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黄州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思想意识的转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４－１２
作者简介：孙中天（１９９６—），男，安徽淮北人，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试论苏轼黄州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思想意识的转变
孙中天
（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院，陕西咸阳　７１２０８２）
［摘　要］宋熙宁、元丰年间是北宋政治动荡最为剧烈的时期。

１０６９年，王安石开始变法。

作为旧党的代表，苏轼否决鼎新，屡遭冲击，最终酿成“乌台诗案”。

案件审理的结果是苏轼被贬谪黄州，此时的他可谓死里逃生。

“乌台诗
案”期间，新党不断的搜集诗文罪证，使得苏轼在创作中谨小慎微，表现出强烈的畏祸意识。

本文主要从其黄州时期创作的文章和诗词中分析这种思想意识的变化。

［关键词］苏轼；熙宁；元丰；思想意识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７１１Ｘ（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９２－０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６－７１１Ｘ．２０２０．１２．０８５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ｂｘｂ．ｎｅｔ
一、苏轼创作思想意识转变的原因
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到贬谪的苏轼历经杭州、徐州几任地方官后，到了湖州，写了《湖州谢上表》，
表示对朝廷的感谢之情。

由于御史台又叫乌台，这震惊了整个王朝的诗歌被称为“乌台诗案。

因为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所表达的情感既可以看做是一种自我谦虚，也可以看做是苏轼的牢骚之语。

虽有一些抱怨，又听闻朝廷最近上任的多为年轻人，而且多和苏轼的政论不合，所以会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以此用来讥讽朝廷新任用的人们多是随波逐流的迎合小人。

苏轼的这几句话刺激了新党成员，于是他们向皇帝施压，将苏轼逮捕关押在京师御史台监狱。

包括收集了数十万字的苏轼的叙述和收集苏轼讽刺文字的人名单，有司马光、黄庭坚等人。

部分新党想将苏轼置于死地。

但神宗犹豫不决，他并不想杀死苏轼，此时退居于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多方的努力下，苏轼保住了性命但是也退居到了黄州去担任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团练副使。

相当于软禁在了黄州，也没有丝毫过问政事的机会。

“乌台诗案”以苏轼的文学作品作为证据，苏轼因此而差点丧命。

苏轼在监狱中，一个友人不知苏轼和苏迈的约定，他给苏轼送去一条熏鱼之时，苏轼似乎已经看到了死亡。

然后创作了两首给狱卒托送给苏辙的诀别诗———《狱中寄子由二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雨夜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挡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通过对诗中的情感体会可以感到苏轼对于家人的愧疚和自责之情。

第一首是写给弟弟苏辙的，表现的是手足情深：一开始就表现出自己的懊悔之情，直骂自己的愚蠢，骂自己是自寻死路。

死了算是还了前生的孽债，可要劳烦弟弟照顾了一家人了。

此时苏轼料定自己必死无疑，不免感慨于昔日与弟弟发
下的愿望，就是将来功成身退后，兄弟二人能够对床夜语，“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简直就是死亡之前的悲鸣。

第二首表达了对妻子儿女的思念和愧疚之情。

不仅如此，他还对自己所处的监狱环境进行了描写，借以表现自己的恐惧之情，苏轼运用比喻的手法表达出自己临死之前，心如鹿撞，命运如鸡的悲痛之情。

清人王夫之做过这样的评论：“宋朝的文人多想两头兼顾，即想取得忠心正直的名声，但是又害怕因为评论政事又不恰当的地方给自己带来灾祸。

既给人以可疑的开端，即使没有任何诽谤讥讽，也可以被加用罗织罪名。

纵观乌台诗案，苏轼贬于边远，大多为他自己所造成。

”王夫之这些言论主要针对苏轼“乌台诗案”之前的诗歌而言的。

就新党成员在“乌台诗案”时搜集的苏轼罪证诗文来看，在批判新党方面，苏轼确实好作“影子语”，比如其《山村五绝》《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等基本上是采用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等方式。

但即使这样仍然没能逃脱新党的眼睛。

而死里逃生的苏轼，在
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被贬来到黄州后，在创作上并没有改变其好针砭时弊的特点，在表现手法上表现得更为巧妙。

如果说，“乌台诗案”爆发以前，苏轼从没有在政治上遭遇重大挫折，其在创作时，采用比兴手法，表现得隐晦曲折，具有一定的畏祸意识，那么经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苏轼的畏祸意识就开始变得极为强烈。

