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桐城派“中兴”的出版因素——以曾国藩、萧穆交游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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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 第38卷第2期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J o u r n a l o fH e f e i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
M a r c h .2020
V o l .38N o .2
① 参关爱和:‘桐城派的中兴㊁改造与复归 试论曾国藩㊁吴汝纶的学术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
㊁曾光光:‘曾国藩与 桐城中兴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㊁范丹凝‘ 曾门四弟子 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烟台大学学报“2019年第3
期)等文㊂[收稿日期]2019-12-08[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清代文人事迹编年汇考 (13&Z D 117);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作者简介]束莉(1982-)
,女,安徽舒城人,文学博士,安徽大学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编辑,研究方向:明清文献整理与研究㊁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㊂
晚清桐城派 中兴 的出版因素
以曾国藩㊁萧穆交游为中心
束 莉
(安徽大学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安徽合肥230039
)[摘 要]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三年(1861 1864
),曾国藩驻辕安庆,弘扬文治,促成了桐城派的 中兴 之局㊂在此期间,得益于他的提携与指点,桐城后生萧穆的学术志趣逐渐从古文撰述转变为乡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㊂此后四十年中,他铭记曾国藩的嘱托,不仅促成了桐城派诸多经典文献的搜辑㊁编纂与出版,还延续了 道咸之学新 的学术视线,破除汉宋畛域,兼收骈散,呼吁搜辑㊁保存清代皇室档案及域外汉籍,倡导边疆史地之学的研究㊂萧穆广阔的学术视野与丰硕的编纂实绩,为近代桐城派的开陈出新提供了丰厚的文本基础㊂出版因素在晚清近代桐城派 中兴 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也应当获得重新评估㊂
[关键词]曾国藩;萧穆;桐城派 中兴 ;出版因素
[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20)02-0029-05
咸丰十一年(1861)
,曾国藩终于迎来了与太平军鏖战九年之后的第一个 拐点 :是年九月,湘军克复军事重镇安庆㊂此后四年,直至同治三年(1864)
攻陷天京(江宁),曾国藩驻辕安庆,筹划并推进了一系列安邦求治之策,其要旨即在于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㊂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任职于翰林院的曾国藩即协同倭仁前去拜会理学名臣唐鉴,从此服膺程朱之学,并很快成为理学经世派的领袖㊂对于践行程朱理学的桐城派,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于咸丰八年(1858)㊁咸丰九年(1859)分别作‘欧阳生文集序“与‘圣哲画像记“两文,表达自己 曲折以求合桐
