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两种势力的拼死搏击--司汤达一的

两种势力的拼死搏击
-----司汤达的《红与黑》
司汤达（1783—1842）是法国19世纪上半期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其鲜明的反封建复辟的思想倾向、对当时的社会阶层的深刻描写和在典型性格中出色的心理分析方法，而在整个法国以至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高尔基把他和巴尔扎克相提并论，称他是真正的天才艺术家，‚形式的巨匠‛。

一、司汤达的生平和创作
（一）1783—1814
司汤达本名亨利〃贝尔，于1783年1月23日生于法国一个资产阶级家庭。

早年丧母，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律师，信仰宗教，思想保守，敌视1789年革命。

司汤达生活在冰水般的资产阶级家庭关系中，深受父亲和姨母的压制和束缚，从小就憎恨自己的家庭。

他只爱自己的外祖父，受他的影响。

司汤达从小就培养了对启蒙思想的爱好和对文学的兴趣。

他很早就阅读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作品，对卢梭尤其崇拜，把他视为‚思想最高尚，才能最伟大的人物。

‛司汤达欢迎法国大革命，他的童年是在大革命火热的岁月中度过的。

深受时代气氛的感染：他听到大革命高涨中从巴黎传来的革命消息不禁神往，他欢送过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开赴前线的士兵；他参加过本地的雅各宾俱乐部；他为路
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而感到高兴。

他在政治上与自己保守反动的家庭对立。

雅各宾专政时期，他父亲列为反革命嫌疑分子被捕入狱，对此他毫无怨言，认为完全应该。

司汤达曾在当地中心学校受过进步教育。

他在这里形成的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对数学这门要求精确性的学科的爱好，影响了自己今后的创作风格。

司汤达是地地道道的拿破仑的追随者。

1799年，司汤达来到巴黎，经亲戚介绍，在拿破仑军事部谋到了一个职务。

从此他跟随拿破仑的大军转战整个欧洲，直到1815年这位资产阶级皇帝失败为止。

在这一时期，他曾定居巴黎几年，大量阅读了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准备从事创作。

他专心致志地阅读了爱尔维修、康狄拉克、卡巴尼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和法国人文主义者蒙田、拉伯雷的著作。

在文学上他特别赞赏莎士比亚、从而形成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他还特别注意研究人的性格和人的心理。

这给他以后的创作带来了精确的心理分析的特点。

1812年司汤达随军进攻莫斯科。

拿破仑征俄失败后，他于1813年在法国参加了拿破仑抗击欧洲君主国第六次反法联盟的战争，1814年拿破仑垮台前夕，他还在后方执行军事任务。

司汤达始终臵身于拿破仑的营垒，经历了帝国极盛而失败的整个过程，得以对拿破仑的事业的历史内容有具体的感受和深切的认识。

在这个过程中，拿破仑对外战争所引起的民族矛盾带给法国的深重负担当然也曾在他的思想里不时引起某种程度的苦闷和反复。

（二）1814—1830
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司汤达‚被扫地出门‛，在意大利的米兰旅居七年。

他参加了作为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组成部分的革命浪漫主义运动，支持烧炭党人的革命斗争，并密切关心着法国国内的形势和变化。

他把对外屈膝投降、对
内复辟倒退的波旁王朝称为‚发臭的烂泥‛。

在米兰期间，他读书、旅行、欣赏意大利音乐和美术，正式从事写作。

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关于莫扎特等音乐家的传奇，出版于1815年。

1817年又出版了《意大利绘画史》，他特别在卷首写了一篇献词，向当时已被囚禁的拿破仑致敬，称颂他是‚伟大的人物‛，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

同年还开始写作《拿破仑传》，表彰他的功绩。

把他的失败视为最大的历史悲剧。

1821年，烧炭党人的起义遭到镇压，司汤达不得不离开米兰到巴黎。

他对自己在米兰七年生活一直很珍视，他说：‚米兰就像我的祖国‛，他身前以米兰人自命，并希望在他死后，墓碑上用意大利文标明他是一个‚米兰人‛。

司汤达回到巴黎后一直赋闲，他生活清贫，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正餐。

这时法国处于复辟王朝后期，政治更趋反动。

后来司汤达回忆说：‚那时的巴黎的一切都使我讨厌‛，特别对路易十八‚嫌恶尤为强烈。

‛为了逃避‚丑恶不堪‛的现实，他回国后曾两次短期到英国旅行。

在国内居住期间，他作为一个对自己时代有深切感受的波拿巴主义者，以锐利的眼光观察和剖析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他与一些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化人为伍，经常在自由派的文艺沙龙里评说，以具有大胆、深刻的反复辟思想著称。