极大地影响了他在黄州的创作。

苏轼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得谨小慎微，唯恐因文字惹祸，对新党，对朝廷的批判也变得更加委婉含蓄。

二、苏轼创作中的思想意识的转变
（一）诗词赋中的意识转变
苏轼的诗歌能够在唐宋以后开辟一片新的天地，他是熙丰时期最优秀的文学诗人，也是苏轼自身性格和能力的凸显。

也正是他善于表现自己的心声和情感，也导致苏轼的畏祸之情无不在诗中流露。

例如苏轼的《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
从这首律诗已经可以看出苏轼的诗文创作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自嘲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奔波半生最后却是全部化为乌有。

虽然在诗中也体现出了苏轼在此之后寄情山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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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过问世间世俗之事。

但是更为显著的是苏轼对于诗案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死里逃生的苏轼不愿意再将自己陷于朝廷的各种利益纷争。

此时，他想的就是人生可能就此停留，不如寄情青山绿水远离灾祸。

自此苏轼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对自己前期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的质疑，他开始怀疑并且寻找新的精神寄托来得以安慰自己。

此时老庄的出世思想便于苏轼产生了巧妙的共鸣。

躲避事世，超然物外，追求自我的灵魂超脱。

可以说将儒释道的精神在自我的世界中极致的消化，完美的结合。

用儒家的思想对待现在的现实，用道家的思想来对自我世界解脱。

用释家思想来进行自我的调整来接受现实。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大自然才是人的归宿。

苏轼将自己的“出世”之情都写在了字里行间之中。

但这也只是苏轼对于自己政治上的不得意且害怕自己再次因为诗文的创作而受到迫害的无奈之举。

苏轼在此期间游历赤壁，写下了赤壁的气势宏大之景，在三个月后苏轼重游赤壁，再次有感而发。

写下后《赤壁赋》，苏轼来到这里再次见到清风明月，与客人行歌作答：“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他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也形容了长江上的月光山水美景，并用于两种情景抒发了一种情感，相比于前《赤壁赋》少了对于人生的探讨而是更加将自我寄托于长江之上。

对客人没有任何问题和回答，并且对生活有更多的想法。

赋中孤鹤形象更像是苏轼的自比“适有孤鹤，横江东来。

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苏轼不仅借用鹤表达了他的崇高，优雅，非凡，肆意奔放的精神状态，更体现了跨越现实世界的苦难之情与畏祸之情，鹤在古代自有羽化登仙之意，借鹤之意，飞离人世间的烦恼。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悲情的苏轼，一个希望拯救世人落在尘间却又被人间打断了一只“翅膀”的仙鹤。

然后我们便看到了他在“后赤壁赋”中如何体现寂寞，孤独，优雅，优雅和不凡。

与客人的怡然自得，更多的是一种自然景观的压迫所激发的苏轼心中的苦闷之情。

在最后的“须臾客去，予亦就睡。

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

”苏轼梦中的道士是他可怕逃离世界的最好证明。

从孤鹤到道士，是苏轼思想的转变。

孤鹤和道士的结合是超自然的存在。

所以一个刻意躲避世事的人自然不会受到政治的困扰。

苏轼采取的方式正是不再过问的避祸方法。

在赋的最后，苏轼从梦中醒来，开始寻找他的孤鹤与道士，然而这些都是苏轼想象出来的寄托意象。

在此之后，人们常拿苏轼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与杜甫进行一些比较，“七律到了杜甫曲尽变化是一座高峰，格调、句法、字法、章法，无美不备，无奇不臻，横绝古今，莫有越之者”。

所以之后的人多遵从杜甫为宗师来进行创作，但是都不得其韵。

杜甫的感叹兴亡之创作和当时苏轼的遭遇产生了莫名的契合。

但是他又于杜甫有着本质的区别，杜甫多叹于国家兴亡之语，而苏轼则多感于个人畏祸之情。

昔人谓：“苏眉山天才俊逸，潇洒风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又因其学力宏赡，无入不得。

幸有权臣与之龃龉，成就眉山到老。

其长诗差可追随二公，余则不在语言文字间与之株寸较量也。

”所谓“不在语言文字间较劲”，就是说苏轼不马首是瞻，摹拟前人，把握根基技法以后还可以结合自身特色来自立一宗。

也正是这种在朝廷中的“不合群”，导致了苏轼的诗词创造从此也只能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的变化。