城之辙 [1]第14册,第247页
的学术取向㊂驻防安庆期间,
经过深入探访,曾国藩认识到了桐城派所深陷的危机与复兴的潜力:乾嘉以来,汉学昌明㊁骈文流行,坚守程朱理学的桐城派已处于 文敝道丧 的穷途;然而世变时移,随着道光㊁咸丰年间中外局势的颓败,桐城派文以载道的文化理想㊁雅洁实用的文风,却又恰好能够吻合丧乱过后,人们厌弃繁琐考证㊁穿凿华
靡,讲求实学的需要㊂多年奔波作战,饱尝 客寄孤悬 之苦的曾国藩,决定 加盟 并改造桐城派,以理学为召唤,以古文为器用,维系人心,涵纳新学㊂为此,他探访耆老㊁提携后学㊁收辑典籍㊁振衰除弊,培养出了以 曾门四弟子 为中心的一批古文大家,直接促成了桐城派在同治㊁光绪年间的 中兴
㊂此一文坛盛事及其深远影响,学界已有精辟论述㊂①

而,回到中国古代的文化情境,文学书写的活跃与文献编纂的繁盛通常是一体两面㊁相互促进的㊂同治㊁光绪年间,曾国藩及其弟子不仅以丰富的撰述对桐城义法进行了发扬光大,也在桐城派经典著述的辑存和出版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㊂资料显示,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的桐城后生㊁被誉为桐城派 后起之英 的萧穆(1834 1904,字敬孚,亦作
敬甫 敬父 )[2]1,即为兹事的主要受托者与执行者㊂
一㊁萧穆与晚清桐城派经典文献的辑存㊁出版
据‘清史稿㊃文苑传“,萧穆 遇孤本多方劝刻,
所校印凡百余种 [3]第33册,第12445页
,视野颇为广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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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察相关资料可知,桐城派经典文献的搜辑与刊刻,实为其古籍整理事业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㊂以下结合时间及内容,对相关典籍作一介绍:
1.光绪八年(1882),助王先谦编选‘续古文辞类纂“㊂
2.光绪十五年(1889),为黎庶昌编纂㊁校勘‘续古文辞类纂“㊂
3.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吴汝纶共同出资刊刻刘大櫆‘历朝诗约选“㊂[2]42-43
4.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前后,撰成并刊刻‘国朝桐城文征约选“㊂
5.光绪二十七年(1901),校勘姚鼐‘古文辞类纂序“毕㊂正月元日,代出资者㊁滁州富商李承渊作‘校刊古文辞类纂序“㊂
*以上为桐城派重要选集㊂
6.同治七年(1866),为安徽巡抚英翰校勘‘刘海峰集“㊂
7.同治十一年(1872),编定姚鼐‘惜抱轩尺牍“㊂[2]196
8.光绪二年(1876),代冯焌光校勘方苞‘朱子诗义补正“㊂[2]95
9.光绪四年(1878),为曾国藩弟子吴桐云校勘其‘小酉腴山馆诗集“㊂[4]序言页
10.光绪九年(1883),助马其昶编订‘重编左忠毅公文集并年谱定本“㊂[2]35-37
11.光绪十八年(1892),撰写并刊刻‘戴忧庵先生事略“一卷㊂
12.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校刻‘张文端公全书“㊂[2]93
13.咸丰四年(1854),抄录‘刘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选“㊂[2]39
14.咸丰七年(1857),抄录‘孙麻山先生遗集“㊂[2]37
15.光绪十五年(1889)抄录钱澄之‘田间尺牍“㊂[2]171
16.抄录‘跋方望溪先生所传录归震川史记标录“㊂[2]105
*从此本开始,成稿时间不详㊂
17.抄录方世举‘方息翁汉书辩注“㊂[2]107
18.抄录方世举‘方息翁手评贾阆仙诗“㊂[2]151
19.抄录方世举‘春及草堂笔记“㊂[2]317
*以上为桐城派名家著述㊂
20.同治九年至十年(1870 1871),与马起升共修‘桐城志稿“㊂[2]310
21.编撰‘桐城耆旧传状碑志汇钞“,时间不详㊂[5]397
*以上为有关桐城的地方志著作㊂
