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大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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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三大方书
文/甄雪燕
时下，古装剧《清平乐》正在热播，剧中的宋仁宗赵祯(1010—1063)非常重视医书的整理，经常过问医书的普及情况。

宋朝以“重文抑武”为基本国策，士人知医之风盛行，文人出身的官员如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也都通研医理，积极推广医学知识。

北宋政府还设立太医局、医书局、官药局、安济坊、养济院等，在医学教育、医事制度、防疫救济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

官修书籍是由官府主持编写的书籍。

北宋政府尤其重视图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官修书籍达到空前繁荣。

其中，医书出版的数量、质量和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尤其北宋三大官修方书的问世，将北宋官修医书推向了高潮。

圣选之方
晚唐五代的战乱导致许多医书亡佚或残缺，面对医学书籍严重短缺的局面，宋太宗赵光义（939—997）曾多次发布《访求医书诏》，通过给予献书者优待和奖励的政策，广寻医书。

在这种情况下，翰林医官院征集到大量验方和秘方。

宋太平兴国三年至淳化三年（978—992）宋太宗便下诏整理医方，命医学家王怀隐主持编修《太平圣惠方》。

《太平圣惠方》有100卷，收方16834首，是一部集理、法、方、药于一体，具有完整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综合性方书，也是宋朝首部官修方书。

北宋政府不仅将它列为医学教育和考试的教材，还下令颁赐给诸路州县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

尤其在人员密集又容易发生疾病的地方，如城池、军营、学校等处，公布《太平圣惠方》中的常用药方来指导军民使用。

后来，因其记载的方剂数量庞大，不便于临床选择使用，北宋皇祐初年，宋仁宗命翰林医官周应从中摘编实用的方剂，编撰完成《皇祐简要济众方》，命州县长吏按书中方剂救济民疾。

由于皇帝的重视，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国子监、校正医书局和地方诸路机构在其刊刻和推广的过程中，予以积极配合。

《太平圣惠方》成为首次运用雕版印刷术刊刻的医书，自此，宋代官修医书摆脱了手抄流传的历史，有了统一、定型的版本，使医学知识更加规范和统一。

该书也因重视处方的定量化组成、药材的来源与属性、药品的炮制技术与应用，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实用性，为后世编撰官修医书提供了范本，被宋人列为“国朝第一方书”。

圣济总录
尽管《太平圣惠方》的内容已经足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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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1082—1135）还是下令仿照《太平圣惠方》编修更大规模的官修方书——《圣济总录》。

《圣济总录》载方近20000首，除内容对《太平圣惠方》多有继承外，宋徽宗对它的关注，也使其记载了一些特色内容，体现了北宋时期医学的发展和变化。

北宋时期疫病流行时，并没有可以预防疫病发生的有效措施，而唐代王冰注释的《素问》一书中所提到的运气学说有关于预测疾病发生的相关理论和推测方法，为防治疫病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这也使得宋徽宗对运气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不仅将该学说列为太医局考试的必考内容，还大力推行“天运政治”，命政府逐月公布各月的“月令”（气候特点），以提示民众根据气候特点预防疾病。

这个举措使运气学说达到了空前的兴盛。

《圣济总录》中也着重对运气学说加以记载。

然而，《圣济总录》编写完成后，因宋徽宗“靖康之变”被金军掠走而没来得及刊印出版，直到金代大定年间(1161—1189)，原来的刻版才得以刊行。

传世局方
《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作为两部大型官修方书，虽然收方众多，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才是北宋时期真正深刻影响医学界制方用药的一部官修方书。

北宋神宗赵顼（1048—1085）年间，政府成立国家药局。

为了规范药局的成药制剂，北宋政府颁发《局方》，成为中国历史上首
部成药制剂手册。

书中的配方来源广泛、取
舍严格，既有前人的有效名方，又有当时医
家贡献的经验方，还有与国外交流而来的方
药。

书中有不少如至宝丹、逍遥散、四物汤、
牛黄清心丹、藿香正气散等经典名方，至今
仍是广泛应用的中成药。

《局方》体现了宋
代对剂型发展的改革与尝试。

书中记载的汤
剂、煎剂、饮剂，虽然叫法不同，但其基本
形态都是“为粗末”“为末”“为细末”，
有的是用水煎服，有的则是用沸汤冲服。

这
种以“煮、散”为主的剂型，是宋代在剂型
改革中的探索。

《局方》历经五次修订，载方788首。

作为官方主持颁布的方书，《局方》在中成
药的推广与普及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
而，《局方》在流传过程中也遭到后世医家
的批评。

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曾在《局方
发挥》中批判其滥用芳香温燥药，认为《局方》
的广泛流行，导致出现病家不问寒热虚实，
仅依据《局方》记载循病索方而延误病情的
医疗事故，违背了医家辨证论治的用方原则。

其实，这也恰恰说明《局方》在普及方药知
识方面是成功的。

北宋三大官修方书的出现，不仅是宋代
政府救济民疾、去除疾苦，促进医学知识普
及和发展的措施，也是宋代政府宣扬仁义教
化，实现方书辅世的仁政思想的体现。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史教研室副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科普研究基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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