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结高等教育的传统与现代胡适论书院与大学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现代大学教育 管理经略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留欧美学人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构建（１９１７—１９４９）”，项目编号：１７ＣＺＳ０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１４
作者简介：杨洋（１９８６—），男，辽宁锦州人，政治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政治学史、中国近代教
育史研究；南京，２１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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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高等教育的传统与现代：胡适论书院与大学
杨　洋
摘　要：胡适是中国近代教育界的一位领袖人物。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仿照欧美高等教育体制建立的中国大学显现诸种弊端。

有鉴于此，胡适重提古代书院，据其所推崇的大学理念对传统书院进行现代阐释，并尝试联结书院制度与大学制度，借此补救当时教育的弊病。

但从胡适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事例可以看出，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亦存有紧张关系，由思想阐释落实到制度建设洵非易事。

胡适对书院现代价值的阐释，引书院入大学的实践活动，既有教育史上的意义，又为当下中国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努力方向。

关键词：胡适；书院；大学；传统与现代；高等教育；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９ ２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６１０（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９５－０８ 胡适一生从事教育活动的时间甚长，是公认的教育界领袖之一。

对其教育思想作系统而深入的研
讨，诚有必要。

晚近，胡适的教育思想［１］，包括其大学理念［２］，研究院理念［３］，他对大学教育的观点［４］，对大学治理的见解［５］等主题均已引起学界的
关注。

但是，作为“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成分并不单纯，而是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具
有“多歧互渗”的历史特质。

［６］在这个意义上，先
行研究多侧重胡适教育思想的某一个方面，对其教育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尚未深涉。

近来，有学者指出，胡适对乃师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的教育思想并不是亦步亦趋，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并使之“中国化”［７］。

但是，讨论胡适教育思想内部“传统”与“现代”两种因子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字仍不多见。

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它起始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普及于明代，至清末光绪变政被明令改为讲授现代知识的学堂。

民国时期，部分学人基于对当时大学制度的批评，在借鉴西方教育学说的同时，开始反思古代书院制度的得失。

在相关文献中，以胡适的《书院制史略》
影响最大。

［８］
此外，胡适还尝试依据书院理念参与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立工作。

当下，虽有提及胡适
与书院的文字［９］３－２７
，但研究性质的专论仍然少见。

本文主要使用胡适的论著、日记和书信等材料，以及相关的间接文献，尝试探讨以下问题：第一，胡适提起书院问题的教育史背景是什么？第二，胡适
对传统书院进行了怎样的思想阐释？第三，为联结书院与大学，胡适从事了哪些实践活动？第四，围绕书院与大学之关系，胡适的思想与行动，具有怎样的教育史意义？其现代价值又何在？
一、民初书院问题的提起
晚清以降，仿照西方教育体系的新学制逐步确立。

进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新学堂、新学校的创设，虽然开启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其所存在之缺失也逐渐暴露出来。

有鉴于此，时人开始回望古代书院的优长，并掀起了一个研究书院、实践
书院的运动。

［１０］６６０
作为教育界的领袖人物，胡适自然
有针砭时弊，发表意见的责任。

据他的观察，当日高等教育的病症，在教学方法和教育制度之不良。

他对书院问题的提起，实属有感而发，有为之言。

据胡适的意见，当时大学的教学方法，虽意在模仿西式大学，但倾向于灌输式教育，忽视了学生自主学习和自动研究精神的培养。

在一篇写于１９２５年左右的未完稿中，胡适指出，清末以来的教育革新者引进的欧洲学校方式，“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
人才的适当办法”［１１］４７７。

而中国一千年演进出来的
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
的精神，可以培养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

［１１］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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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灌输式讲授，忽视自修式研究，对高等教育有不少负面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学术思想界在创造新知识方面表现贫乏。

在纪念北京大学成立２５周年的纪念文集中，胡适以自省的态度表示［１２］９６：
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

这不能不归咎于学校的科目了。

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不曾脱离“裨贩”的阶级！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的时期。

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
在胡适看来，当日的北京大学亦没有跳出灌输式教育的窠巢，多数师生只成为一种知识上的“裨贩”阶级，依样葫芦，照本宣科，对许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主题缺少兴趣与努力。

因此，即便被视为国家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之大本营，胡适眼中的北京大学却是“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１２］９６。

一句“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１２］９６既是针对北京大学，也是对当时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示强烈的不满。

就教育制度而言，胡适指出，国内各省因为缺少学术研究的中心，以致地方层面文化进步较缓，而这一问题的出现，和书院被废弃有部分的关联。

宋代以来，书院之所以能够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原因之一就是“官学废坏，士子无所于学”［１３］。

