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宋代的诗派及其成因

王辉斌：宋代的诗派及其成因
相对于李唐等其它朝代⽽⾔，赵宋是⼀个⽂⼈结社意识甚为强烈的国度，所以各种诗派、词派的诞⽣，在这⼀时期有如⾬后春笋⼀般。

仅就诗派⾔，张涤云《中国诗歌通论》第三章《中国诗歌的流派》（上），即论列了11个之多，具体为：宋初⽩体诗派、宋初晚唐诗派、西崑体诗派、北宋⾰新诗派、苏诗派、江西诗派、理学诗派、南宋爱国诗派、永嘉四灵诗派、江湖派、宋末遗民诗派[1]。

其中，除理学诗派在时间上介⼊北宋与南宋之外，属于北宋时期的诗派，主要为宋初⽩体诗派、宋初晚唐诗派、西崑体诗派、北宋⾰新诗派、苏诗派、江西诗派，共6个；⽽属于南宋时期的诗派，则有南宋爱国诗派、永嘉四灵诗派、江湖派、宋末遗民诗派，共4个。

包括理学诗派在内的这11个诗派，上接晚唐五代，下与⾦、元关联，从⽽使得具有300年历史的宋代诗歌创作，⼀波接着⼀波，⼀浪⾼过⼀浪，蔚为壮观。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诗派的存在，宋代的诗歌才取得了可与唐诗⼀⽐⾼低的辉煌成就。

⼀、北宋诗派：在宗唐中崛起
⽂学史上的“流派”是⼀个极为复杂的命题，因为其所涉及的是作家在⼀定时期内的⽂化背景、⽂学思想、创作⽅法、艺术风格等多⽅⾯的内容，且其命名的依据与形式也各不相同，如或着眼于时代（如“唐宋派”），或⽴⾜于地名（如“桐城派”），或以总集为切点（如“花间派”），或因风格⽽缘起（如“本⾊派”）等，可谓应有尽有，不⼀⽽⾜。

以诗歌史上
的“诗派”为例，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体派合⼀”，如为严⽻《沦浪诗话·诗体》所列举的“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与“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体”[2]等，即均被⽂学史⽬之为赵宋以前诗派的依据，于是也就有了建安诗派、正始诗派、太康诗派，以及太⽩诗派（“太⽩体”）、少陵诗派（“少陵体”）、韩孟诗派、元⽩诗派等名⽬。

同时，历代的“诗派”⼜与当时的诗⼈群体或⽂⼈社团关系密切，如建安诗派之与建安七⼦，正始诗派之与⽵林七贤等，即⽆不如此。

如上所述，北宋的诗派除去属于初创阶段的理学诗派不计，主要有宋初⽩体诗派、宋初晚唐诗派、西崑体诗派等6个，在不⾜170年（960—1127）的北宋诗歌史上，其诗派之多，仅此即可见其端倪。

⽽且值得注意的是，北宋的这些诗
在不⾜170年（960—1127）的北宋诗歌史上，其诗派之多，仅此即可见其端倪。

⽽且值得注意的是，北宋的这些诗派，均具有较强的⽂⼈结社性质，如江西诗派即为其代表。

对此，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所⾔“⾃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临、谢逸、洪刍、铙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傀（倪）、林敏功、潘⼤观、何觊、王直⽅、僧善权、⾼荷，合⼆⼗五⼈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3]云云，即略可证之。

但需加指出的是，江西诗派的成员，并⾮为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所列举之25⼈，⽽是还有江端友、吴则礼、苏痒等数⼗⼈之多。

⾄于⽅回在《瀛奎律髓》卷⼆⼗六评陈与义《清明》诗中所⾔之“⼀祖三宗”云云，则更是道出了江西诗派较为明确的结社意识。

所以，从总的⽅⾯讲，江西诗派的结社性质之较为明显，乃不⾔⽽喻。

这⼀事实表明，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北宋诗派，较之唐代的格律诗派（⼜称“沈宋诗派”）、风雅诗派（⼜称“陈张诗派”）、⼭⽔⽥园诗派（⼜称“王孟诗派”）、边塞诗派（⼜称“⾼岑诗派”）等⽽⾔，显然是具有很⼤的区别的。

即是说，存在于唐代的这些诗派中的所有诗⼈，在他们各⾃的⼈⽣之旅与各种类型的⽂学活动中，都不曾有过结社的意念与情愫，⽽宋代诗⼈则不然。

虽然如此，但北宋各诗派之间也有着⼀个极为明显的共同点，即其皆因唐⼈唐诗⽽使然。

即是说，北宋诸诗派的形成，乃为当时诗⼈们普遍宗唐的⼀种必然结果。

从接受史与影响史的双重⾓度进⾏审视，宋代诗⼈普遍宗唐（含变唐，下同）已为不争之事实。

⽽正是因为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宗唐现象，才使得北宋的各种诗派应运⽽⽣。

所以，存在于北宋诗歌史上的宋初⽩体诗派、宋初晚唐诗派、西崑体诗派、北宋⾰新诗派、苏诗派、江西诗派，以及具有“南北合⼀”特质的理学诗派，即⽆⼀不与唐⼈唐诗关系密切，⽆⼀不因宗唐⽽诞⽣。

