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反思

2019年第1期Vol. 10 No. 1
政 治 思 想 史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总第37期
Sum No. 3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反思
孙晓春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以教材建设为起点，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在研究方法上，摆脱了以往僵硬的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解较之以往更为深刻。

当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如何准确理解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对历史上的思想家说过的话作出合理的解释，依据现代价值尺度来体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恰当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是尤须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传统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曾一度被认为是伪科学的政治学得以重新恢复，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也重新开展起来。

自此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学科建设逐步走上正轨。

几十年来，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与水平上，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在我们国家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学术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总结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经验，对于促进中国政治思想史的
作者简介：孙晓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价值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4AZZ005）的阶段成果。

中国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史 2019年第1期学科建设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进展
作为在高等院校重新恢复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材建设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重建
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恢复，首先应该说到的是两部标志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一是由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四位先生编写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另一部是刘泽华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刚刚开始拨乱反正，从极左思维中走出的时候出版的两部中国政治思想史。

如果说20世纪初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话，那么，这两部著作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则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后来，学界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规定性以及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等关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讨论，都是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教材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当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在高等院校恢复以后，人们面对的是基本没有教材可用的情形，当时，民国时期萧公权先生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在大陆已近绝迹，20世纪50年代吕振羽编写《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也很是稀见。

于是，在80年代以后，一些院校开始了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适于本科教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刘泽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朱日耀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邵德门先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桑咸之先生和林翘翘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以及宝成关等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

再到后来，教育部开始组织编写高等学校统编教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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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刘泽华、葛荃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教材，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以及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面向21世纪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2000年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又被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三批重点教材，曹德本、宝成关、葛荃、孙晓春等人被确定为首席专家，组织编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

目前这部教材已经为国内许多高等院校政治学专业使用。

近来，又有张星久教授编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问世。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努力，最初没有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可用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变。

教材编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基础。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培养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队伍，使得人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有所认识，促进了人们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主题的发掘。

延至后来，几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鸿篇巨制，如刘泽华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实际上都是最初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编写工作的延续。

改革开放改变了以往几十年间中国大陆学术界的闭锁状态。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港台以及一些留旅美华人学者，如韦政通、徐复观、余英时等人的思想史论著被陆续介绍到国内。

这些论著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与这些论著相比，当时大陆的思想史研究水平还有着相当的差距。

值得高兴的是，经过近几十年的努力，大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已经不再落后。

最能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进展的是内容丰厚的研究成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著问世，同时，也有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发表。

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目的与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外政治思想比较、传统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等思想主题，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就有千余篇。

这些主题显然不是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全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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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取得的成就。

（二）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学理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很少有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讨论。

当中国政治思想史在部分高等院校恢复以后，人们最初运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只能从传统的历史学和其他思想史门类那里获得。

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思想与方法的僵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如何实现分析方法的突破，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以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着许多常识性的教科书观点。

例如，在以往的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常常把唯物还是唯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由于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的密切关联，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理解思想家的哲学世界观与其政治主张的关系，便成为人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按照常识教科书的观点，把唯物与唯心作为有关思想家价值判断的标准，我们的研究工作将会变得至为简单，历史上那些凡是属于唯物主义阵营的思想家都是好的思想家，而被划进唯心主义阵营的思想家则大都是不好的思想家。

于是，先秦道家的老、庄，宋明时期的二程、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都是不好的思想家。

然而，这些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显然，把思想家的哲学世界观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无助于我们认识全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有一个至为简单的逻辑问题：对于历史上的思想家来说，即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但并不等于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也是深刻的，反之，那些认为世界统一于精神的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也未必不深刻。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走更多的弯路，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极少数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讨论思想家的哲学世界观是唯物还是唯心的问题，而在后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很少有人用唯物、唯心的观点去评价思想家的思想学说。

摆脱常识教科书观点的结果，使历史上的思想家在我们的研究中获得了公平的对待。

再如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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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森严的等级结构的社会，不平等是每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们共同面对的事实。

