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共抗战史研究综述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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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士　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回归和发展，中共抗战史研究开始真正起步，并在平稳中向前推进。

进入新世纪，因对外学术交流的持续、跨学科方法的引入、研究方法的更加多样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中共抗战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由于篇幅和个人学力所限，本文仅选取研究进展较为显著的几个专题择要介绍，以展示新世纪以来中共抗战史研究的进步和新趋势，期待能为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贡献些微之力。

一、关于中共抗战军事战略
与军事史的研究
军事战略无疑是中共抗战的核心议题，一直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相较于既有研究的主题多集中于中共抗战战略方针的提出与转变、作战阶段的划分与重大战役的争论，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更加关注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形成基础和过程、军事战略的传播和贯彻实践以及抗日武装的具体创建路径等。

第一，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形成与传播
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持久战理论的系统阐述，体现在他１９３８年５月相继推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个文本中。

毛泽东为何在这个时间点提出他的抗战军事战略思想？有研究指出，１９３８年前后华北的特殊形势，特别是１９３８年初中共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获得的意外发展，是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坚持山地游击战到下决心向华北大平原发展的关键因素。

平原游击战的提出，是中共持久抗战理论形成的最后关节。

还有一个因素与之前毛泽东感到军事理论知识准备不足直接相关。

毛泽东之所以坚持游击战争必能挫败日本这一论断并详加论证，其真正目的是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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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抗战军事战略，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中。

针对世间借“持久战”非毛泽东首创而质疑《论持久战》价值和意义的声音，有研究着重探讨持久战思想的渊源流变，强调毛泽东从来没有自认为提出了持久战；《论持久战》的价值在于论述而非提出持久战，其中也包括审视评议前人的持久战思想言论；红军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中共提出成熟的抗战军事战略方针的必要基础②。

只有对《论持久战》公开发表不同版本的不同表述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１９３８年毛泽东想要表达的思想，才能真正读懂历史。

有学者通过对《论持久战》版本变动过程的梳理，比较分析文本内容的异同，认为真正重要且最流行和最具影响力的实际只有四种。

另有研究对国家博物馆所藏《论持久战》的３２种版本作了系统整理和比对分析。

③关于《论持久战》的传播及其在中共党政军民中的宣传贯彻，有研究提出，《论持久战》本身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中共领导层内部较早在持久战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及文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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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
根据地、正规军》，《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
期；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
《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桑兵：《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抗
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
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鄢海亮：《毛泽东
〈论持久战〉版本研究》，《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孙睿：《〈论持久战〉版本研究》，《中国国
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不遗余力的宣传，都是《论持久战》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

还有学者从与国民党对比的角度指出，中共利用政党合法化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党政军办事处、兴办多种公开报刊等有利条件，在全国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加上左翼人士的踊跃呼应以及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述，《论持久战》很快就家喻户晓，影响广泛，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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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抗战的战略方针问题，鉴于海外学界多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即战时中共的重心是自我发展而非抗战，有学者撰文回应指出，这种说法存在明显史实错误，也不符合中共当时所面对的政治情势。

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的重点仍是如何获得合法地位，军事方针尚处在变动中。

在这种形势下，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军事计划是“根本不可能预想和设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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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具体践行
正确的战略思想的提出，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而战略方针的切实贯彻和灵活践行，则是抗敌制胜的关键。

中共持久游击战略战术的具体推行，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既有研究的实证性探讨略显不足。

近些年的研究更好地呈现了中共在华北战略展开的具体过程和方式。

有学者考察中共进入华北后在不同省份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突出反映中共进入各省后最具特点的生存发展路径。

研究指出，无论武装出动，还是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中共在华北都将其放在具体情境中灵活运用，不断调整原则和策略，在各地区最大限度地寻找制敌和发展的良机，中心则不离力量对比这一核心要素；中共在华北敌后的发展，除自身努力外，也与战前华北的特殊态势、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和占领方式密切相关③。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层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精心谋划华北游击战争的战略布局，指挥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敌后，在广阔的华北山地和平原地带实施战略展开，一面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作战，有力袭扰和打击侵华日军；一面广泛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④。