清代雍正、乾隆朝以来，规模较大的书院多设在各省省会，成为地方教育文化的中心。

［１０］５１２至清末时，书院已成为地方的文化与学术中心，遍布省府州县。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五月二十二日，清廷命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

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

［１４］原来各省会之大书院，虽变为高等学堂，但仍保持其一省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不辍。

民国成立初，蔡元培出掌教部，蔡氏“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１５］７４８。

因此，在民国初年，“惟北京、山西各有国立大学一所。

各省公立的，止有高等学堂，如今的大学预科，没有大学”［１６］。

截至１９１６年，国立及公立大学仍不过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及山西大学三所，各省公立的专门学校仅有二十二所［１７］６５７，各省的私立大学也只有武昌的中华大学一所［１８］９０。

可见，受到民初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１９１９年以前，地方高等教育在层次上仅有大学预科，而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在时人看来，民初的高等教育因盲目仿照西方，以致相比于清末几无大的进步可言。

［１７］６５９身为高等教育界的领袖人物，胡适对此中的弊病自然是洞若观火。

他指出［１９］：
民国元年的学制把各省的高等学堂都废去了，规
定“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那是民国
开国的一件大不幸的事。

因为（１）各省设立大学的
一点小基础，从此都扫去了；（２）各省从此没有一个
最高学府了，本省的高等人才就不能在本省做学术上
的事业了；（３）大学太少了，预科又必须附在大学，故各省中学毕业生，为求一个大学预科的教育，必须
走几千里路去投考那不可必得的机会，岂不是太不近
情理吗？
胡适设想的补救办法，是各省不设大学预科而直接设立大学，仿佛前清时代的书院那样，成为地方高等教育的中心。

胡适的上述意思，反映到１９２２年的壬戌学制，即为大学取消预科制。

诚如蔡元培所说［１５］７４８：
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
堂，发见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
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

这个缺点，直到后
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可见，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国人多机械模仿西方教育体制，而不问是否适合实际的教育情形，以致形成中的新式高等教育制度显现种种弊端。

在教学方法上，倾向灌输式教育，忽视自动式研修。

在地方高等教育层面，则缺少学术研究的重心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检讨当日的高等教育体制时，经常有意识地提及传统书院，比对参照，并指出昔日书院所具有之优长。

那么，为胡适所乐道的书院究竟为何物呢？
二、传统书院的现代阐释
１９２３年，胡适离开北京南下江浙进行休养，此后半年的时间里，书院成为胡适念兹在兹的一个
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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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问题。

胡适屡作演说，且发为文字。

６月２９日，应校长黄人望之邀，参加浙江第一中学２５周年纪念，并作演讲。

内容大致是说，２５年的教育史上最可纪念的有两件事：一是废书院，二是废高等学堂。

胡适主张，“书院中自动的精神，研究的方法，皆可补救今日教育的大病”［２０］。

７月底，胡适借得清代士人汪师韩的几种著述，在做读书札记时，特别记有“县学”“四大书院”“山长”等条目。

［２１］可见，胡适在此间十分留心有关传统教育和书院制度的记述，并在公开演讲中称许，传统书院可以“补救今日教育的大病”。

１９２３年１２月，胡适前往东南大学作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首次较为系统地对传统书院进行了现代阐释。

在讲稿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２２］３９８：
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

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

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

要知道我国书院的程度，足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依胡适的见解，书院之精神，可概括为“代表时代的精神”“讲学复议政的精神”“自修与研究的精神”，而他最看重的是书院所承载的“自动的研究精神”，认为这是“书院之真正的精神”。

据说，在中国书院研究史上，是胡适首先提出“书院精神”这一范畴。

［２３］７进而，胡适对“书院精神”在实际治学过程中的贯彻又有所说明［２２］４０１：
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在清朝时候，南菁、诂经、钟山、学海四书院的学者，竟终日孜孜，究其所以，参考书籍，不惮烦劳，其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此处虽寥寥数字，但传统书院学术氛围浓厚，学者勤于自修的历史形象已跃然纸上。

胡适由于研究《水经注》的缘故，搜访了许多有关江苏南菁书院的史料。

南菁书院有一条问学的格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２４］１２，深得胡适之心。

他解释说，这句格言如果译作英语或白话就是“寻找真理，绝不含糊！”这表现的是“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２４］１２，“都说明了我国十九世纪，一些高等学府里的治学精神”［２４］１２。

胡适对南菁书院的治学成绩，也青眼有加，称其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２２］３９８。