综上可知,萧穆所纂辑的多种桐城派相关著作,可分为三个类别:诗文选本㊁名家撰述㊁地方志著作㊂它们在各自的类别中,多具有经典价值㊂如诗文选本类的‘古文辞类纂“系列,它们在晚清民初的桐城派古文选本中,是最为核心的㊂其面貌的最终定型,萧穆功不可没㊂同时,桐城派的名家别集及地方志,亦经由萧穆,完成了重要版本的编辑,基本确定了其传世面目㊂对于暂时无力刊刻的珍贵稿本,萧穆也以钞本的形式,完成了初步的编纂工作,避免散佚,促进传播,并为刊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㊂
二、从古文研习者到古籍编纂出版名家
在萧穆问学的初期,他和无数桐城学子一样,服膺乡贤的古文成就,并以文章作者自期㊂他以朱道文㊁苏求敬㊁刘宅俊㊁文汉光㊁汪正堃诸位先生为师,以左庄㊁马木庵㊁马慎庵等为友,其古文获得了 气力醇厚,颇近先秦㊁两汉 (‘刘悌堂先生墓志铭“并序)[2]203的评议㊂然而,正如‘年谱“所云,萧穆在读书撰文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动向: 时已留心朝章国故,注意网罗文献,开始收书㊁抄书㊂ 这样 分心 的表现,实与当时桐城特殊的文献环境有关㊂首先,桐城历经咸丰兵燹后,文献的收辑㊁保存实为燃眉之急㊂
据‘年谱“,咸丰三年(1853)起, 太平军占领安庆及桐城㊂桐城城内读书老辈多移居乡间,其大家藏书亦多散出㊂萧穆因之得亲师友,以广见闻,并收得某些图籍 ㊂据萧穆自述,此一阶段他收获颇丰: 时邑中穷年为贼所距,世家大族所藏之书,兵火之余,贫民拾得一二,出售于外㊂余族人某有获书数千卷,乃午夜翻阅,取数十种㊂ (‘孙麻山先生遗集后序“)[2]27因战火而导致的文献纷披,却给萧穆这样的寒门少年提供了饱览与收藏图籍的机会,实为意外之幸㊂
其次,桐城派发展到道㊁咸之际,著述丰硕,但大量前辈名家的成果,此时尚未得到及时整理㊂在已编校的著述中,精善之本也并不多见㊂有些总集收之过滥,未惬人心㊂如咸丰七年(1857)春,萧穆得徐璈‘桐旧集“读之,并作‘书桐旧集后“, 既欣慕乡先辈功力之勤㊁搜览之博,使一邑之文献可考,而又惜其拾之太滥㊁择之不精也㊂夫前人流传之集,原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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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取法;而总集尤宜加谨严,不第为后人取法其词章之工,且以一邑之人品㊁学术,为后学之金鉴也 [2]78-79㊂
最后,道咸之后,禁书渐出,激发起学者们的探究兴趣㊂①
‘清史稿㊃文苑传“评价萧穆: 博综群籍,喜谈掌故,于顾炎武㊁全祖望诸家之书尤熟㊂ [3]第33册,第12445页参之萧穆文集,可知其对清代前期因触犯忌讳而殒身的乡贤,实有表彰之热忱㊂咸丰十一年(1861),27岁的萧穆即为因 ‘南山集“案 获罪的戴名世作传,题为‘戴忧庵先生事略“㊂[2]275另外,与戴名世关系密切的宿松人朱书(字杜溪),其文章对桐城派的形成亦有着导源之功㊂戴名世罹难后, 朱公后人悉取原版及印本,拉杂焚之㊂至嘉庆以后,其原刊全本,宿松旧家已不可得 [2]174㊂萧穆对此深感痛惜,对朱书遗文详加考述,并撰‘跋杜溪文集“,期待其早日获得整理㊁刊布㊂
如果说桐城当时的文献环境使得萧穆的学术兴趣发生了某种倾斜,那么,曾国藩的指点与提携,实为其改变学术志愿更为关键的原因㊂
据萧穆‘敬孚日记“,他拜谒曾国藩,乃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㊂其引荐者为曾国藩的弟子㊁桐城友人姚慕庭㊁徐宗亮㊂这次拜谒乃为其业师㊁桐城文士朱鲁岑求助营葬之资㊂此次相见,曾国藩不仅慨然应允资助,且 下问久之 ,礼遇周备㊂②
作为年轻士子,萧穆在拜谒曾国藩之时,依然系心科举㊂他于同治二年(1863)考中秀才,以第二名入桐城县学;后于同治三年(1864)㊁同治六年(1867)赴江宁参加乡试,惜未能中举㊂而据姚永朴‘萧敬孚先生传“,萧穆 少谒曾文正公于安庆㊂文正语人曰: 异日缵其邑先正遗绪者,必此人也㊂ [2]559也就是说,曾国藩对于萧穆的期许,并非科举入仕,而是乡贤文献的整理㊂萧穆从同治十一年(1872,时38岁)开始,任上海广方言馆翻译馆编纂(文字润色)一职近三十年㊂此事有多种文献记载,均以曾国藩为荐举者㊂然据萧穆‘敬孚日记“,此事实由曾国藩弟子吴桐云㊁沈秉成促成,事在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㊂[6]第30册,第661页二人为萧穆安排此事,意在为其提供一个 安研之所 ,使其 快意读书,得以讲论 [6]第30册,第661页㊂ 自此以后,三十余年,萧穆只身在沪,住一小楼㊂母㊁妻均在故乡,每年两次回桐省视㊂又常因校书㊁刻书往来于江宁㊁苏州等地㊂ 时南北文人学者,经过上海,必访萧穆,互观所藏书籍,商量学术,交换见闻㊂ (‘年谱“)光绪二十七年(1899), 67岁的萧穆,在‘与溥玉岑大司空书“中,仍再三致意: 下走寓海上二㊁三十年来,耳目闻见,自度精力已衰,不能附和维新诸人,仍确守曾文正公遗训,时时仍以朝章国故为念㊂ [2]93