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日伪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抗日军民陷入最危险的境地，考验着中共的智慧和韧性。

有研究从小部队建设切入，考察中共在山东敌后抗战最艰难时期对抗战战略方针的调整：中共实行分散游击战，正规军地方化分散为小部队潜入地方，融进群众，深入敌后之敌后，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及多种举措进行部队建设；对敌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行动为辅，遵循秘密机动灵活多变等行动准则，积蓄力量，渡过难关⑤。

还有研究表明，冀中军区在１９４２年５月的反“扫荡”作战中，从开始的应对导致的惨重损失中吸取教训并调整对策，采用隐蔽斗争的形式，运用两面政策、派遣武工队和扩大统一战线，得以在冀中不断发展⑥。

中共在冀中反“扫荡”后期取得的成功，正是中共新的抗战军事战略———分散游击战得以实施的结果。

分散游击战对敌以政治攻势为主，对日伪军的瓦解工作即是重要内容之一。

有学者通过对新四军广泛开展瓦解日军工作的便利条件、实施途径的梳理，总结其主要经验：根据战场形势和敌军心理特点，科学制定瓦解日军工作方针政策；组织机构严密，各方密切协同；根据日军心理特点，及时调整对敌宣传内容和手段；坚持群众路线，专业性与群众性密切结合⑦。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动员全国各民族力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总体战，形成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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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波：《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
《军事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桑兵：《鼓与呼：
〈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６期；桑兵：《〈论持久战〉的各方反响》，《学
术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杨奎松：《抗战初期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的史实考
析———兼谈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方针的真实性问题》，《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
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于化民：《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
布局》，《历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王士花：《小部队建设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坚持》，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邹铖：《冀中八路军１９４２年“五一”反扫荡新探》，
《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唐国东：《抗战时期新四军的瓦解日军工作》，《军事
历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共抗战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

关于这场人民战争的具体展开，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有研究考察地道战这一广为人知的战争形式，深入探讨其兴起的背景、实际运作及背后蕴含的复杂政治、军事内涵，说明地道斗争是一种系统工程，其得以顺利进行源自中共高度追求效率的组织动员体系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日敌意①。

另有研究论述了冀中堡垒户的产生、功能与困境，认为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３年冀中区以堡垒户为核心，形成了地洞、地道以及抗日人员与堡垒户、邻里、村政权之间联动的隐蔽系统；堡垒户承担着掩护救助等任务，为冀中抗日军民提供了落脚点与活动空间②。

以沁源围困战为典型战例的考察，反映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基本方式和特征，并以日军在沁源之遭遇窥视其在华北的“治安”困境③。

中共坚持在敌后生存抗战，采用多种方式争取各阶层民众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一领域有进一步挖掘探究的余地。

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中共如何通过与日军周旋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有研究再现当时曲折复杂的具体情境后指出，中共之所以能在敌后立足，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取决于多种因素的支持，包括战争的国际性质以及广泛的大后方的存在，中共灵活的斗争策略则是关键④。

灵活斗争策略表现之一即是对“灰色地带”的创造利用以及两面政权的建立。

有研究表明，中共武装在鲁南地区对日伪的“爱护村”采取“涂灰”策略，将这些村庄的保甲长转变为两面派，保持其“伪化”的表象而使其实际上支持八路军⑤。

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两面政权的出现，初期是中共变通抗日策略的产物，后来与中共调整抗战战略息息相关；两面政权作为潜在的抗日力量，对中共在敌后立足、扎根，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抗日力量，开创与巩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掩护、救助、情报、物资供应、协助瓦解伪军、破坏日伪征粮拉夫等多方面协助⑥。

不过，各地两面政权未必有着相同的形成路径和特点，这一问题仍有继续探讨和比较的空间。

第三，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路径、武器装备与军力
中共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并不完全依靠主力武装的进入来开拓局面。

