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因素再分析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因素再分析
内容摘要: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本文就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观点:贸易政策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的解释能力做了定量分析。

结论表明:美国在华FDI并不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因素,相反,美国在华FDI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顺差,这与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相吻合;此外,贸易政策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分别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逆差引力模型
近年来,中美贸易格局基本以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

这一贸易格局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并引发了许多解释性的观点。

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解释主要包括美国对华出口的限制性贸易政策、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以及汇率因素等。

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以上述主要观点为参本,以期对每种观点的解释能力做一个客观的评价。

本文与类似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综合考虑了影响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因素,并把它们引入到扩展的引力模型中,避免了前人研究中由于缺失重要解释变量而产生的自相关问题;其次,本文分别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从美国的进口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引力模型,从而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考察贸易差额产生的原因,这与前人单纯以中美贸易差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模型相比,能够带来更丰富的结论;第三,本文对各种观点的解释能力做了定量分析。

本文最主要的发现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并不是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因素,相反,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是不一致的,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支持本文的观点。

此外,贸易政策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分别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

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主要观点
目前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类主要观点:
(一)贸易政策论
中美两国在国际分工中资源禀赋不同,双方经济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一方面,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加之中国长期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政策,对出口有大量的政策鼓励和制度激励,导致大量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
虽然在高科技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但由于对华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因此,美国货物贸易的对华出口始终小于从华进口,这是构成是美中贸易逆差的一个原因。

Zhang(2000)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强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又不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这就成为发展与扩大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

林珏(2008)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中美双边贸易产品的竞争力状况,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释放,而美国始终没有对华开放高科技产品出口,只要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是完全能够实现对华贸易平衡的。

(二)美国在华投资论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对中美贸易差额产生影响:一是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减少了美国对中国最终产品的出口;二是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增加了美国对中国中间产品或相关产品的出口;三是在华跨国公司向美国的产品返销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综合以上三种途径,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扩大了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而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因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依赖于这三种途径的力量比较。

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实证研究,几乎所有研究表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是中美贸易差额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杨来科和廖春(2006)发现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的行业,美国企业在华的销售额也增长较快,同时美国对华出口下降的速度也比较快,因此,他们发现美国对华投资企业的贸易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

付强和朱竹颖(2008)通过协整检验并构建误差修正模型,说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引致,这种引致过程主要通过美在华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返销造成。

(三)产业转移论
该观点认为东亚地区的产业转移,使中国承接了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东亚主要经济体通过将部分产业向中国转移再由中国向美国出口,把中国作为外贸出口的生产平台。

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贸易顺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大多数实证研究证实了产业转移论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Yang等(2004)指出,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将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大陆进行外向加工,然后对美出口。

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因而美中贸易逆差的增加部分是美国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贸易逆差转移的结果。

(四)人民币汇率论
该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人为地维持在低水平上所引起的。

人民币汇率的压低导致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形成了非自然的竞争优势,因此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

关于汇率因素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沈国兵(2004)利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对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前者并非由后者引起。

与他们的研究结论相反,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余淼杰(2009)采用引力模型,使
用2002-2007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考察人民币汇率对于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人民币贬值能够显著地增加中美贸易顺差。

扩展的引力模型、变量和数据
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指出,引力理论也许是当今唯一能成功地解释双边贸易额的模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应用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发展。

基本引力模型通过被加入一些新的变量而有了扩展性的应用。

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1)
其中,Xij是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贸易流量;Yi和Yj分别为国家i和国家j的GDP;Ni和Nj分别为两国的人口数量;Dij是两国经济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Pij是影响双边贸易的其他因素,例如两国是否结成优惠贸易安排、两国是否边界相邻,是否使用共同语言、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等变量;Uij是随机误差项。

在应用中,人们会对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和变形。

上文总结的不同解释性观点揭示了不同的因素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本章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把上述因素考虑进去,对各因素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作定量分析。

借鉴贸易引力模型的形式,本文引入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美国在华FDI,东亚国家在华FDI、人民币实际汇率等解释变量,建立对贸易流量分析的模型。