如宋初⽩体诗派之“⽩体”，宋初晚唐诗派之“晚唐”，即已是将其与唐⼈唐诗的关系进⾏了较为清晰之揭⽰。

所谓“⽩体”，指的是中唐⽩居易平易浅显的诗风。

⽩居易的这⼀诗风，主要体现在他的闲适诗及晚年与刘禹锡的唱和诗⽅⾯，⽽宋初以徐铉、李昉、苏易简、王禹偁、张咏等为⾸的⼀批诗⼈，即兴起了致⼒于师学与效仿⽩居易这⼀诗风的创作热潮，《蔡宽夫诗话》中的“⼠⼤夫皆宗⽩乐天诗”者，所⾔即指此。

由是，⽩体诗派即因此⽽形成。

⽽所谓“晚唐”，是指在宋真宗（998—1022）期间，相继出现了⼀批以仿学晚唐贾岛、姚合诗歌风格为主[4]的诗⼈，如魏野、林逋、潘阆、寇准与“九僧”[5]等，即皆为其代表。

这些诗⼈，即被称之为晚唐诗派，或⽈“晚唐体”。

对此，⽅回《送罗寿可诗序》已有载：“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冠莱公（准）、鲁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魏野、魏闲⽗⼦）、潘逍遥（阆）、赵清献（抃）之⽗（应为其祖赵湘）凡数⼗家，深涵茂育，⽓极势盛。

”[6]据此可知，“晚唐体”在宋初也是⼀个成员众多的诗派。

贾岛与姚合的诗歌，综⽽⾔之，主要表现出了两⼤特点，其⼀是讲究苦思苦吟，其⼆是诗风清淡幽静，⽽“晚唐体”诗⼈所倾⼼者，亦正在于此，这从潘阆《叙吟》、魏野《冬⽇抒事》、林逋《湖村晚兴》、寇准《春⽇登楼怀归》、⽂兆《送简长师之洛》、宇昭《赠魏野》等诗，即略可获知。

与⽩体诗派、晚唐诗派相前后的西崑体诗派，则因仿学李商隐之诗风⽽名噪当时。

严⽻《沧浪诗话·诗体》云：“李商隐体，即‘西崑
体’也。

”[7]⼜，刘攽《中⼭诗话》云：“祥符、天禧中，杨⼤年（亿）、钱⽂僖（惟演）、晏元献（殊）、刘⼦仪（筠）以⽂章⽴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商隐），号‘西崑体’。

”[8]所⾔已甚为清楚。

北宋⾰新诗派的领袖⼈物，是当时的⽂坛盟主欧阳修。

这⼀诗派包含着三个诗⼈群体，即以苏舜钦、苏舜元、穆修等⼈为代表的“东京诗⼈群”，以梅尧⾂、欧阳修等⼈为代表的“西京诗⼈群”，以⽯延年、范讽、张⽅平等⼈为代表的“⼭东诗⼈群”。

在欧阳修的不懈努⼒下，这三个诗⼈群最终相互认同，达成共识，并融合为⼀个以中唐韩愈等⼈为师学对象的⼤型诗歌流派，⽽被梁崑《宋诗派别论》称之为“昌黎派”[9]。

以“昌黎派”称谓这⼀诗派是否恰当确切，尚可作进⼀步之讨论，但这⼀诗派中的诗⼈⼤都与韩愈、孟郊、卢仝、张籍等“韩孟诗派”中的⼈物相关联者，则为事实。

以欧阳修为例，其在《读蟠桃诗寄⼦美》⼀诗中就曾⾃⽐韩愈，梅尧⾂《和永叔澄⼼堂纸答刘原甫》⼀诗则有“欧阳今与韩相似”云云，表明欧阳修之诗确与韩愈诗关系密切，⽽清⼈吕之振于《宋诗钞》中认为“其诗似昌黎”[10]者，⼜可为之佐证。

⽽还值注意的是，梅尧⾂《和永叔澄⼼堂纸答刘原甫》⼀诗⼜有“⽯君苏君⽐卢籍，以我待郊嗟困摧”两句，将苏舜钦⽐作张籍，⽯延年⽐作卢仝，梅尧⾂则⾃⽐孟郊。

仅此，则北宋的“昌黎派”即已呼之欲出。

所谓苏诗派，即梁崑《宋诗派别论》中的“东坡派”。

这⼀诗派虽然是以苏轼为其中⼼，但包括苏轼在内的所有成员如“苏门四学⼠”、“清江三孔”等，⼏乎都属于宗唐派，即其均不同程度的与唐⼈唐诗有着某种联系。

如作为“东坡派”领袖与盟主的苏轼，尽管“在宋⼈中独为⼤宗”（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但其却“兼擅李（⽩）、杜（甫）、韩（愈）、⽩（居易）之长”（李重华《贞⼀斋诗说》），并“⼤放阙词”于“始⾃昌黎”的“以⽂为诗”（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将“柳⼦厚诗⽂数册常置左右”⽽⽬之为“友”[11]。