抗战初期中共在山东的抗日武装，主要依靠中共山东地方党在复杂形势下积累发展起来。

关于具体的组织方式、发展过程等，以往学界研究并不充分。

有学者以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徂徕山起义为例，考察其组织、发动及起义队伍扩大过程，探讨山东中共抗日武装兴起的独特环境、具体路径、促成要因等，呈现中共敌后武装力量发展路径的多样性⑦。

民兵自卫队是中共抗日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研究对此缺乏具体探讨，近些年有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

有研究从太行根据地武装结构变化的角度考察该地区民兵自卫队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认为以１９４１年为界，太行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建设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之前以补充正规军为主，之后才得到重视和发展，这与同时期减租减息运动的真正推行与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密切相关⑧。

民兵作为中共军事力量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联通了民众和军队，根据地“群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同时并存而又梯级发展的武装体制，既缓解了直接动员参军的困难，又确保了武装力量的可持续发展⑨。

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的研究表明，妇女自卫队不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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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敌意———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
斗争》，《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李金铮、宋弘：《坚持：抗战时期冀中区堡垒户的形
成、使命与困境》，《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王龙飞：《中共敌后抗战与日军“治安”困境———以
沁源围困战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

黄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
《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石希峤：《创造“灰色地带”：中共与战时鲁南地区
的“爱护村”（１９３８—１９４５）》，《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

王士花：《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两面政权研究》，《史学
月刊》２０１３年第９期。

王士花：《徂徕山起义与山东中共抗日武装的兴起》，
《史学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

姜涛：《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以太行
根据地为例》，《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王龙飞：《从“民”到“兵”：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
的兵员问题》，《开放时代》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着扰敌、破路等军事斗争任务，还在锄奸、送信、运输、生产等根据地保卫和建设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是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的重要力量①。

武器装备及部队训练等直接关系到一支军队的战斗力。

近年来，中共抗日武装的武器来源及弹药不足等关系到实际战力的问题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百团大战切入，详细考察八路军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对战术选择与作战效能的影响，指出装备和弹药的有限供给从根本上制约了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军事技术技能的提升，以及战术的选择和作战效能的发挥②。

但也有研究认为，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遵循并尽可能发挥既有战术原则，获得之战果亦不差③。

此种还原八路军战力实态的努力，可以为理解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提出与转变提供史实依据。

中共正规军武器装备落后且供应有限，民兵等地方武装的武器配备自然更是问题。

对太行根据地民兵的武器来源、经费和管控问题的研究表明，当时民兵武器弹药主要来源于正规部队的发放。

因为有效管控是给民兵发放武器的前提，所以真正落实是在根据地开创数年即根据地内军事化的组织动员体系初步成型之后。

但总体武器供应困难，中共经过有效的动员和组织，使人的作用实现了尽可能的发挥，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武器装备等客观条件的缺陷。

④武器弹药缺乏和供应困难正是中共抗日武装战力受限的客观原因，于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共持久游击抗战战略方针的提出和灵活变通斗争方式的现实基础。

与军力相关的战士个人卫生习惯培养和军队公共卫生管理问题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⑤。

综上，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宏观视角不同，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共抗战战略与军事史的研究，更多结合了微观或者中观层面的观察，关注重点从政策层面转向实践层面。

从研究内容看，有的是对已有专题的深入探讨，更多的是转换视角解读常见史料或挖掘新史料拓展的新课题，呈现中共抗战战略形成、传播和实践的丰富进程，展示中共抗日武装发展路径和战力实态以及全民抗战形式的多样性。

这些成果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中共抗战史的整体认知和深入理解。

二、关于国共关系的研究
中共与国民党结束十年对峙，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民族力量，共同进行了抗日战争。

国共关系是中共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重在考察和分析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过程，特别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达成以及合作过程中的磨擦问题。

新世纪以来，海外陆续解密的档案资料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许多研究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动、国共双方及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协作与博弈中重新解读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