他匿名为英国报刊撰写的通讯报道，死后集为《英国通讯集》。

1822年、1823年他先后出版了心理分析论著《论爱情》和音乐家评传《罗西尼的一身》。

1823年、1825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文艺评论集《拉辛与莎士比亚》。

他给浪漫主义提出了一个定义，认为浪漫主义是能联系人民现实的思想感情，而不是摹拟古典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

这种创作方法其实就是后来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此书也被誉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宣言书。

《拉辛与莎士比亚》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成为了美学领域内的一部经典著作。

182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问世。

这是一部
以复辟王朝即将通过‚赔偿法‛为政治背景，以一对男女贵族青年奥克塔夫与孤女阿尔芒斯的恋爱故事为情节线索，讽刺当时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小说。

同年还写了《法尼娜〃法尼尼》。

1829年，司汤达开始写作小说《红与黑》，1830年发表，这是司汤达创作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它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最高峰。

这一部深刻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杰作使他成为整个资产阶级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而《红与黑》被称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三）1830—1842
有的教材认为，司汤达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共和派‛，他反对波旁王朝，但不主张共和，他希望建立一个资产阶级、贵族和国王三位一体的君主立宪王朝。

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

司汤达对七月王朝是失望的。

他在日记里谴责路易〃菲力浦是‚最无赖的国王‛。

他在这个立宪王朝里任职并不说明本人的立场。

七月革命后不久，司汤达被任命为驻罗马教皇区的领事，一直到他去世。

在官场中，他感到郁郁不得志，晚年仍辛勤写作。

1839年，他另一部重在描写复辟时期政治斗争的小说《巴玛修道院》，只用了52天写成。

小说出版后，受到巴尔扎克的高度赞扬。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拿破仑出征时期的意大利和法国王朝复辟的反动年代里。

主人公法布里斯是一个顽固派贵族的儿子，但他的姑母是一个聪明、机智和干练的妇女，同情法国革命。

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出来时，年轻的法布尔斯投奔法国，希望能为拿破仑效劳。

他参加了滑铁卢之战。

拿破仑的部队最终被击溃之后，法布里斯回到意大利，心里感到非常孤独，而对当时在意大利建立的反动恐怖统治则怀着刻骨的仇恨。

他
和他的姑母棋娜一起，展开了对帕尔玛宫廷的斗争。

司汤达以深刻的嘲讽和生动的揭露，描绘了帕尔玛这个小公国，使他成为王朝复辟时代法国专制政体的化身。

法布里斯选择了教会的职业，由于一件偶然的凶杀案，他被棋娜的敌党诬陷入狱；后来靠棋娜的援助，他才获得自由。

棋娜在崇高的烧炭党人费琅台的援助下，替帕尔玛铲除了暴君爱奈斯特三世。

法布里斯被囚禁在监狱里的时候，和监狱长的女儿克蕾莉亚互相产生了热烈的爱情，但是克蕾莉亚后来迫于严父的命令和别人结了婚，法布里斯也就进了修道院，一年后死去。

小说虽然写的是意大利一个小公国的故事，但实际上是19世纪初‚神圣同盟‛成立以后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神圣同盟统治时期宫廷的阴谋与斗争，抨击了专制统治的残暴。

巴尔扎克对这部小说推崇毕至。

司汤达去世前留下了不止一部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揭露七月王朝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

（又名《红与白》）。

《红与白》的主人公吕西安是巴黎大银行家的儿子，青年时代曾因共和主义倾向被学校开除，在父母安排下进入外省军队。

不久，他离开军队返回巴黎，又根据父亲的意见，当上了内政部长的秘书。

尽管他厌恶官场陋习，但始终没有摆脱自己的阶级的束缚。

小说反映了七月王朝复杂的社会矛盾，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丑态，无情地抨击了‚敲诈的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

后来有人续写而成。

1983年在巴黎出版，1985年中译本问世。

司汤达于1842年3月22日中风去世，终年60岁，被葬在蒙马尔特公墓。

司汤达属于大革命时期社会经济地位不稳的中小资产阶级，因而比较易于接受启蒙运动中较激进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影响，拥护资产阶级和拿破仑。