凡此，均为苏轼尊宗唐⼈唐诗的具体表现。

正因为苏诗博采众家之长，才使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不⿎舞于笔端”，⽽成为“韩愈后之⼀⼤变也”，并达到了“盛极矣”的⾄⾼境地[12]。

“苏门四学⼠”与“清江三孔”，指的是黄庭坚、秦观、张⽾、晁补之、孔⽂仲、孔武仲、孔平仲7位诗⼈，前4⼈之宗唐，拙作《论北宋诗⼈与唐诗的关系》[13]⼀⽂已进⾏了具体讨论，此不具述。

后3⼈即“清江三孔”，为胞兄弟，有《清江三孔集》传世，《全宋诗》第15册、16册分别著录其诗，具体为：孔⽂仲1卷（郑⼋四⼆）、孔武仲7卷（卷⼋七九⾄卷⼋⼋五）、孔平仲9卷（卷九⼆三⾄卷九三⼀）。

仅以“三孔诗”中的“孔平仲诗集”为例，其中的《李⽩祠堂》、《题⽼杜集》等诗，即充分表明了孔平仲对李⽩与杜甫的尊宗敬仰之情。

⽽其著名的《寄孙元忠》，则是⼀组由38⾸“集杜句”所构成的⼤型连章体，不仅代表着北宋集杜诗的最⾼成就，⽽且于南宋⽂天祥的《集杜集》也不⽆影响。

⽽“孔武仲诗集”中的《⽩公草堂》等诗，所反映的则是孔武仲对于⽩居易其⼈其诗的雅好。

所有这些，均表明了孔⽒兄弟与唐⼈唐诗的关系是甚为密切的。

所以，从苏轼的“兼擅李、杜、韩、⽩之长”，到“苏门四学⼠”以唐⼈为师学对象，再到“清江三孔”对李⽩、杜甫、⽩居易等⼈的景仰之情，则苏诗派的宗唐脉络与宗唐⾯⽬，即因此⽽得以较为清晰之呈现。

因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得名的江西诗派，由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为黄庭坚，所以被奉为“宗派之祖”，其馀则皆被列为“法嗣”。

但⽆论是“宗派之祖”抑或“法嗣”诸⼈，在尊宗与师学唐⼈唐诗⽅⾯，⼏乎⽆⼀例外，对此，上引⽅回《瀛奎律髓》中的“⼀祖三宗”说，即已透出了此中的些许信息。

所谓“⼀祖三宗”，是指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其所反映的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均与杜甫其⼈其诗相关联，即这⼀诗派“是以学杜甫为号召
陈与义为“宗”，其所反映的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均与杜甫其⼈其诗相关联，即这⼀诗派“是以学杜甫为号召的”[14]。

黄庭坚诗宗杜甫，不仅《宋史》本传有“其诗得法杜甫”的明确记载，⽽且其集中的《次韵伯⽒寄赠盖郎中喜学⽼杜诗》、《⽼杜浣花溪图引》等诗，以及《答洪驹⽗书》中的“⽼杜作诗……⽆⼀字⽆来处”云云，亦⾜以证实之。

⽽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黄庭坚于杜诗的师学，主要表现在⼀些技巧性⽅⾯，如其集中的153⾸拗体七律，即是有意仿学杜甫《⽩帝城最⾼楼》等拗体诗的⼀份重要成果。

对此，⽅回《瀛奎律髓》卷⼆⼗五于黄庭坚《题落星寺》的评语中认为“此学⽼杜所谓拗字吴体格”云云，⼜可为之佐证。

属于“三宗”之列的陈师道，虽然在其《后⼭诗话》中明确提出了“学诗当以⼦美为师”的主张，但他却⼜认为“学杜必须从学黄⼊⼿”，⽽此，也是他在《答秦观书》中⾃认为“仆之诗，豫章之诗也”的关键所在。

名列“三宗”之末的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并⽆师承⽅⾯的关系，但其诗歌却受黄庭坚等⼈的影响甚为明显[15]，且成就甚为突出，特点甚为鲜明，故⽽⽅回乃将其归⼊“三宗”之列。

⽽实际上，陈与义是江西诗派的⼀位后期宗主，其之师学杜甫其⼈其诗者，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已曾⾔之：“及简斋出，始以⽼杜为师。

”但陈与义的学杜，重点表现在杜诗的“诗史”特质⽅⾯，⽽与黄庭坚、陈师道的偏重法则技巧⼤相区别。

所以，从宗杜的⾓度讲，江西诗派的形成与确⽴，其实是北宋中、后期诗⼈“以⽼杜为师”的另⼀种形式的结晶。

⼆、南宋诗派：因时局⽽集聚
与导致北宋诸诗派产⽣的原因相⽐，南宋各种诗派的形成，虽然也包含着诸多宗唐⽅⾯的因素，特别是对杜甫其⼈其诗的尊宗等，但更为重要的则是与当时国家的命运、时局紧密关联，因之，鲜明的时代性便构成了南宋各诗派之间的⼀个共同特点。

