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黑人文学看主流文化霸权下的美国黑人生存状态

从美国黑人文学看主流文化霸权下的美国黑人生存状态
【摘要】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模式在美国这个被欧洲裔美国人主导的社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并被向全社会推行。

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文化在“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压制下处于从属和边缘的地位。

黑人文学文本通过反映主流文化霸权下黑人的生存状态，剖析了这一文化霸权对黑人造成的各种影响和分化，以此确定黑人文化与文学反抗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美国；文化霸权；黑人文学
在美国社会中，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模式及其文学的价值和传统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牢牢占据着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让以黑人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族裔文化处于从属和边缘的地位，没有言论的自由，其价值也要由主流文化来判断与衡量。

在黑人种族内部，由于家庭环境、受教育情况、生活经历以及经济背景的不同，甚至还有肤色深浅等方面差异的存在，对待主流文化霸权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作为黑人种族的精英分子，一些黑人作家身上出现了“文化原质失真”的现象，即由于其本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识受到压抑，使得他们认同于主流文化，在看待本民族的文化现象时就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主流文化的眼光和评判标准。

透过黑人作家对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映，让我们看到主流文化霸权下，黑人种族内部的种族歧视问题、阶级分化、权利与利益对黑人民族凝聚力产生的消解作用、宗教的麻醉性和欺骗性对黑人的危害等等问题。

一、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使黑人在对待自己的传统时持矛盾的态度
非洲裔美国黑人的处境正类似于殖民地人民，并且对他们来说尤其不利的是，他们具有与殖民者同样的国籍和政治身份，并且一直身处殖民者的政治文化统治之下。

在这里，殖民者的文化具有法律的、历史的、现实的主导与合法地位。

黑人长期身处其中，身不由己地接受它为优秀的、中心的文化，而对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一种矛盾的态度。

主流社会把西方文化作为唯一先进的文化在全社会推广是造成黑人文化处于文学边缘地位的重要原因。

然而对于黑人个体而言，掌握西方文化又是进入主流社会的必经之道。

这样一来，一方面作为黑人，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可以说是与身俱来的；另一方面，后天接受的西方文化教育又是将黑人民族及其文学视为低劣、落后的，于是这两股对立的力量时时在他们思想中作斗争，使他们倍感矛盾和苦恼。

一些人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化优越的观点，对本民族文化持轻视、否定的态度。

赖特曾经这样说过：“我憎恨和害怕白人。

这并不是说我热爱黑人；相反，我轻视他们，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创造出伦勃朗。

”但这种接受是以一种不得以的、矛盾的态度在进行：“这不是我的遗产……我不得不擅用这些白人的世纪，我使得它们成为我的——我不得不在这一格局中接受我自已的特殊态度和特殊地位——否则我在任何格局中都没有位置。

”赖特代表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把西方文化中推崇的东西也当成自己应该推崇的，对于西方文化所不屑的也予以轻视，这
样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在他们眼里便遭轻视，被否定。

然而身为黑人的一员，其黑人身份又是不能否认的。

这样一来，作为西方文化统治的美国社会中的一名非洲后裔，“这个双重身份带给他们的心理往往就是：羞愧、恐惧和自我憎恨”。

赖特就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在他的两部自传性的作品——《黑孩子》和《美国的饥饿》揭示，他在南方的童年时期心理和感情都遭受了严重的创伤，使他对自己的种族有种强烈的憎恨情绪，因而不可能在他的创作中肯定非洲裔美国黑人的宗教、语言、音乐和幽默，尽管这些品质对于黑人在现代的、工业化的城市社会的生存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也有一些人虽然承认西方文化的文明与先进，深深地为之折服，但又清醒而痛苦地认识到这并不是自己的传统和根源，在这些自己所赞美和推崇的东西里面没有黑人参与创造过的影子。

他们不得不承认无法再拿人家的东西来引以自豪，因为对这个文化永远都不可能有归属感。

然而对于包含了自己祖先历史的遗产，他们又无法产生自豪感，并且由于长期沉浸在西方文化传统的浓厚气氛中，与祖先的文化与传统的联系反而极其微弱，也无法对这一遗产加以发扬。

鲍德温代表了黑人中这部分人的态度。

他早期的一些访问记和论文对非洲裔美国黑人文化特性的描绘十分阴郁，总是和“原始”、“野蛮”相联系。

他这样谈论父亲的宗教活动：“音乐和跳舞，再流汗，走出丛林。

它不值得一顾，因为它看起来是野蛮的。

”他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其原因：“我猜我是迷上了成为美国人和那些看上去如此平凡、如此粗俗的事情。