胡适对传统书院治学精神与治学成绩的礼赞，绝非出于主观的臆断。

以南菁书院为例，有学者对其自由研习的学风与实绩做了专门研究，恰可以与胡适的观点相互印证。

［２５］据此，胡适所谓勤学致知、自动研究的学风，既是传统书院治学的特点，亦是传统书院精神的重要内涵。

胡适认为，书院精神最值得称道的一重，即自修与研究的精神，这恰与现代大学推崇学术研究的风气相互辉映。

有学者指出，胡适在积极意义上谈论传统文化时，通常是在强调其中所蕴涵的现代意义。

［２６］或者说，胡适是以其所具有的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阐释和再阐释的。

［２７］胡适对传统书院所作的阐释亦可作如是观。

胡适称古代书院堪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这样的修辞方式，一方面是便于今人的理解，另一方面也透露他对传统书院的阐释是以现代大学研究院为参照的。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中心，其核心社会功能正是学术研究与知识生产。

［２８］对此，胡适有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

１９２０年，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指出，北京大学师生的共同工作应该是研究“高等学问”。

他将新文化运动的趋向概括为两个方面：普及和提高。

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应该“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

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２９］。

１９４７年，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更为直接地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大学的观念”，他说［３０］：
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

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高等学府。

从这个新的“大学”观念出发，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

据胡适的意见，大学在本质上是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没有学术研究活动，就不配称为大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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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甚至，在他的设想中，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

１９２８年，面对平津教育界的种种乱象［１８］１４６，胡适也确曾认真地建议将北京大学全部改为研究院［３１］。

胡适的大学观念是否确当，自然是可以商榷的问题。

但他视大学为学术研究中心，且以学术研究活动为主要的理念却是明白无疑的。

［３２］
但是，揆诸史实，书院的精神内涵颇为丰富，并不似胡适表述的那样有限。

在儒学定于一尊的帝制时代，作为传承与弘扬儒家思想的重要教育组织，书院不仅具有传道受业解惑的知识功能［１０］１－２，养心修身敦品力行的伦理功能［３３］，还肩负端正世风表率四民的教化功能［３４］。

胡适所以为的“书院之真精神”，即讲求学问、自动研究，事实上只是书院丰富精神内涵的一部分。

胡适之所以将“自动的研究精神”提炼出来，给予特别的表彰，正是因为其与他所理解的以学术研究为志向的现代大学精神具有亲和性，两者可以遥相呼应，古今同辉。

他称书院为古代的“最高教育机关”和“大学研究院”，均以现代大学为参照，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胡适所讲虽为书院史，但他没有取其历史之全貌，而是撷取了一段他最心仪的书院影像。

他所看重的，不完全是书院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而是其可以与现代大学相互融通的精神内涵。

换言之，胡适正是透过他所理解的大学精神，回望传统书院，阐释其所蕴含的现代意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作这篇演讲时，美国人创立的教学方法———“道尔顿实验室制”（ＴｈｅＤｏｌｔ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Ｐｌａｎ）已输入中国。

道尔顿制的精神，“在打破旧式的钟点制，令学生自定预算，自由学习与研究，教师只从旁面负指导的责任”［１７］６８２。

在胡适看来，这恰与中国古代书院所提倡的“自修”与“自动研究的精神”有契合之处。

因此，他在《书院制史略》的开篇就提到，“我为何讲这个题目？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２２］３９８。

胡适以美国新创的教育理论证明古代书院精神内在的合理性，恰可以视为他致力对传统书院作现代阐释的又一例证。

三、胡适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如前文所述，民国初年，有感于新式高等教育所显现的缺失，时人开始回向书院，掀起一波研究书院、创办书院的运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胡适并不满足于对书院作思想上的阐释，还见诸行动地尝试将书院制度引入大学，以期“补救今日教育的大病”。

当其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就与胡适的参与和推动颇有关系。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国学研究机构：一个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另一个是清华国学研究院。

这两个国学研究机构的创建，胡适都曾参与其间。

按理说，胡适是北京大学教授，又是可以与闻北京大学校政的重要人物，实现其引书院入大学的设想，应自北京大学始。

但现实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北京大学内部学人之间的派系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学术思想上的分歧，使得胡适被国学门内的“太炎门生”逐渐边缘化，他对国学门的实际事务大概难以置喙。

［３５］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胡适为什么会转而热心协助清华学人，积极谋划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工作。

１９２４年，清华学校将改制为大学，学校当轴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拟设立涵盖各学科的研究院。

但为师资、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一科，是为“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之初，校长曹云祥请胡适主持研究院一切，胡适则辞以学问名望皆不足以领导群伦，并向曹氏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章炳麟三位国学大师。

胡适虽没有接受曹云祥的邀请，但仍四方奔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贡献良多。

首先，胡适积极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大师。

起初，胡适代曹云祥礼聘王国维为国学院导师，但被静安先生婉谢。

胡适遂托溥仪向王国维劝驾，溥仪就以诏书的形式请王国维到清华大学任教。

如此，王国维不好推辞，这才应清华大学之聘，成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其次，胡适为研究院章程贡献意见。