靖康之变后，偏安于临安⼀隅的南宋⼩王朝，虽然曾经有过⼀段短暂时间的社会安宁，但最终由于⾦、元两⼤强敌的经常性侵犯，⽽得以彻底灭亡。

⽽在两⼤强敌先后南下侵犯之际，⼒主抗⾦与抗元，不仅成为了当时诸多诗⼈的共识，⽽且有的直接付诸⾏动，参加到了抗⾦的⽃争之中，于是，在伴随着南宋政权的建⽴之初，即诞⽣了当时的第⼀个诗派，此即为上举《中国诗歌通论》所称道的南宋爱国诗派。

⽽就其创作宗旨⾔，这个诗派⼜可称之为“诗史诗派”[16]。

正因此，作为江西诗派余绪的⼀批诗⼈，在当时亦因为“靖康耻”的历史原因⽽加⼊到了这⼀诗派，如陈与义、曾⼏、吕本中等，即皆为其中之代表。

南宋爱国诗派是⼀个时间跨度较⼤⽽⼜诗⼈众多的诗派。

从发展史的⾓度⾔，这个诗派主要活动于南宋前期，即以⾦为蒙元所灭的公元1234年为其下限，重要的诗⼈有曾⼏、李纲、宗泽、岳飞、汪藻、王庭珪、邓肃、叶梦得、张元⼲、张孝祥、吕本中，以及“中兴四⼤诗⼈”、⾟弃疾等。

从总体上讲，这是⼀个既没有领军⼈物也没有什么⽂学纲领的诗派，有的只是诗⼈们的⼀腔热⾎与⾚诚，⽽收复中原，驱逐⾦兵，解救沦陷区⼈民于⽔⽕，即成为了这个诗派诗⼈们最坚强的信念，以⾄于以⾝殉国也在所不惜，如⾼歌着“马蹀閼⽀⾎，旗枭可汉头”（《送紫岩张先⽣北伐》）的岳飞，即为其代表之⼀。

由于国难与信念的双重使然，这个诗派的诗⼈们即创作了⼀⼤批闪耀着时代光芒的爱国诗篇。

以吕本中为例，其《城中纪事》、《怀京师》、《兵乱寓⼩巷中作》等诗，即皆为这⽅⾯的优秀之作，⽽被⽅回在《瀛奎律髓》中称赞为“皆佳句也”的组诗《兵乱后杂诗》[17]，则更为吕本中爱国诗篇中的精品。

这组诗是在⾦兵攻陷汴京，徽宗、钦宗⽗⼦被掳北去，作者回到故都时⽽作。

全组诗不仅揭露了⾦兵攻⼊汴京后的种种罪⾏，⽽且还直斥权⾂为“误国贼”，是作者爱国思想的充分反映。

类此者，尚有陈与义《题继组蟠室三⾸》、《⾬中再赋海⼭楼诗》、《伤春》、《雷⾬⾏》、《挽词》、《次韵尹潜感怀》，刘⼦翚《望京谣》、《谕俗⼗⼆⾸》、《汴京纪事》，杨万⾥《过⽠州镇》、《初⼊淮河四绝句》，以及范成⼤“出使⾦国”七⼗⼆绝句等。

这些诗篇，或述写诗⼈对⾦兵⼊侵的愤恨，或抒发作者对故国的怀念，等等，均因具有深刻的政治历史内容，⽽为时⼈与后⼈所称道。

⽽陆游所创作的⼤量爱国诗篇，则更为这⼀诗派增添了⽆限的光辉。

作为“中兴四⼤诗⼈”之⼀的陆游，其⼀⽣既曾“平⽣铁⽯⼼，忘家思报国”，⼜希望“犹当出作李西平，⼿枭逆贼清旧京”，并因此⽽写下了数以百计的爱国诗篇。

正因此，梁启超即在《读陆放翁集》⼀诗中以“集中⼗九从军乐，亘古男⼉⼀放翁”⼀联，对陆游其⼈其诗进⾏了⾼度评价。

陆游的爱国诗篇，如《关⼭⽉》、《楼上醉书》、《书愤》、《胡⽆⼈》、《⼤风登城》、《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追忆征西幕中旧事》、《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客从城中来》、《登赏⼼亭》、《长歌⾏》、《追感往事》等，不仅皆具激昂悲愤、⽓壮⼭河之特点，⽽且在充分表达诗⼈北上抗⾦、收复中原决⼼的同时，还多⾓度地反映了沦陷区⼈民渴望统⼀国⼟的强烈愿望，因之成为了南宋爱国诗派中的时代最强⾳。

在南宋152年（1127—1279）的政权变迁史上，针对盘踞于长江以北的⾦兵，曾经有过两次重要的军事⾏动，此即宋孝宗时期的“隆兴北伐”与宋宁宗时期的“开禧北伐”，但其最后均以“议和”（实际上是失败）⽽宣告结束。