特别是他作为这个阶层的一个谋出路、急切希望改善地位的知识分子，拿破仑帝国更适合他的需要，而波旁王朝的复辟不仅违反他一贯的政治信念，也直接
损害了他的切身利益。

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以波拿巴主义的批判态度去对待复辟时代，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后这一历史曲折时期深刻的描写者，成为反对复辟倒退的杰出的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高尔基称他为‚真正的天才艺术家，形式的巨匠。

‛
二、批判现实主义的宣言书——《拉辛
与莎士比亚》
早在20年代后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高涨兴起以前，司汤达在意大利就参加了要求摆脱古典主义戒条对文学的束缚，表现现实生活和民族解放斗争内容的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写出了《浪漫主义是什么》、《论意大利语言的危机》、《美术中的浪漫主义》等文章。

当20年代初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高涨起来，冲击着伪古典主义文学的时候，司汤达早就作为了识途者投入了战斗。

从1822年10月起，他相继在刊物上发表《要写出使1823年的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应该走拉辛的道路还是走莎士比亚的道路》、《论笑》和《什么是浪漫主义》，这三篇文章收集在一起，于1823年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为题出版。

1825年，法兰西学院终身书记奥惹发表了反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演说，官方和报纸、保守的刊物随之鼓噪，喧嚣一时，司汤达立即写了长篇的答辩。

这篇文章后为文集《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第二部分。

《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是法国最早的现实主义美学著作，对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书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讨论‚应该走拉辛的道路‛（司汤达在这部论著中所讲的‚浪漫主义‛，实均指现实主义）等问题；后一部分驳斥古典主义的堡垒法兰西学院对浪漫主义的攻击，反击古典派的权威人士，强调文学艺术创作必须考虑
和适应时代的变化，热情赞扬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并倡导应该走莎士比亚的道路。

明确指出‚浪漫主义‛是‚给人民以最大的愉快‛，而‚古典主义‛‚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作家应该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的东西‛。

描写朴实而真实的细节，表现人的强烈的激情。

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对伪古典主义进行批判的基本出发点是：时代变了，过去时代的文学不应该成为令人不可逾越的样板。

他说：‚人民在他们的风俗和娱乐中，从来没有感到有比1780到1823年这一时期的变化更为急骤、更为全面的了，可是有人却企图把一种一成不变的文学强加给我们。

‛他批判了伪古典主义要求19世纪文学向古典主义看齐，否定了用来束缚19世纪文学的种种清规戒律，认为被伪古典主义者视为金科玉律的‚三一律‛‚丝毫不能引起深刻和真正的戏剧效果‛，特别是它不符合生活真实，他反对伪古典主义者效法古代文学用韵文写作戏剧，主张用接近日常生活的散文，反对伪古典主义文学沿用希腊罗马故事，主张采用民族的题材。

他这些意见和主张归结为一点，就是要求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他所说的‚1780年到1823年‛指的就是法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期，他主张文学形式的变革正是为了使文学适应这一时代的变化，表现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内容，为资产阶级服务。

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司汤达提出了表现自己时代的口号，与伪古典主义的模仿过去时代的主张相对抗，并进一步提升到理论规律上，把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归结为文学史中进步与落后、革新与守旧的根本分歧。

他称历史上那些表现自己时代的作家是‚浪漫主义‛，而把那些专门模仿古人的称为‚古典主义‛，他说：‚浪漫主义这种文学作品，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因而它们可能给人民以最大的愉快。

‛他不仅把表现了自己时代的莎士比亚称为浪漫主义作家，而且把伪古典主义者所推崇的希腊戏剧作家以及拉辛都列为浪漫
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他们的悲剧是按照人民的道德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人民关心的尊严的看法创作出来的，‛表现了‚当时的风尚‛。

司汤达的这一划分并不拘泥于纯粹的文学史派的定义，而是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为揭露伪古典主义者盲目模仿的错误服务的。

莎士比亚与拉辛是当时论争中浪漫主义者和伪古典主义者分别树立的偶像。

司汤达站在浪漫主义运动一边，虽然提出了要写出使当时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就不应该走拉辛的道路应该走莎士比亚的道路的主张，但他并没有根本否定拉辛等17世纪古典主义作家，即使对莎士比亚，他也不主张‚直接模仿‛，他认为：‚我们应该向这位伟大人物学习的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研究方法和为我们同时代人创作他们所需要的悲剧的艺术。