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不平等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于不平等也有着不同的理解。

对于现时代的人们来说，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历史上的等级结构与不平等，从而弄清不平等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了以往历史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生活在以往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不平等的，他们对于社会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认识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优良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判断。

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无疑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科学方法。

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阶级分析方法却被弄成一种僵化的公式，人们大多以为，历史上的思想家一定是某一特定阶级的代言人。

于是，为历史上的思想家划成分、定出身，便成了有关思想家的价值判断的关键，例如，孔子究竟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还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庄子所代表的是社会下层平民的利益，还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曾一度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及至20世纪70年代的批儒评法运动，更是把这种僵硬的“阶级分析”发展到了极致。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以往那种僵化的“阶级分析”方法逐渐退出了学术舞台，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已经不再有人通过给思想家划成分的方法来解读和评价历史上的思想家。

可以说，改革开放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思想观念的解放和研究方法的突破。

在逐渐摆脱以往那些僵硬的分析方法的过程中，研究方法也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讨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是刘泽华先生，他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注意学科自身的认识规律循序而进”，开展以思想家为单位的列传式的研究、流派研究、思潮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等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

(１)虽然刘先生的这段话还没有说到具体的研
(１)　参见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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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但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后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关研究方法的讨论日益深入。

葛荃教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理特点及方法论刍议——以董仲舒天人政治论为例》（《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应该“以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方能将这一错位多年的学科放回原位，从历史学领域的专门史回归到政治学学科的专业基础，成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奠基学科”。

岳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路径和方法》（《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一文中则主张在对历史人物、思想流派、思潮、概念等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对各种研究路径的综合使用”，并且要注意专题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相结合、逻辑与实证相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

孙晓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与现实关注》（《天府新论》，2015年第4期）一文，讨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主义方法与研究者的现实关注之间关系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虽然人们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还有不同的意见，不过，对研究方法的多元理解，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得以繁荣的基本前提。

（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深度解读
以往说到政治哲学，人们大多是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哲学说起，很少提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时至今日，也还有人坚持认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政治哲学。

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

其实，要回答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自己的政治哲学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弄清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自己的哲学。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传统哲学存在，那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也就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所谓政治哲学，简而言之，就是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性判断，在政治哲学领域里，人们关注的不是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什么，而是“应该”（ought to be）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

历史上，凡是对优良的社会生活有着强烈追求的思想家，大多会对理想的政治生活作出构想，而思想家所构想的理想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就是思想家逻辑思维的结晶。

历史上思想家在理论上所做的有关“应该”的政治生活的论证，便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

它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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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源头，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基本的价值观念主要是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哲学中获得的。

在向社会大众输出价值观念的同时，传统政治哲学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理念。

可以说，解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在深层的意义上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最早提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是刘泽华先生。

其所作《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这个前言后来在《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刊发出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政治哲学问题，并且根据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实际，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应该包括天人关系、人性论、理、必、数、道等必然性理论以及历史观等思想主题。

(１)虽然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涵的理解而言，这一说法未必精当，但把政治哲学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提出来，却无疑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厚。

其中刘惠恕的《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以儒家政治哲学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对先秦儒家至明清之际儒家政治哲学的发展进程以及儒家政治哲学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周桂钿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从传统儒家的经学入手，对儒家的天人观、民本论、德治论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张师伟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则更加注重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在逻辑的解读，作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天人问题、道义与伦理、民本思想的实质与理论价值等思想主题均有独到的理解。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体现着古代思想家对于优良的政治生活的追求，它蕴含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共同关心的永恒主题。

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社会政治生活究竟如何才能在道德上来得正当。

以往时代思想家思考过的这些问题，现代人仍然在思考。

我们之所以研究中国传统政
(１)　参见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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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哲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以往人们曾经回答过的这些问题，我们仍然要给出自己的答案。