特别是“开禧北伐”的失败，不仅对南宋的主战派以沉痛打击，使其收复中原失地的信⼼⼏乎丧失殆尽，⽽且也使得当时⼤批的⽂⼈志⼠整⽇于消沉中讨⽣活。

因之，南宋爱国诗派中的那些激昂⼈⼼与意志的时代强⾳之作，即逐渐为具有哀婉与悲怨特点的诗篇所替代，以⾄于最终变为了凄厉悲怆的亡国之⾳。

⽽永嘉四灵诗派与江湖诗派，则正是形成于这种时局背景下的两个诗派。

“永嘉四灵”是指今浙江温州⼈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四位诗⼈，从叶适《⽔⼼⽂集·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中的“皆号四灵”可知，“四灵”为其⾃称。

此四⼈不仅诗风相近，旨趣相投，⽽且受乡⼈潘柽宗唐的影响，皆以中、晚唐诗⼈为师学对象，并在当时得到了永嘉学派宗主叶适的⼤⼒称赞，从⽽使得“四灵”之名达到了“天下莫不闻”的程度，对此，赵汝回《薛师⽯<⽠庐诗>序》已曾记载，兹不具引。

“四灵”中的徐玑（1162—1214）与赵师秀（1170—1219）曾为下级官吏，徐照（？—1211）与翁卷（？—1243？）则以布⾐终⾝，所以，在他们的⼀⽣之中，⼏乎不曾有官场上的吏事纷扰，因⽽得以专⼼于诗歌的创作。

四⼈的宗唐，尤专注于贾岛与姚合的五律，这从赵师秀选⼆⼈201⾸诗（其中贾岛81⾸、姚合120⾸）编为《⼆妙集》、选刘长卿等76⼈的五律（少许七律）编为《众妙集》之举措，即略可获知。

“四灵”作为⼀个继江西诗派之后专“作唐诗者”（王绰《薛⽠庐墓志铭》）的诗派，由于深感恢复中原⽆望，故⽽其诗歌主要在于抒写个⼈的感受与情思，以及对⽇常⽣活与⾏旅风光的描绘，⽽于社会现实涉及者⽆多。

所以从总的⽅⾯讲，永嘉四灵诗派在当时虽然影响甚众，但深⼴的社会内容与时代的风云之⽓，却⼏乎
实涉及者⽆多。

所以从总的⽅⾯讲，永嘉四灵诗派在当时虽然影响甚众，但深⼴的社会内容与时代的风云之⽓，却⼏乎与其诗歌毫⽆关联。

但尽管如此，⼀个值得注意的⽂学史事实是：“四灵诗影响推⼴，即成为了江湖派。

”[18]即江湖诗派的形成，乃是因四灵诗派的影响所致。

此则表明，这两个诗派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江湖诗派是⼀个“介于官僚与农⼯商之间”[19]的诗⼈群体，并因书商陈起所编刻的《江湖集》⽽得名。

据张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的考察，这⼀诗派共有诗家118⼈[20]，其中影响较⼤且有诗集传世者77⼈，其⼈数之众，为有宋⼀代诗派所少有，其活动的时间范围，上⾃宋宁宗时期（1195—1208），下迄宋末（1279），前后约100年左右。

江湖诗派虽然因四灵诗派的影响⽽形成，且有不少诗⼈与“四灵”过从甚密，但这两个诗派却是颇具区别的，其中的最⼤不同点在于，江湖诗派中的⼤部分诗⼈虽⾝在江湖，却⼼系天下，因⽽创作出了⼀系列忧国忧民之作。

如刘克庄《运粮⾏》、《开粮⾏》、《苦寒⾏》、《筑城⾏》、《军中乐》、《感昔》、《开壕⾏》、《国殇⾏》、《北来⼈》，戴复古《织妇叹》、《频酌淮河⽔》、《江阴浮远堂》、《灵壁⽯歌》、《淮上寄赵茂⽯》、《阿奇晬⽇》《庚⼦荐饥》，⽅岳《农谣》、《三虎⾏》、《⼭庄书事》，以及刘过《夜思中原》、、⽑珝《甲午江⾏》、周⽂璞《剑客⾏》、赵汝鐩《耕织叹》、叶绍翁《题鄂王墓》、乐雷发《时事》等诗，即皆为其例。

这些诗篇，或表达作者对中原沦陷的愤慨，或于国势不振表⽰担忧，或对民⽣疾苦予以深切关注等，均因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可与陆游的《关⼭⽉》等作并读。

但遗憾的是，在江湖诗派数以千计的诗歌中，类似之作的⽐例却甚为有限，即其更多的乃是⼀些“翡翠兰苕”（杜甫《戏为六绝句》语）之类的作品，对此，王⼠禛《带经堂诗话》已曾指出，其云：“南宋诗⼩集⼆⼗⼋家，黄俞邰钞⾃宋刻，所谓江湖诗也。