我自己的形象同我父亲的或他所表现的毫不相干。

”欧美主流文化和黑人亚文化的双重影响，让许多鲍德温一样的非洲裔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双重身份又爱又恨，让他们为自己的双重身份既骄傲又羞愧。

经过“哈莱姆文艺复兴”对黑人民族文化的提倡和复兴，在对待西方文化与黑人传统的态度上出现了新的倾向。

二、种族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得黑人中出现了“种族内部的种族主义”
“种族内部的种族主义”是指黑人对本族同胞的态度，根据肤色深浅区别对待的情况。

肤色越深的黑人越受歧视，浅肤色的黑人则常常具有优越感。

这种种族内部肤色歧视的出现，实际上正是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所说的黑人的“精神妄想症”。

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Skin，WhiteMasks，1952年）一书中认为，主流社会的强势地位使得黑人竭力想要向其靠拢，希望得到它的另眼相看，于是他试图学习白人，梦想成为白人。

然而他们身上的黑人印记无法抹去，这使他白化自己的努力成为徒劳，因而就形成了一种过度敏感的心理失常，使得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特性被异化。

虽然在主流文化统治的社会中，黑人因其肤色、血统和文化都是受歧视、遭排斥的；然而意识深处，白人优越的观念其实已经深深地扎下根，肤色越白，成功机会越大的信念根深蒂固。

因此同样是黑人，肤色的深浅又把他们分成了不同的档次，从上到下，由浅入深，最黑的黑人就被踩在了最下面，除了要受白人的歧视，还要忍受本种族同胞的歧视。

美国社会长期的殖民统治，强势文化在经济、政治力量辅助下的潜移默化与强行推广，使得黑人不但把种族主义接受了下来，而且还帮助传播它、使用它，为它所害却又用它害人。

“种族内部的种族歧视”的危害不可小视。

它扭曲黑人的心灵，分化民族的凝聚力，更使一些人背叛自己的种族。

历代黑人作家都对此予以深切的关注，并给予有力的批判。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杰西·雷蒙特·福赛特（Jessie Redmon Fauset）、纳拉·拉森（Nella Larsen）都以揭露种族内部的肤色问题著称。

福赛特的《喜剧，美国式的》以“冒充白人”为小说的主题，描写了一位肤色白皙、痛恨黑皮肤的混血女子与白皮肤的混血医生丈夫冒充白人住进了费城的白人区，过着中产阶级的惬意生活。

但棕肤色的第三个儿子的降生使这种生活被破坏：儿子被母亲的肤色偏见逼自杀；丈夫破产；嫁到法国的女儿的白人丈夫拒绝收留落难的岳母。

最后女主人公只落得孑然一身地在异国他乡了却残生。

艾丽丝·沃克的创作继承了这一主题。

《外婆的日用家当》中得到作者肯定的不是浅肤色的姐姐而是深肤色的妹妹，因为前者以自己符合主流文化的外貌作为被主流社会接纳的资本，由内到外各个方面都向那个世界靠拢，对本民族的习俗和传统则竭力排斥，最后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越来越微弱，终于被母亲认为不再具备继承这些遗产的资格。

《假如比尔街能说话》里弗尼家的三位女性（母亲和两个姐姐）因为肤色较浅，便显得十分高傲，瞧不起深肤色的蒂斯和她的家人。

但她们最终却被这种对自己浅肤色的自豪感所累，成了古怪暴戾、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因为“那些想找黑人作妻子的要求她们是黑人；那些想找白人做妻子的要求她们是白人。

”他们成了两个世界之间的边缘人，自己向往的一方却无法进入，能够容纳自己的一方却又不甘心被接纳。

莫里森《最蓝的眼睛》对把种族主义内化为自己的意识进行的批判最为深刻。

小说的主人公，黑人小女孩佩科拉是种族主义的牺牲品。

漆黑的皮肤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社区里其他不如她黑、也不如她穷的黑人们轻视她、欺负她；在白人家里帮佣、完全接受了白人文化与审美观念的母亲认为她丑而忽视她，反倒去爱主人家白皮肤、黄头发的小女孩；梦想破灭、精神彻底垮掉的父亲酒醉后强奸了她。

产下死婴后佩科拉精神彻底失常，在幻觉中终于得到了梦想的蓝眼睛……莫里森既批判了种族主义对黑人的迫害，揭露了白人将其价值观、审美观强加给黑人的粗暴和阴险，同时也批判了黑人对种族主义的承认和妥协，呼吁黑人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清除这种文化殖民主义的影响。

