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救济机制中的前置程序

政府采购救济机制中的前置程序
谷辽海自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后，两年多来的政府采购活动，往往将质疑程序作为质疑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简称为政府采购救济机制中的前置程序。

实践中，质疑供应商如果未经过这一前置程序，行政主体一般就不受理投诉。

2004年8月11日，我国财政部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

根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做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

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

在质疑程序前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受理投诉案件以质疑程序的经过为前提条件。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若不受理质疑申请，或在法定期限内不做出答复意见，在此情形下，表明争议没有获得解决，甚至还可能存在采购主体的某种违法乱纪行为。

此时视为质疑程序前置阶段已经过，允许相对人求助于行政救济途径，即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予以受理。

虽然质疑程序前置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通过采购主体与供应商之间双方自行解决争议，它可以化解一些内部矛盾，使某些纠纷平息于质疑阶段，避免行政投诉程序的提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行政管理资源。

但是，质疑程序前置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法律救济途径的权利。

例如《处理办法》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又如《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投诉人是参与所投诉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投诉书内容符合本办法的规定;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
起投诉......"。

行政规章的这些规定内容将供应商质疑途径作为供应商寻求行政法律救济之前的初始阶段和不可缺少的一道程序，从而剥夺了法律所赋予供应商可以寻求多元救济途径的选择权。

这样一来，我国政府采购立法对弱势群体供应商所赋予的倾斜保护权利无形之中被化为乌有。

行政规章前述所明确规定的质疑前置程序，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内容相冲突!从我国政府采购法立法初衷来看，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采购对象的众多权利或称权力，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且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经常遭遇政府采购主体的侵害。

为了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其中之一就是有权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主体有决定供应商的资格、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评标标准和方式、评标和定标结果等等权利。

虽然与供应商都是属于政府采购当事人，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地位，但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客观上并不平等。

故我国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选择各种救济途径的权利。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质疑与投诉的内容，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答复的等等问题，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或者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也可以不提出。

这里供应商选择救济的权利是任意性法律规范，是否行使的权利由供应商自由选择。

我们再来看法律对采购主体以及行政主体的义务性规范。

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对于供应商的质询，都应当及时做出答复，而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也是应当及时做出处理。

笔者从法律赋予供应商的数个“可以”以及法律对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多个“应当”进行对比，在政府采购救济途径方面，供应商享有的基本上是权利，而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所应承担的更多的是义务。

由此可见，我们不难明白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和对供应商合法权益的倾斜保护。

然而，财政部出台的《处理办法》这部行政规章却妨碍了法律赋予供应商的多元救济途径。

这里笔者还需要指出立法所存在的缺陷。

从现行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对于质疑程序中，就供应商所提出的询问、质疑，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都有法定义务及时做出答复和处理。

然而，作为一种义务性的行为规范，相对人如果不遵守这一行为规范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中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相关的
行政规章也没有给予非常确定的答复。

无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是难以建立起良好法律秩序的。

故我国立法对采购主体所规定的质疑程序中的义务性规范，执行起来无相应的法律责任保障。

财政部关于质疑程序前置的行政规章内容除了与我国《政府采购法》存在着抵触，还与我国其它法律相冲突。

由于政府采购法中缺少公开招投标的相应章节，而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是公开招投标，故实践中的许多案件都须援引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

而招投标采购方式所引起的争议，虽然是属于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主管范围，但我们又离不开《招标投标法》的调整，包括招标投标的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

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采、供之间的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

可非常遗憾的是，我国财政部颁发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中的质疑程序前置与我国的上位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发生了严重的撞车和冲突。

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两部法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内容不得与前述两部法律发生任何的冲突。

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的内容相矛盾、相抵触。

行政规章的内容如果与法律相冲突，那么抵触的内容必然无效。

为了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笔者认为，必须废除行政规章中无效的内容，从而有利于维护我国政府采购法的严肃性，以保证全国政府采购市场在统一的法制轨道上健康地运行。

谈交警当场作出两百元罚款是否合法
王浩军前不久江苏如皋的秦昌东先生和广西的李钢警官都对此做了论述，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适用《行政处罚法》还是《交通安全法》。

我个人倾向于秦先生的意见，认为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交通警察没有权力当场作出两百元罚款的处罚。

李钢警官认为交警有权当场作出两百元罚款处罚的合法的理由有以下两点：⑴《交通安全法》与《行政处罚法》都是法律，效力位阶一样，在各自的调整范围内适用;⑵ 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适用《交通安全法》。

笔者认为上述两点理由不能成立，观点如下：
⒈《交通安全法》和《行政处罚法》虽然都是法律，但是它们的效力位阶是不一样的，后者高于前者。

首先，《行政处罚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而《交通安全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基本法律由于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除宪法以外最重要的法律，所以才规定此类法律必须由全国人大来制定，其地位自然要比一般性的法律要高。