⼤概规橅晚唐，调多低下。

”⼜云：“馀多摹拟‘四灵’，家数⼩，⽓格卑，风⽓⽇下，⾮复绍兴、乾道之旧，⽆论东京盛时，可⼀慨也。

”[21]仅此，即可见出江湖诗派的“翡翠兰苕”诗作之⼀斑。

宋恭帝德祐⼆年（1276），即蒙古改国号为“⼤元”后的第五年，元兵攻⼊临安，恭帝投降。

三年后的公元1279年，逃⾄厓⼭（今⼴东新会）的宋军战败，陆秀夫负幼帝赵昺投海，南宋宣告彻底灭亡。

⽽诗歌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宋、元易代之际的⼀批诗⼈，即被称为宋末遗民诗派。

据统计，这个诗派的诗⼈有近400⼈之多，具有代表性的诗⼈则为⽂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杜本等。

这个诗派的成员既多，创作亦盛，宗黄羲所谓“⽂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谢翱年谱游录注序》）者，所指即此。

⽽钱谦益在《胡致果诗序》⼀⽂中，亦持有同样的认识：“宋之亡也，其诗称盛。

”（《有学集》卷⼗⼋）这个诗派中的诗⼈，实际上是由宋末两⼤诗⼈群体所构成，即⼀为仕宦类诗⼈，如⽂天祥、汪元量、谢翱等；⼀为隐逸类诗⼈，如连⽂凤、东必曾、刘蒙⼭等。

其中，⽂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谢枋得等仕宦类诗⼈，则为这个诗派的中坚与劲旅。

在⾯对着蒙元⼤军压境、宋室崩溃在即的社会现实，他们⼀⽅⾯投⾝于抗元的战⽃⾏列（如⽂天祥、谢翱），⼀⽅⾯则以杜甫其⼈其诗为师学对象，写出了⼀系列充满着爱国精神与忠义慷慨之⽓的佳构，如⽂天祥《正⽓歌》、《扬⼦江》、《常州》、《过零丁洋》、《纪事》、《⾔志》、《使北》、《⾦陵驿》，汪元量《湖州歌》（98⾸）、《越州歌》（20⾸）、《醉歌》（10⾸）等作，即获得了时⼈与后⼈的多⽅⾯好评，甚⾄被称誉为“易代之际的战歌与悲歌”[22]。

三、理学诗派：道与诗的结合
赵宋⾃开国以来，为了对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与强化，除在政治⽅⾯强调“正统”外，还分别在思想上强调“道统”，在⽂学上强调“⽂统”，⽽理学家正是以继承孔、孟道统⽽⾃居的，所以，其很快就成为了宋代上层建筑（思想领域）中的⼀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理学”，就是《宋史·道学传》中的“道学”，也即西⽅学者所称道的“新儒学”，其核⼼是对“道”、“器”、“性”、“命”等重要哲学命题进⾏讨论，也即以本体论、⼼性论、认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由此形成了⼀种具有“宋学”主体特质的学问，⼀种适应于赵宋王朝统⼀与发展的学术思潮。

因之，在宋代哲学史，便出现了⼀批专以“理学”为研究对象，并以提升⼈格与⽴德成圣为终极旨归的理学家，如“宋初三先⽣”、“北宋五⼦”等，即皆为当时理学界的闻⼈。

同时，这些理学家⼜各以其⾮凡的才华，涉⾜于⽂学的相关领域，并在诗歌创作⽅⾯颇有建树，以⾄于留下了⼀⼤批具
有“哲理”与“理趣”⾊彩的优秀之作。

于是，由理学家⽽理学诗，也就有了理学诗派。

理学诗派在宋代的诞⽣与形成，不仅是宋代诗派史上的⼀件⼤事，⽽且在中国诗歌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其所代表的是理学在赵宋之际的⽇益兴盛发达，以及理学与⽂学在这⼀时期的相互作⽤与相互融合。

所以，从⽂学史的⾓度讲，宋代的理学诗，不仅记录了理学派诗⼈对于⼈性、⾃然、天体、物理等⽅⾯的领悟与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扩⼤了宋诗的题材范围，丰富了宋诗的表现领域，使得繁花似锦的宋诗更加光彩夺⽬。

北宋是理学诗派发展的初创期。

开北宋理学诗创作先河的诗⼈，是“以师道明正学”的“宋初三先⽣”，即孙复、胡瑗、⽯介三⼈，⽽理学派的代表诗⼈，则为“北宋五⼦”中的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中的程颐实际存诗只有6⾸，故其虽在“五⼦”之列，⽽不能称为代表诗⼈）四⼈。

其中，邵雍⼜因其《伊川击壤集》（存诗1500馀⾸）为⽂学史上的第⼀部理学诗集，⽽成为了理学诗派的开⼭祖师。

正因此，⼜有将“宋初三先⽣”与“北宋五⼦”合称为“击壤派”（理学诗派之⼀宗）者。

邵雍之诗，由于其“理学”的特质与“理趣”的审美特性等原因，⽽被严⽻在《沧浪诗话》中称为“邵康节体”，这既是对其理学诗成就的充分肯定，⼜是对“击壤派”的⼀种最佳认同。