确守曾文正公遗训 ,为何对萧穆如此重要呢?结合其出身和经历,其中缘由或可推断㊂据萧穆在‘先宅记“[2]426-428㊁‘先考溪源君序略“[2]428-431中的自述,萧氏先世姓陈,徽州婺源人㊂明初,因赘于萧氏,遂改姓;经过历代迁居,最终定居于桐城汤家沟东十五里钱氏小墩㊂其祖萧永兴㊁父萧锡光,相继为里中富室刘氏司事,故萧穆幼年时,家境才稍有起色㊂太平天国期间,江淮之间多为兵锋所扰,萧氏因居所僻远,得以幸免于难㊂然而,功名的缺失㊁地缘的偏僻,再加上清代桐城众多文化家族的辉映,萧氏此一枝系可谓黯淡㊂青年萧穆凭借自身的勤勉,获得了一定的称誉,结交了一批乡邑先辈与同辈才俊,眼界却难称宽广㊂曾国藩驻守安庆,延揽名士,其中不乏海内知名的耆旧宿儒,如汪士铎㊁钱泰吉㊁莫友芝等多人,安庆俨然成为长江要冲上的才士荟萃之所㊂萧穆先后在曾国藩及安徽巡抚英翰等处任幕僚,侍从请益,学问㊁襟怀皆为之拓展㊂而后,他又在曾门弟子的安排下,来到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任职,迈出了从乡邑贤士成为海内名家的关键一步㊂其问学志趣的转向与文化处境的提振,皆得益于曾国藩及其弟子群㊂萧穆一生服膺曾文正公之学行,孜孜以其遗训为念,便不难理解了㊂
三㊁守正与开新:萧穆与清末桐城派的学术进境
萧穆的学问根柢于桐城,然而,作为 后起之英 ,他的文献采编范围,已远远超越前贤的视野㊂
(一)破除汉宋畛域的学术取向
从乾嘉时期起,汉学与宋学的纷争就俨然成为桐城派与考据学派㊁经世学派的聚讼所在㊂从学术角度来说,萧穆也认为汉学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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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㊁学术与心态“第十二章‘道㊁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 禁书复出及其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㊂
其事见‘敬孚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29册,第288页㊂萧穆‘朱鲁岑先生墓志铭“: 两江制府曾相国闻先生学行,慨然助白金若干,属邑人甘君绍盘为买山资,以同治元年夏Ѳ月Ѳ日,葬先生于龙眠山都家窊之原㊂ 相国大书刻碑,题曰 大清文学朱君鲁岑之墓 ㊂ ‘敬孚类稿“卷十一,第301页㊂
文献的辑存,却同样重视㊂例如,对于汉学中坚惠栋,萧穆即指出其 好为大言,好为僻论 的缺点,但却肯定其‘左传杜氏补注“‘汉书补注“等著作具有
拾遗补阙之功,洵有裨于后学 (‘记惠半农松厓两先生阅明北监本汉书“)[2]217-218㊂光绪二十五年(1899),刘世珩刊‘惠松崖先生文集“,其底本即为萧穆于同治十二年(1873)过录赵元益所藏旧抄本,及其所搜辑的书序㊁碑志等,共40篇,与清代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所记载篇目相符,对其著作面貌的还原可谓贴近历史真实,其功甚伟㊂[2]50
(二)不拘骈散的文章观念
清代乾嘉以来,桐城派以唐宋八大家为宗,以方苞㊁刘大櫆㊁姚鼐为典范,将汉唐以来的辞赋㊁骈文均排除在文学殿堂之外,表现鲜明的 辨体意识 ㊂画地为牢的师法范围㊁机械套用的撰述规则,也逐渐窒息了自家文派的活泼生机㊂至道光㊁咸丰年间,有识之士开始倡导 不拘骈散 的文风,为文坛带来了新鲜气息㊂萧穆以自身的编校实践,对这种新动向给予了呼应与支持㊂他曾校勘骈文选本‘六朝文絜“(光绪三年,1887),并作‘重刊六朝文絜后序“,认为该书 考订入微,同异不苟,可备学者之新闻 [2]51㊂在与黎庶昌共同编订的‘续古文辞类纂“中,亦设 箴铭 颂赞 辞赋 等的骈文类目,以供学者研习㊂