其次，根据《立法法》的第十二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并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如果说二者制定的法律效力是一样的，不存在上下位的话，那么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就可以，何必要经过人大表决呢?最后，法律效力的高低不在于制定机关行政级别的，而是在于法律文件本身。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也就是说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时必须依照本法，而且第三十三条又规定，“对公民处以警告或50 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才能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处罚”，该条款没有“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之类允许例外的但书规定。

以上足以表明《行政处罚法》和《交通安全法》之间存在着上下位法的关系。

⒉《行政处罚法》的第一条规定了立法目的就是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第二条规定“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交通安全处罚只是行政处罚中的一种，必然要受《行政处罚法》的调整。

《交通安全法》对行政处罚简易程序适用罚款200元以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对简易程序适用50元以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这种抵触是对《行政处罚法》总则中第一、二、三条的基本原则的违背，因而无效。

⒊不能适用《立法法》第八十三条。

《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行政处罚法》和《立法法》的制定机关分别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李钢警官认为这二者是同一机关，事实并非如此。

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分别规定了二者的职权;第六十五、六十九条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从上不难看出，它们彼此之间不仅不是同一机关，而且还存在上下位的关系。

如果是同一机关，那么《宪法》和《立法法》中很多法条都无法解释。

综上所述，交警在适用简易程序时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无权当场作出两百元罚款的处罚。

北京市建委二项规范房地产市场的新措施值得商榷
微尘
在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大背景下，北京市建设委员会近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房地产市场的新规定、新政策、新措施，其中绝大部分符合法律规定，适应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要求，得到了房地产业内人士和广大消费者的广泛认同，但是以下二项新措施却值得商榷：
一、要求房地产销售人员持证上岗。

2006年4月19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发布的京建交[2006]312号《关于加强本市商品房销售机构及销售人员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312号文》)第五条规定：“自2006年9月1日起，必须持有经市建委注册备案的《合格证》(以下简称《合格证》)的销售人员方能从事商品房销售业务。

”
这一规定将未取得《合格证》的人员排除在商品房销售行业准入人群之外，显然属于一种设立行政许可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将行政许可定义为：“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
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对设立行政许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可以自行设立行政许可。

该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立行政许可，在特定条件下，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

《312号文》作为直辖市政府所属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是不能设立行政许可的。

被《312号文》作为发文依据所援引的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是这样说的：“商品房销售人员应当经过专业培训，方可从事商品房销售业务。

”这一规定，应理解为指导性要求，因为建设部发布的规章同样不得设立行政许可。

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监督办法》第四条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下列内容：……;(二)行政许可;……。

行政规范性文件对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不得限制法律、法规、规章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

”而北京市建委要求该市全体房地产销售人员(据称总数达数万人)缴纳报名考试费用，参加其组织的统一考试，并获取所谓的《合格证》，明显属于增设公民的义务;而禁止未取得《合格证》的人员进入房地产销售行业，明显属于限制公民的权利。

故笔者认为，建设部规章要求商品房销售人员应当经过的专业培训，完全可以由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指导，在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地产经纪机构内部进行，北京市建委“要求房地产销售人员持证上岗”的合法性存在问题。

二、对于违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其项目的预售许可进行不低于一个月的限制。

2006年5月10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加强本市商品房交易市场动态监管的通知》(以下简称《监管通知》)第三条第2款规定：“企业违规行为转给企业15日内未按期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项目，开发企业的将对其项目的预售许可、……进行不低于1个月的限制直至企业整改且完成验收后方可解除限制;……。

”但是并未公布作出上述限制决定应履行的程序。

“对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进行限制”，北京市建委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概念，让笔者陷入了思考：这到底属于一种对行政许可的中止，还是一种行政处罚呢，可能需要法学家进行深入的探讨。

但《监管通知》第三条第3款规定：“企业、从业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监察执法大队依法进行处罚。

”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市建委认为“对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进行限制”不属于一种行政处罚，当然作出决定也不用经过比较复杂的行政处罚法定程序。

《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由此可知，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但法律并未赋予其中止或者限制已生效行政许可的权利。

《监管通知》中列出了多达53种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行为，其中有一些是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并未禁止的，比如：第(15)“预售或现售商品房不实行网上认购、网上签约的”、第(22)“未接受认购人委托的情况下擅自设定密码”、第(27)“2006年9月1日后聘用未取得注册备案《合格证》的销售人员从事商品房销售业务”等等。

行政机关对这些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只是不符合某些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作出限制已生效的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决定，无论从实质上，还是程序上目前都没有法律依据。

国家1999年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003年制订《行政许可法》的目的是创建一个交易高度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调节供给、需求和资源配置。

故笔者认为，对于上述违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由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及时向社会公示，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让消费者自由选择，依靠市场手段解决房地产市场规范化的问题。

综上所述，建议行政机关在制订规范性文件时，应牢记：对于行政机关，“法无授权即不可为”;而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无禁止即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