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

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民国时期，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局势的急剧变化，农业和农村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农业经济问题成为当时学者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其中，跻身于民国时期四大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方显廷、何廉)之列的方显廷在此领域作了许多积极的探索。

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方显廷经济思想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工业化思想分析，而对其农业经济思想的研究则十分薄弱，尚未见专文探讨。

本文拟对其农业经济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年间先后求学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其博士学位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TheTriumphofFactroySysteminEengland”)创造性地将1840年前后英国工业结构传统分类法(“个体镀金工、家庭生产制及工厂制度”)拓展为“手工艺工人、商人雇主制及工厂制度”，这一研究成果为《欧洲经济史》教科书所接受111。

1929-1946年执教于南开大学，1947-1968年受聘于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68-1971年执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

方显廷以学术思想精深、治学态度严谨、工作作风扎实闻名于民国时期学术界。

留美期间他主攻经济史，专精于英国工业结构和工业史研究。

上海厚生纱厂学徒出身的他对民国初期的中国工业状况也相当了解121。

他学成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华北地区工业化问题和东北移民问题研究。

他纯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先后发表了大量中英文调查报告和论著。

方显廷在华北工业化问题研究中洞察到了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

当工业化问题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后，他又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农村。

他认为：中国沿海地区的现代工业都是由西方移植而来，而非基于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蜕变，中国所谓的工业化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中是无足轻重的;必须致力于健全农业经济体制，否则就没有健全的工业化。

此外，他在东北移民问题研究中发现，华北居民由于匪盗横行、连年内战、苛捐杂税及高利贷逼迫而大量迁徙东北，期冀在东北创造新的生活，然而大量移民仍然处于民不聊生的境况之中。

基于这种认识和体察，方显廷将实际考察的重点转移到农业现实经济问题，尤为关注农业资金筹集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等问题。

一、方显廷农业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方显廷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1938)、《中国经济之症结》(1938)等，其研究内容涉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经济现状分析、制约中国农业经济复兴的因素分析和农业经济复兴的政策建议等。

其农业经济思想既具时代特点又具一定的前瞻性，是一份值得总结的宝贵思想遗产。

1.中国农业经济现状分析方显廷充分肯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他指出：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农业所得，至占全国所得五分之四。

农村经济，实为全国经济命脉之所系131163。

”他认为，中国经济要得到真正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农业的状况。

他比较了中外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农业比重的演变趋势，指出“世界各国农村经济之衰落，为农业革命以来之普遍过程，••…•农村经济一经没落，则城市经之自由发展而得生路，不致有流离失所之虞131163”。

他强调世界各国农村经济的“衰落”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现象。

这一思想与现代产业经济学关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产业间演化规律理论十分吻合。

即：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随经济发展，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中。

这种“衰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情况却令人忧虑，“然我国情形，则与之迥异。

盖自帝国主义侵入以来，农村经济既遭摧残而衰落，工商经济复同受压迫而难兴，驯至农村过剩人口，无宣洩之闾，农民生计，乃益濒于绝境”13163。

他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数据分析指出，从1873年至1933年的60年间，全国人口増加31%而耕地面积仅増加了1%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公顷，“若与国外专家所估计之每人需耕田二点五英亩始能维持最低生活者，彼此一作比较，相去实不啻霄壤矣”131163。

可见，中国的情形是零落的现代工业建立于萧条的农业基础之上，经济循环的结果必然是真正的衰落，这种衰落的状况必须依靠制度安排加以改变。

2中国农村经济复兴的制约因素分析方显廷通过对制约中国农村经济复兴的因素分析，将其归纳为农业环境、农业组织与农业技术三类。

(1)农业环境。

农业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方显廷侧重于经济环境分析，指出“我国农村经济环境之恶劣，为不可掩饰之事实”131165。

他认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环境因素主要表现在：第一，水利失修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发生。

他指出：民国二十年之江淮水灾，为罕见之浩劫“因天灾人祸之频仍，衰憊益甚。

……江淮大水己置二千五百万农民于绝境”131165。

他强调筑堤、灌溉、造林等水利兴修工程应成为政府改进农村经济环境的首要工作。

第二，交通闭塞导致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无法调剂和流通。

交通不便导致货流不畅，供求失衡，引发了“甲处聚杀焚毁而同时乙处饿残载道之矛盾现象”131165。

他认为，交通建设是改善农村经济环境刻不容缓的事业。

第三，国际经济大环境的不利影响。

他指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也受到国际经济大环境影响，“世界经济衰落之怒潮，方因英、日、美相继放弃金本位而谊逐波及我国。

故农村经济之衰落，至(2)农业组织。

基于农业组织视角的考察，方显廷认为中国的“中古式的條地制度”和“农业生产规模狭小”两大因素也严重制约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他指出：中古时代之经济组织，以地方为单位，此一单位与彼一单位之间虽亦偶有往来，以通有无，然交易究未发展，各经济单位多赖自足自给，以农业为主要收入，而以工商业辅佐之，举凡一切经济活动，鲜有大规模经营者，群以劳力为主体绝无机械之引用131164”。