(三)保存清代皇室档案的呼吁
光绪二十七年(1901),萧穆作长函‘与溥玉岑大司空书“,委托其代为查看 京师大内及各重地所藏列朝实录及国史各类,并保和殿东㊁西廡所藏世宗硃批有无残缺 [2]93㊂萧穆以一布衣,急切呼吁大内档案的保存,实基于国家危亡之际的特殊形势㊂就在作此书札的前一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㊂萧穆作‘跋临川桂氏摹刻唐拓孔子庙堂碑拓本“,慨叹 惟今京师拳匪横行,继以各西人联兵纷扰,大内所藏古今珍物,一旦空诸所有,此两墨宝已不可问矣㊂北望神京,万感交集,此尤其小焉者也 [2]183㊂民国时期,这批档案的价值被罗振玉㊁傅增湘等学者发现,经过数次波折,入藏北京大学㊁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建国后统一交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为与殷墟甲骨㊁敦煌藏经并列的二十世纪中国重大文化发现之一㊂回溯历史,萧穆的先见之明令人敬仰㊂
(四)促进域外汉籍的回流
光绪八年至十年(1882 1884),黎庶昌㊁杨守敬等在日本刻成‘古逸丛书“,海外古籍珍品首次集中亮相,士林为之耸动㊂作为黎庶昌的多年知交,萧穆在黎庶昌的接应下,于光绪十四年(1888)冬,自筹旅资,前往日本访书㊂此行收获颇丰,而归国之后,他感念域外汉籍的珍贵,多次催促黎庶昌在‘古逸丛书“之后,再精择汉籍付刻,然黎忙于政务,无暇顾及㊂光绪十三年至十五年(1887-1889),黎庶昌第二次出任驻日大臣期间,萧穆致函,云:
年来风闻中外士大夫皆以执事此次出使毫无建白,与前判若两人㊂愚以执事前此出使之
功,不过为精刊‘古逸丛书“,究竟此书不过刊工
精致,多为小品,紧要者不过三五种,若宋刊‘史
记“㊁两‘汉“,洋洋大观,目下虽无经费办此,而
传校一部回中华,鼓励他人刊版,以广流传,其
功仍在执事,惠而不费,弭谤之方,莫妙于此㊂今执事以无暇及此,请托他人为之云云,似以为
鄙人之私事㊂今合两事观之,执事之神志荒惑,日暮途远,已见于此,鄙人惟有为之长太息而
已矣㊂[7]157
言辞可谓激切,然萧穆保存典籍之急切,亦豁然可见㊂
(五)重史地边疆之学
在萧穆校刻的书籍中,地方志及史地著作所占比重相当大㊂他亲自纂修的地方志有‘桐城县志“(同治九年至十年,1870 1871)㊁‘续修句容县志“(光绪二十七年,1901);抄录辑存者有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㊁华度‘亳州志“等㊂史地著作,刊刻者有西清‘黑龙江外纪“及萨英额‘吉林外纪“等,抄录辑存者有‘孙渊如先生水经注手校本“等㊂‘年谱“认为,无论是亲自纂修,还是刊刻㊁钞录, 萧穆之校刊古书与其关心朝章国故,皆有经世致用之意,于此可见 ㊂而萧穆自己亦有剖白,呼吁 讲求舆地之学,有备经世实用者,(于地理书)不能不深有所取焉 (‘跋吉林外记“)[2]119㊂
以上所列数点,常有交叉之处,兹不赘述㊂更值得陈述的是,萧穆对于文献的关注与否,并非仅关乎个人喜好,而是与曾国藩影响之下,晚清桐城派共同的学术取向密切相关㊂
首先,清代中期开始,地方督抚权责并重,他们对于统辖地区的文化往往有着显著的化导效用㊂姚鼐的学生㊁昆明人钱沣于乾隆末期任职湖南学政,他奉行程朱理学, 视学湖南,以正谊笃行风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 (‘葛寅轩先生家传“)[1]第14册,第280页㊂钱沣弟子葛寅轩,即为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的老师㊂因此,曾国藩日后为官,所到之处,对于文化尤为关注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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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萧穆致力于董理乡邑文献,并非偶然,而是基于重塑桐城派这一文化构想的郑重嘱托㊂也正因为此,萧穆所担当的古籍整理一事,就远远不是穷经皓首的机械劳作,而是具有经世价值的文化创举㊂其次,曾国藩及其麾下士人,于国家动荡之际,戎马倥偬,弦歌不缀㊂特殊的政治时势和问学环境,足以展拓其胸襟,对安徽㊁江浙㊁湘乡等多个文化区域给予平等观照,促使它们从汉宋㊁骈散之争等 零和博弈 中解脱出来,在整合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开眼开世界,接纳新鲜事物,稳步走向近代转型㊂因此,萧穆以乡邑文献为经,以多种类型文献为纬,错杂而有序,恰好为桐城派的视野拓展,提供了多维度的文本支撑㊂
