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于襄阳书翻译

与于襄阳书翻译
原文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

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

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

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

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

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

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

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

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

”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

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

虽遇其人，未暇礼焉。

”则非愈之所敢知也。

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

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

愈恐惧再拜。

译文
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恭敬地再次禀告相公阁下：
前些日我曾呈上一封书信和所做的文章，等候您的指示已经十九天了，没有得到回音。

我惶恐不安不敢离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于是我宁愿再次领受意想不到的责备，来要求陈述完我的意见，并向您请教。

我听说：陷入水火之中的人，求人帮忙免除灾难，并不因为那人
和自己有父兄子弟一样的慈爱感情，才去呼喊他、指望他。

而是希望在他旁边的人，即使与自己有怨恨，只要还不至于希望自己死去的，就要大声赶快呼喊，希望他施行仁义。

那在他旁边的人，听见他的呼声和看见这种情形，也不会因为和他有父兄子弟一样的慈爱感情才去保全他的生命。

即使与他有怨恨，只要还不至于希望他死去的人，就要拼命跑去用尽力气，弄湿手脚，烧焦毛发，救起他而不会去躲避。

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那情形确实危急，他的心情确实叫人可怜。

我努力学习，并且身体力行有好些年了。

我没有考虑道路的艰险和平坦，一直前行没有停止过，以至于陷于穷困饥饿的水深火热中，那种情形既危险又急迫，我已经大声赶快呼喊了，阁下大概也听见和看见了，您是前来救我呢?还是安稳地坐着不来救呢?有人向您说：“有人看见被水淹和被火烧的人，虽然有可以救人的办法却始终没有去救。

”阁下您认为他是个仁义君子吗?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是君子应该动心同情的了。

有人对我说：“你的话是对的，宰相是了解你的，只是时机不许可，怎么办呢?”我认为他不会讲话，实在是他的才能不值得我们贤明宰相的推荐罢了。

至于所说的时机，本来就是处在上层地位的人所造成的，并不是上天安排的。

前五六年时，宰相向上推荐，尚且有从平民中提拔的，那时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况且现在的节度使、观察使和防御使、营田使等地位较低的官员，尚能自己选用判官，而没有区分他已经做过官还是没有做过官的。

何况是宰相，我们君主所尊敬的人，却能说“不可”吗?古时候推荐人才，有的从盗贼中选取，有的从管理仓库的人中推荐。

现在，我这个平民虽然地位低贱，但还是足够和这些人相比的。

我的情况窘迫，言辞急切，不知道怎样斟酌才合适，只希望您稍微能施以爱惜人才的心。

韩愈再拜。

赏析
本文分为三段。

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

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

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
赞誉对方，显得客观，这样，既便于自己表达，也使对方不觉得突兀而乐于接受。

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状态来争取对方的同情，以求得侥幸任用的机会。

本文的写法，虽给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觉，但难免有仍有攀附权势之意。

于襄阳，名頔(dí)，字允元。

他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

不久，他又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

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镇无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当了襄州大都督。

因为于是襄州长官，所以此书称他为于襄阳。

据《旧唐书》卷一三《于頔传》载，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因而“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

这些情况韩愈也应当有所“侧闻”，可是此文多少还有为他迎合奉承之意。

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韩愈此举难道又是张九成所谓“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吗?
看来韩愈求官心切，文中也难免强词夺理，倒错逻辑。

求官与上进并行不悖，无可非议。

为求官而牵强附会、因果倒错就偏颇了。

试问，韩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获任何君主重用，其光华难道不是照样永照后世吗?!圣贤与其后继的传承，与他们是否富贵、高官厚爵没有丝毫关系。

圣贤的光辉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后辈的继承在于万众的认同才得以留传而永垂不朽!老子弃官仙游，《道德经》至今留传;庄子曳尾涂中，逍遥游何其逍遥!
背景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

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

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

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

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作者
韩愈(768～824)，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另有祖籍邓州一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

“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

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

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合称为三苏)、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