他认为，以“平均五十亩之田场恒非集中于整块土地”为特征的中古式條地制度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有的甚至“分散至九处不同地点者”13131。

这种分散的條地制度，“其意以为设低田被水，则高田尚可望丰收，若高田被旱则低田或可期无恙”13131。

但该制度忽略了劳动者在利用农地时将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体力，使得到的收益抵补不了付出的劳动力。

再者，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狭小，其状况为“资本之利用恒减至最低限度，而劳力之消耗则适得其反”13131，其结果是农产品产量“仅足自给，即使偶有剩余，运销他埠，其交换所得，亦不过以之为购置一二舶来品之用而己”1331。

当然，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农民思想上不思变通，另一方面也与农民生活贫困，无法扩大规模有关。

(3)农业技术。

方显廷指出，农业技术“以农作物之改良，蚕桑之复兴及牧畜之提倡为首要”131167。

一方面，他总结了国内农业技术改良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如：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及岭南大学农学院等教育机关积极致力于农业技术的改良事业，新的农业技术也不断应用于实践;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棉业统制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等主要推动农业技术改进的政府机关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他以农作物的改良为例指出：主要作物如米、麦、高梁、稷米、大豆及棉花等，经过相当时期之育种试验，每亩收获量，咸有十分之三以上之増加，美棉移植成绩，且有超夺过原产地之收获量者，良可欣幸”131167。

从中可见他十分注重农业技术的改良和推广。

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指出，高校设置的农学、农业管理等专业太少，导致农业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极度缺乏，而政府研究机构设置重叠又导致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总体情形是‘以往成绩，绳以当前需要，相去尚远”。

3中国农村经济复兴的对策建议基于上述的分析，方显廷指出：农业环境，农业之主要工作”131167。

他认为，苛捐杂税的豁免、田赋附加的限制、土地的测量、土地的呈报及土地的登记等具体制度建设十分重要，均有助于改善农业环境;除此之外，复兴中国农业经济的应对之策还在于不断推进农业合作制度的完善、农业投入经费的保障及农业人才的培养。

(1)建立合理的农业组织系统有效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方显廷指出：复兴农村经济之首要问题，厥为合理的组织系统之建立”131168。

他认为，农业组织系统建设包括农业合作组织和农业管理机构两个层面。

他主张在农村创建信用合作社和非信用合作社组织，并且极其强调合作的必要性。

认为合作’二字自广义言之，为任何社会活动之必要条件，换言之，无合作则人类无以形成”131166。

他力主在农村建设农业合作组织，“合作组织为农民以共同努力，根据平等原则而増进其全体利益为原则之组织，不独经济利益得藉以増进，即社会、政治、教育、宗教等利益，亦莫不然”131166。

他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组织应由信用合作社和非信用合作社构成。

信用合作社专为农民投资提供资金，而非信用合作社则满足办理其他合作事业需要。

他强调非信用合作社是中国合作组织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他对“销售合作社”作了如下的设计:销货处常设于合作社理事家中，各理事轮流值日售货，理事售货，纯系义务;购货对象不限社员，每日交易额由一元至四元不等，交易额之最小者为大铜元二枚;为照顾家境贫困者，合作社可引入物物交换制度，如以鸡卵一枚可换取香油一匙;组建合作社的意义不在于交易额多寡，而在于“有此货店，社员可因购物而得会面，借以孕育合作精神，造成合作环境”13432。

他对合作社进行了归类，分析了合作社运行机制，并深刻指出了合作社运行机制中包含了更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因素(即合作因素)，这种精神的力量又将对整个农业发展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方显廷还主张设置全局性的农业管理机构，“以收挈领提纲事功划一之效”13168。

他在对中美农业比较的基础上指出：美国农业调整局每年‘经费数万万元，雇员数千余人，如此庞大之建设事业终赖其组织之严密而有系统，卒能收指臂相助之效，农民莫不沾其实惠”;而中国则是建设机关不仅“叠床架屋”，而且“彼此不谋合作，甚或互相倾轧”，上至中央机关重复设置、毫无章法且“零乱散漫”，下至地方农业管主张，上至中央宜整合各相关机关而组建农业部，下设农业、合作、水利、渔牧四司各司其责，下至各省县也应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关，督导推动和实地办理农业经济事务。

此外，他还主张设置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管理机构，倡导组建“全国合作社联合会”主其事。

他将该机构的职责定位为:深入了解各地农业合作组织情况;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合作组织的筹建计划与发展规划;督导合作社获取所需资金及其他资源等等。

(2)利用商业银行放贷信用合作社构筑通畅的农业融资渠道。

方显廷主张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和法规约束各商业银行，使之为信用合作社提供长期的、可持续的农业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