‛具体说来，就是需要学习这位作家描绘自己时代生活的‚朴素真实的细节‛和‚人类激情中最细腻的千变万化‛的方法。

这里，司汤达实际上站得比当时任何一个浪漫主义者要高，体现了主张真实地揭露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和强调表现人的激情的浪漫主义精神。

《拉辛与莎士比亚》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成为了美学领域内的一部经典著作。

三《红与黑》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非常热爱的一部外国文学名著。

《红与黑》形象的地描写了1815—1830年法国复辟时期的社会生活，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整整一个历史阶段中封建贵族复辟与资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些本质的方面，是文学史上不多见的一部杰作。

（一）题解与内容提要
1.小说的素材
《红与黑》写于1828—1829年，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出版。

那正是复辟王朝的末年，成熟的政治斗争形势和即将到来的革命，使司汤达有条件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当时的阶级关系与社会现实，长期以来的写作生活也为他提供了用艺术形象表现深广的政治内容的成熟技巧。

1827年，司汤达在《法院公报》上看到了一个名叫贝尔达的青年家庭教师开枪射击自己女主人的情杀案件的详细报道。

不久，他就在这个素材的基础上加工改编，构成了小说《红与黑》的基本情节。

但是‚司汤达凭着自己的才能，把极为平常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程度。

‛（高尔基）起初标题是《于连》，1830年才定名《红与黑》，副标题名《1830年记事》。

《红与黑》，这个令人迷惑的书名，让人们猜测了100多年。

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归纳起来，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如下几种：
2.小说的标题：
（1）‚红‛是指红色的军服，‚黑‛是指教士的黑袍。

（2）‚红‛代表了充满了英雄业绩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别是拿破仑帝国，‚黑‛代表教会恶势力猖獗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

（3）‚红‛标明主人公曾经想当将军，‚黑‛标明主人公当主教的思想。

法国作家阿拉贡在《论斯汤达》一文里指出：‚平民的子弟在昨天还能三十而立功于战场，跃升为将军，但今天军人的职业已没有他们的份儿了。

尽管他们有远大的抱负，但在这个社会里，他们的天分，他们的才能都已无施展的可能。

‛在这种社会情况下，从小野心勃勃，渴望金钱、权势，崇拜
拿破仑的于连不能靠建立军功成为‚世界的主人‛，他无法穿上渴慕已久的‚红军装‛，便转而寄希望于教会，他以背熟拉丁文的《圣经》作为资本，来换取神甫的‚黑‛袍，走教会的路线，接受教会的虚仁假义，以此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

‚红‛与‚黑‛在这里象征了于连谋取前程的两种途径。

（4）标题也表明了于连对革命的向往，反映了红与黑、革命与复辟的尖锐斗争。

（5）有一种观点试图把‚红‛与‚黑‛看作是‚对轮盘上两种颜色的投影，因为人生就是一场赌博。

于连下注之前权衡良久，最终把赌注下在黑格上，结局输了。

倘在另一个时代，他一定会把赌注下在红格上，很有可能会赢。

‛（6）意大利文艺理论家本尼蒂托认为：‚红‛与‚黑‛是某种精神和性格的象征。

‚‘红’象征于连的精神……他幻想成为无愧于拿破仑的子弟；而‘黑’则象征身陷囹圄和处于绝望中的于连幻想的破灭。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法国《司汤达传》的作者弗里德。

（7）前苏联雅哈托娃等人编著的《法国文学史纲》认为‚‘黑’是作者对卑鄙、可耻的复辟时代的蔑视；‘红’则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