本文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2)
(3)
(2) 式和(3)式分别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和从美国进口的引力模型。

其中,EX和IM分别表示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和从美国进口额,单位为万美元。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中进口国的报告数据,即中国对美国出口额采用美国报告的进口数据,中国从美国进口额采用中国报告的进口数据。

一般认为,由于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等原因,进口国在贸易统计上较为严谨。

同时,采用美国报告的进口数据能够避免因忽略中国内地从香港转口造成的数据不准确问题。

GDPUS是美国的GDP,GDPC是中国的GDP(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数据来源于IMF2008年世界经济展望,单位为万美元。

出口国的GDP越大意味着出口供给能力越强,进口国GDP越大意味着进口吸收能力越强,因此它们的系数都期望为正值。

COSCUS和COSUSC表示中国和美国的进出口相似性指数。

前者是以中国作为出口国、美国作为进口国计算的,后者是以美国作为出口国、中国作为进口国计算的。

本文采用Cees和Hans(1991)提出的计算两国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的方法:
其中,i、j、k分别表示出口国、进口国及商品类别;Eik为出口国i向世界其他各国出口k类商品的总量;Eik为进口国j从世界其他各国进口k类商品的总量。

COS的值位于0至1之间,取值越大,意味着两国进出口相似性越大,双方存在的贸易潜力也就越大。

有些现实原因可能会使这种贸易可能性受到影响,例如各种贸易政策和贸易壁垒。

本文在(2)式和(3)式中分别加入了COSCUS和COSUSC,二者的计算基于SITC两位数的分类,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二者的系数β3和α3都期望为正值。

FDIUS是美国在华FDI存量,由各年度FDI流量加总得到,考虑到1986年之前美国在华FDI存量较小,所以起始年度为1986年。

数据来自于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FDIUS的单位为万美元。

根据前文的分析,美国在华FDI会促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此,β4的符号期望为正值。

而美国在华FDI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所以α4的符号是不确定的。

FDIEA是东亚国家在华FDI存量,由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五个国家或地区各年度FDI流量加总得到,同样,考虑到1986年之前各国在华FDI存量较小,所以起始年度为1986年。

数据来自于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FDIEA的单位为万美元。

东亚国家在华FDI会促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此,β5的符号期望为正值。

而东亚国家在华FDI对中国从美国进口也会起促进作用,所以α5的符号也期望为正值。

汇率水平Exchange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网站,系数β6期望为正值,α6期望为负值,这是因为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对美国出口,而不利于中国从美国进口。

Ut和εt分别为方程(2)和(3)的随机误差项。

方程(2)和(3)使用1986年至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对于FDIUS、FDIEA、EX和IM,为了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国GDP缩减指数进行了处理(1990年为100),然后取对数。

对GDPUS和GDPC(已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Exchange、COSCUS和COSUSC也取对数。

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检验与结果
如果直接将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造成伪回归。

但如果多个
非平稳变量具有协整性,则这些变量可以合成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

这个平稳的时间序列可用来描述原变量间的均衡关系。

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前,首先检验序列的平稳性。

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序列。

在变量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的基础上,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例如,汇率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受到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均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它们的工具变量。

首先用(2)式做如下协整回归并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4)
“***”、“**”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5%和10%水平的t检验。

各变量的符号与我们期望的一致。

美国在华FDI的符号虽然为正值,但仅通过10%水平的t检验。

其他变量都通过了1%或5%水平的t检验。

若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4)式中残差序列ut应具有平稳性。

通过进行AEG检验,结果表明(4)式中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同样,用(3)式做如下协整回归并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5)
人民币汇率符号与期望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加工贸易进口对汇率变动不敏感所致。

