暑假前，国民党中山大学特别党部改选，谷正鼎、罗芳炯（北京大学，原为大同盟分子）和我当选了执行委员。

谷正鼎和我被推举负组织部责任。

罗芳炯被推举负宣传部责任。

这次的改选，陈春圃、林柏生、张恕安─这几个为国民党顽固分子所极端不满的人，都完全改选掉了。

当时中山大学同学共二百七十余人，左派分子─兼有共产党籍的约二百人，国民党顽固分子仅六七十人。

特别支部研究到乡下避暑后的工作，将教室与教室，宿舍与宿舍，重新混合编组。

实际上决定：减少共产党的作用，扩大国民党的作用。

我们在乡下避暑约有两个月时间，八月底九月初，回到莫斯科，继续上课。

特别党部又改选，我们这批顽固分子没有继续负责了。

信服戴季陶的****理论
一九二七年第三学期开始。

拉迪克（讲中国问题的教授）的演讲，以及「红墙」（是当时学校的一个墙报）上曾集中批评过戴季陶主义。

我过去在黄埔只听过几次戴季陶的演讲，当时的印象觉得，他的演讲对于同学们的吸引力，仅次于汪精卫。

也曾知道他在黄埔演讲以后出了两本书─「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但当时我不大关心，没有看。

只曾看到一种画报，画着戴季陶把孙中山的牌位，从马克思、列宁的庙里搬出来，背着向孔庙里走。

当时只是觉得很好笑─很有趣味。

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第三学期，在思想上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界限、鸿沟和成见加深时，又听到共产党批评戴季陶这两本书很厉害，引起了我看这两本书的兴趣，于是我抽空到学校图书馆，连续几天，把这两本书从头至尾，细读了一遍。

我当时的认识水准和顽固感情，马上和这两本书相结合，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

觉得：戴季陶说得「很对」，这是国民党员「应该有的认识和觉悟」，从而作为我自己的理论根据。

这样，在思想上就越更有成见和顽固了！
王仲裕在一九二七年春，提前回国，这一个高级的碰头会，重心落在谷正鼎、萧赞育和我三个人身上。

我当时实际上成了国民党顽固分子中颇重要的一个，而形式上则不甚显著，
因之遭到的攻击亦较少。

胡汉民驳托洛斯基演说
一九二六年初，胡汉民在莫斯科，他所住的旅馆距学校不远，王仲裕对我说：「胡汉民是国民党的先进人物，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以免去看他的人，只有跨党分子。

」于是我们在一个晚上，到旅馆去看他，同去的人，除王仲裕和我外，还有萧赞育、王禄丰（云南讲武堂，曾在黄埔一期任区队长，在教导团任连营长）等五六人。

当天晚上，胡汉民除了略问一间我们各人的情形外，主要是他摆谈他自己的经历。

他说：「我原来是一个私垫教员，在满清末年有一点民族思想，要想革命排满，觉得在乡下当私垫教员，不能达到自己的志愿。

于是凑了一点钱，到日本去学教育，在东京认识了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在日本学得不久，回国来作革命活动，并在桂林师范学堂教书，李济深是当时的学生之一。

我在桂林师范散播了革命的种子，学生中有些秘密参加了革命，满清政府发觉了，不准我再在这个学校教书。

于是我又到日本学法政，并参加在东京出版的『民报』做文章，和保皇党梁启超那批人打笔墨官司，以后回国参加惠州之役、镇南关之役……。

」当天晚上的谈话，使我对他产生了一个深深的印象，觉得胡汉民真算得是一个在国民党里有奋斗历史的领袖。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这天晚上，在中山大学职工会大厅举行了一个纪念晚会，参加的人，除中山大学以外，还有东方大学及其它机关、学校很多人参加。

主席宣布开会以后，首由托洛斯基讲演，大意说：「今天纪念中国最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逝世的一周年，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百折不挠的精神，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革命领袖，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领袖。

他领导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因为他的主义不是科学的。

」接着胡汉民讲演，他历述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在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国民党各时期的客观环境，及所提出的政纲政策，他的结语说：「这个不是科学的，什么才是科学的？」与托洛斯基的讲演正是针锋相对。

