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儒学与专制主义

浅论儒学与专制主义
【摘要】本文根据近年来民间和官方“祭孔”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似乎中国社会的土壤已非常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及恢复儒学正统的希望已初露端倪。

对二十世纪中国对儒学传播的两次扼杀进行探讨。

【关键词】儒学;专制主义;文化批判;意识形态;孔子
经过近几年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的造势,随着民间和官方“祭孔”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社会的土壤似乎已非常有利于儒学的传播,恢复儒学正统的希望似乎已初露端倪。

但二十世纪中国对儒学传播的两次扼杀---为“五四”的文化批判,一为”文革”时的意识形态摧毁儒家文化的世俗体系--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

在他们的心目中,儒学是落后的、过时的、“封建主义”的;儒学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科技的进步,违背社会的文明。

他们简单的认为儒学就是纲常名教,是封建社会的或曰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造成近代落后的根源,笼统地把罪名扣到儒学,特别是孔子头上,把‘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在孔子两肩。

’(易白沙,1916年2月,《新青年·孔子评议》)
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儒学的一个大“罪名”,也是最为今人所诟病所憎恶的,即所谓的儒学是专制的,儒学乃中国专制主义之根源。

这种观点至今很有市场,不仅在一般的社会大众之间,而且存在于“学术有专攻”的学者之间。

孙文袭在《中国长期存在专制主义的原因》一文中就有相似的提法。

连李大钊也说,“孔子之道不适于今日社会,势必归于消灭”,把“掊击孔子”当作“掊击专制制度之灵魂”。

诚然,中国专制主义荼毒国人两千余年,流毒余孽至今未得根除。

专制主义人人得而诛之,这是毋庸置疑,然而就此义愤填膺地将专制主义归结到儒学头上,不仅失之偏颇,而且是大错特错的。

如果不能去掉今人思想上的这个价值判断,不能洗掉强加于儒学的这个“罪名”,则复兴儒学无望。

首先有两个概念需要明确。

上文所谓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一提法是不当的。

李慎之(2000)指出,秦始皇以前的中国先是宗法社会,后来是封建主义的社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后就不是什么封建社会了。

中国自己的传统则历来都把秦始皇一统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前称为封建时代。

从社会制度上说它与是西方一般史学家普遍说的封建主义基本一致。

秦以后到鸦片战争两千多年的社会,我以为可称为皇权专制主义社会。

另一个概念即是专制主义。

什么是专制?古希腊人认为,自由国家里主宰一切的是法律而不是统治者;专制政体(despotism)就是运用非法的手段实施统治的政体。

在那里,没有自然法,有的是单独一人发号施令,法只不过是专制统治者任意发布的命令。

孟德斯鸠把政体形式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

专制主义是指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通俗的看法是,专制是专断独裁的意思。

具体是指担任社会公职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独揽公共权力,完
全凭自己或集团意志行事,而不受任何限制。

中国的专制主义始于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注意这里指的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与西方话语中的专制主义又有不同(具体见叶剑锋的《论中西语境中专制主义的不同含义》)。

叶剑锋(2005)认为政治制度形态的专制主义,实质就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它生长于自然经济、等级制社会的生态环境之中,世袭、终身制的君主超越任何权力和法律之上,不受任何权力、法律和机构的制约;君主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政治权力全面支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身都在权力的统制之下,人民在政治生活、个人生活、经济领域、文化生活方面完全处于专制权力的压制、强制和控制之下。

社会最高权力职位的获取以血缘世袭的个人私授方式来完成。

这种最高权力存在时,没有有效的制约力量,不对任何人具有负责关系。

在这种权力的绝对所有制下,国家最高掌权者对他的统辖范围是一种全面的统辖关系,而这个统辖范围中的一切人与物对这个最高掌权者是全面隶属和臣服的关系。

中国的专制主义确有其思想根源,然而并非儒学,而是法家学说。

稍有传统文化知识的学者都知道,法家是极端专制思想的鼓吹者,也是最早的专制政体创建者的精神导师(陈代湘,2006)。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

天则不非,鬼则不困。

势行教严,逆而不违”,其所宣扬的法、术、势都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

“行制也天”说的是法;“用人也鬼”说的是术。

君主运用法术,叫臣下和百姓高深莫测。

“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是说君主拥有最高权势,臣下和百姓虽然不服,也不敢反对。

韩非主张一切赏罚皆操于君主一人之手,否则就会受制于臣下。

而且要在国内实行全面的”禁”:“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这就是主张要实行全面控制,不但要控制人们的言行,而且要控制人的思想。

韩非这一套学说正好迎合了秦始皇建立没有书简文化,否弃先贤仁义,纯用酷吏暴法的“理想国”的追求,而秦的焚书坑儒实是对儒学的毁灭性打击。

实际上,儒家在理论上是专制主义的批判者,在实践上则常常是专制主义的迫害对象。

现代以来流行于大众间的对儒学的偏见其实是源于他们根本不了解儒学的真正要义。

那么,儒学的根本是什么?不是“民”和“君”的政治关系,也不是三皇五帝和大同社会。

儒学最根本的乃是“人”和“仁”。

“人”作为“仁”的基础,而“仁”是“人”应该争取的至高道德境界。

孔子说,人不仁,如礼何,如乐何。

仁就是人的道德自觉性,人如果没有自觉性,只是受欲望所驱使,甚至只是像一般生物那样受生存的本能所驱使,那么一切典章制度有什么意义呢?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专制也好,法治也好,神权也好,民主也好,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

其次才是儒学的政治思想。

这可以简略地概括为八个字:内圣外王,君师合一。

《大学》开篇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对内圣外王之道的最好解说。

其隐含的意义是儒学所谓的圣人应该是天然的政治领袖。

儒家有一种极强的批判现实精神。

儒门君子用一种“天下为公”的高远理想,在“忧道不忧贫”、“从道不从君”等古训的影响和熏陶下,始终站在“道”的理想层面上对私欲膨胀掌握权势的统治者进行批判,便常常与统治者发生冲突。

且不说现实君主对儒家极口赞赏的“汤武革命”的畏忌,“天视即我民视”、“民贵君轻”这些反映儒家民本精神的表现,单看被大多数人误解为封建卫道士的南宋朱熹对专制帝王统治的批判,就
知传统儒学大师坚持的批判精神与专制君主有多大的冲突。

孔子以后的儒学过于注重“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儒学引入到政治这个狭小的领域,把自己当作所谓“王官学”,当作所谓治国的大纲,当作和法家权谋比权量力的经国之术,结果只赢得表面的虚荣,而将专制的祸水和误解全部揽到了自己头上。

可以说,法家与皇帝制度相结合的政体更像是专制政体,而孔子儒家学说与皇帝制度结合的政体更像是君主制。

儒学反对专制主义,却不反对君主制,而又没有强有力的民众节制机制,故而不能有效地防止专制主义的滋生。

因此,与其说是儒学导致了专制主义,不如说是儒学没有一套有效防止专制主义的理论和措施,反受其害。

而受专制之害的儒学则成了人们眼中满口仁义道德而吃人的恶魔。

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因为树人的儒学居然成了吃人的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