‛
‚‘红’（8）中国学者程代熙从另一个角度对此做出了解释：
也罢，‘黑’也罢，都是不幸的象征。

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一点区别，‘红’是不幸的先兆，‘黑’是不幸的结果。

‛
（9）苏联文艺批评家布里斯〃雷佐夫在1957年提出了一个见解，应该引起重视。

他认为司汤达显然是根据小说中两个‚预言性‛的场面，也可以说是伏笔，来决定‚红与黑‛这个书名的，而这两个‚预言性‛的场面恰恰是整个故事情节的关键所在。

于连在离家到德〃瑞那市长家中任拉丁文教师时，忽然想起应该到礼拜堂去做一次祈祷。

维立叶尔市礼拜堂里面‚所有成十字形的窗子，全用深红色的布料遮盖起来，窗外
的日光，透过红色布料变成使人头晕目眩的暗色光线。

这种景象显得庄严，使人产生宗教信心。

这时候于连战栗起来。

他孤单一人在礼拜堂里，走去坐在一张长凳上，这是一张最华美的凳子，雕刻着德〃瑞那先生的勋章。

这正是几年后于连开枪击伤德〃瑞那夫人的地点。

在祈祷的小凳上，于连看到一张印有字迹的纸，内容是‚路易〃约黑尔的处决和最后的顷刻的详情‛，于连暗自说道：‚可怜的不幸者呀！他的名字的末尾恰恰跟我相同……‛
从礼拜堂走出的时候，于连恍惚看见圣水旁边有许多鲜血。

其实这正是圣水，被人溅泼在地上了。

因为窗子上遮着的红色布帘映成的反光，使地上的水看起来像鲜红的血一般。

于连心里发生一种‚秘密的恐惧‛。

他也将踏上他的‚第一步‛，随之而犯杀人罪，使他爱人的鲜红的血溅在这座礼拜堂的地上，而他终将在贝尚松省被处死刑。

这个警告并没有使于连改变他的计划。

他对自己说：‚投军去！‚随即挺直身体，很快地朝着德〃瑞那的住宅走去。

在这一个‚预言性‛的场面中，鲜红的血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第二个‚预言性‛的场面出现在于连担任木尔侯爵的秘书的初期。

于连走进餐厅，看见这一家人只有木尔小姐一人穿着带孝的黑衣服，觉得十分奇怪。

玛特儿‚用一种奇异的神情‛注视着他。

于连通过别人的说明，才知道玛特儿小姐每年在4月30日一定要为她的祖先波里法斯〃德〃拉〃木尔服丧带孝。

原来波里法斯生活在16世纪，是当时皇后玛嘉瑞特〃德〃那发尔的情人。

这个青年因为参加宫廷政变，1574年4月30日在格莱芜广场被砍掉了脑袋。

玛嘉瑞特皇后向刽子手要到她的情人的头颅，在行刑的次日午夜时分，亲手把它埋葬在蒙马特山脚下的一个教堂里。

玛特儿非常崇拜这一对英勇的情侣。

后来于连和她谈到这件事时，称波里法斯为‚那个时代的英雄‛。

她说：‚至少他是在被爱着，
好像是说被爱是甜蜜的。

哪有一个现在活着的女人摸着她的情人的被砍掉的头，而不发生恐惧的呢？‚在这之后，玛特儿爱上了于连，仿佛在他的身上重新看到16世纪的英雄精神，同时在她和于连的恋爱中，她也在自己的心里找到了和玛嘉瑞特皇后一样的热情。

这是小说中第二个重要的‚预言性‛的场面。

玛特儿自己将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在于连被斩首之后，她也将在黑夜的烛光下亲手埋葬她的爱人的头颅，因而实现了她自己的奇特的梦想。

玛特儿服丧的黑衣服在这里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和司汤达生活在同时代的著名艺术家亨利〃蒙尼埃为《红与黑》两卷集初版本所做的两幅画，正是以这两个‚预言性‛的场面为题材。

上卷的封面上画的是于连向德〃瑞那夫人开枪，下卷的封面上画的是玛特儿在烛光下吻着于连被砍掉的头颅。

蒙尼埃一定是根据司汤达的创作构思过程中显然占着重要地位的预言。

在《红与黑》中，作者通过一个才智横溢的青年的悲惨命运来暴露复辟时期政治生活的黑暗。

为了使这个主题思想在大量的心理分析和生活细节的描述中比较突出，作者有意安排这两个‚预言性‛的场面，来强调主人公一生遭遇的悲剧性。

而与这两个场面有直接关系的德〃瑞那夫人被情人击伤和于连上断头台这两件事，也正是全书情节的高潮。

这一点有力地证明‚红与黑‛结构的谨严。

我们认为作者有意用这个动人的书名由几方面来同时表达小说的主题思想和情节的特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讲到‚预言性‛的场面或伏笔，我们在《红与黑》中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些例子。

于连在市长家担任教师的初期，有一天去找他的朋友福格，途中经过汝拉山一个高峰。

他在一个小岩洞里休息到午夜。

在这个隐秘的处所，他眼中闪出了快乐的火花，不禁对自己说道：‚在这儿，世界上一切的人，不能够再伤害我了。

‛他要在这里大胆地写下他的思想，因为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