据说，曹云祥本想仿照美国大学研究院来办清华国学研究院，但商之于胡适时，后者认为，“美国研究院制度不尽适应于中国，请参照中国宋元以来的书院制度”［３６］。

后来，清华大学《研究院章程》中确有“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３７］３７８一条，而且细读此章程，也确实融入许多传统书院教育的因子。

比如，导师“长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导之事”［３７］３７６；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３７］３７８。

上述章程，意在以个人自修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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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辅以教授指导，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密切关系，且以教授个人研究方向置换西式学科。

这正是传统书院的治学精神与办学特色的表现。

有学者指出，胡适对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的帮助“不宜夸大”［９］５，但从上述事例也可以看出，胡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备过程中用心用力。

而且，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也确曾多次就国学研究院成立事宜商之于胡适。

［３８］２８２因此，至少就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工作而言，胡适确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当然，胡适积极促成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设立，可能有多方面的考虑。

但通过将书院与大学，古今两种教育体制联结起来，互补短长，更好地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层意思。

而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围绕这一基本理念构筑起来的。

胡适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做的各方面工作，也正是为了实践上述教育理念。

据此，称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成立，是胡适尝试联合书院与大学这两种高等教育制度的一次重要实践活动，当不会有重大的错误。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参酌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的结晶物，如果办理成功，将成为融合中西学制的一个典范，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实有重要意义，有学者甚至嘉许其为“一次宁静的革命”［９］３。

但出人意料的是，国学院虽于１９２５年隆重开学，却在１９２９年提前结束，黯然收场。

其停办的原因虽然复杂多端，但据官方表述，是因为清华大学“改组委员会”于１９２６年３月８日讨论《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时，接受了身为“改组委员会”六委员之一的钱端升的意见，认定国学院为“畸形发展组织”，应立即废除，将其教授和学生归并于各系。

［３８］３２７就清华大学的组织架构而言，国学院与各系平行，是一个独立的单位。

钱端升所反对的不是清华设立研究院，而是反对设立独立于院系之外的研究院。

他反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理由有若干，但主要是因为“世界罕见”，所以“亦出情理之外”［３９］１１。

所谓“世界罕见”，意指彼时国外高校的研究院大多设在院系内，而少有独立于院系者。

他认为，所谓“国学”不过是“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哲学”等科目，尽可以“并在文理科研究”［３９］１１，“教授划归各系，为研究教授”［４０］４９，而不必另设独立之研究院。

［４０］５０暂且不论钱氏所言是否成立，仅就他所依从的理据，是所谓现代大学体制的一般情形。

由此可见，当日以欧美大学为典范，尚处在形成期的新式高等教育体制，已然建立起自身的制度逻辑与权力话语，成为裁定何者为“合理”，何者属“畸形”的权威体系。

书院制度因与大学制度不尽相同，部分为西式高等教育体制占据脑筋的学人，就难免将设立于大学之内，以书院为参照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视作一种学校制度上的“叠床架屋”，目为“畸形”，其终致解散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透过胡适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事例，至少就当时的情形，将传统书院制度引入现代大学，其意虽佳，亦有学理上的根据，但真正实行起来却绝非易事。

当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的消息传出后，吴宓以辞去研究院主任相抗争，曾热心参与筹备工作的胡适却并未有明确的表示，这其中的隐衷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四、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在２０世纪中国思想史上，胡适因主张西化，通常被视为激进派学人的代表，以与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所谓保守派学人相对。

当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只是相对而言，但多数研究者所注意的，仍是胡适提倡以西方为楷模的思想倾向。

［４１］但从胡适在书院和大学问题上的论述与活动来看，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颇为复杂［４２］，似乎不宜对其思想持笼统之见［４３］。

１９２０年以降，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虽有思想背景上的差异，但对仿行欧美大学建立的新式高等教育却提出异口同声的批评：胡适认为时下的大学推行的是“灌输式教育”；张君劢、马一浮视学校为商号，师生之间不过买卖知识尔；梁漱溟、熊十力指出学校偏重传习知识，忽略了师友关系的建构与道德人格的修养。

［２３］８－９傅斯年也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的学校是资格教育，应该改为求学教育和做人教育”［４４］。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育者在反思补救之方时，不是采用“顺势疗法”，更为彻底地移植西式高等教育，而是不约而同地回向中国传统教育，从古代书院汲取精神和制度的养料。

首先，胡适对书院问题的提起，不是意欲否弃现代大学，而是思以补救其植入中国后，因不适合国情所产生的弊病。

他虽极力提倡传统书院的优长，却不是主张全盘的复古。

胡适接受了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现代大学理念，并一以贯之地身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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