而理解以往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则是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时日尚短，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例如，在整体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应该如何定义、传统政治哲学主要包含哪些论题、这些思想主题又是在怎样的程度上联结为有机的整体；在缺少古希腊那样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思想家是循着什么样的逻辑实现其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判断的；作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传统政治哲学是以怎样的方式向社会输出价值观念的，这些价值观念又如何规范和约束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过程。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这将在根本上决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质量。

（四）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主题的广泛发掘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以往时代的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结晶，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主题。

自春秋战国以后，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围绕义与利、天与人、民与君、王道与霸道、君统与道统、德治与法治、善政与暴政、人性的善恶等主题曾经有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有些时候甚至在思想家之间会发生激烈的论争。

思想家对这些主题的认识，体现了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也体现了思想家各不相同的价值取向。

尽管古代思想家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各不相同的认识，但在更抽象的水平上说，人们都是要通过对这些主题的讨论，来说明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

这恰恰是古往今来人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近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几乎上述所有思想主题都被学界同仁发掘出来，在对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张作了深入解读的基础上，又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表达了自己对这些思想主题的看法。

对这些思想主题的研究，不仅表明了学界同仁从传统政治思想捕捉思想主题的能力，也体现了当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刻理解。

如果说观念的进步是社会生活质量提高的前提的话，对传统政治思想主题的发掘与研究恰恰是我们实现观念进步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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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渐入佳境的比较研究
关于政治思想比较研究，这里说的主要是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

当然，中国历史上不同思想流派、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之间也有比较的价值，但显然没有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来得重要。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源自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思想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种思想传统，它们产生于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这两种思想都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它们所及的范围内，都起到了向社会大众输出价值观念、规范政治过程的作用。

(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东西方的政治思想都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的，在地理环境阻隔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思想传统之间相互比较是无由发生的，甚至也无法判别二者之间孰优孰劣。

然而，在东西方阻隔状态不复存在的今天，这两种思想传统之间的比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由于近代以来中西方两种思想传统的交融，中国政治思想循着自身逻辑发展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作为人类共同思想遗产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与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才能得到说明。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事实上的停滞，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根本无从谈起。

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建设日益走上正轨，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也逐渐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而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切入点，则是对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的认识。

任剑涛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一文，就这一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证；孙晓春的《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0期），从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需要出发，讨论了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之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界同仁在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人们在中西方思想史中发现了许多可供比较的思想家和思想主题，
(１)　参见孙晓春：《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0期，第53－58页。

政治思想史 2019年第1期
如韩非与马基雅维利、孔子与苏格拉底、先秦儒家与古希腊哲学家、老子与柏拉图、董仲舒与阿奎那；中国传统的道义观念与古希腊的正义论、儒家与古希腊哲学家的中庸思想、中西方的法治思想、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等等，比较的范围十分广泛。

虽然对这些主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但这对于拓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加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认识无疑大有裨益。

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是有着相当难度的研究领域。

一方面，它要求研究者对于中西方的政治思想本身都有着深刻的理解，能够发现中西方政治思想所蕴含的相同或者相近并且有着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主题展开研究；另一方面，更要求研究者能够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对中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那些可比较的思想主题给出我们自己的见解。

所以，与单一的中国或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比较研究对研究者有着更高的要求。

其实，我们所以从事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无非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所讨论的是古往今来的人们共同关心的思想主题，对于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来说，这些思想主题有着相同的意义。

所以，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不仅仅是要弄清历史上的思想家曾经说了些什么，而且要在对中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准确解读的基础上，弄清楚我们自己要说些什么。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比以往时代的人们幸运得多，这是因为，当我们对东西方思想史上那些永恒的主题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有着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思想空间，有着更多的思想资源可供我们参考。

虽然目前的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还远未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平，但假以时日，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一定能够进入更高的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获得实质性进步的几十年。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特别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进展。

事实上，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解所以较之梁启超那个时代更为准确和深刻，是因为我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解比以往更为深刻。

正是由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进步，才使得我们能够把作为人类共同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置于更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加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