理学诗派之诗虽然以表现儒家义理为第⼀要义，但也不乏平淡清新之作，如邵雍《安乐窝》、《⼩车吟》、《闲适吟》等诗，以及周敦颐《题春晚》、张载《绝句⼆⾸》等，即皆为这⽅⾯的代表作。

理学诗派由北宋⽽南宋，不仅得到了发展与光⼤，⽽且较之北宋更为繁荣昌盛。

这⼀时期重要的理学诗⼈，主要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真德秀、魏了翁，此外还有所谓的“南剑三先⽣”（杨时、罗从彦、李侗）、“北⼭四先
⽣”（何基、王柏、⾦履祥、许谦）等。

其中，与吕祖谦、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的朱熹，既是北、南两宋理学的集⼤成者，⼜是理学诗派中成就最⾼的⼀位诗⼈，对此，莫砺锋《朱熹⽂学研究》第⼆章已⾔之甚详。

相对于北宋的“击壤派”诗⼈⽽⾔，南宋的理学家诗⼈除创作了⼤量的理学诗外（如《全宋诗》著录朱熹诗1300多⾸，陆九渊诗30⾸，吕祖
派”诗⼈⽽⾔，南宋的理学家诗⼈除创作了⼤量的理学诗外（如《全宋诗》著录朱熹诗1300多⾸，陆九渊诗30⾸，吕祖谦诗100多⾸，张栻诗500多⾸，真德秀诗130多⾸，魏了翁诗880多⾸，即可见⼀斑），还于理学诗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另外⼀个⽅⾯的重要贡献，即编选了理学诗史上的第⼀部理学诗总集《濂洛风雅》。

此书的编选者为“北⼭四先⽣”之⼀的⾦履祥，凡六卷，共收录了48位理学诗⼈的约420⾸理学诗，并附有“濂洛诗派图”，其最⼤的特点在于，⾃“是编出，⽽道学之诗与诗⼈之诗千秋楚越矣”[23]。

于是，宋诗史上的“濂洛诗派”与“道学之诗”的称谓，即皆因此⽽始。

⽽在此之前，理学家真德秀还曾以“理学义理”为标准，编选了⼀部以诗、⽂为代表之作的《⽂章正宗》（凡⼆⼗卷，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并于“纲⽬”之“诗赋”类条下，从理论的⾓度对“义理”进⾏了阐述，有助于时⼈与后⼈对理学诗中“义理”的认识与把握。

理学诗派诗⼈虽然具有道学家与诗⼈的双重⾝份，且在诗与道的关系上认为道在诗之先，即认为“诗其馀事”（⽅回《送罗寿可序》），并推出了⼀批阐说义理的诗篇，但其作为⽂学史⽽不是哲学史上的⼀个诗歌流派，却更多的是创作出了⼀系列具有形象⽣动鲜明、理趣盎然特点的“亦情亦景”之作。

由于受理学诗派的影响，有宋⼀代的诸多仕宦类诗⼈，如欧阳修、曾巩、王安⽯、苏轼、秦观、苏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叶梦得、赵师秀等，不仅都加⼊到了这⼀创作⾏列，⽽且还推出了许多充满理趣⾊彩的哲理诗[24]，从⽽使得宋⼈在“详唐⼈之所略”（缪钺《论宋诗》语）⽅⾯，更为“充实密栗”。

四、不同的背景与共同的创作
⼀般来说，⽂学史上的⽂学流派，主要存在着两种情况，或者说为两种类型，⼀种为⾃觉的⽂学流派，⼀种为⾮⾃觉的⽂学流派，前者是⼀种“有组织、有纲领、有创作实践的作家集合体”，后者则主要是由作家“创作风格相近⽽形成的派别”。

（《中国⼤百科全书·⽂学流派》）因此，⼜有将后者称之为“特定的⽂学流派”的。

以此为据，可知包括理学诗派在内的宋代11个诗派，基本上都属于前者，即其均属于“⾃觉的诗歌流派”之列，也就是⼀种“有组织、有纲领、有创作实践的作家集合体”。

仅就这⼀⽅⾯⾔，宋代诗派之于唐代诗派乃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唐代的诗派⼏乎都是由“创作风格相近⽽形成的”⼀些诗歌派别，如王孟诗派（⼭⽔⽥园诗派）、⾼岑诗派（边塞诗派）、韩孟诗派、元⽩诗派等，即⽆不如此。

由⾮⾃觉的诗派向⾃觉的诗派发展，是诗派渐趋成熟的⼀个重要标志，所以，⾃宋代诗派始，⽂学史上⾮⾃觉的诗派即逐渐为⾃觉的诗派所替代。

任何诗派的诞⽣、形成与确⽴，都是与当时⼀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的，⽽以上所论及的宋代11个诗派，即⽆不如此。