第一，中央层面的国共关系
关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联合与斗争，有学者利用毛泽东未刊文稿和《蒋介石日记》，着重从毛泽东、蒋介石的应对角度作了详细论述，认为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有两大特点：一是民族矛盾使双方始终保持合作；二是十年内战给双方的合作带来极大的复杂性，甚至有时发展为严重的对立和冲突。

此外，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起伏不定。

⑥国民党解决与中共间的问题，虽有摇摆，但基本上以政治方法为主⑦。

围绕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以往研究多从蒋介石的视角论述国共合并动议的前因后果或话语分歧，对事件的另一主角中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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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党的文
献》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齐小林：《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
中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邹铖：《再看百团大战———关于〈装备、技术、战术
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一文的商榷》，
《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王龙飞：《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民兵的武器：困难与
对策》，《史学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１期；刘世超：《中
共山东抗日武装武器来源探析》，《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宋弘：《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
《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金冲及：《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
（一）（二）（三），《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７、
８、９期。

同书琴：《从抗战时期国民党处理中共问题的政策思
路看国共磨擦》，《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

应对研究稍显薄弱。

新近研究认为，中共秉持组织独立原则，并不认同蒋介石国共组织合并的提议，谈判很快陷入僵局；之后蒋介石重提国共合并，中共以“根本原则所不许”为由断然拒绝，谈判不了了之①。

另有研究为认识多层面有事商讨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组织形式确立的渊源提供了参考②。

有研究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考察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谋划的演变后提出，从总体上看，当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不会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维护国共关系上，即“和”的方面；当认为蒋介石准备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准备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上，即“打”的方面③。

关于中条山战役期间国共配合作战问题，学界有三种不同看法。

一是认为对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不同态度导致国共间强烈的政治争议伴随战役始终。

中共坚持团结对敌，配合作战基本方针，但又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动，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放在晋东南和冀南，而不是国民党所要求的晋南，使激将法失效。

④二是认为国民党激将法及其失效之说并不准确，中共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自己的抗战军事战略方针、之前国共关系的严重危机以及百团大战的教训，与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无关。

蒋介石要求中共配合作战的真意是病急乱投医地请中共帮忙，而又不想放下身段，反以中共抗日与不抗日相要挟，结果造成左右不讨好，而非“一石二鸟”之策。

⑤三是认可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

战役前期，蒋介石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而后期蒋更多的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行动稍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

⑥这种学术性的讨论和争鸣，可以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更加接近历史的原貌。

面对外敌入侵，国共双方都不想让合作关系破裂。

有学者对１９４２年毛蒋会晤酝酿、提出与流产的过程进行梳理后认为，双方要求差距过大是谈判不了了之的重要原因。

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抗。

⑦对１９４３年蒋介石、胡宗南闪击延安计划的重新梳理表明，国际因素是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

随着美苏深层次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

更为重要的是，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国共关系迅即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⑧还有学者根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考察抗战后期美国调和国共关系的努力，认为延安观察组的使命使美国意识到调停国共关系的重要性，这对战后国共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⑨。

另有研究考察国共两党围绕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展开的激烈的舆论宣传战，探究了新闻舆论与国共政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瑏瑠。

关于抗战后期中共所提联合政府倡议，有学者考察１９４４年９月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的目的、过程和意义后强调，该口号旨在否定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国共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过程，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全部背景的集中体现；“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 瑏瑡。

事实上，抗战后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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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张仰亮：《一九三八年前后中共对蒋介石国共合并动
议的因应》，《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鲁克亮、潘洵：《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关于国共合
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变》，《西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

苏若群：《从俄罗斯解密档案看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
对国民党策略的演变》，《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１６年
第４期。

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
《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杨奎松：《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
题———兼与邓野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年
第４期。

黄天华：《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
奎松先生商榷》，《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金以林：《流产的毛蒋会晤：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国共关系
再考察》，《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贺江枫：《蒋介石、胡宗南与１９４３年闪击延安计
划》，《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周昌文、潘洵：《国际视野下的国共关系：从延安观
察组到政治协商会议———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为基础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吴志娟：《一九四四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与国共舆
论宣传战》，《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５期。