如果说白人歧视黑人，把黑皮肤视为丑陋，那么浅肤色的黑人瞧不起深肤色的黑人，在自己与其他黑人之间划出界限则是接受了种族主义的标准，并且自觉地运用这种标准，按照肤色的深浅把黑人分成了不同的层次，这样黑人种族的力量被分散、消解，凝聚力减弱，使主流社会强势文化实现了对黑人文化的解构。

三、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分化作用
从通常的情况来看，“被殖民者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不同的阶级和性别使被殖民者持有各自不同的立场。

”而美国黑人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并且随着黑人争取民权运动的逐步胜利，种族内部的分化在所难免。

一些人取得经济上较大的自由，一些人手中有了权力。

这些获得本来应该对整个黑人种族的解放事业有所帮助，但主流文化的侵蚀使他们接受了推崇金钱、名誉、地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把这些东方看得高于一切。

为了不失去这些利益，他们往往与主流社会妥协，忘记甚至有意抛弃作为一个黑人对自己种族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任凭权力、利益分化、解构黑人的民族性与凝聚力。

拉尔夫·埃利森最早看出利益与权力对黑人的分化作用。

《看不见的人》刻画了处在不同层次与地位的黑人在权力与利益的诱惑下所发生的背叛行为。

布莱索博士是黑人中上阶层的典型。

他是一所颇有名气的黑人大学的校长，赫赫有名的黑人教育家，对白人和黑人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主人公将白人校董领到黑人棚屋和酒吧，让校董看到黑人生活中粗野和混乱的一面，这种可能影响他的名誉和地位的作法使他暴跳如雷，顾不上保持一贯的形象，毫不掩饰地这样告诉主人公：“取得今天的地位，我得有坚强的性格，明确的目标。

我得耐心等待，精心策划，奔波……是啊，我还得像个黑鬼！”这个布莱索博士，受人尊敬的校长，黑人中的教育家和精神领袖，学校奠基人临死前选定的接班人，在内心深处痛恨着自己的黑人身份，痛恨由于身为地位低下的种族的一员，他不得不在白人面前低声下气、卑躬屈膝。

他认为自己的种族给他带来了耻辱、卑贱的身份。

然而为了能换来名誉、地位、金钱与权力，他又不惜利用这种身份，在那些白人富翁、“慈善家”面前时而慷慨陈词，表达为种族事业献身的伟大志向，时而摇尾乞怜，向白人索求他渴望的东西。

他已经被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左右了头脑，把权力和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

对这些东西的拥有更让他深陷在占有的更多的欲望中无法自拔。

因而在他本该利用拥有的权力与影响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当初奠基人选他作接班人的初衷）时，他却做出了违背这一职责的事。

对于多数同胞无法获得的这些外在利益的拥有，使他把自己从普通中分离了出来，甚至为了更牢固地占有这些所得，不惜牺牲其他黑人的利益。

他的“成就”使他在精神上拒绝与其他黑人为伍，而他的肤色又阻止他进入主流社会，因此他也是游离于黑白两个世界之间，没有真正的归宿。

老工人布洛克威的处境与布莱索博士有着相似之处，只不过由于他的地位低下，更显得可悲又滑稽：一心想要讨好白人，但却总是受到白人的抗拒。

这种类型的人物还有兰斯顿·休斯《教授》（Professor）中的布朗教授、《所罗门之歌》里奶人的父亲老梅肯·戴德等。

前者为了得到去加勒比海渡假的机会（在那里可以暂时忘掉自己的黑皮肤）而表现出符合白人对黑人制定的行为规则的“得体”；后者在成为拥有大量房产的资本家、黑人新贵的过程中，也逐渐接受了白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财产有了无止境的欲望，并因此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自私，成了白人以外黑人们新的剥削者……
以上这些黑人形象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随着黑人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逐渐胜利，黑人们也为自已争得了越来越多的权益。

一些人成为这些胜利的受惠者，获得了荣誉、地位和金钱上的收益。

但这些收益反过来成了黑人民族进步的包袱。

因为这些人中一些目光短浅、眼界狭窄的人时刻担心失去这些来之不易的既得利益，一心只想保住它们。

并且由于对主流社会的势力根深蒂固的敬畏心理和事实上黑人处于劣势的现实，使他们认为保住这些得益的唯一途径就是讨好主流社会，迎合主流文化，为此不惜牺牲本族同胞的利益。

因此才会发生像《看不见的人》中布莱索博士迫害主人公、《教授》中布朗教授在白人面前丧失尊严以及老梅肯·戴德从打算自杀的波特手中拿到房租后即扬长而去，根本不管后者死活的事。