没有了政治的干扰，苏轼的创作没有了约束，独特的构造和应用于绝句，常常充满着常人所体会不到的想象力与欣然的快感，而且很少会看到他的消极沉沦。

但是也正是苏轼诗词创作中的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也导致了苏轼的畏祸心理被无限地放大。

苏轼看似的很多诗文看似在写山水田园的风光秀丽，乡村农夫的怡然自得，但在这背后更多的是自己的政治意见不敢更不能抒发的无奈，苏轼便将这些隐喻在此之中。

苏轼在《书郡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也写出了新的“转变”。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
这时的苏轼已经是归还朝廷，任翰林大学士，但是他并没有再去想参与当时的宋朝政治。

而是继续做自己的诗词诗律研究，看似将自己的剩下的余热都投入其中，但权力来到自己的手中之时却早已经被权力所打败，不敢再触碰。

就算身居大学士也不再议论朝廷之事一句话。

再也不见苏东坡之政论。

这无疑是苏轼思想转变的最好诠释。

（二）苏轼的思想意识转变的其他因素
苏轼既想要取得一个忠心正直的名号又害怕政治灾祸的复杂心境，和他在熙宁和元丰间多次谪居黄州的履历有关。

变法初期，苏轼对政府参政问题的意识极度强烈，他踊跃介入到政务工作。

苏轼常常在退朝后与其他朝臣或者宾客谈论各种社会现象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也经常与他们说一些暗讽当朝者的言论。

后来，苏轼遭受了乌台诗案的祸害，不仅因为自熙宁以来的诗歌和写作，而且与他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苏轼自感与朝廷不和，他主动请求调离。

在这个游宦时代，苏轼的干预政治的意识是通过诗歌创作来表达。

这一部分诗歌无疑是后为后来的乌台之祸的埋下了祸根。

值得注意的是，从苏轼时代开始，期望参与到政治管理的文人多用文学创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积极入世之情。

然而，更重要的是转徙诸郡的做法，这是苏轼不为朝廷重用的主要原因。

在这一困境的驱使下，苏轼常常感到自己事业和命运的险恶。

一个诗人哪里敢妄断政事来寓其愤激不服之气，在这里面包含着想发挥自己的力量为朝廷进言进策，但又怕有说不恰当的地方引火烧身。

在《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迩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侍，次韵绝句四首》之四也表明他不敢再越雷池半步。

诗云：“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

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
苏轼自己批注这首诗说道：“江州司马白居易，任命为忠州刺史，随后用主客郎中知制诰，于是拜授中书舍人。

苏轼虽然不敢自比，但被贬居黄州，从一开始知道文登，后来征召任仪曹，于是添加侍从，出处老少，基本上是相似的，也许享受这老人晚年闲适的生活再合适不过了。

”归田回籍和要做一个在山水田园之间的“仙人”，即为元 年间苏轼既想要涉足政治事务又害怕政治灾祸的畏祸及身的两难心理的主要表示。

三、结语
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曾位至高官，也曾被发配边陲地区。

苏轼的文学豪放奔涌，诗歌似真似幻，词汇绚丽多彩，在这些苏轼都达到了前人都没有的高度上。

苏轼可以说是宋朝文学史上甚至是中国文坛，诗坛上的难得一遇的天才作家，也是中国诗歌上的一颗光芒最为璀璨的宝石，通过观察苏轼被贬黄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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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文学创作与思想变化。

他想参与政治的愿望和害怕再次受到迫害的恐惧，是熙丰和元 时期苏轼的最为明显的心态。

苏轼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正是新党，旧党之间斗争的产物。

在此之后苏轼的处世态度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朝文人甚至是以后几代文人的一个理想的价值追求。

既然苏轼把世界的两种态度以一种价值的方式整合到了封建社会中，他就能自主的改变主意，而且不会被社会的压力压倒。

当然，这种价值的追求更适用于晚明学者遭遇挫折的时期。

是一种既可以通向坚守自己文人节操，又不犯世事，处之泰然的人生心境，这正是宋代以后的历代入仕的文人们想要培育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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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ｚａｎｇＭｉｎｚ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１２０８２，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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