四㊁余论
客观审视曾国藩与萧穆的交游,二人其实难称亲近:萧穆虽然短暂充任过曾府幕僚,却并未求取格外的恩宠;曾门弟子众多,萧穆亦未侪身其中㊂他密切交往的,其实是与其有着共同爱好的曾门士子,如吴汝纶㊁黎庶昌㊁薛福成等㊂某种程度来说,他类似于一个曾门的 编外人员 ㊂可贵的是,萧穆以过人的热忱与定力,竭尽才力,终生践行曾国藩的嘱托,成为当之无愧的古籍校勘㊁出版名家㊂吴孟复在‘文献学家萧穆年谱“中评价道: 有清一代,吾皖经学㊁文章,焜耀海内㊂惟目录㊁版本㊁與地之学,逊于江浙㊂萧穆以穷乡之寒士,终成为清末之文献名家㊂ [2]567也就是说,萧穆在文献整理㊁出版方面的成就,实际上代表着桐城派在目录㊁版本㊁舆地等领域,对于原有疆域的拓展㊂清末㊁民国的桐城派后学,往往从他那里获得问学的津梁㊂姚永朴作‘萧敬孚先生传“,称: 在上海凡数十年,四方贤公卿,下逮游客,语及见闻洽熟,必曰 萧君 ㊂ [2]559马其昶在
‘桐城耆旧传“中,称其生前 相识遍天下 , 没后,藏书散轶,人争传宝,书贾至盗其收藏印记,价辄倍蓰㊂ [5]397始为桐城寒族,终成名家师长,萧穆以自身的文献编纂事业,助力桐城派 中兴 这一文派消长大势,堪称真谛所在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萧穆去世的半年前,他曾前往湖南长沙,拜访时任湖南布政使的张筱传,即桐城名臣张英六世孙, 将以‘续修桐城县志“及刊布先辈经世实用诸书商之 [8]4026㊂然而,张筱传虽然厚加款待,并浏览了他所开列的乡贤应刊书名录,却未作回应,萧穆失望而回㊂在离开长沙之前,萧穆特意探访了该地的曾国藩祠,并在祠中的思贤书局购得‘曾太傅读书记“一书㊂ 于湘江归舟中逐卷阅之㊂乃深服公生平阅书处处入细,一字不肯放过,考订之精,识议之博,益人心思,实非浅鲜㊂归里后,发春之暇,将用硃笔标录一过,传示子孙㊂ [2]79在这寂寞的归舟中,阅读着曾太傅遗文的萧穆,心中所系念的,依然是当年的恩情与嘱托㊂而他难以解悟的是,桐城子孙对于乡邑文化遗产不再关心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晚清的落幕,桐城派短暂的 中兴 也将徐徐拉上帷幕㊂同样, 缵其邑先正遗绪 这一文化使命,也从富有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变成被遗忘的话题㊂萧穆就像一个刻舟求剑的愚者,停留在同㊁光年间的文化经纬上,依依不忍离去㊂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修订版)[M].长沙:岳麓
书社,2011.
[2]萧穆.敬孚类稿[M].项纯文,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2.
[3]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吴桐云.小酉山馆诗集[M].光绪五年刊本.
[5]马其昶.桐城耆旧传[M].彭君华,校点.合肥:黄山书
社,2013.
[6]萧穆.敬孚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M].北京: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7]萧穆.敬孚函稿[C]//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6.
[8]萧穆.湖湘行记[C]//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台中:
文听阁图书公司,2013.
(责任编辑钱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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