美国在华FDI的符号为正,这说明美国在华FDI的贸易创造效应要大于贸易替代效应。

其他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并通过了1%或5%水平的t检验。

若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5)式中残差序列εt应具有平稳性。

AEG检验表明(5)式中各变量也存在协整关系。

(二)稳定性检验
为了确认回归结果的可信性,本文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分析。

首先,考虑到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汇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本文使用1994年至2007年的数据重新对方程(4)和方程(5)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除了回归系数略有变化外,各变量仍然保持了原有的符号,并且除了美国在华FDI未通过10%水平的t检验外,其它各变量均通过1%或5%水平的t检验。

另外,考虑到大多数引力模型也把人均GDP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本文把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变量分别用PGDPUS和PGDPC表示(数据来源于IMF2008年世界经济展望,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万美元),并引入到方程(4)和方程(5)中重新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发现原有变量的系数仍然保持了稳定性,不过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变量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这结果与余淼杰(2009)的发现非常相似。

余淼杰(2009)对此的解释是人均GDP变量不是外生的,而是受该国制度所影响的。

由于人均GDP变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所以我们不必在意这个结果。

(三)对计量模型结果的分析
本文以方程(4)式和(5)式为依据,对计量模型的结果进行分析:
从两国的GDP看,由(4)式和(5)式可知,美国GDP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0.69%,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加0.67%;中国GDP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1.70%,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加1.47%。

因此,美国和中国GDP的增加都有利于扩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GDP的增加意味着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的提高,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一个较低发展水平上的GDP的增加带来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更快的提高。

从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看,(4)式和(5)式表明进出口相似性指数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2.21%,而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2.06%。

由此可见,随着中美贸易互补程度的提高,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加速度要超过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增加速度。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贸易政策方面的,比如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以及中国拥有比美国更为严格的进口限制措施等。

从美国在华FDI看,(4)式表明美国在华FDI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出口仅增加0.34%;(5)式表明美国在华FDI每增加1%,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0.62%。

因此,美国在华FDI的增加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销售额中,分别都有超过40%的比例在中国销售或出口到第三国,而只有10%左右返销到美国。

因此,美国对华投资大多数属于水平型投资和出口平台投资,这种以占领中国市场和他国市场为主要目的的投资,虽然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但没有使中国对美出口显著地增加。

因此,与传统观点相反,美国在华FDI并不是引起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因素,相反,美国在华FDI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

从东亚国家在华FDI看,(4)式和(5)式表明东亚国家在华FDI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0.43%,而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0.24%。

因此,东亚国家在华FDI 倾向于扩大中美贸易差额。

东亚国家在华FDI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出口平台型直接投资,这些企业除了从本国进口部分中间产品外,从美国也进口部分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一部分出口到美国。

从总体效应看,东亚国家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从人民币实际汇率看,人民币实际汇率每贬值1%,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2.11%,而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0.9%。

人民币实际贬值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有利于扩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由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加工贸易占的比重很大,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带来加工贸易进口的增加,所以即使人民币实际贬值1%,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依然增加0.9%。

总体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论
本文通过应用扩展的引力模型考察了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几种观点的解释能力,得到以下结论:
本文最主要的发现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并不是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因素。

由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品大多数在中国当地市场或第三国市场销售,返销到美国的产品数量很少,同时,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带动了美国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所以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并不是解释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变量,相反,美国在华FDI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

贸易政策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

随着中美两国贸易互补程度的提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与从美国的进口并没有同等程度地提高,中美两国的贸易政策,例如,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政策,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

东亚国家在华直接投资带来的贸易逆差转移也加剧了中美之间贸易的失衡。

人民币实际贬值对中国对美国出口和从美国进口产生了不平衡的影响,人民币实际贬值扩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此外,随着中美两国GDP的增长,与美国相比,中国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提高得更快;随着中国GDP的增长,与进口需求能力相比,中国出口供给能力提高更快。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的变化也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沈国兵.贸易统计差异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经济研究,2006(5)
2.杨来科,廖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财贸经济,2006(12)
3.余淼杰.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中美贸易顺差吗—基于引力模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2009002,2009
4.付强,朱竹颖.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08(7)
5.林珏.中美双边贸易平衡问题再探—基于产品竞争力视角的分析.财经研究,2008(1)
6.Anderson James and Eric van Wincoop.”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