北宋时期的江西诗派等六个诗派，之所以皆因宗唐⽽崛起，关键就在于当时的典章制度、⽂化学术等⼤背景，⼏乎均与李唐关系密切。

关于北宋的典章制度与李唐典章制度之间的关系，元⼈马端临《⽂献通考》卷⼀⾄卷⼀七三之“⽥赋考”、“钱币考”、“户⼝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国⽤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兵考”、“刑考”等15考，已⾜资参考。

⽽⽂化学术⽅⾯，仅就对唐⼈诗⽂集的整理⽽⾔，便极具典型性与代表性。

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参与编辑整理唐⼈别集的诗⼈与学者，主要有柳开、穆修、曾巩、欧阳修、孙仅、苏舜钦、刘敞、王安⽯、乐史、宋敏求、留元刚、沈侯、王钦⾂、王琪、韩琮、王洙、王彦辅、沈晦、赵颜清、洪适、胡如埙等数⼗⼈之多，⽽著名的《唐⽂粹》、《⽂苑英华》、《太平⼴记》、《唐省试诗集》等以唐⼈诗⽂为主的⼤型⽂集总集，也编纂于是时。

这些事实表明，在北宋期间，⼀场以诗⼈、学者为主的对唐⼈诗⽂集进⾏编辑整理的⽂化之战，即因此正式拉开了⼤幕。

受其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千家注杜”也因此⽽肇始，⽽“天下以杜甫为师”的师学局⾯，则亦因此⽽形成[25]。

正因此，活跃于北宋的各种诗派，其诗⼈诗作即⽆不打上了这道“宗唐”的时代烙印，对此，从⼀部《全宋诗》的前25册（卷—⾄卷⼀四⼋○）中即可准确获知。

同时，北宋⼜是⼀个在中国思想史上学术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因之，传统的儒学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在对外来⽂化（佛教）与本⼟⽂化（道教）中的某些精华因⼦进⾏整合之后，以⼀种全新的哲学思潮⾯⽬出现。

于是，理学，理学家，理学诗，理学诗派，即皆因此⽽肇始⽽诞⽣，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潮迭起，蔚为壮观。

理学家虽然以研究主体论、⼼性论、认识论为主，但他们也并⾮⽣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批“哲⼈”，更何况，他们的理学思想、理学主张也需借助诗歌的形式进⾏宣扬，所以理学家的很能多诗歌⼤都是与现实相关联的。

以朱熹为例，其集中的《感事书怀⼗六韵》、《次⼦有闻捷韵四⾸》、《闻⼆⼗⼋⽇报喜⽽成诗七⾸》、《杉⽊长涧四⾸》等诗，即皆为诗⼈关⼼国家⼤事与民⽣疾苦的代表作。

如《次⼦有闻捷韵四⾸》：“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凄感圣⼼。

故⽼⼏⼈今好在，壶浆争听⿎鼙声。

（其⼀）杀⽓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

明朝灭尽天骄⼦，南北东西尽好⾳。

（其⼆）孤⾂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

谁遣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蜇听雷声。

（其三）胡命须臾兔⾛林，骄豪⽆复向来⼼。

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

（其四）”作为步⼈原韵的组诗，这四⾸诗写得⽓势雄健，激情澎湃，不仅和盘托出了诗⼈对沦陷区⼈民的关注之情，⽽且对宋军尽快收复中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仅此即可表明，理学派诗⼈是并⾮终⽇在“道学”中讨⽣活的。

⾯对着“靖康耻”的社会现实，南宋爱国诗派的诗⼈们更是⾸当其冲，创作出了⼤批悲愤激昂、⽓壮⼭河之作；⽽以⽂天祥、汪元量为代表的⼀批遗民诗⼈，则在国破家亡之际，⽤其青春与⽣命写下了⼀系列爱国主义诗篇。

⼆者的前后相续，互为呼应，使得“易代之际的战歌与悲歌”更具风采与特⾊。

⽽值得注意的是，在由北宋⽽南宋的政权变迁之中，导致这两个时期诗派诞⽣与形成的原因虽然有别，但⼀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对唐⼈唐诗的推崇与师学。

即是说，本节所论及的11个诗派，⽆论是北宋的江西诗派抑或南宋的爱国诗派、遗民诗派等，宗唐始终贯穿其中，即使如理学诗派也不例外。

北宋各诗派的宗唐已如上述。

南宋各学诗派在宗唐⽅⾯，较之北宋的苏诗派、江西诗派等⽽⾔，不仅毫不逊⾊，⽽且过之⽽⽆不及，这从南宋爱国诗派的核⼼为“诗史诗派”，陆游等“中兴四⼤诗⼈”对“诗史”的极⼒尊崇与赞赏，以及⽂天祥于狱中所作《和杜集》200⾸等⽂学史事实中，即可获知其⼤概。

理学派诗⼈如朱熹，不仅⼒主宗唐，⽽且特别推尊杜甫诗歌，其《答刘⼦澄书》中的“古乐府及杜⼦美诗，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