我当时十分同情和敬佩胡汉民的这篇讲演。

第二天，在莫斯科出版的中文报纸─「前进报」把托洛斯基和胡汉民所讲的两篇讲演，全文登载出来，我又曾重看一次。

于右任要大家学习苏联
大概是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冯玉祥一行到了莫斯科。

这年正要放暑假的时间，于右任到莫斯科了。

有一天，于右任到乡下我们避暑的地方来了。

当天下午，在露天会场对于右任开了个欢迎会。

于右任在会上的讲演，主要是从孙中山临终前遗嘱的经过，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意义，讲到苏联创办中山大学，对大家十分优待，并且让大家到这样好的地方来避暑，大家应该要知道感激，应该要虚心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不要有成见，不要辜负了苏联同志帮助中国革命的好意。

如果有成见的话，那就是违背了孙中山的遗嘱。

我们这批顽固分子们，听到他这篇讲演，非常不满，认为他是受了共产党的包围。

不久，听说于右任和冯玉祥先后回国了。

蒋经国喊「打倒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国内「四一二事变」（按即指国民党清共）发生。

事变发生第二天的上午，上
了第一堂课之后，看到报纸，大家的情绪非常紧张，我当时思想中感到，中国的革命完了！学校公社布告举行临时大会，主席好象是一个重要的左派分子─周达明报告事变经过。

报告完以后，大家异常愤慨和紧张。

接着蒋经国上台说话，很慷慨激昂地说：「蒋介石现在******了，我宣布和他脱离父子关系，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会场上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当时对于蒋经国的讲演不大通得过，觉得儿子对于父亲，总不能如此。

接着决定示威游行。

沿途高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我虽也呼了这一口号，只是勉强的应付。

回到学校，我们这几个主要的顽固分子，碰了一个头，决定：
（1）真相还不完全明白，除了表示叹息以外，不要轻易表示意见；
（2）相互间减少碰头，但不能绝对不碰头，以免发生隔膜和动摇。

并决定：对已发生动摇的顽固分子，不必再去和他说什么---听其自然算了，以防反噬。

一九二七年五月间，有一天下午，临时在图书馆开全体大会，由一个重要的左派分子刘鸣先任主席，他作了一个报告，指出：「中山大学里有反俄、****和反左的小组织活动，主要的领袖是谷正鼎、萧赞育、康泽，参加的人很多。

」并列举若干活动事实。

在这次大会后，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的碰头更加警惕了。

六月，各门课程先后作了结束。

听说，我们将要分批送回中国。

回国入中央党校追随丁惟汾
等了约一个星期左右，学校里有专人把我们分批送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后，在车厢里方看到同车的全是国民党顽固分子，这一批计有四十余人。

当晚，离开了莫斯科。

我们的火车一直到海参崴，大家在旅馆里住下来等船，过了两天，第二批的也到了，计有二十余人，又全是一批顽固分子。

我们在海参崴等船等了一个星期左右，又分两批上船。

我和谷正鼎、李秉中等上第二艘船，直航上海。

我们在上海住了两天，就到南京去了。

到了南京以后，向中央党部报到，并由中央党部指定谷正鼎、萧赞育、康泽、吴鲁、杨振藻五人为审查委员，负责审查所有这些回国的人「对国民党是否忠实」。

由于这两批人全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因之，审查的结果，没有发生「问题」的。

此时─一九二七年八月初旬，正是闹所谓宁汉合作的期间，不几天，蒋介石及胡汉民（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吴稚晖、丁惟汾、陈果夫等，宣布下野，离开南京。

接着孙传芳渡江，军事情况紧急。

龙潭激战的结果，孙传芳败退，南京得以稳定。

我们由苏联回国的这批留俄学生分配工作希望甚渺茫，大家都自己去就各人关系，寻找工作机会。

我当时乐意到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处工作，是由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曾和王仲裕、谷正纲一道作顽固的反动活动，因而认为是「志同道合」；同时，中央党务学校又是蒋介石兼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任训育主任，陈果夫任总务主任。

因此，我更觉得，到中央党务学校服务是我「为党」、「为革命」努力的途径。

这是从苏联回国后，更明确地向反动方向发展了。

藉西征祝捷反西山会议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