为主流文化以权利和利益解构的黑人，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蓄意地背叛白人也背叛黑人。

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与物质享受自动割断了与
黑人种族相连结的亲情纽带，主动抛弃了本该存在于和其他黑人之间的亲情。

四、宗教的麻醉和欺骗加剧了黑人边缘的程度
宗教在黑人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黑人来说，教堂是与家庭享有同等重要地位的。

宗教既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于帮助黑人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促进美国社会变革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它同时又是黑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无所作为或少有作为的原因，并且还加剧了他们无（少）作为的程度。

美国黑人宗教和神学是在接受了欧洲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它同时又是非洲裔美国黑人在反抗奴隶制度、种族歧视与贫穷等限制性因素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黑人们独特的地位与经历，他们的宗教在对人与神的关系、受难与罪恶问题的思考方面有着不同于白人基督教的见解，是黑人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宗教的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了文学作品中。

詹姆斯·杰克逊在其小说《上帝的长号》（1927）中的祈祷序言里就采用了黑人的宗教仪式和民间传道中的隐喻、韵文和结构。

赫斯顿的小说《约拿的葫芦藤》（1934），借身为牧师的主人公真实生动地表现了黑人民间的口头传道、祈祷、演讲和隐喻。

休斯在小说《光荣的手鼓》（1958）和其它戏剧里也再现了黑人民间宗教传统。

詹姆斯·鲍得温的小说《圣徒的祈祷》、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宠儿》、《天堂》等从书名上也能看出宗教影响的痕迹。

文学作品中一些人物的名字取自于《圣经》，如所罗门、宠儿、约拿等。

然而，正如一切宗教都可不避免地具有负面影响，黑人宗教中以救赎或受难为中心的神学理论虽然把非裔美国人体验的压迫界定为恶，但认为它同时又包含着益处。

此时此地的受难是为了最终实现神圣的目的。

而白人传教士常常引用《新约》中使徒保罗关于主人——奴仆关系的论述也劝说黑人相信“恭顺的上帝仆人死后可以盼望天国的奖赏”，因而现世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现实生活的残酷，由于肤色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给人们带来的悲惨遭遇，人们不能从现世的生活中看到一丁点希望，宗教的这些思想给了他们精神安慰，让他们的希望有所寄托，因此，三百多年来，上帝一直是黑人们心灵的寄托和精神支柱。

现实越是残酷无情，活着实现梦想的道路越是狭窄崎岖，教堂的人气就越旺。

人们从宗教中寻求安慰，寻找力量，也为今生的苦难生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宗教让他们把肤色的歧视当成对自己的考验，不但不会想到反抗，反而以所谓爱一切人的基督教博爱精神对待压迫者、奴役者。

可以说，宗教既为黑人们提供了庇护所，又是种族主义、阶级压迫以及性别歧视的帮凶和工具。

《土生子》中别格的妈妈虔诚地敬奉上帝，却过着贫穷操劳的生活。

鲍德温《假如比尔街能说话》里弗尼的母亲把宗教当作避难所，凡是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律交给上帝去办，即使儿子被冤枉入狱，她只知道向上帝祈祷，却不会行动起来想办法努力营救。

休斯《通向辉煌的手鼓》（1958）的主人公劳拉和她的男友巴迪在教堂出售假冒的“圣水”，以此来欺骗绝望和容易上当的人。

康蒂·卡伦《天堂之路》（1903-1946）中，教堂是萨姆行骗的场所，伪装的虔诚和狂热不但
使他赢得了金钱，还骗取了爱情。

《紫色》中茜莉发现，她灵魂所依所托的上帝实际上从来不曾听见过她的祈祷，从来不曾关心过她的痛苦，而是“……给了我一个被人以私刑杀害的父亲，一个发了疯的母亲，一个猪狗不如的继父，和一个我可能永远见不到的妹妹”……
由于主流文化霸权的推选，非裔美国人内部出现了以上种种分化力量，使得黑人的民族性、凝聚力都受到极大的冲击，面临严峻的考验。

黑人作家以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这些现象的存在，对它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主流社会的文化霸权，从而最终确定了黑人文化与文学反抗的主要目标，并以自己的书写证明黑人所秉承的非洲文化传统对他们以及整个美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并建构起黑人的新形象。

参考文献：
[1]张京嫒.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
[2]伯纳德·W·贝尔著，刘捷等译.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54，255，267.
[3]詹姆斯·鲍德温.假如比尔街能说话[M].选自《老人河-美国中篇小说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
[4]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前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
[5]拉尔夫·埃利森，任绍曾等译.无形人[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129.
[6]艾丽丝沃克.紫色[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